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堂教育陕西学派经典文化的瑰宝——手抄本
——手稿学视野下的研究
虎隆/图文
近年来，中国伊斯兰研究者运用文献学和诸多学科在中国伊斯兰汉文文献的搜集、整理、研究、出版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然而更需要运用国际上新兴的人文学科——伊斯兰手稿学，对中国伊斯兰存留在世的阿拉伯文、波斯文、消经和汉文的手抄本进行多方面的综合研究。那么什么是伊斯兰手稿学？是否有可能和有必要建立中国文化语境下的中国伊斯兰手稿学学科？它对当今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和本土化的研究究竟意味着什么？笔者不揣冒昧，略做论述。
乾隆皇帝赐赠香妃的泥金彩绘手抄本《古兰经》，弥足珍贵。
（一）伊斯兰手抄本
什么是伊斯兰手抄本，伊斯兰手抄本是指阿拉伯、中亚和中国等国家穆斯林学者用阿拉伯文、波斯文、土耳其文、汉文和消经撰抄、关于伊斯兰教知识的、以纸张作为特定记载载体的图书。
此定义包括了如下六点：
第一，伊斯兰手抄本既包括阿拉伯、中亚伊斯兰学者撰著、抄写的文献，亦包括中国等国家伊斯兰学者撰著、抄写的文献；
第二，伊斯兰手抄本是关于伊斯兰教各科知识的文献，与伊斯兰知识无关的学科手抄本不在它的范围；
第三，伊斯兰教手抄本的载体是单一的，即伊斯兰学者用阿拉伯文、波斯文、土耳其文、消经等文字撰抄的文献，不包括文献学所涉及的用文字记录的其它图书、资料，或录音、图像等文献载体；
第四，伊斯兰手抄本根据时代的不同，可分为古代的和近代的两类；
第五，中国伊斯兰手抄本分为由国外传入的和国内产生的两种；
第六，中国伊斯兰手抄本的语言载体主要以阿拉伯文、波斯文、消经和汉文、或用阿拉伯文、波斯文、或用波斯文、阿拉伯文、或阿拉伯文、消经、或波斯文、消经两种语言、或阿拉伯文、波斯文和消经三种语言、或阿拉伯文、波斯文、消经和汉语四种语言记载。
（二）伊斯兰手稿学
1.手稿学与手稿学研究宗旨
什么是 “手稿学”？手稿学相对于其他一些人文学科而言，是一门新兴学科，它不同于传统的文献学的研究。“手稿学”这一名称源自法文，在英文中译作Codicology。 当然，从更广泛的意义上，Codicology涵盖了以“手抄本”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体系。根据中世纪古文书学权威、德国学者伯恩哈德·比朔夫(Bernhard Bischoff)的观点，手稿学Codicology研究的对象当然是手抄本（Manuscript），“手抄本”这个术语作为英语的名词最初出现在16世纪末， 它把手抄本作为物质实体(Material Object)进行研究，其内容非常广泛。
手稿学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基本要素：一是书写材料，如纸莎草、羊皮纸、纸、有水印纸、无水印纸、特殊纸；二是书写工具：笔、墨水、彩色颜料；手抄本的对开页、尺寸大小、装订，手抄本的彩绘、饰金；三是知识信息：著者、抄写者、抄本存放地点、抄写日期、特殊标志、持有者、捐赠者、审阅者的记载，以及手抄本的内容等。
那么手稿学研究宗旨,则是对产生于某一个历史时期的手抄本进行研究，以科学的方法对手抄本所独具特有的，呈现时代特点的所有特征进行详尽的研究分析，描述手抄本所折射出来的年代和历史文化的信息。显然，除了明确标有具体年代的手抄本外， 弄清和揭示某个手抄本由来(Provenance)及相关的手抄本文化(Manuscript Culture)、手抄本传播(Manuscript Transmission)和手抄本在文本方面的重要性问题，是手稿学研究宗旨的重要课题。
清初两页《教典诠释》手稿。中国的几位伊玛目用中国书法风格的阿拉伯文、波 斯文、消经书写和注释。
每页尺寸（42ⅹ28 厘米）
2.伊斯兰手稿学
伊斯兰手稿学的产生，从伊斯兰教历史上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下令收集、整理《古兰经》开始，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而二十世纪是伊斯兰手稿学真正诞生的世纪。
