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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广岛铝业招聘信息(我是国内学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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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3-05-19 10:10
  • 龙泉小编


南通广岛铝业招聘信息(我是国内学渣)

讲述 / 董颖 主笔 / 牛牛 编辑 / 木木

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也是“花花卷卷”蛋糕连锁店的创始人。

从小学到高中,我都是一名“学渣”。因为对国内的高考没有信心,2001年,我孤身到日本求学,没想到在日本不小心成了一名“学霸”。

2010年6月,我以全A的成绩在早稻田大学研究生毕业。

朋友经常问我,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差?在日本究竟发生了什么?

通常我都以笑作答。当然,我心里非常清楚这个问题的答案。

从日本回国以后,我写过剧本、做过公关策划。2012年,我决定创业。先生王啸风(我叫他老王)是我的创业伙伴。同年8月,“花花卷卷”的第一家店在上海开业。我请了日本的蛋糕师傅。

生意一开始就很差。为了把店撑下去,我们开始了漫长的借钱生活。刚开始,同学同事朋友,几万几万借,后来几千几千借,到最后几百几百借。

晚上,老王拿着手机,一边叹气一边翻通讯录,看还能问谁借一点。

多少个夜晚,我们都觉得撑不下去了,商量好,第二天一早就去店里,和大家说一下,关门。

日子难过时,我总会想起自己早年的求学经历。因为那里隐藏着我人生的大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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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我想把父亲的药,全部吃下去

1982年,我出生在山西太原,一座钢铁丛林的城市,父母都是钢厂的职工。

5岁,我就进太钢子弟小学了,是班里年纪最小的。

上课到一半,我会从书包里拿出个大苹果,咔嚓咔嚓啃起来,或者从座位上站起来,跑出去上厕所。我坐不住。

为了不影响其他同学,老师让我坐在教室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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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作业很慢,每次都被老师留堂。老师对母亲说,这娃很聪明,就是做作业太慢了,要提高注意力。

回到家,母亲开始监督我写作业。

她对我要求非常严格,写字必须认认真真一笔一划,有一点写歪了,就要擦掉重写,纸都擦破了,还要继续写。

母亲在钢铁厂做文书,很重视写作,要求我每天写作文

学校春游,回来要写游记;看完电影,要写观后感;看完书,要写读后感。我压力好大。

学校放假,母亲给我布置一整天的作业,然后把门反锁,自己去上班。

父亲中午会回来,看我有没有偷看电视。

他皮鞋上有个金属扣,隔着老远,我就能听到“啪嗒啪嗒”的声音。这声音太可怕了。

父亲一进门,会检查开关上的指纹,再摸一摸电视机,看有没有温度。

有一次,他一出门,我就看电视,结果父亲杀了个回马枪,我被抓现行。

父亲瞪了我一眼,说,你是不是不要学习。

我不敢说话,低着头,开始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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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明白,学习的意义是什么。

有一次考试,很多同学考了双百分,我没发挥好,语文考了93分,数学考了94分。

回到家,父母板着脸,饭桌上谁都不说话,气氛跌至冰点。我低着头,整张脸都是热的,觉得没脸面对他们。

我家的柜子上放着一排药罐,是父亲的药。他身体不好,去医院查出了肝硬化,配了一大堆药回来。母亲嘱咐过我,这些药绝对不能碰。

每次我没考好,我就望着柜子上的药,想把它们全部吃下去。看了很久,最后还是没有那个勇气。

小学一年级,每天放学,我坐在教室里等妈妈。她六点下班来接我,回家让我随便扒几口饭,再骑车带我去学电子琴。

学琴的地方在一座中学礼堂里,很空旷,硕大的空间里只有四五个孩子。

老师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经常板着脸骂人。我觉得他特别像西游记里的妖怪。

周末,钢厂大院里的孩子都在外面玩,除了我。

我家住一楼,窗户装着铁栅栏,窗外是一堵乌漆嘛黑的墙。我把电子琴放在窗边,开始练琴。

琴声响起,外面的追逐打闹声停止了,孩子们跑到窗前,拉着铁栅栏,好奇地看我弹琴。

我渴望地看着他们,想出去玩。家对我来说,就像是一座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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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我生命中最黑暗的

