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传说，浙江杭州民间文学，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杭州西湖传说源远流长，历代文学艺术家利用西湖民间故事材料进行改编再创作，形成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作品。据不完全统计，现存西湖传说约六百三十余个，以白蛇传说、梁祝传说、济公传说、苏东坡传说、岳飞传说、于谦传说等为代表。
刘伯温传说 ：刘基（1311—1373），字伯温，谥号文成。元末明初军事家，政治家及诗人。刘伯温传说源远流长，在其家乡浙南青田、文成一带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传说或表现刘伯温的胸怀大略、足智多谋，或表现他的仁心仁术、关爱百姓，或表现他的为官清廉、执法如山，反映了劳动人民对正义、友情和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善良智慧的赞誉和对邪恶的憎恨。随着文化交流，刘伯温的传说甚至流传到韩国、日本等国，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和深远影响。对刘伯温传说进行整理保护，可以将民间自发认同的道德伦理价值观发扬光大，对于构建现代和谐社会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黄初平（黄大仙）传说流传于浙江省金华市一带，由有关黄初平修炼得道和惩恶除害、为民造福的一系列传奇性故事构成。黄初平（黄大仙）传说与金华的地理风貌、自然景观和人文历史等紧密结合在一起，深受民众喜爱，千百年来传承不衰，并流传至港台、东南亚、欧洲和北美等地，成为联系和团结海内外华人华侨的重要纽带。黄初平（黄大仙）传说历史悠久，从目前可考材料看，它大约出现于西晋与东晋之交。黄初平（黄大仙）传说有着丰富的内容和奇特的想象，是民众智慧的结晶；表现出民间传说与文人吟诵互动、宗教信仰与民俗生活互相包容、传奇情节与自然景观交相辉映的重要特点；具有文化学、社会学和宗教学等方面的研究价值。
观音传说 ：浙江省舟山群岛东隅的普陀洛迦山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为闻名海内外的观音道场所在地。舟山各地流传的观音传说已有上千年历史，多从普陀山生发出来。
早在南宋宝庆年间（1225—1227）的《昌国县志》中，就有“梅岑山（今普陀山）观音宝陀寺”的记载。南宋孝宗乾道年间《四明图经》中“日僧慧锷送观音”的记载则更早。由此开始，《不肯去观音》的传说一直流传至今。元代西域僧盛熙明著《补怛洛迦山传》，其中记录有《善财一十八参观自在》、《观世音三十三现身随类说法》、《唐大中梵僧潮音洞前燔十指亲睹大士现身说法》等传说，明清以来的《普陀山志》记述观音灵异传说更多。民国十二年（1923）编的《普陀洛迦新志》专设“灵异门”，记录各类观音灵异传说68则。除其中古志书所载之外，明万历年间又有《南海观音全传》一书出现，民国初年更有《观音得道》话本流传民间。
徐福东渡传说 ：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慈溪市沿海一带自古就有大量关于徐福受秦始皇派遣“入海求仙”、寻找长生不老之药的传说：公元前210年，徐福率领数千童男童女及数百名工匠、兵员从慈溪的达蓬山（原名“香山”）（一说象山蓬莱山）出海求取长生不老之药。其后的地方志著作也几乎无一例外地录载了徐福的传说资料，唐《蓬莱观碑》、宋《四明宝庆志》和慈溪、象山历代县志中均有相关记载。生于当地或游历该地的文人骚客亦多将徐福传说写入诗文。