什么是伊斯兰手稿学？伊斯兰手稿学是专门研究伊斯兰手抄本的学科。 伊斯兰手稿学是研究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民族使用阿拉伯文、波斯文等文字抄写的手抄本的总体面貌，并概括其整理研究工作的一门学科。它的全部内容是围绕着手抄本展开的，且更偏重于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待手抄本。一方面对伊斯兰手抄本作全面的描述，展现其形式特征与内容实质，另一方面反映其历史与现状，肯定其文化价值。
“手抄本”这个词汇在古阿拉伯语词典中，也只是描述“用手誊抄的书籍”，而专指“手抄本”的词汇，是宰穆赫舍里（1075—1144，波斯伊斯兰经注学家、语言学家，阿拉伯语词典编撰学第四大学派的奠基者、穆尔太齐莱教义学派的学者。以在《古兰经》注释、阿拉伯语语言学等领域著名。最著名的著作有《坎沙甫〈古兰经〉注释 》、《修辞学基础》（辞典基础）和《字义类编》。实际上《修辞学基础》是一部阿拉伯语词典编撰学史上里程碑式的词典。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必读的《古兰经》注释教材之一《嘎最〈古兰经 〉注释》中的有关语言学的注释，基本上采自宰穆赫舍里的经注。）在他的著作《修辞学基础》中首次提出的。手抄本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历史已有1400多年，印刷媒介的历史不足200年。
“伊斯兰手稿学”的出现要晚于拉丁文、希腊文手稿学。1986年伊斯兰手稿学才诞生了，是年在伊斯坦布尔召开了中东伊斯兰手稿学学术会议，法国籍的世界著名的伊斯兰手稿学专家弗朗索瓦·德罗什教授组织了这次会议。
伊斯兰手稿学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基本要素：
（1）物质载体：书写材料，如羊皮纸、纸、纸莎草；纸张的制作、有水印纸、无水印纸、特殊纸、种类；书写工具，如笔、墨水、彩色颜料等；
（2）相应符号：文字、图形、符号、墨汁、描金、彩绘以及相关的情况；
（3）版本的知识信息：内容、版本、语言、尺寸、页码、书法、作者、抄写者、抄写日期、特殊标志、题记、跋、印章、手抄本持有者、捐赠者以及审阅者的记载、保存地点和抄写日期；文本的外在特征，如版面设计、封面、装订和书写机制等。
现在随着伊斯兰手稿学这门学科的发展，尤其在二十世纪末，伊斯兰手稿学研究的对象也更加广泛了，它也研究生产手抄本的环境，抄写者、造纸匠、彩绘师、装订者的工艺流程和方法，不同地理环境和时代对制作手抄本的影响，以及手抄本产生时代的鉴定等。也研究手抄本的整理、编目、校勘、翻译、保护、抢救、数字化、研究和出版的历史。 更重要的是通过对手抄本的综合研究，去发现和揭示手抄本中蕴藏的一切文化内容。
伊斯兰手稿学研究以古阿拉伯、波斯文字学为基础，主要采用综合的研究方法。 举一个例子，甘肃东乡族自治县韩则岭哈穆宰拱北《古兰经》手抄本成书时间跨越近十个世纪的问题，就是以这种综合的研究方法解决的。当时参与鉴定的几位专家主要运用传统的古文献学的方法，对该《古兰经》手抄本的抄写日期作了鉴定，先后产生了几种说法，有的学者主要以阿拉伯文书法字体分析鉴定，有的以古文献学的方法研究分析，有的对纸张进行分析，几位学者的观点各不相同，究竟大概的成书年代是什么，令人莫衷一是。
笔者在几位学者考证研究的基础上，运用伊斯兰手稿学原理，通过手抄本牛皮压花封面、语言文字、书法字体、纸张特性、彩绘特点、文本装订、艺术特点、版本特点、破损修缮情况和历史渊源等十个方面的综合研究和分析，以及数次一页一页的阅读和查看实物，终于基本上解决了这本中国伊斯兰手抄本《古兰经》的成书年代问题，得到了专家们的一致认可。 这种综合所有证据得出相对可靠结论的方法，就是笔者运用伊斯兰手稿学的综合研究方法，综合研究方法是结论可靠性的保证。
明末中国回族穆斯林用昂贵的矿物质颜料彩绘和制做的泥金手抄本《古兰经》。
（一）欧美伊斯兰手抄本研究现状
欧美国家的许多著名图书馆，如大英图书馆、牛津大学图书馆、剑桥大学图书馆、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福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亨廷顿图书馆等，收藏有许多珍贵的尚未被充分利用的伊斯兰手抄本，伊斯兰手抄本研究的前景非常广阔。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密歇根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都建立了专门的伊斯兰手抄本研究机构。德国汉堡大学在欧洲率先专门建立了手抄本文化研究中心，每年招收有志于伊斯兰手抄本研究，有着扎实学术基础的博士生。