1994年,我上钢厂子弟中学。初中三年,是我生命中最黑暗的三年。

班主任对学生特别严厉,她带的班级,每次考试平均分都是全年级第一。

很多家长挤破头,想把孩子送到她班里。母亲也花了很大力气,才把我安排进来。

报到第一天,家长把孩子送到老师手上,会和老师说:孩子如果不听话,你就往死里打。大家觉得老师打孩子就是关心孩子。

我们班所有孩子都被打过,男孩子打耳光,女孩子敲头。

老师在批评一个同学,另一个同学在边上偷笑,老师会说:这头黑猪,还笑乌鸦黑。惩罚两个人在教室门口静蹲。

我成绩在班里中等,但一直感觉自己很差,没什么价值。

中考前,老师找我母亲谈话:你女儿这个成绩,估计连个技校中专都考不上。

我觉得自己没希望了。

后来才知道,老师跟很多家长都是这么说的。

1997年,我参加中考,考上了高中。

当时有两个选择,一是留在太原太钢子弟中学,二是去山东铝厂子弟中学。

我选择去山东,逃得越远越好。

上了高中,我成绩还是不好,班里六十多个学生,我中等偏下。

2000年,我读高三,要考大学了。我没信心。

父母觉得我只要考个大专就可以了,毕业后回到太原,在钢铁集团找个工作,有一份稳定的收入,也不错啊。

可是我很害怕回到太原,害怕回家。只要不回去,去哪里都可以。

父母有个同事,孩子和我同年,他们准备把孩子送去日本。

父母决定把我也送去日本。

同学们在准备高考,我休学回家,准备出国。

我和父母一起看纪录片《我们的留学生活》,讲述的是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的生活。

片中每一位留学生,在日本都过得很辛苦,一边学习一边打工,刷盘子,背尸体,干的都是最苦最累的活。

看完纪录片,父亲反而犹豫了:到底要不要送女儿去日本?

父亲愁得几个晚上没合眼。最后,他把决定权交给我,问我去不去。

我说,去去去,不要说日本了,西伯利亚我都去!

2001年,初春,父母坐火车送我去北京。这一年,我刚满18岁。

天气还有些冷,北京刮着沙尘暴,天空灰蒙蒙的,我们坐车从火车站去机场。

航站楼,父亲把行李递给我,我接过,说了一句,再见。然后转身,径直朝安检口走去。

我边走边抹眼泪,我知道,父母肯定还站在原地,肯定哭了。

我不敢回头,怕看到他们哭的样子。

后来,母亲告诉我,父亲望着我的背影,流着泪说:你看这孩子,头都不回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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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父母


03 小颖,你为什么哭呢?

2001年3月,我到了日本。

我在广岛国际语言学校学习。语言班一共18个人,来自不同的国家。我18岁,是班里年纪最小的,大家都叫我小颖。

日语语法老师,叫森马,一位三十多岁的日本女性。经常穿一件白色的百褶裙,脚下一双厚底旅游鞋。

森马老师在英国深造过,英语讲得和日语一样流利。

她语速很快,很多时候,我还在思考前面一句话,她已经讲到下一句了。

有一次,她在上面讲课,我低着头,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

下课了,其他同学都走了,森马老师走到我边上,问我:“小颖,你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

我摇摇头。

“想家了吗?”

我也摇摇头。

“那你为什么哭呢?”

我哇一声哭出来了,说:“你讲得太快了,我都听不懂,急死我了!”

