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经济”运行中资源配置的循环流动
现代人类社会的经济运行系统，在经济学发展形成的语境中，已被称为“混合经济”，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市场机制与计划机制，同时对资源配置和以供给满足需求的经济活动发生作用。大卫·海曼在其教科书中侧重从政府视角说到：“混合经济是一种由政府提供想当数量的产品和服务并管理私人经济活动的经济。在这样的经济中，税收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至少为四分之一，政府通常管理私人经济活动并利用税收和补贴来影响资源使用的动机。”（大卫·N·海曼《财政学理论在政策中的当代应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参见图0-2。
图0-2 混合经济中的循环流动
示意图来源：大卫·N·海曼著，张进昌译《财政学理论在政策中的当代应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资源要素在混合经济中的循环流动，体现着供给不断适应需求的资源配置，其中政府的财政收入与支出，作用于企业、家庭、投入品市场、产品市场，图0–2 直观地表示了这种循环流动过程。
大视野之下合乎逻辑的切入点
在前述可作结合集成理解的经济学已有成果的视界内，以及有政府和市场主体（企业）、社会成员（家庭）互动的资源配置全景中，包含着财政学的研究领域——公共资源配置问题。一旦展开研究这一问题，经济学的视界就必须扩展到更广阔的政治与社会领域，这便形成了财政学的跨界性质。处于本书的“绪论”部分，我们在此仅为了把握大视野之下的切入点，“点到为止”地提及以下基本命题和与合乎逻辑的基本概念链条，而将在后面的各章中，作展开的讨论分析。
关于“以政控财，以财行政”的财政，需要考察：
1．人类“社会权力中心”：为什么需要有财政分配的主体（政权，政府）存在？
2．人类“社会共同体”的底线：为什么需要有财政分配的客体（公共资源，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3．公共资源配置所涉公共品的特点：效用不可分割，消费的非排他性，受益的非竞争性，供给的非盈利性。
4．除财政分配的共性外，还应考虑不同经济体、不同发展阶段上财政分配的特殊性。
对应地，本书后面内容中，将作考察分析：
1．“社会集中分配论”的认识源头：人类社会原始阶段，在剩余产品出现并有社会权力中心形成后，即有原始财政（把公共资源配置于祭祀、狂欢活动及部落战争等）。
剩余产品较稳定地出现于农耕文明取代仅知采集与狩猎的野蛮时代之后；社会权力中心首先形成于部落酋长。原始公社氏族部落（血缘关系纽带）→部落联盟（“国族”，血缘多元化）→国家（血缘不再具有决定性的纽带作用）。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亦是维系社会统一局面而不至解体的持有暴力手段的政治权力（公权力）当局和上层建筑。在“丛林法则”主宰的社会中，一般总是有多群“土匪”争夺“江山一统”，最后由成功者“建国”，作为统治者（统治阶级），必须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治安、防灾救灾、共祭神祗与祖宗等基本公共品。阶级国家，成为“统治阶级利益需要”与“社会共同需要”的对立统一体。
2．“社会共同体”的底线：民可聊生而非“民不聊生”，否则盗贼蜂起天下大乱，便要改朝换代，所以基本公共品（安全、救济等）托底，是统治者满足自己利益需要维持统治的前提条件——公共资源配置必以公共品托底。
3．“以政控财，以财行政”的公共资源配置—公共品供给，涉及公共品有别于私人品的特殊性，带来财政学理论的特别魅力，并将展开其带有专业化色彩和直通操作性要求的宏大体系和多方面内容。
财政学的基础理论有哪些
作为一门跨域交叉学科，财政学的基础理论包括了资源配置与公共资源配置的相关理论如国家学说、社会再生产与社会“扣除”理论，等等。其中，国家学说实则属于政治学的范畴。资源配置与公共资源配置的相关理论主要属于西方经济学的语境，社会再生产与“社会扣除”理论主要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概念。中国学者在关于财政本质的基础理论研讨中有独特的建树。
自经济学产生以来，资源如何合理配置就一直是经济学者研讨的核心问题，这源自经济学产生的原因，即资源的稀缺性和人的欲望的无限性。以市场经济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西方经济学，主要致力于解决如何利用市场机制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问题，以构成资源配置的理论框架。除了私人产权清晰的资源以外，还有许多资源具有公共属性，这些公共资源是共有的，它们的合理配置需更加注重公平，财政的最重要职能就是实现公共资源的有效配置。财政分配的资源产生于社会再生产，财政所负责的再分配则联系于“社会扣除”的部分。作为一门应用经济学，财政与实践最紧密的联系，就表现在其体制总是随着国体和政体的不同而各异，基于国家学说发展的历史脉络和国内外现状的比较分析，可知财政体制总是随着国家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约束条件，以及同一历史发展阶段由于有不同国别和国情，而呈现不同特征。
小结与提示：财政学是服务于“治国安邦”、“经世济民”的理论
国家运转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大都与财政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在生活中几乎每天、每时都在涉及“治国安邦”、“经世济民”问题：以国防、执法、司法体系来保障我们的国家安全和公民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以社会救济、社会保险、义务教育、基础公共卫生、基本住房保障等来保障公民的生存及其基本的生活质量、发展条件；以促进充分就业、提供基本职业培训、消除各种歧视、提供流动平台、提供基本权益保障等体系给予我们国家公民公平的权利和机遇；以保证宏观经济平稳增长、减免税及税收优惠、针对性补贴等手段来提升我们国家的公民享受发展的红利。
我们在本绪论中，首先思考为什么要学习财政学、财政学是什么、它的认知框架是什么等几个问题，接着从一种综合集成的大视角，认识经济学“六维”框架及不同经济学派的发展脉络，并考察了“新供给经济学”打通“物”与“人”的相关理论创新，最后从认识财政学特定位置的切入点，财政学将涉及的基础理论而点到为止地落于财政学所服务的“治国安邦”、“经世济民”宏大命题。以此，引出本书其后各章节的渐进循序展开的分析认识。
概念与认识的关键词
经济学“六维”框架；财政学基础理论
思考与讨论
你为什么选择学习财政学？
经济学和财政学是何关系？
你怎么看经济学“六维”框架？
财政学的基础理论有哪些？
你认为财政学与我们的生活有怎样的关系？
主要参阅文献
贾康、苏京春，2015:《供给侧考察：新供给经济学理论“五维一体化”框架与包容性边界探讨》；贾康，苏京春等著：《新供给经济学：理论创新与建言》，中国经济出版社
樊纲，2007:《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上海人民出版社
贾康1998：《财政本质与财政调控》，经济科学出版社
王传纶、高培勇，1995：《当代西方财政经济理论》，商务印书馆
曹立瀛，1995：《西方财政理论与政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有的人认为城市产业重要；有的人又力说农村产业重要”，这样“ 不同时代不同国民的不同富裕程度，曾产生两种不同的关于富国裕民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其一，可称为重商主义；其二，可称为重农主义。”
[2]诺斯，经济史上的机构与变革，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61—63页。
[3]顾钰民，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第19—20页。
[4]樊纲，改革三十年——转轨经济学的思考，“纪念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讲坛”主题演讲，2008年6月12日。
[5]贾康：《关于我国若干重大经济社会现实问题的思考》，《贾康自选集——理论创新 制度变革 政策优化（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39—269页。
[6]贾康、苏京春，“理性预期失灵”的发生逻辑及其矫正路径——从供给管理视角对政府调控与作为的探析，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报告》第33期（总第1679期），2014年2月17日。
贾 康 简 介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是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后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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