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 21世纪经济报道
12月19日下午2点，首场内部转调招聘会在天津三星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星通信，即天津三星手机工厂）的食堂举行。
本次招聘会由三星通信持股方之一——天津中环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发起，招聘企业包括天津光电集团、天津通广集团、中环半导体等在内的9家集团内关联企业，职位需求量大约为200人。
对于一个将在年底关停、仍拥有2500名左右员工的公司而言，这样的转岗量无异于杯水车薪。
事实上，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本次关停波及的员工不仅止于三星通信内部，还囊括天津三星通信研究院约700名员工，也可能包括部分三星数据系统公司（SDS）中负责三星手机物流业务的员工，这意味着，需要安置的员工数可能超过3000人。
“最终能解决多少就业，还不知道。”数位公司员工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更多的人还在拭目以待确切的安置方案——关停消息确定后，他们已选出了115名员工代表，并正在选出协商代表，与三星方面进行谈判。
不过，留给双方的时间已经不多。12月31日的“大限”近在眼前，此后这个自2001年便成立的手机工厂，将迎来自己最终的命运。与之牵连的数千名员工，随之站在命运的十字路口。
截至发稿，三星中国方面未向记者回应员工具体安置情况。此前针对此次天津手机工厂关停消息，三星在公开声明中表示：“作为提高生产设施效率的持续努力的一部分，三星电子已经做出了停止天津三星电子通信业务的艰难决定。”
12月11日，杨林（化名）抵达公司大会议室时，总经理的讲话已经开始了好一会儿。尽管迟到了，但他依然听到了那个消息：今年12月31日，天津三星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将确定关停。
对于关停一事，杨林并不震惊。今年8月，有韩国媒体已经围绕“天津三星手机工厂或关停”传了一波消息，在公司内部，关闭也早有计划。
“因为提前知道一些消息，所以对心理的冲击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杨林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已经做好了准备。
“这几个月并没有考虑太多换工作的事，”杨林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原本预期是明年下半年关停，所以计划的是春节后再看看新的机会。”
然而如今，一切节奏都被打乱。
突然到来的关停消息，令三星通信上上下下异常忙碌。
“安置消息还没有发布。公司表示，一定要先选出员工代表和协商代表，然后进行协商，”有三星员工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透露，关停消息刚宣布时，公司相关人士共同开会，“人事部门也基本都在加班，应该在制定应对方案。”
宣布关停消息的同时，没有明确的安置方案，这是当前工厂多位员工所不满意的地方。
据记者了解，周末两天，工厂内部在进行员工代表的选举，根据每个部门人数进行一定比例的抽取，最终在本周初选出约115人作为代表。随后，需要再从这些人员中选出11人作为协商代表。
然而，“因为这100多位员工中，许多彼此并不认识，选代表就卡在了这一环节。”多位三星员工告诉记者，“目前还在商讨下一步方案。”
在关停消息公布后，有员工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透露，本次工厂关停，三星方面给出了“二选一”的解决方案：或安置到三星体系内其他公司，或离职。然而，这样的“二选一”方案仅针对生产职级员工，管理职级人员并不能保证安置，目前工厂管理岗位大约占五分之一。
对于当地而言，三星通信无疑是一个地标性的存在。
位于天津市西青区微电子工业园的公司附近，设有不止一个以“三星通信”命名的公交站：工厂北门所在的爱迪生道上，有826路公交停靠此站，东侧微五路则有504路同名站牌——尽管周围数百米内，一批“三星系”公司林立，包括天津三星视界、天津三星LED等，但“三星通信”已然成为这一片的代表。
与“天津三星通信”比肩挺立于厂区主楼楼顶的，是“三星智能手机”几个大字，它们也暗示着这个工厂真正的角色。
生于2001年，注册资金1.04亿美元，由三星电子株式会社与天津中环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环电子）合资成立的三星通信，一直以来是三星手机在中国的“先行者”。
事实上，在工厂成立第二年，三星手机才开始打入中国市场。随后，依靠外形、工艺、屏幕等诸多优势，三星手机开始稳定自身的市场地位。
“我在公司这里，经历了从快速发展到辉煌，再到下滑和如今关闭的全过程。”作为工厂老员工，杨林曾有充足的理由骄傲，他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2013年是工厂最辉煌的一年，月产量最高达到1000万台。”
彼时，三星手机也正赶上智能机换代的浪潮，以三星Galaxy系列手机为代表的机型疯狂地抢占市场。据研究机构Counterpoint统计，2013年三星在中国手机市场份额为20%，排名第一。
然而之后，三星手机在中国市场进入瓶颈期并节节败退。与之相对应的，三星通信的产量也在下滑。
根据IDC中国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提供的数据，2016年三星全年在华市场占比为5.5%，2017年不到3%，2018年前三季度为0.9%。
甚至，三星全球智能手机的销量也开始疲软。根据Gartner数据显示，今年三季度，三星智能手机共计出货7336.01万部，比去年同期的8560.53万部下滑了14.3%。三星在该季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中所占的比例，也由去年同期的22.3%下滑到了18.9%。
销售下滑意味着，控制成本的意图更为迫切。
“三星手机的产量在逐渐转移至中国惠州、越南等工厂。”多位三星员工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据韩国媒体此前报道，三星电子在越南北宁省和太原省的两个工厂每年产能为2.4亿台，而天津工厂年产能为3600万台，惠州工厂为7200万台。
对于三星通信关停，杨林并不意外。事实上，据他透露，今年8月开始，三星公司已安排系统内在天津的其他公司的招聘，如三星电机、三星SDI等。此外，中环电子也展开招聘。
但在他看来，这几个月来释放的招聘职位一般，“尤其是针对管理岗的职位很少，基本都是生产技术类。”杨林表示。
他原本预判工厂关停会到明年下半年，也有自己充足的理由。
“三星曾有很多方案，但许多都没有严格按照计划执行。比如天津三星SDI（动力电池），几次传言将被关闭，结果反而今年出现了转机。最近一次关闭的天津三星TSOE（光电子），最终关闭实际日期比预计晚了半年左右。”杨林指出，“而且上月我们的经营战略已经开始制定，包括月产量都出来了，一般这种情况应该可以维持半年以上时间。”
仓促而至的关停消息，打乱了他的一切计划，甚至让他“没法过个痛快年”。目前，他与其他三星员工一样，正在焦虑地等待最新的安置方案。
他们心目中理想的安置方式，是参考三星深圳工厂的方案。
然而，如果完全按照深圳工厂方案遣散天津工厂员工，对于三星而言将是一笔庞大的支出。
“希望拿到满意的补偿金，或者公司解决就业，安置到其他三星工厂维持原职级。”杨林坦言。
事实上，三星在天津的公司并非没有新的就业可能，近日三星中国方面称，拟在天津调整部分产品结构，同时投资建设全球领先的动力电池生产线和车用MLCC工厂（多层陶瓷电容器）等新项目，新增投资达24亿美元。
“既然三星进行产业调整，从手机产品调整到电池、MLCC等高科技原器件领域，就应该考虑将员工迁移到这些产品的三星工厂，”杨林指出，“因为大部分员工都是在三星工作十年左右的老员工，拥有丰富的经验，对三星体系也相当了解。放着优质资源不用，反而再进行社招，这有点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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