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份全国两会提案大集合，小巴带你提前看两会。
文 / 巴九灵
今日开始，又进入了一年一度的两会时间。
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齐聚在北京，议时事、聊经济、论民生。
两会前夕，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进行过一项“你最关心哪些两会议题”的调查，超7万人参与，99.1%的受访者希望两会增加民生保障方面的议案提案。
小巴在搜集整理各项提案时，已经感受到了满满的“民生味儿”。
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最高可判死刑、春节假期延长至10天、建议公务员考试取消35岁限制、全国统一健康码……这份来自代表和委员们的优秀作业，小巴提前为你梳理好了，下面就来看看。
丰县“铁链女”事件引发全民愤怒，10天前，江苏省调查组发布调查处理结果，对失职渎职的17名有关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进行问责。不过，这个调查结果仅围绕“铁链女”个案。
“铁链女”的悲剧继续在上演。3月1日，网曝陕西佳县一女子被锁在铁笼里，当成赚钱工具，疑似被虐待，网友反映该女子疑似2009年青海失踪的大学生。陕西榆林警方行动很快，当天就发通报称“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
国家公安部也动手了。公安部决定，自3月1日起至12月31日，开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公安部要求摸排来历不明的妇女儿童情况，尤其是对来历不明的流浪乞讨、智力障碍、精神疾病、聋哑残疾等妇女儿童要确保底数清、情况明。对疑似被拐人员和寻亲人员，要第一时间采集DNA等信息。
自然，这也是今年全国两会的热议话题。小巴粗略统计，至少有超过10位的代表和委员带来了这方面的提案，涉及的内容涵盖方方面面。
全国政协委员朱征夫建议：要深入重点地区尤其是边远地区的村庄进行摸底调查，不管是100万、200万，即使上千万，都要解救。人的尊严高于一切，宪法和法律的实施高于一切。
预料到摸排解救工作可能会被当做众矢之的围攻，他建议，对任何人以任何方式阻碍解救的，视不同情况，分别按妨碍公务罪、聚众阻挠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童罪、收买妇女儿童的共同犯罪等追究刑事责任。
被拐妇女的一大困境，是她们被“一纸婚书”捆绑，起诉离婚却被法院无情驳回，继而遭遇无止境的婚内“合法”虐待。
朱征夫建议，应扩大正当防卫的适用范围，“被拐妇女自卫杀人不犯法，一定要让全社会都知道，这些妇女是有自卫权的。她们可以采取一切措施保护自己，这样能震慑那些拐卖收买的犯罪分子”。
“买一只熊猫判10年，买两只鹦鹉判5年，但是买一名妇女最重判3年，这太不公平。”罗翔教授一席话，道出了拐卖妇女屡禁不止背后的法律缺陷。
这次两会上，多名代表和委员提出了与罗翔教授一样的建议：买卖同罪，提高刑期。
其中，全国政协委员、湖北省首义律师事务所主任谢文敏建议，将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法定刑，提高至与拐卖妇女儿童罪法定刑一致。
她介绍，依据刑法规定，如果没有其他犯罪情况，拐卖妇女儿童罪最高刑期也不过十年，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法定刑最高刑为三年。刑期较短、处罚较弱，导致对买方行为约束力不足。
“由于受害人强烈反抗、逃跑，在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中，往往伴随强奸、故意伤害致人重伤、虐待等行为。”谢文敏表示，虽然刑法也规定在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中，犯有其他罪名的，按照其他罪名定罪处罚，但是这类犯罪取证困难，追责并不容易。
因此，她建议，将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加以提高，最高可判处死刑，以起到震慑和预防作用。