这两类历史文献提供了数量可观的徐福传说记录文本，与当地口耳相传的口头作品互相补充，传承至今。1995年，慈溪市成立了徐福研究会，开始对徐福东渡的研究和民间流传故事的搜集和整理工作，编印了《达蓬寻踪》、《达蓬之路》等资料。
徐文长故事是汉民族重要的机智人物故事之一，产生于明代中晚期，至今绵延不绝。作为民间口头创作，徐文长故事以历史人物徐渭（字文长）的轶闻趣事为基础，又吸纳了大量的机智人物故事，在绍兴及其他江南地区广为流传，日积月累渐趋丰满，现存篇目约三百余篇。
徐文长故事以明代中晚期历史为背景，从徐文长少年时代的传说故事《竿上取物》起，一直讲到他的临终传说《化千成万宝中宝》。该传说流播方式多样，内容丰富，全方位展现出徐文长的聪明多才、幽默诙谐、爱国爱乡、亲近平民、蔑视权贵等品性，具有浓郁的绍兴特色和乡土气息。徐文长的故事具有重要的民间文学价值，同时又为传记文学和历史研究提供了有益的资料。随着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徐文长故事的流播受到很大冲击，需要加强保护，使之持续传承。
嘉善田歌 ：浙江省嘉善县位于长江三角洲的杭嘉湖平原上，世代相承的农耕文化孕育了当地特有的水乡民歌。嘉善民歌习称“田歌”，它原名“山歌”、“田山歌”，据明代冯梦龙所编《山歌》记载，嘉善田歌系从明代吴歌直接承继而来。20世纪50年代初期，新文艺工作者将这种民歌形式称为“田歌”，由此约定俗成，用为专名。嘉善田歌除在嘉善当地流播外，还传入江苏吴江、上海青浦等毗邻地区，影响广泛。
嘉善田歌的曲调共有平调、滴落声、急急歌、落秋歌、羊骚头、嗨罗调、埭头歌七种，前三种由一人演唱，后四种由多人演唱，其中包括“主头”、“卖”、“细腰”、“了稍”、“满棚叫”等不同方式的续唱、接唱、齐唱。这些曲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线条曲折较多，起伏较大，音调悠长而明亮。仅有四句的山歌往往要唱三五分钟，如在田头唱长篇，几种曲调轮换，则一个长篇即可演唱三四小时。嘉善田歌采用“接唱”的方式演唱，首先由甲唱第一句“主头”（实词），而后乙接唱“头卖”（虚词），甲再唱第三句“主头”（实词），丙接唱第四句“二卖”（虚词），如此绵延不绝，颇能引人入胜。
嘉善田歌以七言四句为基础，多用衬字衬词，由此形成独特的杂言和长言句式，词句中每每出现吴音俚语，尤擅长以谐音双关手法取胜。田歌的演唱场合和人数没有固定限制，一般比较自由，但民间“歌班”按规定却需由三人、五人、七人或九人组成，成员分工明确，互不相混。嘉善田歌风格清亮优美，富有江南水乡韵味，是江南地方文化中极具个性色彩的民歌品种。
海洋号子是众多号子中的一种，主要流传在沿海地区。它以海洋劳作为主要内容，通常包括划船、撑篙、背纤、拉篷、起锚、拉网等多种号子样式，演唱者多系专事捕捞、驾船的渔民。
舟山渔民号子是浙江舟山群岛渔民船工号子的总称，在当地渔民船工的劳动过程中产生了最初的渔民号子，后经世代积累传承，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海洋民歌体系。舟山渔民号子在浙江乃至国内沿海地区的民间劳动号子中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浙江卷）和《中国渔歌选》均有记载和收录。据考证，舟山渔民号子约形成于唐宋时期，清代康熙朝至民国的两百多年间趋于兴盛。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的六七十年代，舟山渔民号子仍保持着兴旺的势头。渔业运输的发达促进了渔民号子的传播，使之扩大辐射到东南沿海各地，影响及于整个东海区域。
