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曙明
前段时间，在《散文海外版·精品集》上，读到了几篇追思父亲、母亲的文章，读之生情，禁不住浮想联翩，不免又勾起了我对父亲、母亲的无限思念。
父亲出生于1928年，假如他老人家今天还能健在，也当是九十多岁的人了，可惜人世间的“假如”只能是梦幻，而梦幻只会出现在梦境里。
父亲诀别我们家人的时候，离休尚不足周年。世人在常情下大都恋生，父亲当然也是这样，即便是在病痛难忍之时，他对人生也流露出了深情的眷恋。记得他在病逝前几天曾说做了一个梦，梦到了我从未见过面的奶奶。奶奶对他说，他还有五年的寿限。当父亲躺在病榻上给我讲这个梦的时候，恰巧我有些心不在焉，以致反应迟钝而一时无语。其时，父亲已是病入膏肓了，只是我们家人没有明确告诉他而已。或许父亲从我无语的苦笑中猜到了什么，也或许是他故意编排这么个梦，用来探询自己的病情，至今想起这个情节，我仍是很内疚，内疚自己当时反应迟钝，未能强作欢颜，编排个美丽的谎言来宽慰他。
父亲是沂蒙山区的“农家娃”，出身贫寒且童年十分不幸，因为年幼时就失去了双亲，所以他终生只知道自己的生肖属兔，腊月生人，而不知道具体的出生日期，更不用说时辰了，因而父亲一辈子没有为自己庆贺过生日，或许这也是原因之一。我们兄妹也没有为他老人家祝过寿，不是我们没想过这事，可不知道具体日期，而他老人家又不让过。我想，假如父亲的生命能延续几年、十几年，能看到日后物质生活的丰衣足食和精神文化生活的日渐丰富，他老人家或许能够改变初衷，即便不知道是腊月几号，也可以权把“小年”或“除夕”当作生日，人生不就是图个乐和吗？可惜父亲当年没能这样想，我们家人也没有提出过合乎情理的建议。
父亲患的是肺腺癌，病因当与他抽烟过度有极大的关联，而他的抽烟过度又与“十年浩劫”密切相关。我不曾记得父亲在“文革”前是否抽烟，但可以肯定地讲，即便他那时候抽烟，烟瘾也不大，这是确凿无疑。父亲是个血气方刚、嫉恶如仇的汉子，对党的事业赤胆忠心，可即便是这样，在那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浩劫中，他因为被关进“牛棚”而失去人身自由，这怎么能让他想得通、看得开呢？谁都知道气大伤身，“牛棚”几年对他的磨难之大怎么说都不过分。或许从那时起，他就借烟消愁有了烟瘾，并过度成患最终酿成病魔。
“文革”前的父亲，身体虽然不是太健壮，但体质也不算弱，这从他当年留下的那几张气宇轩昂的照片中可以看出。可是，走出“牛棚”后的父亲，身体明显消瘦，而且是很明显的病态之瘦。虽说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们普遍都瘦些，可父亲却瘦得过了些。太过消瘦的人大都体质偏弱，而体质较弱的人又大都怕寒，父亲就特别怕冷，而且他也从未享受过暖气的福分。在我的记忆里，那些年每到秋末，我们家的床底下，屋外自建的小屋子里，就堆满了父亲提前“兑活”来的计划外的煤炭和木柴，因为对我们家来讲，计划内的煤炭压根儿就不够烧的。为了劈木柴，父亲还特意买了镐头和瓦刀。记得每年冬天取暖期间，家里的烟筒几乎每周都要清理，因为烧煤多，烟雾多，清理不及时就会影响取暖效果。
前不久，父亲供职过三十多年的原单位，为了编写志书与我联系，看我是否留存有父亲曾经使用过的实物，这让我心里很内疚，因为家里除了还留有些父亲的遗照之外，已经没有任何他老人家使用过的实物了。父亲去世那年我已有三十二岁，按说应当有心存留些父亲的遗物才是，可是我没有做到，这让我很内疚，也让我很羞愧，深感对不起父亲的养育之恩。
父亲在世的时候，我也写过些理论文章或文学“豆腐块”，但那些都是职业所需或是“玩”心使然，并没有把写作当作业余生活中的“正事”。1988年冬初父亲去世以后，从写作追忆父亲最早的那几篇忆文中，我找到了感情寄托，久之顺其自然，写作也就成为我业余生活的主要爱好，仅就此而言，我也应该感恩父亲。
