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员们有很多绰号，比如“程序猿”“码农”“攻城狮”——里面都有些自嘲的意味。但过去20年里，他们是中国社会财富积累速度最快的职业人群之一。他们扎堆儿的地方，连房价都要比周边高一个档次。他们也是一个高度同质化的群体，收入高，穿着随意，话语里夹杂着外人不懂的技术词。在国内互联网科技巨头崛起的过程中，程序员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但当他们年岁增长，面临的却是越来越窄的职业上升通道和日益复杂的社会压力。
记者｜张从志
深圳南山科技园在国内是可与北京海淀中关村齐名的程序员聚居地，方圆三四公里的范围内，遍布着层层叠叠的写字楼，里面驻扎着大大小小的互联网公司，以及完善的配套商业服务。
工作日的时候，这里的餐厅最忙的时间段是12点到13点半，过了13点半，桌子就迅速空去，脖子上挂着工牌的年轻人成群结队地离席，服务员开始收拾残局。到了晚上22点，很多大楼依旧灯火通明，你从远处望去，最亮的那几栋里面，一定有一栋就是腾讯滨海大厦——这栋楼位于滨海大道和后海大道的交叉路口，在2011年破土动工，2015年封顶，分为南北两幢，最多可以容纳1.2万名员工同时办公。
本刊记者在南山科技园的两周里，碰到的几乎每一个人都与这家公司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当中有程序员，有曾经的HR，还有以腾讯为观察样本的研究者。这也不稀奇，曾在腾讯做了三年HR的侯峰给本刊记者推算过，最多的时候，一年有数以千计的人从这家公司离开，也有数量相当或更多的人进入其中。
如果把腾讯比作一块海绵的话，在过去的20多年里，它就是在不停地吸水、吐水的过程中使自己逐渐膨胀，最终变得无比庞大。这样的过程，国内互联网和科技巨头都经历了一遍。在海绵的作用下，那些成天把工牌挂在脖子上的年轻人像水一样流动着。
2015年，也就是滨海大厦封顶那年，苏建祥离开了腾讯，那是他在这家公司的第四年，他陷入困境，绩效上不去，升职无望，项目组的同事陆续离职，他最终决定出去寻找突破。这一年，1985年出生的他步入30岁，结了婚，跳槽到了微众银行。微众银行是国内首家互联网银行，2014年由腾讯牵头发起创立——所以，虽说是跳槽，他还是没有跳出腾讯的“生态圈”。
2021年已经是他在微众银行的第六个年头，虽然公司发展稳定，没什么要裁员的消息，但苏建祥的个人危机已经到来，在他2019年错失一次升职机会后，这种危机感就变得更为强烈了。刚从大厂出来时带着的那种优越感早已消失，他发现自己看到了在技术这条道路上能抵达的尽头，由此而恐慌起来，愈发害怕被甩出去。
过去10年里，事情好像在哪里出了问题。2011年，他从四川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生毕业时，为腾讯而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其他几家公司的offer。第一份工作能进入腾讯这样的头牌大厂，在他的同学当中，这个起点不可谓不高。他离开家乡成都，南下到了深圳。
一个时代拉开了序幕，苏建祥正处其中，可能连他自己都浑然不知。2009年，中国工信部发放了第一张3G牌照，移动互联网时代加速到来。腾讯——这家在PC时代的社交和游戏霸主先知先觉，此时正在为移动互联网布局，扩充人才储备。校招进来的苏建祥刚开始被分配在手机QQ产品组，他很快就被调去做手机浏览器，也就是后来的QQ浏览器的内核开发工作。他怀着很大的激情，希望能大干一场，但短短几年后，他变得疲惫不堪，处境也复杂起来。
听说本刊记者要找大龄的程序员聊聊，苏建祥很快就答应了采访。他把见面地点选在了深圳湾生态科技园的一家快餐店里，他迟到了一会儿，因为胃病犯了，中途去了一趟药店。苏建祥个子不高，脸庞清瘦，头发剃得很短，穿着是典型的程序员式的——褐色的翻领外套，配宽松的休闲裤，脚上是运动鞋。一个有家室、35岁、在职场不上不下的程序员，他会面临一种什么样的处境？
