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鲍劲夫
“许继慎将军还有后代，没断根！真是苍天有眼！”
在皖西，在鄂豫皖苏区，在北京，在党和国家一些领导人中，在红军老战士中，在解放军高级将领中，人们纷纷激动地议论着、相互转告着这一喜讯。
“他又是怎么被找到的？”
许继慎之子许民庆手持父亲的照片
“所找到的许民庆真是许将军的嫡传吗？”
能找到许民庆，有很大的偶然性。
许继慎是六安人，五四运动时期在六安、安庆参加了爱国学生运动和安庆建团；大革命时期曾由黄埔军校回家乡建立中共土门店小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8年受党派遣，回皖西收编流窜于此地的河南巨匪李老末部，因遭黄埔同学李自迷告密而返上海。途经合肥县城时，他建立了中共合肥特支，由童汉璋任书记。1930年春，许继慎受党中央派遣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军长和中共红一军前敌委员会委员。他受命后，征战皖西，亲自指挥和领导了震动南京的东西香火岭战斗以及独山战斗。1931年5月，许继慎任红十二师师长，后兼中共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皖西分会主席，11月，在“肃反”中被张国焘诬陷秘密杀害，年仅30岁。作为党史上的重要人物，许继慎在六安县及皖西、鄂豫皖苏区革命斗争史上的地位，都是十分重要的。1977年底，笔者被抽调到六安县革命斗争史办公室工作。从这时起，我就开始注意收集许继慎的生平事迹史料。
许继慎烈士
一次，我在一份老同志的谈话记录中，发现有一段“许继慎在广州和谭氏结婚，并生有一个孩子”的话。这是我第一次了解许继慎在广州的婚姻状况，从而萌发了寻找许继慎将军遗孀、遗孤的念头。但记录没有进一步提供情况，而那位老人也已于两年前辞世了。
1981年6月30日，当时的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胡耀邦在首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公开称赞许继慎是“早年为党为国捐躯的红军杰出将领”，这又给我的寻找工作提供了新的推动力。不久，我即以县革命斗争史编写筹展办公室的名义，报请县委派员去河南省新县寻找许继慎的忠骸，以为在六安建墓立碑之用，还函请一些原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将领提供许继慎之遗孀、遗孤的情况。
许继慎塑像
1982年初，我接到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许继慎的战友胡允恭的来信，这封来信对我函调提纲做了回答。他在来信中说：“谭冠玉是与许继慎在第二次东征后于广州结婚的，其兄谭自昌在广州岭南大学工作。”胡允恭又名胡萍舟，安徽省寿县人，1923年入党，与许继慎将军家乡相距不远，大革命时期在广州，北伐时为北伐军总政治部驻叶挺独立团的随军记者，与许继慎是同乡加战友。
此后，我即写信给王逸常等原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通过他们了解谭自昌的有关情况，打算以此为突破口，进而寻找谭冠玉及其孩子。王逸常是安徽省六安县人，与许继慎也是同乡，早在1920年两人就认识，王逸常于1923年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入党，1924年，与许继慎同时考入黄埔军校，又同为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共黄埔军校支部干事（即委员），同时参加了平定商团叛乱、两次东征以及后来的北伐战争等战役、战斗。依我的推想和判断，王逸常可能知道谭氏及其孩子的下落，也应该了解谭自昌的住址和通讯处。可不久，我收到王逸常的复信，除了知道许继慎的遗孤乳名叫“许民庆”之外，还是一无所获。
后来，我决心按广州岭南大学的地址发一封信，试试看是否找到谭自昌。为便于谭自昌回忆，我拟了一份调访提纲，随信寄去。提纲主要有：许继慎何时何地与谭冠玉怎样认识的？谭冠玉的身世如何？许继慎与谭冠玉何时何地结婚的？有否生子？谭氏母子的下落如何？现在住于何处？许民庆有何特异之点？