伊斯兰手抄本研究近30年来在英美学界方兴未艾，已经成为伊斯兰文明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剑桥大学于2000年成立伊斯兰手抄本学会，每年召开伊斯兰手抄本学术研讨会，至今已召开十次，并在剑桥大学图书馆每年举办伊斯兰手稿学培训研讨班，还与荷兰莱登博睿学术出版社（Brill）合作,出版半年刊学术杂志《伊斯兰手抄本杂志》（Journal of Islamic Manuscripts）。它的会员遍布全球，目前有大学、研究结构和个人会员近千个。该学会与英国的另一机构英国福尔干伊斯兰文化遗产基金会成为当今欧美整理、保护、研究、出版和数字化伊斯兰手抄本最重要的研究机构之一，这些年工作突出，成绩斐然，可以说，引领着当今全世界伊斯兰手抄本研究的学术思潮。
福尔干伊斯兰文化遗产基金会不仅定期在世界各地举办伊斯兰手抄本研究国际学术会议，并组织东西方伊斯兰手抄本研究方面的专家教授在全世界调查、搜集、整理伊斯兰手抄本，然后自己在伦敦以两种语言英语和阿拉伯语出版大型丛书《世界伊斯兰手抄本目录》，至今已出版了上百卷。
1986年世界著名的伊斯兰手稿学专家、法国科学院弗朗索瓦·德罗什教授在伊斯坦布尔组织召开了中东伊斯兰手抄本学术会议，随后于1992年在摩洛哥拉巴特，1993年在英国伦敦，1994年在法国巴黎，2000年和2002年在意大利博洛尼亚相继召开伊斯兰手抄本国际学术会议。另外1986年荷兰莱登大学简·加斯特·维特坎教授创办了《中东伊斯兰手抄本》（Manuscripts of the Middle East）学术杂志，1995年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彼得大帝人类学和民族学博物馆创办了一本伊斯兰手抄本研究方面的国际学术杂志《东方手稿》（Manuscripta Orientalian）。
尽管自二十世纪后期一些阿拉伯研究者也在手稿学方面著书立说，但关于伊斯兰手抄本研究方面的专著主要来自西方的一些研究者，如法国科学院教授弗朗索瓦·德罗什的《伊斯兰手稿学导读》、法兰西学院研究员吉纳维芙·亨伯特的《不同版本西伯维希语法书手抄本的研究》、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教授亚当·加采克的《阿拉伯文手抄本传统》、莱登大学教授简·加斯特·维特坎的《莱登大学的也门伊斯兰手抄本》、大英博物馆东方部主任易萨·威廉研究员的《伊斯兰手抄本泥金彩绘研究》等。
《阿拉伯语初级语法》（连五本）的第五本“明灯语法”手稿
近几十年来欧美伊斯兰手抄本研究有以下两个突出特点：
第一，对“手抄本文化”的研究不断深入。手抄本文化研究是物质文化研究和媒介研究的一部分，其关注重点包括手抄本的物质特征及其所传达的意义，手抄本的生产和传播的动机，手抄本的形式与社会、政治、宗教和文化环境之间的关系，手抄本与印刷的复杂关系，以及手抄本对文本编辑的重要性等。
第二，西方研究者尤其重视手抄本的外部特征（物质实体）和它的创作背景，这种研究需要人文和化学物理方面的研究，需要对涵盖不同时期多个地区的一系列不同的手抄本的材料（如纸草、羊皮纸、纸）或书写使用的墨、颜料进行比较研究和化学分析,这都是东方学者与之不同和当下无法具备的研究条件。
总之，东西方学者强调伊斯兰手抄本原件具有不可替代的研究价值和文物价值，对手抄本研究的成果已经在相当程度上修正了伊斯兰历史和东西方文明交融历史的书写，因为从前对印刷媒介的过分关注歪曲了真实的历史。
（二）中国伊斯兰手抄本研究现状
中国伊斯兰手抄本的历史研究源远流长。早在明清时期中国穆斯林在经堂教育中就开始了对伊斯兰手抄本的学习、研究和翻译，刘智在他的著作《天方性理》（40种）和《天方典礼》（45种）中的所列“采辑经书目”85种（除过重复的20种外，实际上是65种）， 被认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阿拉伯文与波斯文文献目录”， 这些实际上都是伊斯兰手抄本。从刘智的“采辑经书目”看，其中最重要的是那时的中国穆斯林先贤，已经对引入和传入中国的国外伊斯兰手抄本经典进行着非常慎重、细致的甄选和研究，以便适合经堂教育奠定的中国伊斯兰教经学思想，适合在教义学上遵循马图里迪学派，在教法学上遵循哈乃斐学派和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的国情。