苏建祥是个典型样本：他有一个4岁的孩子，每个月幼儿园学费5000元，各种培训班支出一两千；他在深圳买了两套房，一套自住，还有一套是给孩子以后准备的学区房，只有二三十平方米，但房贷加起来一个月要付3万多元，粗算下来，一个月差不多4万元的支出，他和在医院工作的妻子两个人的收入刚刚维持收支平衡。苏建祥曾算过，一旦自己失业，家里能支撑多久，结果让人悲观——他说，自己是属于那种失业不起的职场人。
在全球的科技巨头里，员工年轻化是普遍现实
苏建祥只是担心事业，沈阳人任海去年刚刚被甲骨文公司裁员，正在失业当中。他1980年出生，已过40岁，好在他几年前就做好了失业的心理准备。甲骨文是全球最大的IT软件公司之一，2002年在深圳设立了第一个研发中心，从2018年开始，中国区大裁员的消息就没有断过。任海2004年从沈阳大学毕业，2005年进入华为，2008年从华为跳槽到甲骨文公司。
本来在35岁之前，任海就打算从甲骨文辞职，当时跟国内互联网大厂相比，甲骨文开出的工资简直到了要被同行取笑的地步。但领导挽留了他，允许他回沈阳远程办公，每年到深圳述职几次就行。任海也正有回家的打算，2014年他就回了沈阳，从那时开始，他就知道自己要接受被边缘化或者迟早一天被裁员的命运。
站在沈阳看深圳，任海经常刷新自己的认知，比如飞升的房价，比如某个同事跳槽拿到了百万年薪。“速度太快了！”来深圳的时候，任海总是惊叹道。一个大厂程序员回到沈阳，基本也就意味着丧失了职场进阶的通道。任海回去没多久就开始鼓捣自己的创业项目，他花几年时间写了一个帮助企业管理软件外包的程序，正适合他这样的大龄失业程序员。任海有一个小团队，在租房子和请大家吃烧烤上，他就花了一二十万，但团队不领工资。这样的项目如果放在深圳，几个月就死掉了，但任海熬了几年，至于能不能成功，似乎他自己也没抱太大希望。前几年，任海还跟领导谈过，用一种半开玩笑的口吻说，以后可以考虑把他裁掉。等他真正被裁了，才发现40岁的自己，已经在职场穷途末路。
在全球的科技巨头里，员工年轻化是普遍现实。根据美国薪酬调查机构PayScale的数据，2018年苹果公司的员工平均年龄是31岁，Google为30岁，Facebook、linkedIn是29岁。而国内的科技公司则更加年轻，比如腾讯、华为的员工平均年龄都在二十七八岁，相当于研究生毕业两三年的阶段。
科技巨头为何更加偏好年轻员工？带着这个问题，本刊记者找到了腾讯大厦旁边的深圳大学，这所学校不仅培养了腾讯的创始人，每年也为这家公司输送着大量人才。该校人力资源系主任蒋建武教授告诉本刊，这个问题不难解释，互联网行业作为一种创意型经济，它追求的是创新，对经验传承的要求不高，这与传统的制造业很不相同，比如机械加工制造厂的技工肯定是越老越吃香；而且不要忘了，国内每年有将近900万高校毕业生进入就业市场。
这是一支无比庞大而相对廉价的劳动力大军，他们受过高等教育，其中的佼佼者经过数年的知识储备后，对前沿科技已经有了敏锐的分析和判断能力，这些聪明的头脑要价也不算太高。更重要的是，他们对工作的热忱绝对胜过大部分职场中人。国内科技巨头崛起的过程中，无一例外都抓住了这一人口红利。
Facebook 公司在美国旧金山市门洛帕克的新总部（摄于2018年）
若要追问起来，年龄的隐性歧视在各行各业都算不上什么新鲜事。在华为和腾讯都做过HR的侯峰告诉本刊，他十几年前在一家制造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工作时，出去招聘就对年龄设门槛，“高管可以放宽到45岁上下，但中基层，我们也是倾向于35岁以内的”。站在企业的角度，这个逻辑其实很好理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超年龄的人性价比不高。“同一个工作，你一个有十年经验的人能干，毕业三五年的人也能干，即使你只要一样的工资，但对企业来说你就没有发展潜力。就企业而言，我好不容易培养出来一个人，肯定是希望能让你多贡献几年，你年龄越大，边际效益就越低。”