让司法跟上时代脚步，守住人类现代文明的底线。不过，提高刑罚背后，有多位律师提出质疑：妇女、儿童作为人的尊严神圣不可侵犯，《刑法》中有关“拐卖妇女、儿童罪”“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罪名设置，没有统一站在“人”的立场，而是对妇女、儿童群体进行物化。
全国政协委员彭静建议，《刑法》第240条、第241条“拐卖妇女、儿童罪”“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罪名，应修改为“拐卖人口罪”和“收买拐卖人口罪”，在该法第1条的立法目的中增加“人格尊严”条款，从价值上和观念上彰显保障妇女儿童权益的高度，使其与其后的“人格权益”具体条款相呼应。
数据显示，1999年全国共破获拐卖妇女儿童案件6800多起，其中，解救被拐卖妇女7600多名。2000年4—6月，在公安部开展的“打拐”专项斗争中，又有43527名被拐妇女获得了解救。
打拐行动进行多年，其中一个难点在于，解救中会遭遇当地群众的阻挠，甚至连基层干部也站到了收买者那一方。
为此，多名代表和委员提出了相似的建议：将打拐工作纳入地方政府考核。
全国人大代表蒋胜男建议，将打拐工作纳入地方政府平安建设的考核范畴，每年的考核结果将作为对相关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
全国政协委员胡卫提出，对于包庇隐瞒情况的政府官员，应追究法律责任，将防拐反拐作为地方政府考核的指标，实行“一票否决”问责。
拐卖妇女不是农村婚姻的陋习，这就是犯罪。小巴觉得，尽管铲除这颗毒瘤非一日之功，但举国之关注和行动，终将击穿层层罪恶势力。
“对于家在外地路途遥远的打工者、上班族来说，春节假期明显不足。”全国人大代表李小莉建议，将春节法定假期由现在的7天延长到10天左右。
她认为，除去奔波往返的时间两天，还要提前一天赶回工作地，实际上团聚、走亲访友只有三四天时间，难以让人们充分感受与家人团聚的温暖，也不利于充分发挥假日经济的促进作用。同时，春节期间大量人口集中出行，对交通、旅游资源和公共服务体系形成巨大挑战。
李小莉的这则建议，引起了众网友的共鸣，大家不仅举双手赞同，还强烈呼吁：希望不要调休！
35岁，就如一道职场人士的分水岭。企业事业单位不招聘35岁以上的员工，而在互联网公司，35岁被定义为“老人”，成了被“优化”的对象。
全国人大代表、温州大学研究员蒋胜男表示，当初公务员录用规定“三十五周岁以下”有其原因，但如今就业单位以此为依据，歧视从业人员。
她认为，35岁是一个人的成熟阶段，又年富力强，正是大展宏图的好时机。35岁也处在“上有老下有小”的艰难阶段，是工作最卖力时。若仅用一条年龄限制就把他们排除在外，既不科学也不公平，更是人才的巨大浪费。此外，“35岁门槛”容易导致从业者35岁以前压力重大，过度内卷，甚至不敢走入婚姻，这一压力会传导到结婚率与生育率的下降。
为此，蒋胜男建议，逐步放开公务员录用的“35岁门槛”，倡导全社会招工消除职场年龄歧视，帮助再就业人群打破35岁年龄限制。
不过，也有网友“思路清奇”，坦言如果开放了年龄限制，公考将会“更卷”，年轻人可能更难考上公务员。
今年年初，寻亲男孩刘学州被网暴、不幸离世的消息令人心痛。那些自称正义的键盘侠，很可能是“刽子手”，用一句句暴力言语将人们推向深渊。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宇指出，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具体明确的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来规制网络暴力，也没有明确其法律方面的内涵，有时就会导致立案困难、取证艰难，受害者陷入维权困境。
“司法机关在惩治网络暴力行为时，会根据每个案子的特点从现行法律中找到对应行为的定性。侮辱就是侮辱罪，诽谤就是诽谤罪，等等。但客观来说，网络暴力的危害性有自己的特点，例如会造成受害人‘社会性死亡’，甚至直接导致受害人自杀身亡。”贾宇说，这些方面值得高度关注、认真研究司法对策。
全国人大代表、TCL创始人李东生也带来了关于网络暴力相关的提案，他建议：1. 完善与网络暴力相关的立法；2. 加大对网络暴力制造者的惩罚力度，对情节严重者提起公诉；3. 落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及时采取措施缩小网络暴力行为的影响。
我国25—59岁成年女性中，宫颈癌发病率及死亡率高居恶性肿瘤第二位，每年新发病例11万左右。同时，宫颈癌是病因明确、可防可治的癌症，通过接种疫苗，就能有效预防宫颈癌的发生。
