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润集团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集团业务涵盖地产、建材、燃气、电力、医药、啤酒，都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支柱产业。不夸张地说，中国人的生活离不开华润。
但是你知道吗，华润的前身只不过是中共地下党员开的一间小商铺而已。短短80年，一家街边小店就能迅速成长为中国数一数二的中央企业，靠的究竟是什么呢？
1927年，上海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蒋介石悍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中共党员。为了有效应对国民党的行动，中共迅速组建了中央特科，这是共产党最高保卫机关，主要任务就是以情报战为主，打击敌人，保卫自己。
1930年，23岁的秦邦礼加入中央特科，化名杨廉安。秦邦礼何许人也，那是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秦邦宪的亲弟弟，各方面能力十分出众，还很有商业头脑。
1931年，中央特科负责人陈云找到杨廉安，给了他两根金条，语重心长地说：“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战争需要大量的经费和战略物资，我希望你能充分发挥才能，建立一个秘密交通站，为党分忧。”
对于杨廉安来说，赚钱似乎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几年时间里，杨廉安就这两根金条赚到了一大笔钱，其中还包括不少外币。
1938年，杨廉安发现香港是一块风水宝地，他认为在这里开设仓储物流公司一定是可以赚大钱的。于是，在香港本地八路军办事处的帮助下，杨廉安在繁华的皇后大道租了一间写字楼，开设了自己的“联合行”，注册资本2万美元，起始员工3人。
这便是华润的前身，灯红酒绿的皇后大道上一家不起眼的商行，杨廉安一边经营着公司的业务，一边担负起我党香港地下交通站的重要使命。国共合作时期，联合行为抗日战争筹措了大量战略物资和经费，还要配合宋庆龄筹集、保管、运送海外华侨的捐款。
就这样，杨廉安的联合行成了大笔现金的周转地，必须寻找秘密路线运送。为此，杨廉安总要提前做好规划和预案，有时也要根据情况及时做出调整，而这些路线往往都是穿山越岭、七拐八绕的绝路，崎岖难行。但是为了我党的伟大事业，杨廉安从来不叫苦叫难，而是想尽办法实现我党地下交通站的光荣使命。
不但如此，联合行还是一处重要的“救济站”，负责接待照顾众多到港看病、养伤的人。据杨廉安的子女回忆，那时候杨家宾客络绎不绝，且来人都用化名，十分神秘。杨廉安总是一视同仁，热心接待，尽力提供帮助。
此外，华润还完成了我党历史上两次颇具影响力的“秘密护送”任务。1941年日军占领香港后，大批民主人士处境堪忧，此时还是“联合行”的华润秘密把这些人召集起来，运往大陆。到了1946年，内战爆发，国民党开始大肆抓捕杀害民主人士，此时华润又来了一波反向操作，又把大陆的民主人士秘密送往香港避难。
1947年，中央要求东北地区必须设法打通对外贸易，将黑土地的粮食作物通过外贸转换成资金，支持前线作战需要。于是，在东北主持财政工作的陈云同志指导下，杨廉安率精兵强将来到大连，把这里打造成了第二个香港“联合行”，以此开辟了依托大连和香港一南一北两大港口贸易通道。
南北贸易通道开启后，联合行的业务得到迅速发展。在物流业非常落后的年代，能够快速把东北的粮食运到香港，把香港的工业设备和原材料运到东北，不但意义重大，而且利润丰厚。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我党的外贸进出口工作从以采购为主，转变成销售和采购并重。
业务做大了，“联合行”这个名字就显得有些小气和过时。1948年，联合行扩大重组，众人集思广益后，将公司改名为“华润”，“华”是中华，“润”取毛泽东的字“润之”中的“润”字。“华润”二字气势磅礴，寓意中华大地滋润万物、润泽万民。
虽然公司的名字变了，但是杨廉安的初心并未改变。在不久后发起的三大战役，包括渡江战役直到解放前，华润采购物资供应前线从未懈怠。
杨廉安明白，打仗拼到最后，拼的都是经济实力，没有充足的军费作保障，士兵们连基本的吃喝都难以为继，武器装备都要靠捡，军队的作战能力势必大打折扣。战争年底啊，华润在后勤方面源源不断的物资供应，守住了我军的“生命线”，为夺取全面胜利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
解放战争过后，许多城市和村镇经过炮火的洗礼，四处都是断壁残垣，百废待兴。又是华润勇挑重担，给解放区送去了大批粮食、棉花、煤炭、机械设备等重要的生活生产物资，帮助当地恢复生产、平抑物价，极大程度改善了战后人民的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采取了封锁和禁运的制裁措施，以进出口贸易为主的华润遭遇成立以来最大的危机，公司主要业务濒临崩溃，也无法继续给大陆供应物资了。
为解燃眉之急，杨廉安制定了“花钱”战略，要将公司现有通过正常渠道花不出去的外汇统统花掉，继续为国家输血。华润派出了多个采购小组，把香港和东南亚市场能买的商品采购一空，运往大陆支援内地建设，有效冲破了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