而互联网行业所要求的“贡献”，当然不是朝九晚五正常上下班，它需要的年轻人是那些即使满腹怨言，也会服从加班文化的年轻人。作为一个程序员，苏建祥更想从技术本身的维度去理解这种文化的由来。“互联网产品的特点是，你要发个新版本，前端和后端协商一下，测试完就可以马上上线了，速度非常快。”这一点，在他从腾讯出来，到微众银行以后体会得更深。
因为微众银行虽然定位是一家互联网银行，但本质上还是一个金融服务，有相应的监管要求。“所以我们发新版本之前要经过严格的前期验证，一步步做完，符合规范，才能上线，流程会长很多，容错的空间也小很多。互联网的产品出了什么问题，你稍微解释一下，大家过两天就不关心了，但金融类产品，你一出问题，银监会可能就要过问。”
互联网产品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上线以后，要保证它24小时不间断运行。“怎么去实现呢？就得有人来维持。如果你这个项目总共就两个人，那就只能两个人轮班倒，自然会很辛苦。如果说企业愿意花钱多雇一些人，大家轮流值班，自然就会轻松一些。所以，最后还是取决于你的老板和领导怎么看待这件事。”苏建祥说。
图｜视觉中国
国内的互联网行业虽然在商业化上做得很成功，但很长一段时间里，在技术路线上都是跟着国外的科技巨头亦步亦趋。苏建祥在腾讯开发手机浏览器的时候，他们的产品策略就是跟着谷歌走，“但是人家谷歌一个浏览器的团队光做内核的就有上千人，我们当时只有30多个人。人家一变，你就得跟着动，特别被动，团队也很累”。
苏建祥的朋友姚刚也在腾讯工作过，他想把分析推向更深的地方。在他看来，这种追求速度、喜新厌旧的文化不是互联网和科技行业独有的，而是一种弥漫在全社会当中的普遍心态。
“国内各个领域都是喜欢推倒重来，他们几乎是每隔几年就要采购新的信息软件。老外买了一套东西就会把它当作一个资产，不会轻易地丢掉它。我之前看过一个案例，说的是法国一家机场的温控系统用的还是DOS，结果出了故障，不得不把一个快退休的老工程师从家里请过来，才把问题解决掉。当然，你很难说谁对谁错。但国内的这种氛围，天然地就决定了大公司对年轻人的偏好。”姚刚说，这种文化其实带来了一个后果，就是国内公司可以做出用户很多的互联网产品，但在一些市政公共设施，比如地铁、电力的控制系统方面，国内的产品稳定性和安全性就比不上国外公司。
正是在这种市场氛围里，“996”、没有节制的加班成了潜规则，伴随了国内整个科技行业发展的过程。任海在华为的三年（2005～2008），正是华为向3G发起最后冲刺的那几年。他所在的项目组负责的是3G核心网中的一个模块。“当时忙到什么程度？”任海自问自答，“连开会都要抢会议室。我有时半夜12点就要留在公司订会议室，否则第二天会就没法开。”和任海一批进去的同期生，基本都在一两年后出走。
而人员流失严重，人力资源部门忙不过来，业务部门就要自己去招人。任海那会儿除了搞研发之外，常干的一件事就是半夜12点守着公司内部网站抓简历。“因为各个部门之间都在抢人，如果你提前抓取了简历，存到自己的人才库里，别人就抢不到了。这些都只能在公司内网操作，所以你熬夜也得守在公司。”
项目最忙的时候，任海好几个月都没看见过中午的太阳。“当时公司出于信息安全的考虑，禁止外面的电脑连进实验室，我们要调测产品就只能泡在实验室的机房里。因为长时间盯着显示屏，眼睛充血特别厉害，而且机房的轰鸣声太大，熬夜熬到耳鸣也是常有的事儿。”加完班回去经常是半夜一两点，任海一上回家的摆渡车倒头就能睡着，有时候坐过站了，能睡到半夜两三点，直到司机把他叫醒。
插图｜大厂青年
“华为经常是客户有什么需求，我们这边没有也得回答有，然后回去组织人手加班加点干，要程序员连夜把代码写出来，提供给测试员，第二天客户要的功能就能上线。”这导致华为当时的员工找女朋友都是集中在项目间歇期。“项目间歇期全年加在一起可能有一个月的时间，间歇期可不是给你放假，只是相对要闲一些，比如你可以8点左右就下班。”