目前，HPV疫苗已被国家列入第二类疫苗，可自愿自费接种疫苗。但现实情况是HPV疫苗预约难、接种难、接种费用较高，我国适龄女孩HPV疫苗接种率不足1%。
对此，两位全国人大代表杨蓉、岳喜环提出了相同的建议：对适龄女性免费接种HPV疫苗，实现早接种、早受益。
对于这些透着民生温度的提案，小巴想说，希望越多越好。
“双减”政策实施已半年有余，截至目前，线下培训机构已压减92.14%，线上培训机构已压减87.07%。各地纷纷出台监管政策，全国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标准较“双减”前平均下降40%以上。
培训班消失了，但只要高考内卷在，就无法从根本上缓解中国家庭的教育焦虑。
以前都说高考是分水岭，如今“普职分流”将分水岭提前了，近半的淘汰率导致中考成了另一座残酷的独木桥。
在中考这个点上，对一个尚未完全成熟的孩子进行过早分流，是一种不公平。此前就有多名专家提议“不要用中考过早分流学生”。
这次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甘华田建议：取消中考，实行十年义务教育。他认为，走出教育“内卷”，必须从教育制度改革上入手，普及高中是必由之路。具体来说，把小学六年制改为五年制，初中不变，高中三年压缩至两年，并取消中考，实行十年义务教育。
就在几日前，育娲人口研究发布的《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2版》，也提到了“减少高考内卷，缩短学制”这一点。
报告同样提到了“取消中考”，同时普及大学教育，推迟“普职分流”到大学甚至是研究生阶段。同时，中学阶段缩短两年，让大部分学生在20岁左右就大学毕业，提前两年走上社会或进入研究生院。
这份报告的终极目标，指向的是“提升生育率”。育娲人口研究成员梁建章在接受媒体群访时表示，提升生育率的方式有很多，但通过教育改革来提升效果将是巨大的，预计将提升10%—30%，即每年可以多100万—300万的孩子。当然，教育改革也是最复杂的，需要系统的政策设计。
“双减”给家长和孩子减了负担，却给校内教师增加了负担，令不少教师苦不堪言。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马恒燕建议：“能不能通过加大绩效工资，来给老师在绩效工资上面有一个提升。如果我们在经费奖励上面有一些困难，能不能通过职称评定或者是我们对老师的优秀的指数上面能够有个提升，有一份荣耀上的 ，有一份职称上的认可，让老师能够在更轻松、更愉悦的环境下去工作。”
“双减”相关的提案，也频频出现在不久前的各省级两会上。其中，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委员、南宁市桂雅路小学校长陈一璐建议，培训机构转型富余出不少专业能力较强的辅导教师，政府可以出台政策，引导这部分教师参与到学校的课后服务中来，解决学校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
今天年轻人不想生孩子的一大原因，是教育孩子实在太费钱、太费爸妈了。小巴记得梁建章在接受媒体群访时这样鼓励年轻人生孩子——“我相信高考制度不会一直这样，如果你的孩子刚刚出生，我们希望几年后等你的孩子长大一些，高考制度有所改变，那么你养小孩就没那么累了。”
对于这份“梁建章式”的乐观，手机前的你是怎么想的？
疫情下的生活，没有健康码寸步难行，但各地执行疫情防控的标准不统一，部分地区“自行加码”，给我们带来不少烦恼。
全国人大代表蔡卫平认为，传染病防控需要跨行政区域、跨部门的统一协调，各地自建的健康码难以实现这个目标。
他建议，取消各地的健康码，建设全国统一管理的健康码，集中收集各地疫情防控信息，打通数据孤岛。同时要加强个人信息保护，不应显示14天内到达或途经的所有地区，健康码只需显示曾经到过的中高风险区的涉疫区域。
全国政协委员、春秋航空董事长王煜也带来了类似提案，他建议：首先是做到行程码、核酸报告、疫苗接种记录等检疫信息的互认；其次是加快实现健康码、核酸证明、疫苗接种记录等疫情防控关键信息的数据共享，形成全国统一的数据平台，实现“多码、多类信息一平台展示”，各地人员“一码通行”。
此外，他还表示，可进一步考虑引入面部识别等新兴技术，实现“无感通行”，比如与身份证等日常高频使用介质结合，旅客在机场、火车站刷身份证换票的同时，完成疫情防控所有必要信息的核验，这样能大幅提高人员通行效率，节约大量社会人力成本。
近些年来，酒水行业持续“高热”，频频出现“高价酒”“天价酒”。同时，酒水的高利润也带来了资本市场的投机炒作，造成整体的泡沫化。