森马老师松了一口气,说:“噢,原来是这样啊。如果下次你觉得老师讲得太快,没听明白,下课和老师说,老师再和你讲一遍。”

从此,森马老师经常留下来,用慢三倍的语速,再和我讲一遍。

沟通不顺畅时,我们就画图交流。森马老师画的图简单易懂,随手几笔,我就能看出她想要表达什么意思。

教敬语和谦语,她给我画了很多不同表情的小人,尊敬的、谄媚的、拍马屁的,一眼就能看出来。

森马老师耐心地跪在我桌子边,给我讲课。

我特别不好意思,希望老师能坐在凳子上,她说没关系,让我不要在意,这是日本人的习惯。

还有一位近藤老师,四十多岁,留着一根小麻花辫儿。每次见到我,她都笑眯眯地喊我,小颖。

近藤老师是我的“进路指导”老师。进路老师会和留学生做一对一的面谈,指导选择报考哪所大学。

学校每天下午四点放学,我要先去打工,晚上十点回学校,整个学校都乌漆墨黑的。只有一间教室还亮着灯,近藤老师在等我。

近藤老师问我,想读什么专业。

我的成长过程中,只有写作这件事,让我有一点成就感。

上小学的时候,我的作文常被老师拿来念——这是上学唯一吸引我的地方。

我和近藤老师说,我想考新闻专业。

当时,日本只有两所大学有新闻专业,一所是同志社大学,一所是上智大学。

同志社大学是日本的名门私立大学,非常难考。我所在的语言学校,传说只有一位考上这所学校。

我说,这个学校太难考了,我肯定考不上。

近藤老师安慰我说,难考是别人的事,你没有试过,怎么知道不行?

她的话给了我很大的力量,我第一次知道,原来没有尝试过,是不可以说不行的。

我开始拼命学习。

我租的房子,7平方米,墙上贴满了日语单词和要背的知识点。每天一睁眼,我就开始学习。

从住处到学校要骑自行车。我把单词本放在车筐里,一边骑车一边背诵。

广岛有很多桥,路上起起伏伏的,我经常因为看书太专注,连人带车摔倒。我爬起来,拍拍身上的灰,继续边骑边看。

我的成绩开始突飞猛进,每次考试,都进步一点点,不到一个学期,我已经名列前茅。

我这个国内的学渣,在日本,竟然成了学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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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我的女儿以后就拜托你了

来日本留学后,我觉得不能再向家里要钱了。父母送我出国,已经花光了积蓄。接下来,要靠我自己了。

为了赚学费和生活费,我在学校附近的工厂找了一份兼职,流水线上做饭团。一天干5个小时,一小时800日元,相当于人民币50多元。

白天要上学,我就晚上去打工。有时上通宵班,因为工资会高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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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一起做饭团的,有一位太太,叫西山,60多岁。

我从学校赶到工厂,一般晚上6点多,来不及吃晚饭就要上工。

西山太太特别照顾我,经常从家里做好吃的带过来给我。她做的芝士蛋糕特别好吃。

工作的时候按规定不能吃东西,她偷偷拿糖给我吃。

我们一边做饭团一边聊天,我和她说学校的事,她和我说家里的事。

她邀请我去她家作客。她先生去世了,儿子和女儿都在东京,她一个人在广岛生活。

她拿出年轻时的照片给我看,照片上的西山,皮肤白皙,笑容温婉。

我说,西山太太,您这么照顾我,就像妈妈一样。

西山太太说,你这个小姑娘,18岁就离开家,跑到这么远的地方来,又要上学又要打工,就把我当成妈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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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我参加进路考试,成功考取同志社大学,新闻专业。

和录取通知书一起寄来的,还有奖学金,一个月52000日元,可以完全覆盖学费。

我激动得不行,马上把好消息分享给西山太太。

西山太太很高兴,说:“祝贺你小颖,你要去京都了吗?”