与这种高强度的加班相匹配的，是华为广为人知的高回报。即使在2005年前后，华为的薪资也远超行业平均水平。任海说，那时候刚毕业的研究生月薪是5000元左右，本科生是4000元，收入的大头是加班补贴和年终奖，算上这些，基层员工平均一年能有15万元左右。对刚毕业几年的年轻人来说，这个收入当时在其他行业是很难获得的，为了在大城市立足下来，他们只能用时间换空间。
但2008年前后，任海埋头加班了几个月，突然发现周围的房价全都涨起来了。“我们之前去周围看过，当时不付首付直接贷款就能买，只要你有稳定工作。但当时太忙了，也没顾得上。”任海记得，当时隔壁的腾讯还喊话，说房价涨，工资就涨，好多人就从华为跳过去了，但工资很快就涨不过房价了，腾讯也不这么喊了。在深圳的时候，任海一家就一直租房住，稳定的话三年搬一次家，不稳定的话年年搬家。他们最早住在梅林关口，后来到福田下沙、南山桃源村，最后搬到宝安去了，住得越来越远。
而加班早就成了行业的一种惯性，已经渗透到制度当中，员工个人几乎是无力反抗的。在华为、腾讯这些科技公司，都实行严格的绩效考评制度，绩效的好坏又直接挂钩你职级的升降和收入的多少。虽然加班时间的长短并不会以量化的形式纳入考评指标，但它却直接关系到业务主管对你工作态度的评价。
2014年4月16日，北京新浪微博办公室内工作场景
“有时候，其实你没有那么多事要做，但也没办法早走，那种氛围意味着，你一个人早走的话，领导就会认为你工作态度有问题。他可能会说，你技术也不那么突出，为什么不抓紧时间学习？但你加班真正有多少是有效时间，是很值得怀疑的。”苏建祥如此反思道。
在离开腾讯之前，苏建祥也在绩效考评中受到过打击。当时领导把他们团队抽出一拨人去微信组做浏览器开发，等他们完成任务再回原来的团队，很多技术都换了。那之后，整个团队的KPI直线下降，没多久，他们那拨人陆续出走。2014年的时候，苏建祥也考虑内部转岗，想去其他部门。当时有游戏项目组需要人手，但这一年，他的身体拉响了警报。他开始频繁地犯胃病，医生认为是长期压力过大加上熬夜导致的。苏建祥掂量了一下，最终放弃了去游戏部门的想法，在身体健康和可能的巨额回报之间，他选择了前者。
在大厂经过那么高强度的职业训练，从里面出来的人职场竞争力到底怎么样？对于这个问题，不同的人答案也大不相同。华为全球招聘团队的前负责人冉涛说，在大公司里待久了的人很多都是求稳的心态，会失去野心。“一个人研究生25岁毕业，通过校招进入华为这样的公司，其实本质上就是从一个象牙塔进了另一个象牙塔而已。”然而，大公司也能让人见识到更优秀的人才，享受到更多的学习资源。事实上，从大厂出来的人的确是国内科技行业创业的主力军。
苏建祥觉得这个问题要从不同的层面来看。如果只考虑在中基层，从大厂出来的人普遍有一种心理优势——“比如在腾讯，我们是面对过10亿级别用户量的，所以几十万、几百万用户规模的产品，自己内心首先是稳得住的。”但大厂出来的人也有劣势，“因为大厂里分工很细，用浏览器举例，从上到下至少有四五百人，里面分得很细，有做业务的、前端的、后端的、内核的，里面又分成各种很细很小的工种。如果你是做优化的，就不会做业务，如果你是做内核的，就不懂UI（用户界面）。所以如果你在大厂里待了10年甚至更长时间，技术功底也没练扎实，再出来后，你的竞争优势其实不一定像你以为的那么强，甚至可能比不上小厂里那些优秀的人。”
很多人从大厂出来后都会感觉不适应。2008年，任海从华为跳槽到甲骨文深圳研发中心，一下子从精神高度紧张的状态里解脱，突然觉得很闲了，到了晚上6点就可以下班回家，反而特别容易困。让任海感到最惊讶的还不是可以到点下班，而是居然有人会光着脚丫在办公室的地毯上走来走去，还有人工作时间打桌上足球，拿着咖啡到处找人唠嗑，用手机在公司里拍照——在华为，研发人员早期甚至不被允许携带有摄像头的手机进入公司。“人家不是动不动就加班，而是我先走了，回去把活儿干了，特别有弹性，进度控制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任海说，从公司的角度来看，很难评价孰优孰劣，根本的差别还在于不同公司对人的理解不同。“甲骨文对人的管理是基于信任的，没有打卡，不用老是开会；而有些公司是基于不信任的，到处都有摄像头，有门禁，每天要打卡。”
