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乌鸦。
沸沸扬扬了两个多月的“河南4村镇银行无法线上取款”事件有了新进展。20日上午，涉事的4家村镇银行同步发布公告表示，按照金融监管部门要求，即日起开展线上客户资金信息登记。
四家银行表示：凡线上交易系统关闭后不能正常办理业务的客户均需登记，均可完整、真实、准确填写相关信息。
银保监会副主席肖远企也表示，银保监会继续配合地方党委政府做好相关工作，已经责成河南银保监局履行属地监管职责，依法保护广大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虽然登记信息这个操作乌鸦也觉得挺迷的，你们都能给客户精准赋红码了，竟然还需要客户实名登记？但既然是银保监会的要求，迷就迷吧，国家出手了，储户们至少看到了希望，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能把存款拿回来呢。
乌鸦担心的是，这件事儿“摆平”之后，会不会有下一件？全国1600多家村镇银行，还有多少是被“新财富集团”们控制的？
很多人从这几家村镇银行才知道农村非法吸储的事儿，在一般人的认知里，金融犯罪玩得比较高端，各种app高利贷、私募基金、庞氏骗局，主要受害对象是追求高回报的投资理财新手小白和手上有不少闲钱的退休老人。
近年来，以上金融诈骗手段屡屡见诸报端，国家也下大力气整治，各种P2P、xx宝最近才销声匿迹，但谁也没想到，这些看似高大上的金融诈骗早已深耕农村，而且使用了最简单直接粗暴不带任何花样的方式——非法吸储。
当村镇银行这种看似正规的金融机构都被人“借壳”明目张胆地非法吸储，背后那些不正规的各种企业甚至个人吸储就更难以想象了。
实际上，早在十几年前，非法吸储在我国农村地区就普遍存在，不仅存在，而且规模不小，影响极大，危害极深，一个非法吸储案，往往使数百甚至数千农村家庭倾家荡产血本无归。
2017年，河南一退休乡村女教师张静梅非法吸储七百余万，让七十多名被害人损失惨重。这个案例十分典型，张静梅除了退休教师身份，还有一个特别的身份：银行代办员。
从1998年开始，张静梅就借用其外甥女王某的名字做起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业务代办员。在那个年代，“银行代办员”这一职业十分盛行，虽然不是银行正式职工，但其与银行存在着劳动合同，可履行银行工作人员的义务，负责周边乡村的储蓄、贷款等业务。
（2020年9月15日，河北赵县“银行代办员”挥霍村民千万存款后自杀）
2006年，由于中国银监会下发《关于清理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代办站、邮政储蓄代办机构的通知》，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不再设有代办员这一职位，但农村偏远地区有不少人并不清楚这一情况，这也让张静梅继续冒用“代办员”这一职位钻了空子。
2012年底，张静梅从教师岗位上退休后成为鹤壁某投资担保公司的业务代办员，为提升业绩，便利用自己学生众多的人脉优势和以前做过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业务代办员的便利，以许诺较高收益为诱饵吸收多人存款至该公司名下。
为了让身边人放心地把钱存到她的手里，张静梅私自从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拿走大量存款专用票据。在他人把钱交到张静梅手里时，她就用这些存款专用票据给对方出具凭证，使好多人认为交给她的钱是存到了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里了，不会有什么危险。
2015年5月，张静梅签约的鹤壁市某投资担保公司资金运转出现问题，张静梅存入的巨额存款也无法取出，亲友、学生到张静梅处提取所存款项却被一直推脱。
部分出借人到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用张静梅所给存款凭证取款时却被工作人员告知为无效凭证，至此，张静梅非法吸收存款一事东窗事发。
张静梅畏罪潜逃三个月后，终于在2016年3月28日选择到公安局投案自首，公安机关于同日对其刑事拘留。经调查核实，张静梅累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达764万余元。