全国政协委员、月星集团董事局主席丁佐宏认为：酒水行业表象繁荣背后暗藏着各种危机，产品价格不正常、市场供需不正常、投资导向不正常、社会风气不正常。
他建议，对酒类行业以社会平均利润作为参照标准进行征税，超额部分则加以重税。同时，征税要覆盖全产业链，不仅是制造端，还有流通端。恢复“酒是用来喝的，不是用来炒的”产品本质。
同时，丁佐宏还建议加强市场监管，加大惩罚力度，打击通过囤货、炒作等手段，故意哄抬酒价，进行投机倒把的牟利行为。此外，要积极倡导和营造适度饮酒、文明饮酒消费生活方式。
在刚过去不久的各地政府两会上，“元宇宙”就是热词之一，成都、武汉、合肥等地政府均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积极表态主动抢占元宇宙未来赛道。
在全国两会上，“元宇宙”话题继续升温。
全国政协委员、佳都科技董事长刘伟表示，元宇宙作为新兴事物，目前没有标准成熟的案例可循，他建议，从顶层出发，由政府主导打造“元宇宙中国”数字经济体，引导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紧密联系，形成虚实融合、沉浸交互的新型社会关系平台。
“该平台既可以抢占元宇宙世界的国家名片、主导舆论提高国家影响力、推动公共服务数字化，又可以引导线下疫情受损的旅游、商贸、文化等产业线上化，还能在此基础上推动法定数字货币、数字资产等新技术的规范应用，意义重大。”刘伟说。
具体执行层面，他建议，可选择代表性城市先行试点，例如打造“元宇宙上海”“元宇宙广州”等，在“元宇宙城市”中率先打造“元宇宙政务服务中心”“元宇宙外滩”“元宇宙桂林山水”等具有标志性的示范场景，在场景中提供部分示范公共服务、城市文化、城市旅游的虚拟数字体验。
不过，两会上也出现了“‘元宇宙’越热越需要冷静”的声音。全国政协委员张云勇表示，“元宇宙”确实是未来发展的愿景，但目前的技术与愿景还“相差十万八千里”，当前“元宇宙”的火爆离不开资本入场炒作。他建议，公众要理智看待，不要过多介入。
自2017年以来，这已经是董明珠连续第6年呼吁提高个税起征点。今年，她提议将工薪阶层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从5000元/月提高至10000元/月，以推动共同富裕。“要让工薪阶层能够节省下来一笔钱养家糊口，现在消费不振，根本原因是个人消费动力不足。”
那国家税收怎么办？董明珠提议“富人多缴税”——过去富人税收最高45%，把富人征税税率提高到50%甚至55%，来推进共同富裕。具体来说，在全年应纳税所得额分级最高一档96万元/年的基础上增设一档200万元/年（对应税率50%—55%）
此外，她还提出，完善税收的监督机制，在减少中低收入者税务负担的同时，加大对非工资性收入的税收征管力度，创新税收监管机制，依托税收大数据精准分类监管，严厉打击偷税漏税等触犯税收公平性原则的事件，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与共同富裕。
在王填看来，农村集体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中介桥梁。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既能大幅度提高生产力和农民纯收入，又能保证农民更好应对市场大环境的挑战。
经调研，王填认为，随着农村改革的逐步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完善，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既面临着挑战，又面临着机遇。单凭一家一户难以实现乡村振兴，需要依靠组织管理和整体规划，集体经济的作用日益凸显。
他建议，应积极探索创新集体经济的多种实践形式，基于本土乡村已有的特色资源，因地制宜，因村施策，宜农则农、宜商则商，突出特色。同时，让村集体经济组织行动起来，尽快高质量盘活农村闲置集体资源，多种方式发展集体经济，探索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新模式，这些对建设未来乡村共同富裕至关重要。
据360车联网安全实验室统计，国内25家车企的53款在售智能网联汽车中，360公司共计发现漏洞1600余个，其中，云端漏洞1000余个，可导致攻击者远程批量控制该品牌所有的智能网联汽车；车端漏洞600余个，可导致近距离非接触式控制汽车，如开关车门、启动引擎等。