任海在华为时，有一个项目就是和甲骨文合作——这也是他后来跳槽去甲骨文的缘起。项目开始时，任海他们去甲骨文开会，大家都是坐公交车，来回的公交票报账特别麻烦。后来，甲骨文的人到华为来，“我们一看，好家伙，人家过来三四个人，一人打一辆车，带头的那个项目经理一脑袋黄毛，像刚从舞厅出来似的，旁边还有个女员工穿着超短裙”。最后，因为超短裙不符合华为的着装规定，公司还罚了任海50块钱，因为这个人是他负责对接的。任海还津津乐道的一件事是，当时出国学习有个老外带他们，60多岁了，“他说他之前干了十几年的木匠，然后转行来做程序员，因为觉得这个有意思”。
在外企工作虽然宽松自由，但国内的巨头崛起后，其待遇明显就没有吸引力了。2017年，姚刚因为无法忍受甲骨文迟迟不见涨的工资而选择了辞职，跳到了华为，这开启了他后来不断入职、离职的循环。在这之后的四年里，他换了四次工作。姚刚本科就读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是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院读的，2009年毕业后，他通过校招进入甲骨文，在那里待了近8年。离开甲骨文的那天，他虽然有点不舍，但心里盘算的是，几年之后怎么回来。但几年之后，甲骨文在深圳的研发中心却被裁撤了。
姚刚后来在华为也不顺利，又跳槽到了腾讯，在腾讯待了一年左右，2019年离开了。起因是招人进去的领导半年后自己跳槽了，新来的领导与他不对付，姚刚觉得自己在工作上总是被领导挑刺儿。离开之前，姚刚和这位新来的领导有一段令人玩味的对话。他问领导：“我走，对你是不是件好事？”领导答：“我是一个打工的，有什么好不好的。”姚刚又追问：“那我走，对你是不是件坏事？”领导答：“我是一个打工的，有什么坏不坏的。”这次面谈后，姚刚很快就去办理了离职手续。
在南山科技园的一家砂锅粥店里，姚刚谈起了这段经历。他1984年出生，说话喜欢侧着头，一副较真儿的样子。我们见面那天是1月3日晚上，周日，元旦假期还没结束，他的脖子上全程挂着一块工牌。那是他现在的公司的，这家公司给了他技术专家的职位，月薪4万元。这个数字，姚刚还算满意。
从腾讯被“挤走”后，姚刚先去了一家外企暂时过渡，然后四处投简历。“我就在心里定了一条线，不到这个价钱我就不离开。这条线就是月薪要超过4万元。我在招聘平台上就按照这条线去过滤。”姚刚投了几十份简历，最终找到了现在的工作。“等哪天我的技能卖不到这个价了，我就找个小地方退休。”姚刚的经济账是这么算的：他在深圳有三套房产，出租两套，再加上积蓄，足够日常开支了。
被甲骨文裁掉后，任海也尝试过找份全职工作，但屡屡受挫。“在我们这里，40岁以上的人家都叫‘忍者神龟’了，如果有人给你点活儿干，你怎么也得坚持。”不过任海说，就算有机会，自己也不会再去大厂拼命了。“人生就是这样，你一直蒙头往前走，但那些未必是你真正想要的，有时候退一步海阔天空。”
跟苏建祥一起入职的那批人里面，有的人升了团队主管，有的人选择了“上岸”，回家考公务员、事业编，或者去国企、银行，也有人还在大厂里晃荡。“所有人都有自己的危机，升了职的想着怎么继续晋升，怎么在公司里使自己处于相对安全的位置；没升职的，要还房贷、养娃，想着怎么提高家庭经济安全系数。”
他也有同学不买房不结婚，活得潇洒自在，但苏建祥觉得，人的骨子里还是需要一些东西的。为了这些东西，你要去获取更多的资源。在深圳，孩子上学你要有房本，不然幼儿园都排不上。为了还房贷，你的收入就不能太低，工作一忙，又没太多时间照顾孩子。苏建祥觉得，这总归不是一个正常的状态。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1年3期。文中苏建祥、任海、姚刚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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