我眼眶湿润了。我知道,要和西山太太分开了。

开学前,西山太太陪我一起坐新干线,从广岛到京都,一直送到同志社大学。

西山太太不停地朝学校的宿管阿姨鞠躬,说:“我的女儿以后就拜托你了,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努力的孩子。

宿管阿姨也朝西山太太鞠躬,说:“您放心吧,我会照顾好她的。”

我站在边上,眼泪哗哗地流。

我很感动,远在异国他乡,一个和你毫无血缘的人,担心你,牵挂你,无所求地对你好。

在日本,我遇到了很多好人。不管是老师还是西山太太,对我都很好。他们都很善良。和我以前在战争电影里了解的日本人,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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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哭了

同志社大学,有留学生活动室,我常去参加活动,因此结识了不少人。其中有一位小姑娘,叫木下沙希。

木下姑娘,是日本人,个子小小的。她从小在美国长大,英语和日语讲的都很好,还在一直学习中文。

她对中国文化特别感兴趣,特别喜欢西安,喜欢有兵马俑的地方,她申请了交换生,去西安西北大学留学。

2003年,刚好西北大学发生了一件事。有几位日本留学生,在晚会上表演了一段日本的舞蹈,被中国学生认为是辱华,事情越演越烈,最后演变成抗日游行。

我和其他中国留学生,都劝木下姑娘别去了,这个时间去中国,而且还是去事件的发生地西安,实在太危险了。

我和木下说:别去了,万一你去了,被打怎么办?

木下开玩笑说:那就去医院呗,还能怎么办。

她说,自己接触的中国人,都和我们一样,对她很友好,她觉得自己肯定不会遇到这样的事。

木下有一颗特别纯净的心,我产生了保护她的想法。

我说,要不我陪你一起去吧,我是中国人,万一遇到麻烦了,我可以帮你,而且,我还可以拍摄你在中国的生活,给你留个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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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木下

2003年10月,我陪木下去西北大学报道,然后只要学校有假期,我就从日本飞去西安,看望木下,拍摄她的留学生生活。

一开始,木下很难交到朋友,同学都不和她打招呼,课上小组学习,也没有人和她组队。去学校小卖部买东西,还会遭受白眼。

木下带我去她最喜欢的餐厅吃饭,我们一起打车去。

出租车司机听到我们用日语对话,马上把车往边上一靠说:日本人吧,下车。

我很气愤,和司机理论说,我是中国人,她是我同学,她只是一个学生,你为什么要这么对她?

木下拉住我说,没关系的,我们换一辆就好了。

有时候,木下也会很伤心,哭着问我,为什么大家这样对我,难道就是因为我是日本人吗?我安慰她说,这不是你的错。

木下很坚强,也很乐观,她很快调整过来。

别人不理她,她就主动和别人说话。其他同学在一起做小组作业,她会走过去问,我可以加入你们一起吗,需不需要我帮忙?

她还帮助日语系学生,学日语,日语系学生也会教她中文。

慢慢地,大家开始接受她,带她一起出去玩,一起吃饭,一起聊天,因为木下的善良,她交到了很多好朋友。

交换生一年结束的时候,中国的同学们,为她开了一场送别会。

中国孩子和日本孩子,手牵手一起唱歌。

木下的好朋友们,都过来和她拥抱,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哭了。

这个温暖的夜晚,融化了所有人,也融化了我。人与人的情感,是这么温暖与纯粹。

回到日本,我把拍摄到的视频素材剪辑出来,做成纪录片《在同一片天空下》,片子投去日本国际短片映像节,还获得了一个“特别贡献奖”。

评委给我的评语是:“如此稚嫩的技术,还能拍摄出如此真挚的情感,这是这个行业最缺乏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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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网上看到日本东映太秦电影村(相当于中国横店),要开一场关于拍摄的讲座,主讲人是早稻田大学的教授,安藤老师。

我一个人跑去听课。听完课,我找到安藤老师,向他介绍我的作品。

安藤老师说,他早就知道了,国际短片映像节上,给我颁奖的那位评委,就是他的好朋友,他们还在一起讨论过我的片子。他觉得我特别有天赋,以后一定会有所成就。

安藤老师问我,有没有兴趣来早稻田大学继续读研究生?

我说,我太有兴趣了。

2007年,我同时考上早稻田大学和东京大学的研究生,我选了早稻田,专业是电影后期制作,安藤老师是我的导师。


06 什么是艰难时刻,帮助我们活下来的秘密?