2017年10月15日，经河南省淇县检察院提起公诉，淇县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被告人张静梅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15万元。
无独有偶，在张静梅被抓前不久，杭州警方也破获了一起农妇非法吸储案。
出身农村的高某虽未上过学，却十分能干。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她开始卖水产，之后经营水产批发，到后来自己包虾塘，提供水产一条龙服务，最辉煌的时候，她拥有一千多亩的虾塘，年收入数百万。
但好景不长，高某的水产生意开始走下坡路，她为了将生意正常经营下去，开始跟周围的亲戚朋友高利借钱。利息越滚越多，生意却没有起色，为了偿还前期的借款和利息，高某开始编造各种理由疯狂借款，而资金漏洞也越来越大。
2014年，高某听到期货十分赚钱。虽然没有文化，但一向敢想敢干的高某决定放手一搏，将大量借款投入期货市场。谁知越亏越多，最终血本无归。其中一个账户就亏损了一千多万。
当越来越多的债主找上门，而自己无力偿还时，2015年9月，高某决定举家潜逃。当年底，部分债主开始拿着欠条向法院提起诉讼。同时，高某水产生意合伙人向大江东公安分局报案，称高某合同诈骗。至此，公安部门正式对高某立案追捕。
2016年1月底，杭州警方在宁波慈溪滩涂边的一艘破旧渔船内将高某抓获，由于抓捕及时，部分借款被追回，但大部分已无法挽回。
更有甚者，一些人打着“新型农业”的幌子，通过搞“共享农业”等手段，编造出种种吸引眼球的赚钱噱头，许以高额回报，引诱农民投资参与。
比如在四川等地“开展业务”的“人人树”公司，宣称自己是搞“共享农业”的，推出一款“人人树”手机App在农村地区推广，引诱农民下载参与。
其App有果树、菜地、畜禽等产品，每款价格不同，供会员认购。按照其宣传，认购这些产品，一年收益可达投资额的3倍之多。
“人人树”曾在成都搞宣传，公司创始人赵正奇说，他们在全国已布局几十家分公司，将“传统农业、共享经济模式、互联网娱乐化”有机结合起来，公司有高标准农业、畜牧业产品生产基地，正在打造“共享经济供应链”，不仅能让农民在网上远程种菜、种果树、养畜禽，还能分红赚钱，其“新型农业”模式已经吸引数万人参与。
四川自贡一名参与的农民杨建说，只要不停地认购，并在微信朋友圈每天发一篇“人人树”的广告，集齐10个赞就可以提现；介绍其他人成为会员，还可以获得提成，甚至能享受500万元/年以上股权分红，配百万豪车，享受乡村别墅终身使用权。
听起来确实不错，一开始也能随时提现并享有高额提成，但没过多久，其App就无法提现，客服说是系统在升级，后来，App干脆无法下载和运行，公司也联系不上了，报警一问才知道，创始人和几个团伙核心骨干早就卷款跑路了。
还有一些团伙，刻意碰瓷农村信用合作社，以各种合作社的名义开门营业，非常具有迷惑性。
2014年，一家名为“南京某农村经济专业合作社”的机构，将内部刻意装潢得和国有银行一模一样，并以高额的贴息款诱惑市民来存款，短短一年多就有近200人上当受骗，涉案金额近2亿元。
2015年，成立于2011年的徐州贾汪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社突然倒闭，导致235户村民共计入股的1005万资金无法返还。
2017年初，南京一家名为“盟信农村经济信息专业合作社”被查出非法吸储，涉及443名群众4.23亿余元。
那么问题来了，农民为什么热衷于把钱存到这些不靠谱的渠道？存银行难道不香吗？为什么随便来个人、来个公司就能非法吸储？这真金白银的血汗钱，他想吸就吸？
这个问题，我们要从被害农民和缺席的国家正规银行两个角度来看。
首先从农民角度来看，这几年“投资理财”概念风靡，农民有了理财的观念，对投资理财和资产管理的需求与日俱增。而且随着近几年农村大规模拆迁城市化以及农民工务工收入增加，尤其是春节期间，大批返乡农民工带回大量资金，需要恰当的增值渠道。
（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
但是我国广大农村居民并不像很多城市居民一样已经有了几十年的投资理财实战经验，有人投身赌桌，拆迁款、务工收入一夜清零；有人投资楼市遭遇开发商跑路，当然，即使不跑路，现在也早已过了楼市红利期，增值是别想了，只有被套牢的份；还有人往外借高利贷，利息没赚到，本金也搭进去了。