1950年，台湾军舰封锁台湾海峡，华润的“神杖轮”突破封锁将一批货物运到台湾，返程时被台湾军舰截获。台湾港口司令部上船检查时，在神杖轮内发现了一张“广大华行”的名片，还有一张“运输公司接受华润领导”字样的便签。华润与台湾军方这场惊心动魄的海上游击战，便是华润在“冲封锁”中有名的“神杖轮”案件。
“广大华行”是什么来头，跟华润是什么关系，且听我细细道来。
1932年，卢绪章成立了进步社团“兰社”，吸引了众多爱国青年加入。同年秋天，卢绪章等3人合伙创办了“光大行”，做一些药品的邮寄业务。只可惜公司利润太低，加上其中一个合伙人半路撤资，光大行经营不到半年就关门大吉了。
1933年，卢绪章、田鸣皋、杨延修合伙二次创业，位于上海的“广大华行”就此横空出世。公司由卢绪章做财务总管，努力为抗日救亡运动提供经济援助，还为进步社团提供活动场地。公司实际掌门人卢绪章吸取了前一次创业的经验和教训，广大华行的业务蒸蒸日上。
1935年底，卢绪章等广大华行创始人在嘉兴南湖开会，确定了公司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在继续推进公司业务的基础上，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早日建立一支自己的进步青年社团。
1937年，卢绪章参加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举办的抗日救亡干部培训班，在这里接受了系统的马列主义革命理论教育，提高了政治觉悟，还在这里认识了他的入党介绍人杨浩庐。在杨浩庐的引荐下，卢绪章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他长期以来的夙愿。
1941年下半年，广大华行党委和行政业务进行了重组，经过投票选举，卢绪章当选总经理和党委书记，负责广大华行的全面工作。卢绪章充分发挥自己善于交际的特点，打通了国民党几乎所有重要环节，获取对方的信任之后，广大华行在后续运送资金和物资方面再没遇到过太大的阻碍。
在卢绪章的领导下，从1937到1948年的11年里，广大华行为党组织筹措经费超过400万美元。卢绪章和杨廉安一样，也经常亲自押送大笔现金送到组织的接头地点。就这样，我党在东北、华东、香港三地的贸易工作全面铺开，经济状况得到极大程度的改善。
1947年，国民党在上海针对共产党人的行动愈发频繁，对于广大华行来说，上海已经不再安全。经过综合考量，1948年6月，党组织紧急将广大华行全体员工转送到香港。在香港，杨廉安和卢绪章惺惺相惜，两人一拍即合，决定将广大华行的业务和人员并入华润公司，继续从事爱国实业。卢绪章放心把广大华行交给杨廉安之后，选择了功成身退。
杨廉安和卢绪章，两人有诸多的相似之处，却又有着完全不同的个性。可以肯定的是，两人都是有能力、有见地的爱国企业家，他们也都在我党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积极的“输血”作用。
不同的是，杨廉安本身学贯中西，且对管理企业和经贸活动有着非凡的悟性和兴趣，创办华润，杨廉安乐在其中。与他相比，卢绪章则更多的是被迫戴上“资本家”的帽子，本人对企业经营不是太感兴趣，只是一位通过经济手段实现心中的“政治理想”的“红色商人”。
卢绪章在广大华行时期经常出入国民党的高档会所、酒吧，结交各种达官显贵。但是他从来都是以共产党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从未越过雷池半步，真正做到了“出淤泥而不染”，与国民党“同流而不合污”。
1948年，广大华行做最后的财务清算时，公司的净值是143万美元。卢绪章拿出其中的40万给非党职工兑现股份，可是当他的妻子希望兑现股金时，被卢绪章一口拒绝。卢绪章说：“你是我的妻子，咱们俩是一体的，我是党员，你是党员家属。我们所有党员的股金，都是要上交组织的。”卢绪章可以骄傲地说：“我赚的每一分钱都是为了党，为了人民。”
介绍完了广大华行的前世今生，我们继续来说华润的“神杖轮”案。台湾特务登上神杖轮之后，把二副周炳孚抓了起来，要他交代出华润偷渡的事情。当天是大年三十，寒风刺骨，特务们把周绑在甲板上，一鞭鞭抽打在他的身上。很快周就被打的遍体鳞伤，气若游丝，但他始终咬紧牙关，来个一问三不知。
特务们眼看来硬的不行，又开始用手风琴拉起红色歌曲试探周的反应，但是周炳孚装作听不懂，又侥幸过关。特务们碰了一鼻子灰，只好作罢，下船离去，周炳孚和神杖轮总算是躲过一劫。看来华润的企业文化做的绝对到位，连一位普通船员都可以做到宁死不屈，守卫党的机密。
1952年，华润公司正式归外贸部管理，主要从事外贸出口工作。70年代末80年代初，曾是华润历史上最辉煌的一段时期，此时的华润承担我国近三分之一的进出口工作，被人称为“第二外贸部”。
1983年，华润公司升级改组成“华润集团有限公司”，2003年成为国务院国资委领导下的一家中央企业。目前华润集团的总资产已经超过2万亿，在2021年《财富》发布的最新世界500强排行榜中，华润位列69位。
华润集团继承了杨廉安、卢绪章两大爱国商人的红色基因，经过数代人的不懈努力与精进，已经成为我国首屈一指的国家级企业。不但承担着为我国出口创汇的重要使命，也在关系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华润用它的发展史告诉每一个人，无论企业做到什么规模，都要牢记初心、不忘使命，让红色基因世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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