如果有人问我：人世间最值得怀念的人是谁？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是母亲。
四年前那个立春的次日，母亲与世长辞了，这让此前年年盼望春早到的我，由此便没了这种念想，因为对我而言，今后的立春日或是立春之次日就成为了母亲的祭日。
那年的立春日是正月初七。年前的腊月十六，母亲因“害冷”得厉害住进了医院。当时，出乎我们家人的预料，两天后她老人家就被查出肺部有“占位”之恶况，而且情况还挺严重。更让我们家人没有料到的是，母亲竟然会“走”得那样快，二十二天后就辞别了人世。
母亲住院时正值“三九”天，寒冷的天气显然不利于母亲缓解病情和延续生命，所以我当时特别期盼“春早到”，以为天气转暖后，母亲虽不至于转危为安，但起码也能缓解病痛。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春天虽然到了，却未能延续母亲的生命。
母亲享年八十三岁。说是八十三，再有个把月就八十四周岁了。母亲所患的“占位”其实来得并不突然，逝前两个多月胸部就凸起有肿块，只不过由于她老人家的刻意隐瞒，我们家人不知道而已，以致疏忽大意延误了治疗。母亲是新中国成立前参加工作的，晚年享受离休干部的待遇。生活条件的富裕原本可以让她颐养天年，可是她很“会过”，“会过”得让我们很无奈。她最后那次发病是在年前的11月末，因为再有个把月就是下个年度了，所以她就靠着、拖着、等着，说到家还是太过于精打细算，想少花点钱。她虽然在言谈话语中没有这样说过，但内里的原因我们家人心里都明白。我想，假如母亲能够早些时日住院治疗，病情绝对不会发展得如此之快。我为自己的粗心而内疚，为自己的疏忽而心痛，每每想起这些我就悔恨不已。
“找点空闲，抽点时间，领着孩子常回家看看……”我非常喜欢陈红演唱的这首歌，可在实际生活中我做得却相差甚远。母亲退休后那些年，虽然每周六或是周日我都要回去看望她老人家，可以说是风雨无阻，雷打不动，可我做得很不够。总觉得母亲的身体尚可，想等到自己正式退休之后再说，没想到母亲走得这样快，走得这么早，竟然在我退休那天与我们家人诀别。“祭而丰不如养之薄”(欧阳修)，逝而痛不如生之孝。长歌当哭，逝者逝矣，但愿母亲的在天之灵能听到我悔恨所发出的哭声。
母亲是个“老济南”，姥娘家住在南上山街。母亲的童年生活没有色彩和欢歌，只有清苦和辛劳。她不仅没有进过学堂，反倒是小小年纪就上山挖野菜、拾柴火，沿街卖过报纸、扫过煤渣，十二岁那年就进工厂做了童工。她这位“老干部”既没有参过军，也不是地下党，只是因为在十五岁那年，也就是1948年被招工进了利华烟厂(济南卷烟厂前身)。母亲在烟厂干过挡车工，当过工宣队长，担任过车间主任，还曾到北京参加过全国工会代表大会。母亲的一生虽然普通而平凡，但其人生经历却很有写头，为此我曾给母亲承诺，等我退休之后为她写本“传记”。可是，我总觉得来日方长，想等到退休之后再说也不迟，因而没有认真询问，更没有下笔记录，未曾想到天不遂愿，让母亲在我退休那天与世诀别，这让我心里格外悲伤，且后悔莫及，悔不该当初未能把母亲的“传记”当“大事”。试想，假如她老人家能在生前看到自己的“传记”，那该有多么欣慰。
“天下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如果说父亲是一部读不完的书籍，那么母亲则是一部写不完的著作。坐在书斋里，撰写着《苦涩的追忆》，我时而抬头与父亲、母亲的遗像对视，时而低头敲打键盘，情思在指尖流淌，泪水模糊了双眼，泪珠洒落在眼前，无限感慨充满了心间，期盼思念能穿越九重天外飘向天际，穿越日月星河飘向宇宙，穿越天外之天飘向父亲、母亲的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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