对于车联网数字化新场景面临的安全挑战，周鸿祎建议：借鉴汽车物理碰撞测试的手段，建立智能网联汽车“数字空间碰撞测试”长效机制，强制要求在我国销售的智能网联汽车通过“数字空间碰撞测试”。
同时，他还建议汽车行业尽快搭建一套以汽车安全大脑为核心的智能网联汽车态势感知体系，帮助监管部门和车企实现汽车安全实时全程“可见、可控、可管”，确保上路的智能网联汽车始终处于良好的安全状态。
朱华荣认为，目前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已取得巨大成果，但存在部分法律法规束缚产业发展的问题，如智能网联汽车产品安全责任认定、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自动驾驶责任主体认定、自动驾驶伦理等方面法律条款内容缺失等。
他还提到，目前网联融合应用不充分，多数靠单一行业单打独斗；在系统数据方面，缺乏统一标准的数据中枢，人、车、路、信号系统整合不够，存在数据壁垒，孤岛效应仍然存在。
对此，朱华荣建议，政府应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在安全可控范围内包容新兴产业发展；在网联融合与数据壁垒方面，加强政府引导，法规保障、标准统一，加速行业合作，打破数据壁垒；政府可以合理放宽汽车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要求，建立可信汽车数据流通渠道。
我国汽车行业正处于战略转型关键期，芯片是汽车智能化和电动化发展的基石。但现实是，我国汽车芯片自给率不足10%、国产化率仅为5%，供应高度依赖国外，卡脖子关键问题突出。
曾庆洪认为，只有政府和研发机构、企业共同发力才能真正解决芯片瓶颈，推动产业发展。
他建议：1. 保供稳供，梳理关键领域芯片供需情况，引导国外汽车芯片企业来华投资；2. 加强执法监督力度，调控原材料价格无序上涨，缓解企业压力；3. 强化政策引导、加快汽车芯片整体产业链布局；4. 强化节点攻关，强化应用牵引，加大支持力度和人才引进力度。
据世行统计，全球已有超过 30个国家和地区实施“碳税”，主要集中在欧洲和一些发达国家，并且实行碳税的效果显著。
来自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研究报告显示，英国从2013年征收碳税以来，燃煤发电量在总发电量中的占比，从2013年的40%降至近来的3%左右。
蒋颖表示，我国碳税政策相关法规尚未出台。尽管中国的碳排放仍属于生存排放和发展排放，但我国已经进入经济发展降速提质的新常态，生态优先、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已经深入人心，征收碳税时机逐渐成熟。
她建议：我国要顺应世界碳税政策潮流，加快碳税立法，积累实践经验，推动碳税政策的国际谈判，争取碳税国际规则制定的话语权。具体来看，我国已有完整的环境保护税法体系，将碳税纳入环境保护税，难度低于为碳税单独立法。
朱建民看到了减碳之路上的问题。他指出，过去一年，不少省份出现了对能源和化工项目审批过度严格，对已经批复、备案、核准的项目重新梳理，对前期手续办理完毕但未开工的项目一律叫停或重新评估，甚至一度出现控煤和拉闸限电等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均对我国石油和化工行业的健康发展造成严重影响。
为此，他建议：
1. 相关政策中要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协调全国的能源安全，防止地方急功近利、急于求成；要科学把握好降碳的节奏和力度，不能搞“碳冲锋”，也不能搞减碳“一刀切”，要坚决防止“拉闸限电”的局面再度出现。
2. 建议国家发改委加强对各地的监督指导，加强对全国石油和化工行业碳达峰行动的监督指导，加强对各省节能降碳技术改造总体实施方案的监督指导，合理设置政策实施过渡期。
3. 石油和化工重点企业在发改委监督指导下，加快节能降碳的改造升级，根据统计核算体系严谨测算碳排放量，科学制定碳达峰的行动方案和时间表。
*本文素材整理自财新网、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新京报、财联社、证券时报、中国青年报、澎湃新闻、中国基金报、中国经营报等媒体，特此致谢。
作者 | 李梦清 | 当值编辑 | 李梦清
责任编辑 | 何梦飞 | 主编 | 郑媛眉 | 图源 | VCG
关注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