3月下旬，我收到一封湖南长沙国防科技大学的来信，而且居然就是来自我要找的谭自昌，内容如下：
鲍劲夫同志 ：
您2月26日的来信已由广州转来，关于所询各问题答复如下：1、谭冠玉是我妹妹，生于1905年。曾在广州花县江村普惠医院学习护士，于1924年应广州黄埔军官学校招聘，在该校充当护士，与许继慎相认识，于1925年在广州结婚。2、他们只有一个男孩，于1928年（经查应是1929年—本文作者注）在上海出生，叫许民庆。1932年，冠玉携（偕）同儿子民庆从上海来到广州我家，将民庆交由我们代为抚养，那时民庆已是4岁。……1934年，她再度从上海来看民庆。……1935年，她第三次回广州看民庆。其时，民庆已由他五舅父带回阳江县。……抗战期间，民庆随同他外祖父也迁来乐昌。到1943年，我们探知冠玉在湖南省衡阳一个汽车运输公司处，她也是来寻找我们。民庆在为其五舅看果园时，因年少、顽皮、枪走火打伤了左肘。1945年春，冠玉因肺病不治而去世。1946年，我全家带民庆迁回广州岭南大学。1947年，民庆回阳江县他五舅处，由他的五舅教他学医，因他不感兴趣，于1949年初，再来广州，考入汽车驾驶训练班（民办）。
全国解放前夕，民庆被编入人民解放军汽车运输队，驻湖南衡阳。1950年秋，他回广州探访我们一次。1952年春，他因公再到广州，据说是购买汽车零件，随行者是一位年轻小伙子。以后，就没有他的消息了。
十年动乱期间（1968年），一次，有两位操湖南口音的同志来向我查询许民庆的情况。当时，我曾恳求他们把民庆的消息告诉我，但遭拒绝，到现在尚无他的消息，恐已遭毒手了。
谭自昌
1982年3月11日
谭自昌的来信证明，王逸常等老人回忆提供的谭冠玉及其子许民庆的名字是准确的；且谭氏之兄尚健在，他与许民庆幼年在一起读书的儿子谭志恒就在长沙国防科技大学从事教育工作。这就给寻找和辨认工作带来了有利条件。谭自昌只是猜测许民庆可能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而不是定论。这就又给我寻找许民庆增添了一线希望。
根据谭自昌的来信，我着重作了如下几方面的分析：许民庆是新中国成立前夕参加人民解放军的，又是著名烈士的后代，现在有可能是个职级较高的军队系统的干部；许民庆专门学习过汽车技术，参加解放军后又在搞汽车运输，现在有可能是个职级较高的汽车专业技术干部；许民庆参加解放军后“驻衡阳”，1968年，又“有两个操湖南口音”的人来“查寻许民庆”的政历情况。据此分析，许民庆有可能仍在湖南省某单位。当然，也有可能在广东省。根据“文化大革命”中的实际情况，许民庆也有可能会被打倒或被整死，谭自昌信中“恐已遭毒手”的话不可能是自我惊吓，空穴来风，而是那“两个操湖南口音的人”语气中有意或无意透出的杀气中得出的结论。即使是最后一种最坏的情况，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也都有可能寻找到许民庆的下落。
根据上述分析，我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干部部，中共湖南、广东两省省委组织部，湖南省、广东省汽车运输公司，长沙市、广州市汽车运输公司，衡阳市汽车运输公司等处党委组织部、干部部等部门以及《解放军报》、《湖南日报》等单位同时分别发去信函，写明了许民庆的姓名、籍贯、体征特点、其父母情况，请求他们帮助寻找许民庆，以便尽快尽早找到许继慎的遗孤。
许继慎纪念馆内景
当这些信函发出后，我整装赴京，采访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及人民解放军高级将帅，了解许继慎的革命事迹，以便早日将《许继慎将军传》写出。
在北京，我向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阎揆要以及全国政协、中组部、统战部、解放军各总部和北京军区等单位的首长进行了调访和函访。徐向前元帅应我的请求，题写了书名《许继慎传》。6月下旬，我去徐帅家取书名题字时，将许继慎的夫人谭冠玉于抗战期间在广东病故、正在寻找许继慎的遗孤许民庆等情况告诉了徐帅的秘书郭春福，他听后说：“建国后，徐帅曾寻找过谭冠玉母子，但没有成功。”我当即请郭秘书转告徐帅，一旦找到许民庆，我立即向徐帅报告。