但对中国伊斯兰手抄本研究的实质性展开，以及中国伊斯兰手稿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学科则是近十多年来提出的。近年来，中国伊斯兰手抄本的研究引起了欧美学者的关注，当然也吸引了的中国学者对它的关注、调查和研究。
1993年9月原伊朗德黑兰大学文学院教授、时任北京大学波斯语专家的穆扎法尔·布赫提亚尔博士受英国福尔干伊斯兰文化遗产基金会的委托，对中国伊斯兰手抄本作了一次走马观花式的调查，撰写了一本介绍中国伊斯兰手抄本的小册子《中国伊斯兰手抄本》，刊载在英国福尔干伊斯兰文化遗产基金会出版的《世界伊斯兰手抄本目录》第38号第3卷。由于国外学者不了解中国伊斯兰手抄本的保存和使用渊源，加之语言、时间等条件的制约，而未能接触到较多的中国本土比较丰富的伊斯兰手抄本，故其研究的局限性不言而喻。中国伊斯兰手抄本主要是民间收藏，而阿拉伯—伊斯兰国家、欧美除了私人收藏外，主要以图书馆和博物馆收藏为主。所以，在中国调查伊斯兰手抄本是一项颇具挑战性的艰苦工作，笔者就有这样的亲身感受。
2009年外贸大学葛铁鹰教授首次撰文《天方抄本知多少》（《回族研究》，文章的最后一部分主要根据穆扎法尔的调查报告和国外的资料简要介绍了中国伊斯兰手抄本。葛教授对该调查报告作了较详细的介绍，笔者在这里不再赘述。
这些年笔者为研究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陕西学派，在西北穆斯林社区和其他地区的一些穆斯林社区调查与之关联的伊斯兰手抄本，所到之处，尤其得到了民间穆斯林的大力支持，他们向笔者毫无保留地出示了祖祖辈辈珍藏的伊斯兰手抄本，目前发现的各种学科的伊斯兰手抄本就有数万册。促使笔者下决心挑战这项研究的是对经堂教育的情感和浓厚兴趣，是面对今天这样的中国伊斯兰学术研究做点努力，做点无愧于时代的有学术价值的中国伊斯兰研究。
2010年7月笔者应邀参加英国剑桥大学伊斯兰手抄本学会在剑桥大学女皇学院举行的第六届国际伊斯兰手抄本学术会议，根据笔者多年对中国伊斯兰手抄本的田野调查和研究，提交了论文《中国伊斯兰手抄本与经堂教育》（英文），介绍了中国的伊斯兰手抄本，以及手抄本与经堂教育的关系。会议期间笔者与参会的30多个国家的学者进行了学术交流，会后与剑桥大学的相关学者也进行了愉快的交流。2010年9月笔者被该学会接收为会员。在英期间，笔者又受邀参加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举办的关于中国穆斯林文化的学术会议。随后，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几位教授对中国伊斯兰手抄本这项新研究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和支持，2012年3月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邀请笔者，在北京大学专门举行“伊斯兰手稿学与中国伊斯兰手抄本研究”讲座。
从国内的情况来看，对中国伊斯兰手抄本进行搜集整理和系统研究，将拓展中国伊斯兰教研究的范围，开辟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这是对中国伊斯兰手抄本研究最重要的价值所在。如上所述，英美学界关于伊斯兰手抄本的研究至少已经有了上百年的历史，在许多重要的方面有所突破，这些年，又有了长足的发展。而国内这方面的研究刚刚起步，而且研究者寥寥无几，有大量工作亟待去做。在技术手段上，运用伊斯兰手稿学、文献学和宗教文献学等学科方法对中国伊斯兰教手抄本进行解读，这在国内也是开拓性的工作。当然对从西方兴起的伊斯兰手稿学研究方法，也不能全部照搬，还要根据中国伊斯兰手抄本的本土特点等做出相应的修正。
清代回族穆斯林用中国书法风格的阿拉伯语与波斯语抄写和用矿物质颜料彩绘的泥金手抄本《古兰经》
通过以上对伊斯兰手稿与伊斯兰手稿学的初步界定和简略介绍，我们对伊斯兰手稿学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那么，是否在当下按部就班的中国伊斯兰研究中有可能建立此学科？有没有必要？当然中国伊斯兰教研究，则是一门学问，而伊斯兰手稿学，则是一种研究方法。