算来算去，最稳妥的投资方式只有银行的存款和理财产品了。
（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结构）
但目前，农村金融领域的理财产品严重缺失，农民工想要投资理财，缺少正规的投资渠道，只能依靠熟人介绍、口口相传等原始方法，这使得非法集资和诈骗分子有机可乘，依靠广布在农村群众身边的“熟人业务员”或者“存款送礼”等宣传，骗走老百姓的积蓄，严重损害了农村的金融投资环境。
农民特别是中老年农民，往往受教育程度有限，对金融知识的概念很模糊，法律意识淡薄，成为非法集资和诈骗分子重点欺骗的对象。
很多人就纳闷了：那就直接去银行存款啊，去买理财啊，为什么把钱交给什么代办员、合作社、担保公司啊？
问到点子上了，这就要说说银行网点在有些农村地区的稀缺性了（经济发达地区农村别杠，不是所有农村都经济那么发达）。
从银行角度来说，和城市相比，传统金融机构对农民基层的服务是严重不足的，从银行网点的布局上就可以很直观地体现出来。
经统计，截至2019年底，我国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及农村商业银行的网点总量为197719个。
其中，县域地区分布有87003个，占网点总量的44%。市区地区分布有110716个，占网点总量的56%，占比过半，相对于县域网点总量而言，市区网点体量更大。
在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107748个网点中，市区地区分布有61267个，占总量的56.86%；县域地区分布有46481个，占比43.14%。整体来看，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网点在市区的覆盖率更高。
具体到每家银行，除了农行和邮储，其他四大行在县域布局均不足30%，交行尤其离谱，县域网点只有不到10%，几乎是完全放弃了农村市场。
农业银行相对于其他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网点在市区和县域的分布则相对均衡。市区银行网点数量为12099个，占其网点总量约52%；县域网点数量为11068个，占比约48%，基本上五五开。
邮政储蓄银行是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中唯一县域网点覆盖率超过市区的银行。其县域银行网点数量为23617个，占其网点总量的59%。
股份制商业银行也几乎放弃了农村市场，截至2019年底，股份制商业银行网点总量为14802个。其中，市区地区分布有13323个，占股份制商业银行网点总量约90%；县域地区分布有1479个，占总量不到10%。
截至2018年末，农村地区拥有县级行政区2244个，乡级行政区3.20万个，村级行政区53.14万个，县均银行网点56.41个，乡均银行网点3.95个，村均银行网点0.24个。
而这些银行网点绝大多数又集中在县城，所谓“乡均3.95个银行网点”基本上就是一个农行、一个邮储、一个农商行和一个村镇银行。
不仅网点少，产品还少，有的网点几乎只能存取款，三年定存二点几的利息，这时候突然跳出来一个代办员或者担保公司对你说：存我这吧，随存随取，一年给你7个点的利息，你怎么选？
当然，也不能怪银行不去乡镇和村里，作为商业性金融机构，当然是哪里有钱去哪里，一个村也吸收不了一亿存款，在那设网点怎么完成kpi？
所幸，国家有专门的银行机构服务农村。在我国，传统农村金融机构主要是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商业银行，这些传统农村金融机构在“三农”服务中起主导作用，但近年来，随着城市化的大规模推进，这些传统农村金融机构的商业化倾向也越来越明显了。
农业发展银行不与农民直接发生信贷业务关系，这使它无法直接到最基层去顾及农民的金融需要。
而农业银行最近的经营重心向商业化转变，业务范围也逐渐向城市倾斜，对农村地区的服务力度大不如从前。
而农村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不断增多，有的农商银行网点为减少不良贷款而缩减对农户的贷款业务。
在一些连这三种银行都覆盖不到的地方，背景较为复杂的村镇银行就应运而生了。在这次爆雷中，很多群众质疑村镇银行的合法性，以为是什么山寨银行，但实际上村镇银行正是政策的产物，真正的根正苗红。