我回到六安后，就接到了谭自昌之子谭志恒的来信，展信读来，不由喜不自禁。
鲍劲夫同志：
来信已悉，所托寻找许民庆之事已经成功。许民庆现在湖南省湘潭市江南机器制造厂运输科工作。是本人通过调查了解，用通讯方式找的，并于最近见过面，已将你处及许家亲属的通讯处告诉民庆表兄，想他会直接与你联系的。
民庆同志因记错其父亲的名字，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了来历不明者，加上我家的牵连，在“文革”中受到迫害，曾被入狱。现在这些罪名都不成立，已恢复其工作。但该厂仍不知民庆同志的父亲就是许继慎烈士。建议你们与该厂组织部门联系，告知其实情，恢复其名誉，合理安排其工作，使民庆同志得到烈士之子弟应有的待遇。
经多方寻找，未找到许烈士全家合（影）照（我印象中未见过），仅从别处寄来一张四姑的单人照，已复制好随信附上。
关于四姑谭冠玉的情况，想已从家父处了解到一些。此次与民庆同志见面，他回忆一些情况，对你们的工作可能有用。请与之直接联系。致敬礼
谭志恒
5月29日
看完信，我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心情特别高兴。接着，我立即给徐向前写信，报告已找到许继慎之子许民庆的喜讯。
原来，当谭自昌接到我的信，获悉许继慎家乡的党组织正在寻找谭冠玉、许民庆母子时，十分感奋和激动，一家人开始为寻找许民庆忙碌起来。一天，谭自昌的妻子徐和年忽然想起许民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湖南湘潭缝纫机厂工作的事，于是，夫妇俩便挥笔给该厂写了一封信，寻找许民庆。
一天晚上，谭志恒夫妇从电视上看到介绍湘潭江南机器厂生产情况的新闻，两人又猜测许民庆也许会在江南厂，他们立即又给江南机器厂党委去了信。
江南厂是一座有3万多工人、连同家属子女5万多人的大厂，要找一个不知具体在哪个科室车间班组的人，谈何容易。正在江南厂党委办公室准备将信退回原地址的时候，恰巧运输科党总支一个姓王的副书记走进了办公室。他一看信封，连说：“有这个人。许民庆我认识，就在我们科。”
许民庆突然收到这封信，不禁喜出望外，他连做梦也想不到他的亲表弟、当年的小学同学、中断了22年联系的谭志恒如今竟然就在长沙！
许民庆3岁丧父，13岁丧母，新中国成立后，母方许多亲戚因为 “海外关系”，或被打成历史反革命，或被下放，各自都离开了原住址，再加上岭南大学撤销，谭自昌等被下放等情况，他们之间的通讯联系中断了。1952年，许民庆接到在东北当兵的表弟谭志恒最后一封信。之后，他再也没有收到外界的来信，成了真正的“孤儿”。
如今，收到表弟的来信，许民庆激动万分，他以最快的速度赶到长沙国防科技大学谭志恒的家中，两个表兄弟终于见面了！
在接到谭志恒的来信后不久，7月4日，我给许民庆去了一封信。我在信中首先转告了家乡党组织和人民政府对他的诚挚问候，对于他50年的艰难生活表示亲切慰问；对于抚养他长大成人的舅父母表示衷心感谢，同时告诉他家乡党组织是怎么多方寻找许继慎遗孀、遗孤的，祝愿他努力工作，保持、发扬父辈的光荣革命传统，争取为人民作出更多的贡献。同时，请他写出对其父母的印象、个人简历及有无伤残等情况交给我，以便核实其身份并充实《许继慎将军传》的内容。
7月21日，我收到许民庆复函。内容如下：
鲍劲夫同志：
7月11日接到你7月4日的来信，万分感谢党组织的关怀。全国解放初期，曾多次去信六安县公安局查问家父，复信都说“查无此人”。因此，早已打消寻亲之念。老家尚有兄侄等人，并得到组织上的无比关心，因此，我内心十分激动。因为家史不清，舅家的关系（知识分子，有海外关系—本文作者注），我总是得不到安宁。现在他们能得到组织照顾，怎能不联思往事呢？父子关系我已经向组织汇报，并申请查证，据说“中央批复”：“许民庆是否许继慎之子待单位调查核实”。我父母并无遗物，只有舅家的人可以作证。此外，亦无其他熟人了。现在不知党委如何处理。
