这是百科上对这群年轻人的定义，字字普通，句句诛心。
深圳有一个传阅已久的城市宣传口号：来了就是深圳人。但在深圳呆过的人自创了一个更加上头的语录：深圳钱深圳花，一分别想带回家～
这座城市年轻、创新，但同样压抑、冷酷，流动人口近千万，这大部分人都只是匆匆过客，“三和大神”可能是深圳注定的过客中，最特殊的一批人。日本 NHK 扛着摄像机，拍了一部纪录片《三和人才市场 · 中国日结1500日元的年轻人们》，记录下了这个地方，让“大神”们的名号响到了国外。
三和市场里到处都是廉价的宾馆，廉价的饭馆和廉价的网吧，床铺15块、挂面5块钱、 1.5 升的水2块钱，同样廉价的还有蜗居在各个角落里的廉价劳动力。
他们原本都是心怀梦想和激情来到深圳的年轻人，想要一展拳脚后衣锦还乡，结果没想到意志渐渐在富士康、三星、平安、中兴、顺丰等大厂的12 个小时、两班倒的工作制里，一个月工资三四千，每天不停重复一个动作，看不到希望也没什么盼头。
宋春江就是从厂子里逃到三和市场的人，他再不愿意呆在流水线上做机械化的工作，而三和人才市场周边，那种灵活的日结工做一天就跑路的生活满足了他的需求。怎么样都是活着，那为什么不舒服地过？
宋春江早就卖掉了自己的身份证，和其他大神一样为了几十块钱成为皮包公司的法人，然后饿了吃吃四五块钱的挂面，住在有wifi15块钱一晚的大通铺——这已经是很好的生活了，如果能喝上冰红茶就更了不得！
他们的为了从未被赋予过任何可能性，信奉“山珍海味也是吃、挂面也是吃，最终目的是一样”的真理，让生存欲望变得极低极低——不知道这算是成熟，还是堕落？
东东曾经是个留守儿童，他的童年没有陪伴，也没有人告诉他什么是生活，什么是自己的未来。
他从农村来到深圳投奔在广州打工的母亲，但因为年轻气盛又不知晓如何与父母沟通，很快两人就有了矛盾，于是他就到了深圳想证明自己。
东东先在三星、富士康等大厂工作，之后又迅速辞职，他早早就知道工人的价值有多低，可是才20出头的年纪又没什么资本，也遇不到贵人，不知道如何去平衡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干脆就来个破罐子破摔算了，于是他来到了三和，开始了打零工的生活。
东东在三和市场总结出了自己的理论：“每天下班可以领到工钱，自由，如果发现老板不好可以及时走，也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
像东东这样的“三和大神”很多，他们年轻而迷茫，幻想过那个留住自己父母的灯红酒绿的城市有多美好，但后来发现书上教的、父母说的“勤劳致富”居然不管用了！于是他们暂时放下了打工人的命运，在三和市场找到另一种生存方式，等待着某种契机能让自己重新出发。
得过且过的东东最后离开了三和市场，他要去广州投奔做美发工作的姐姐，新的理想是当一名美发师——三和市场这堆暗沉沉的灰土堆下，还隐藏着许多没被彻底捻灭的火星子，哪天风过，就被带走了。
人到了某种环境里，心态就会随着周围的环境改变，做出一些让常人无法理解的事情。
“三和大神”们看起来很佛系，但他们想要生存下来其实比别人更难，更努力。
《人在三和》纪录片里，有位“大神”谭哥喜欢去星级酒店做服务员，因为活轻松，钱也比较多，一个小时12块够他生活好几天了。在星级酒店里，得过且过的谭哥最能感受到阶级的巨大差异：宴会的桌餐上万元，而他从下午干到凌晨才84块！
他难得不佛系了，在电梯里狠狠咒骂着资本的剥削，雪上加霜的是，回去的路上还被酒店巴士司机强行收取10块车费，不愿意给的谭哥只能连夜步行回三和市场。他们是这座城市最弱的群体，没有身份，没有保障。
但也只有弱势群体，才更懂弱势群体。
三和市场有家面馆叫“双丰面馆”，那里一碗4块钱的肉丝面养活了不少大神，面馆杨老板9年没涨过价，甚至连春节也不回家，怕自己一关门就有很多人吃不上饭了。他见过许多来三和市场躺平的年轻人，看着他们一点点失去眼里的光，着急又没办法，只能用一碗冒出尖的面帮助一下他们，解决肚子的问题。
在三和市场还有一块钱的甘蔗，五毛一根的散烟，巴掌那么大的一袋瓜子——这些深圳别的地方都看不到的商品是为大神们量身定做的，让他们即使再窘迫，只要还有三瓜两枣就能满足一下口腹之欲。
谭哥面对镜头的时候很郑重地说出自己的愿望：做一些正常人，挣一笔钱生活，做慈善。
在工地做临时工的他被钉子扎了脚掌，一瘸一拐走回去的时候碰到了一个流浪汉，他给了流浪汉十块钱，那几乎是他一天的生活费了。
有的人身处泥泞里，还忍不住给别人垫一下脚看看天上的光，让冰冷的世界多一点温暖。也许他们都怕这种如同瞎子过河的生活，都盼望有个人能给自己搭把手。
关注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