村镇银行的定位是服务三农，设立的地点主要在县、乡（镇）两级。当时大型银行在县域，特别是乡镇地区的网点很少，也不重视农村市场，乡镇小微企业和农户借贷十分困难。设立村镇银行的初衷就是为了填补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的空白。
2007年3月1日，国内第一家村镇银行——四川仪陇惠民村镇银行正式开业，在这一年的1月22日，银监会印发了《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于是有了后来在全国遍地开花的村镇银行。
（村镇银行相关政策）
村镇银行属于股份制银行。村镇银行的创新之处“主发起人制度”是指银监会规定，必须有一家符合监管条件，管理规范、经营效益好的商业银行作为主要发起银行，并且单一金融机构的股东持股比例不得低于20%，此外，单一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及其关联方持股比例不得超过10%。
此次涉及取款难的村镇银行包括上蔡惠民村镇银行、柘城黄淮村镇银行和禹州新民生村镇银行，这三家村镇银行背后的主发起人正是许昌农商行。
后来，为了鼓励民间资本投资村镇银行，银监会于2012年5月出台《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实施意见》，将主发起行的最低持股比例降至15%，进一步促进了村镇银行多元化的产权结构，当然，也进一步增加了村镇银行爆雷的风险，后来的新财富集团就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了对多家村镇银行的控股。
（新财富集团实控人吕奕）
截至2018年底，我国村镇银行营业网点数达到5764个，从业人员数量93465人，资产规模达到15100亿元，成为广大农村地区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就是为什么非法吸储在农村遍地开花，也是为什么村镇银行能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内在全国遍地开花，在正规军没有驻军的地方，民兵和土匪同时野蛮生长，两者偶尔还合流一下，糟糕的是，监管没有跟上这种野蛮生长。
早在 2007 年，我国各地就建立了以银监部门牵头，公安、工商等20个部门参与的，打击非法集资和金融诈骗的领导机制和部门联动机制。
但是由于监管模式上的“九龙治水”，造成事实上的“乏人监管”局面，对农村非法集资和金融诈骗缺乏专门的牵头单位，各个部门无法形成联动，对其监管也是无章可循，影响了对非法集资和金融诈骗的防范和打击。
比如在2015年的河南浩宸投资担保有限公司非法集资案中，数千农民被骗2亿多，担保公司在政府眼皮子底下非法集资长达4年，竟无一部门管理。
因为当时的投资担保公司有的由工信部门审批，有的被划归银监部门管理，还有的由工商部门管理，这就造成了“谁都管谁也不管”的局面。
这次的村镇银行事件同样如此，很多储户都是在互联网金融平台购买了这些村镇银行发售的存款产品，资金从几万到上千万不等。
而这几家村镇银行，虽然在名义上都是许昌农商行作为发起行和控股股东，但河南新财富集团却是背后真正的实控人，后者拿着银行的壳，攫取私人利益。
所以这就尴尬了，是公安局经侦管？还是银保监会管？还是工商局管？如果都管，谁来牵头？怎么分工？
这几家村镇银行四月份就爆雷了，如果不是相关部门一番“赋红码”的骚操作吸引了全国人民的注意，被骗的储户们是不是还要继续到政府门前击鼓鸣冤拉横幅？
哦对了，就连谁赋红码这个简单的问题都踢了好几天皮球，这个说不归我管，那个说不归他管，离了大谱。
希望针对这次爆雷暴露出来的问题，有关部门能快速打上补丁，并形成一个长期有效的监管机制。
另外，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村镇的城市化拆迁过程中，不能一笔现金赔下去了事，还要送金融知识下乡，引导农村地区正确获得财产性收入，否则就是间接地把钱送进了诈骗犯们的钱包。
毕竟，我们用了几十年才实现了全面脱贫，刚刚准备乡村振兴，就让坏人摘了桃子，这个漏洞堵不上，那可真就前功尽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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