我自小离开父亲，父亲的形象还是从寄来的照片（上）得见。母亲……虽然去世晚些，也是自我懂事之后仅见面三次，接到衣物一次。约在我六七岁时，母亲……路过阳江，当时我在五舅谭元昌家门前，于下午会见母亲约半个小时，母亲只要求我好好学习。在我上学之后，七八岁时，她托人带来了毛衣、衣、裤、鞋、纸、笔等物，要求我要很好地学习。约在1941年我13岁时，母亲肺病重，给五舅去信想见我一面。我由阳江到乐昌，母亲由外公照料，舅家怕我被传染，不许我接近。因此，只在初到时见到母亲，依然要求我很好学习，她还能走动，并和舅母谈了一段时间话。1942年春，我到母亲住处见了面，谈及父亲、老家等情况。大致是父亲许继慎参加进步组织，在我出生不久被国民党所害，（实为被张国焘“左”倾路线推进者所害）老家是安徽省六安县，原有叔兄多人都因此被害，家中无人，你不能去找了……你的名字是你父亲题的，意思是只许可人民来庆贺你，要为民做事，很好学习，今后别辜负了他的愿望，我没有什么遗留的了……
原来，许民庆自小离开父亲，后又不在其母身边长大。到母亲临终前向他交代其父许继慎的姓名时，他也仅是个十三四岁的孩子。时间长了，许民庆将其父许继慎的名字错记成了“许继续”。他也知道其父的职务是“国民党团长”——这当然是谭冠玉告诉他的。但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年代、国民党反动派掀起反共高潮的形势下，她没告诉儿子其父当时是以叶挺为师长、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七十二团团长。
许民庆夫妇在阅读关于父亲的书籍
7个年头过后，当许民庆进入南下广州的解放军部队后，第一次填写其父情况时，就是填的“父亲许继续，任国民党团长”。后来，他曾数次函询。由于其父的名字、职务都记错了，六安县公安机关均回答“查无此人”。
“十年动乱”时期，“左”倾思潮泛滥。按照“左”的逻辑，一个交代不清自己父亲姓名的人，自然是“有问题的人”，当然也就在被打倒之列了。这个“国民党团长”和“查无此人”的函复，使许民庆背上了沉重的政治包袱。他被挂黑牌子、戴白袖章、游街示众，巡回批斗、挨打、罚站。
后来，一个莫须有的“开汽车轧死了人”的罪名，使他由“坏分子”升格为“死刑犯”被逮捕入狱。原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湘潭市水电局搞派性活动的一辆汽车在九曲岭翻车摔死人。许民庆当晚驾车经过此地时没有开灯，不知前面出车祸，以为乱哄哄地在搞武斗，便绕道开了过去。而造反派看清并记住了许民庆的车号。回去后，为了泄愤，便由一人检举，多人伪证，硬栽是许民庆开车轧死了人。于是检举、证明，一应俱全，厂军管会治保人员按检举材料提供的车号、时间，将许民庆隔离审查逮捕。经刑讯逼供，许民庆被迫认罪，被判处死刑。
此后，经严肃认真的复核，许民庆由死刑改判免除刑事处分，被释放回家，但已经不被厂里接收。他被送到楠竹山镇镇办集体企业当工人。自从1971年接到“免予刑事处分”的判决书释放起，许民庆就多次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要求平反。直到1980年，湘潭市中级法院经过调查核实，终审判决撤销原判，给予平反，恢复名誉。在江南机器厂当时的副厂长（总工程师）陈俊谦的关怀下，许民庆回到江南厂工作。
在许继慎的故乡——安徽六安的一些干部和他的亲戚族侄中，对于许继慎是否真有这么一个嫡子也持有怀疑态度。为了防止冒名顶替、沽名钓誉的事发生，对于认定许民庆是许继慎之子一事当然得持慎重态度。
我认真分析了各种资料和文件，认为谭自昌的来信回忆谭冠玉、许民庆母子情况，与胡允恭、王逸常等回忆是一致的。我的这个判断不仅为胡允恭、谭自昌、王逸常等回忆所证明，也得到了李义（谭自昌夫人）等人的证明。
作为抚养过许民庆的二舅母，李义在1982年《我对许民庆父母的一些回忆录》中说：
“许民庆的母亲谭冠玉（又名谭贯如）是我的姑子，即谭自昌的妹妹。许民庆的父亲许继慎，我曾见过一面。当时是1928年冬，我往南京途中路经上海，留宿于一位老师刘志光之家，适值许继慎及谭冠玉住在刘志光老师楼下。当时，我已和谭自昌订婚，谭冠玉是我未来的姑子，因此和她有所过从。因此，我才认识许继慎君。许君个子高大，面带笑容，对人诚恳，依我爱人谭自昌所说，我早知他是一位共产党的高级军官。我知道许君和谭冠玉邂逅于广州市的图强医院。当时，谭冠玉是该院的护士，而许君则是来诊病者，他们一见钟情，即订终身。不久，离开广州往汕头。此后，他们行踪如何，我无所知。
4年后（1932年），我和谭自昌结婚。我们婚后约半年，谭冠玉从上海来信，请求我们照顾他的儿子许民庆。当时许民庆只有几岁大，据她说许继慎离家几年未还，情况未明，她独自留在上海，无力抚养孩子。此后，许民庆即由谭家兄弟二人谭自昌及谭元昌抚养成人。我家居广州岭南大学，谭自昌是该校农科教授，谭元昌是阳江医院院长。在此年间，谭冠玉一直居住在上海。
