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文中
民丰造纸厂（下称“民丰”）是浙江最大的造纸厂，也是华东地区造纸业中规模比较大、设备比较先进的企业。但在旧中国，“民丰”却备受外国经济侵略势力和国内官僚资本的双重压迫，几度濒临绝境。
“民丰”的前身是禾丰造纸厂。1923年，嘉兴的褚辅成（慧僧）、褚凤章父子筹组禾丰造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36万银元，在嘉兴东门角里街购地建厂。
1925年，禾丰造纸厂开始投产，当时以生产黄纸板（俗称马粪纸）为主（编者按：亦有说黄版纸的）。日本纸商获悉“禾丰”将要生产黄纸板，立即抢在投产前，在上海召集各地纸商会议，把黄纸板的价格剧降40％，大搞赊销，向各地纸商抛出足够供应市场用两年的黄纸板，力图将“禾丰”掐死在摇篮中。
因此，当年“禾丰”投产后生产的黄纸板就销不出去，亏本巨大，资金蚀光，负债累累。1928年冬，为偿还债款，褚辅成将“禾丰”作价28.5万元，转让给上海工商界知名人士竺梅先和金润庠。
1929年春，开始筹组民丰造纸股份有限公司，竺梅先任经理，金润庠任协理，集资50万元开办民丰造纸厂。以“帆船”为商标的黄纸板，于1930年2月出厂问世。
“民丰”在初创阶段，主要生产黄纸板，以后逐步增加花式纸板，变单一产品为多种产品。因为经营管理有方，支付给工人的报酬又低，积累起资本。1935年增资75万元，扩建了中国第一台卷烟纸机。1937年上半年再次增资175万元以扩大生产规模。
“民丰”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先后投资共300万元。
在日本侵略军占领下的1938年，日商通过德商天利洋行，要求与“民丰”“合作”，竺梅先坚决拒绝。日商对他纠缠威胁，竺就离开上海避居宁波。后来，日本王子制纸株式会社通过日本占领军军部，强占了民丰造纸厂，1942年后又改为强租，利用“民丰”设备生产大批“太阳牌”卷烟纸，畅销各地，日本的纸商财团从“民丰”身上大大地发了一笔财。
1945年6月，抗日战争胜利在望，金润庠抓紧时机，着手为收回“民丰”做好准备。当日本宣布投降后，金就经过多方活动，赶在国民党“劫收”大员从大后方跑来之前，先从日本人手里自行收回民丰造纸厂。
当时，工商界人士满以为从此天下太平，可以安居乐业了。不料战后不久，属于官僚资本的扬子公司利用特权，任意进口大量美国卷烟纸，以低于“民丰”卷烟纸成本的价格，大举倾销，“民丰”生产的卷烟纸无人问津，库存积压高达6000箱（其中包括华丰造纸厂的库存在内）。
金润庠等面临灭顶的严竣局面，深知对抗乏力，只好转产一部分文化用纸来勉强度日。以后虽有短期复苏，但1948年冬，扬子公司又老谱重弹，“民丰”二次遭殃，卷烟纸库存堆积如山。为求生存，花8000美元的代价向国民党中央银行的官员行贿，弄到一批印钞票纸的定货，这才维持半开半停的残局。
民丰造纸厂副厂长竺培农回忆那段历史时曾说：“我们厂几度连工人的工资都发不出，靠借债度日，······嘉兴的解放，也就是民丰造纸厂新生的开始。”
1949年5月7日嘉兴解放，民丰造纸厂当时有造纸机三台，职工逾千人（包括临时工300人）。党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采取保护和扶持的政策，一解放就向“民丰”派驻军代表、工作组，掌握企业情况，贯彻“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1949年底前后就建立了党组织（中共民丰造纸厂支部，以后为工委会，都不公开）。
“民丰”由于库存积压卷烟纸达8000箱（其中有“华丰”部分），价值100多万美元，资金短缺，生产受到影响，政府通过银行贷款给予支持。国家严格禁止外国卷烟纸进口，“民丰”的卷烟纸有了广阔的市场，全部库存积压很快脱手。
政府把“民丰”从困境中逐步解救出来。但是，设在上海的民丰造纸股份有限公司中掌握经济实权的资本家，不服从国营经济的领导，他们为逃避政府的管理监督，把卷烟纸投放到外地市场。
1949年10月的规定价格每箱为300元，他们抬高到930元，高出300％以上。同时从各地以高价抢购原材料，大量囤积。1950年3月中旬起，政府加强了金融管理，取缔了投机市场，给投机资本以沉重的打击，物价随之下降。4月份后不再暴涨，“民丰”以高价抢购囤积的原材料，进价就太高了，人为地抬高了自己的生产成本，企业出现亏损。
“民丰”之所以在1950年出现极为严重的经济困难，除上面提到的原因之外，还有其它因素。
一是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民丰”当时在天津、广州、汉口、南京等八个城市都设有办事处，公司开支浩大；
二是企业内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相差25倍左右，职员中股东的亲戚好友占相当大的比重，不论有无能力和贡献，大多领取高薪，增加了企业的负担；
三是公司总经理等实权人物，任意花费和占用公款。
由于上述多种原因，“民丰”于1950年初，外欠应付器材物资款15万美元，内欠借款70多万人民币，4月份开始连职工工资都不能按期发清，总经理金润庠一筹莫展。在工厂成立劳资协商会议的前一天，竟和副总经理竺培农一起悄悄离开上海去了香港，由副总经理褚凤章代理总经理职务。
根据中共浙江省委指示，省市有关部门和企业党组织，一方面动员教育褚风章，由他出面发函通知各进口公司、洋行及驻港办事机构，不许金、竺二人对存港物资擅作处理（“民丰”、“华丰”存港物资共约100万美元）。
另一方面通过厂工会组织，向职工讲清企业存在的问题，宣传党的政策，发动全厂职工主动承担困难，团结资方搞好生产。经劳资协商会议决定：自1950年5月16日起，职工底薪在100元以上者，其超过部分都打折扣，超出越多，折扣越大。
广大职工以自动降低工资来帮助企业渡过难关，终于使企业经济情况有了好转。省委为教育争取金润庠，安排他为浙江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特邀代表。消息在报上登载后，厂工会发电给金润庠、竺培农，欢迎他们回厂工作。
金、竺二人，起初对褚凤章制止他们处理存港物资的行动大为不满，曾召集在港的董事杜月笙、金廷荪、余佐庭等人，两次开会研究对策，并要负责国外订货的王汝纶把所有与外商订货的合同全部寄往香港，准备伺机行事。
后来，金润庠看到邀请他为特邀代表的消息，知道企业情况又有好转，便主动来电联系，公司立即派竺培元等三人赴港促返。在党的“团结、教育、改进”政策影响下，7月初，金、竺一行五人返回上海。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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