（一）建立中国伊斯兰手稿学的可能性
1.以刘智为代表的中国穆斯林先贤在整理、研究和翻译用阿拉伯文、波斯文记载的中国伊斯兰手抄本方面开启了先河，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为建立中国伊斯兰手稿学的可能性奠定了基础。
2.中国穆斯林民间蕴藏着相当数量的由国外传入和中国穆斯林自己抄写的伊斯兰手抄本，其中中国穆斯林经师抄写的占绝大多数。中国伊斯兰手抄本现存究竟有多少，直至目前为止，尚无权威定论。但根据笔者这些年的调查和国内外学者的调查评估，现在中国穆斯林民间存留的伊斯兰手抄本至少在5万册以上。这些手抄本有的是用阿拉伯文记载的，有的是用波斯文记载的，有的是用阿拉伯文与波斯文和波斯文，阿拉伯文两种语言记载的，有的是用阿拉伯文与消经记载的，有的是用波斯文、阿拉伯文与消经三种语言记载的，有的甚至是用阿拉伯文、波斯文、消经与汉语四种语言记载的。手抄本的学科涉及了语言、修辞、逻辑、《古兰经》、《古兰经》注、圣训、教义、教法、苏菲、历史、文学、天文、医学、词典等诸多学科。
清代陕西学派经师抄写和注疏的《嘎最〈古兰经〉注释》
尤其是那些至今存在的明清时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回族穆斯林用矿物质颜料彩绘的三十本单独成册的手抄本《古兰经》，金碧辉煌，带给人们极具震撼力的艺术享受。彩绘手抄本《古兰经》保留了很多我国古代中西宗教手抄本彩绘艺术交融发展变化的记录，它对了解不同文明互动中的书法演变、彩绘题材、矿物质颜料、植物颜料、手抄本装帧、牛（羊）皮封面压花技艺、制作工艺和方法等方面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可以作为考察我国古代科学技术水平发展变化历程的一个方面。
我国现存的不少伊斯兰手抄本——相对于全中国和全世界，无论从国外传入的，还是中国穆斯林自己创作的——都为珍本、善本和孤本，也更是弥足珍贵的国家文物，而且这些纸质文物都是不可再生的，它们承载的信息是唯一的，那就是见证着中国穆斯林的信仰，体现着中国伊斯兰教经学思想，记载着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发展和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千百年互动的历史，以及中国伊斯兰教在宽容的儒家文化的汪洋大海中健康成长，形成具有独特的中国伊斯兰文化品性的历程。而就整个中国伊斯兰手稿而言，其实就是围绕着《古兰经》逐渐发展起来的一个较为庞大的知识和信息系统。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它们的物理属性还是文化属性，都深深地具有了中国文化的品性，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创新。
这几年在宁夏海原县发现一批珍贵的伊斯兰手抄本，有2万余册，其数量之多，历史之悠久，品种之丰富，部分版本之珍贵，书法之精美，彩绘之美伦，整个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个别博物馆都无法与之媲美，是我国目前已知的个人收藏量最多的。国内外专家学者认为此收藏在整个宁夏、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是件了不起的事情，是中华文化史乃至中阿文化交流史上的里程碑式的发现。这些蕴藏为开展研究提供了量的可能性。
3.真正能让伊斯兰手稿学，也包括汉文伊斯兰文献研究发扬光大的，则是跨语种——阿拉伯语、波斯语、消经和汉文文献的互补的研究方法，那么，毋庸置疑，至今存留的丰富的、不同语种和不同学科的中国伊斯兰手抄本，完全有可能为中国伊斯兰研究者提供和拓展一个更大的学术空间。
经学大师马联元创作和书写的《蒙太细格修辞学》手稿
（二）建立中国伊斯兰手稿学的必要性