及至抗战之始，我家迁往粤北乐昌县北乡，以务农为生。不久，民庆和我婆婆亦北上来我家共同生活，自耕自食。当时广州已失陷，此时谭冠玉处在极无靠助中，又无从得知我们行踪。在无可奈何之际，她只有北上寻觅许继慎，乞同事周力行君（谐音，我不确知此人姓名之写法—原作者注），盼得一臂之助。抵武汉时，她的旅费几乎用尽，路上又求助无门，故不得不折回向南走，沿途打听我家的消息。穷则通，不期然她忽然想起我们置有菜园在粤北乐昌县，几经艰辛才来到粤北与家人团叙。惜因几年来生活艰困，以致积劳成疾。且病入膏肓，可不久于人世矣！骨肉分离，至此才与儿子许民庆见面。在我家年余，竟因病重不起与世长辞。她临危时呼儿子民庆到她枕边，很吃力地、断断续续地告诉许民庆说：他父亲许继慎是安徽省六安县人，并嘱他切切记住。
和平后（应为抗战胜利后—本文作者注），我们举家迁返广州岭南大学。许民庆亦随着回谭元昌家协助料理事务。不久，他又复到广州参加汽车工程训练课，结业后（时已解放了）被派到北方（我忘记什么地方）参加工作。临别时，他还在我家稍住。送他上车后，一别30年全无音讯，彼此不知情况。及至最近由我爱人谭自昌登报寻人（未及发许民庆已被找到，故未发。原文作者因不了解情况，故认为登报找人了—本文作者注），才找到他的行踪，知道他的近况。”
李义写于香港
1982年7月4日
此外，许民庆的同学谭育英也来信为此作证。
1982年底，中共六安县委组织部给我转来一份江南厂干部科关于了解许继慎将军生平的公函。我将证明材料经组织部审查盖章后即寄发给了江南厂。后来，我收到许民庆的来信，说江南厂党委已承认其为许继慎烈士的后代，并在信中告诉我，他打算于翌年春天回到故乡探亲、扫墓。遗憾的是，当时我因为公务出差，没有和许民庆在老家见到面。
许民庆夫妇携子从六安返回江南厂不久，在皖、湘两省民政部门的努力下，许继慎的烈属证即转往湖南省民政厅，再由他们具体落实到江南厂，使许民庆能享受到烈属待遇。
许民庆夫妇在许继慎纪念碑前
1986年8月15日，我来到湘潭江南厂，找到许民庆的家。面对这个中等身材、浓黑重眉、满脸皱纹、左肘变形的老人，我深情地对他说：“你是民庆同志！我代表办公室全体同志，转达老家党组织和老区人民对你和你全家的问候！”许民庆激动不已，眼睛里闪动着泪花。
许民庆告诉我，他在26年前就已向党组织写了入党申请书，经多次磨难，信念不动摇，但入党问题至今未获解决，政治上仍被当“坏人”“挂”在那里，心里很痛苦。许民庆妻子告诉我，她和民庆有4个孩子，2男2女。长子因其母退休，顶替招工进厂；次子进了厂办大集体企业当工人；唯有2个女儿——三女许智文19周岁、四女许智宏18周岁至今待业在家，
许民庆把我到厂的消息报告了厂领导，领导们都到许民庆家来看我。我向他们介绍了许继慎的生平事迹、寻找许民庆及其母亲谭冠玉的经过、许继慎的宣传及纪念活动的筹备经过情况等。还向他们介绍了我省、地、县委领导关怀许继慎侄儿许光曙一家的情况。领导们听了很受感动，都表示要更加关心烈士后代，帮助他们解决困难。
我回到安徽六安不久，即接到许民庆的来信，信中报告了支部吸收他入党的喜讯。
至于许民庆两个女儿就业问题，经请示县委同意后，我以县委的名义写信给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毛致用、中共湘潭市委书记，请中央及省、市委有关领导给予关心，同时把给上述领导人的信函各寄一份给江南厂党委，使他们有所依据。
1987年4月初，我接到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的来信，这封来信是对六安县委就许民庆的两个女儿就业问题致毛致用书记信的回复。信中说，许继慎长孙女许智文被安排在江南机器厂国营单位，次孙女许智宏被安排在江南厂大集体单位。接着，又接到许民庆报告其两个女儿就业问题已经解决的信函，虽寥寥数语，但读来令人感奋。
许民庆的家人为他祝寿
烈士后代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烈士的在天英灵得到了告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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