2010年6月,我以全A成绩从早稻田大学毕业。毕业典礼上,我作为优秀毕业生上台演讲。

当着全校师生,我动情地说:“一路走来,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我报答学校、报答老师最好的方式,就是创作出优秀的作品,在国际舞台上绽放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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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稻田大学毕业典礼

但是回国不久,我改变了主意。2012年,我决定创业。8月,“花花卷卷”蛋糕店在上海开业。我专门从日本请了蛋糕师傅。

在日本留学的时候,一边学习一边打工,很辛苦。累的时候特别想吃甜食,但日本蛋糕不便宜,我总是等晚上打烊前五折处理的时候去买。

每次考试考了高分,我都会买一块奶油蛋糕,奖励自己。

轻轻挖上一勺蛋糕,放入口中,香甜的奶油在嘴里慢慢融化,感觉所有的疲劳都消除了,觉得明天还能再努力一下。

小小的蛋糕,给了我无穷的力量。

我想把日本蛋糕的特别味道带到中国来。

没想到,生意很差。

开始,我和老王觉得是位置的问题,硬着头皮,换到了上海久光百货,这么好的商场,人流量很不错,可以说谁进谁赚钱。可是我们就是不赚钱。

为了把店撑下去,我们到处借钱。我母亲和公公婆婆,也把他们的朋友都借遍了。

公公安慰我们说,只要人还在,肯定会有翻身的机会,你们这么努力,一定会换来好的结果,我们会无条件支持你们。

我很内疚,为了我们的事业,把父母的养老钱都搭进去了。

有多少个夜晚,我们都觉得撑不下去了,商量好第二天一早,就去店里和大家说一下,关门。

第二天,走到店门口,我看到小伙伴们在积极地干活。蛋糕师端着蛋糕出来,跟我说:“董姐,我又把蛋糕改良了一下,这次一定卖得好。”

我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想,要不再干一天试试?

我和老王都很奇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们用很好的原料,看网上的评价,大家也都说我们的蛋糕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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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的时候,女儿出生了

一直熬到2013年8月。

我和老王商量,在8.18周年庆这一天做一次促销活动。如果这次活动做完,生意还没有起色,我们就关门。

没想到,这次活动成了转折点。2013年8月18日当天,我们的营业额翻了一番。

从那次活动开始,我们的营业额就一路上涨,一直涨到现在。

2015年,苏州久光百货邀请我们入驻。

分店开始一家家开起来。至2020年底,我们的蛋糕店在上海和苏州一共有8家门店。

我们的slogan是“点亮每次相聚,献给最爱的人”。蛋糕不是普通的商品,它是有特殊意义的,买一个蛋糕,是为了庆祝今天和以往的日子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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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安藤老师来上海国际电影节做评委,说想来看我。

我给老师回消息说:我觉得很羞愧,没脸面对他。

毕业这么多年,我没有拿出一部作品。我辜负了老师的期望。

上海电影节结束,安藤老师来到我的蛋糕店里,看着墙上的电影海报和店里的装饰品,说:“你看,你不还是做着和电影有关的工作吗?”

安藤老师和店里的每一位员工说:“谢谢你们支持我的学生!”

我又想起了西山太太,把我从广岛一直送到同志社大学。她不停地朝宿管阿姨鞠躬,说:“我的女儿以后就拜托你了……”

安藤老师临走之前,对我说:“小颖,你知道吗,一辈子这么长,不会只有一件事,伴随你走过一生。人这辈子,要经历各种各样的事。做蛋糕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老师相信你,一定能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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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藤老师和师娘

2015年10月,儿子出生,我给他取名懂懂。这个名字里包含了我对儿子的祝福,也包含了我为什么能从学渣变成学霸,以及让“花花卷卷”活过所有艰难时刻的全部秘密:

愿你懂得爱与被爱,懂得世界之大,懂得生活之美。

愿你懂得爱自己,爱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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