1.中国伊斯兰手稿文献与国外伊斯兰手稿文献不同。中国伊斯兰手抄本在其长期发展和演变过程中，在引进国外伊斯兰手抄本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两种自己的独特品性，一是产生了与阿拉伯—伊斯兰、波斯—伊斯兰地区伊斯兰手抄本在基本特征方面有所不同的特点；二是在学习、吸收、消化国外伊斯兰手抄本文本内容的过程中，根据中国文化的特色，做出了相应的调适和创新，产生了在文化信息方面不同的本土特点。因此，为了进一步推进中国伊斯兰教、尤其是伊斯兰经堂教育、经学的研究，相对于中国宗教文献学、佛教文献学，创建中国伊斯兰手稿学就有相当的必要了。
2.中国伊斯兰阿拉伯文、波斯文和消经等语种手稿文献与国内汉文伊斯兰文献不同，但明清以来的绝大多数汉尅塔卜都与之有着必然的联系，因此，有必要建立中国伊斯兰手稿学，利用时代的惠予，将对汉尅塔卜文献的研究，与相应的手抄本结合起来，用外语的新材料——阿拉伯文、波斯文手抄本，加上消经手抄本来弥补研究汉文伊斯兰文献的不足，迈出窄狭的研究圈。这一点，笔者在上学期为西北民族大学伊斯兰文化研究所博士生开设的“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与阿拉伯文（波斯文、消经）典籍”课程时，就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教学效果 。
3.中国伊斯兰手稿文献与中国传统的汉文文献和宗教文献不同，最主要的是它只涉及宗教手稿文献，不涉及文献学研究范围中的其他文献资料。
4.随着中国伊斯兰手抄本调查的深入发展，不断有之前不为人知和少有人涉及的手抄本文献出现，对手抄本经典的研究，不仅可以补充完善以往研究的不足，因为，“原典（原语言文本）具有可靠性、正确性、可读性（可理解性）、可扩展性乃至兼容性等。”在某些方面，我可以肯定地说，可以改写以往中国伊斯兰研究的结论，甚至填补空白。是故建立中国伊斯兰手稿学，不仅关乎中国伊斯兰阿拉伯文、波斯文、消经和汉文手抄本的搜集、整理、研究、保护、出版和数字化，亦会为伊儒会通的繁荣，锦上添花。
5.中国伊斯兰手抄本研究相当重要，而对中国伊斯兰手抄本的研究，则是我们正确、全面地理解、认识和评价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经学、伊斯兰教中国化，以及它们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的一个重要侧面，另外，我们还可以了解，为什么中国伊斯兰手抄本彰显的经学思想，至今对回族穆斯林精神生活、社会生活产生着巨大的影响等，因此，建立中国伊斯兰手稿学学科，为中国的学术进步做出更大贡献，更显得有必要性。
清末兰州两位阿訇用消经合作翻译和书写的《古兰经》手稿
世界著名伊斯兰学者、美国乔治城大学教授赛义德·纳赛尔在他的文章《伊斯兰手抄本的意义》(THE SIGNIFICANCE OF ISLAMIC MANUSCRIPTS)中指出：“相对于其他领域，人们对中国伊斯兰手抄本的了解还是很不够的，但是值得肯定的是，一些很有价值的手抄本是由中国穆斯林用阿拉伯文、波斯文和中文诠释的。…中国伊斯兰手抄本包含着内容丰富、极具价值的宝贵知识，它包含的不仅仅是宗教功修、信仰、文化和中国穆斯林的历史，同时也包含着伊斯兰世界与中国在伊斯兰领域内的关系。只有充分研究这些珍贵却鲜为人知的手抄本，才可揭示其所蕴含的内容。而中国伊斯兰手抄本的存在，可追溯到八世纪和九世纪，它的存在也证明了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及相关领域资源所具有的意义。”
因此，只要我们假以时日，开发和利用这些丰厚的中国伊斯兰手抄本资源，使它们转化为研究和服务于中国文化、中国伊斯兰教文化和伊斯兰教中国化的优势载体，以对经学即中国伊斯兰经堂教育陕西学派和中国文化的深刻领悟和本质把握，犹如经堂教育陕西学派的先贤们强调的那样，通融八大尔林（八大经学学科）和伊儒会通，解决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中国伊斯兰教研究所面临的挑战。
另外，相对于中国伊斯兰教研究者来说——不论是教外的，还是教内的，需要在这个弥漫着急功近利的社会里，甘于吃苦，不计名利，固本培元，夯实伊斯兰手稿学、文献学、宗教文献学和相关学科基础，具备扎实的学术和外语功底，严谨治学，努力刷新中国伊斯兰教研究，那就是我们的期盼所在了。
本文作者虎隆在阅研中国伊斯兰手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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