琵琶艺术（平湖派）：平湖派琵琶是我国琵琶演奏艺术的主要流派之一，清末民初时主要流播于江、浙、沪一带。1957年，平湖派传人杨少彝到西安音乐学院任教，将平湖派琵琶传入西北。平湖派琵琶艺术以李祖棻（约1850—1901）为集大成者。李祖棻号芳园，浙江平湖人，其琵琶艺术得之四代家传。他在继承传统古曲的基础上，博采民间小曲、融汇贯通、编订指法、扩大曲目，最终形成自己的理论和演奏体系，于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整理汇编成《南北派十三套大曲琵琶新谱》出版。
平湖派琵琶弹奏技艺别具一格，特色指法有“下出轮指”、“蝴蝶双飞”、“抹复扫”、“七操”、“马蹄轮”、“挂线轮”等。轮指有上、下出轮两种。平湖派基本采用下出轮，小、无名、中、食指依次弹下，然后大指挑上；兼用上出轮，食、中、无名、小指依次弹下，然后大指挑上。平湖派琵琶力戒华而不实、矫揉造作，而以丰满华丽、坚实淡远的风格著称，演奏时字密声繁、音实韵长。朱荇菁、杨少彝传谱，任鸿翔整理的《平湖派琵琶曲十三首》是平湖派演奏曲目的代表，其中代表性的作品有《淮阳平楚》、《郁轮袍》、《海青拿天鹅》等。
鼓舞(大奏鼓）：大奏鼓原名“车鼓亭”，是浙江省温岭市石塘镇一带流行的一种渔村传统舞蹈。据说大奏鼓随福建惠安渔民迁移流传到石塘，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
大奏鼓最初由八九人表演，后来发展到数十人，最多时可达60人。石塘当地有老人班、青年班和少年班等多种大奏鼓表演班社，遇到市、镇、村的重大活动，随时可以参加演出。
大奏鼓有马蹲跃步、摆浪步、颤肩四方步、小踏步等舞步，队形变化十分丰富，常用的队形图案包括“一箭绕八”、“双箭翻浪”、“双箭门”、“元宝阵”、“半月绕八字”、“滚浪翻花”、“十门阵”、“龙门阵”等。大奏鼓有场地表演和行进表演两种形式，演出时，演员手执乐器，且行且奏，动作粗犷，诙谐有趣。除敲鼓者外，其余八九人均可自由发挥。两支唢呐吹奏主旋律，木鱼、大钹、小钹、铜钟鼓、月锣、小锣等打击乐器伴奏。男扮女装是大奏鼓表演最为独特之处。演出过程中，男演员脸部以重彩化妆，头戴羊角状装饰和大耳环，赤脚扮成“渔婆”，边走边扭，这在汉族舞蹈中是不多见的。
青田鱼灯舞是浙江省最具代表性的鱼灯类传统民间舞蹈，它主要流传于浙江省青田县，是青田渔文化和民间艺术相结合的产物。籍贯青田的明代开国功臣刘基曾将当地鱼灯中鱼的种类和数量加以发展，同时以大量阵图融入其间，由此形成带有军事操习风格的青田鱼灯舞。
青田鱼灯舞的道具呈现出以田鱼为主的淡水鱼形象，舞蹈动作则根据鱼的生活习性设计，演出时以锣、鼓、镲、钹等为伴奏乐器，演员包头巾、系腰带、扣护腕、打包腿，打扮得与古代武士相似。每逢喜庆节令，青田乡村的民众都要进行鱼灯舞表演。届时领队手举长柄大红珠，参演者各举鱼灯一盏，按举红珠者所吹哨子的指挥走出各种阵图。表演开始时多用“进门阵”，行进时以“编篱阵”为基本阵图，高潮时则分出“春鱼戏水”、“夏鱼跳滩”、“秋鱼恋浒”、“冬鱼结龙”等阵图，最后以“鲤鱼跳龙门”结束。
民间舞蹈十八蝴蝶又名“彩蝶迎春”，流传于浙江省永康市境内。它源于宋代方岩胡公庙会的娱神活动。1946年秋，村民王春山等人从蚌壳舞演员背挂蚌壳道具的张合动作中得到启发，制作出蝴蝶道具并将之用于精心编排的舞蹈队形，由此形成绚丽多姿而又别具一格的十八蝴蝶。
十八蝴蝶可以在舞台、广场、风景区甚至街头巷尾表演，演出时由18名少女身披竹篾丝绸制作的蝴蝶造型扮演彩蝶，与花仙结伴翩翩起舞，舞蹈过程中队形不断变化，排列成各种优美的图案。十八蝴蝶表演围绕“唤春、恋春、闹春”三个情节展开，“唤春”重点表现彩蝶迎春的意境，“恋春”通过蝶恋花、花盼蝶的深情舞蹈真诚歌颂美好的生活，“闹春”以热烈的舞蹈场面、优美的舞姿、鲜艳的色彩和欢快的节奏将整个舞蹈推向高潮，体现出较强的娱乐性和观赏性。十八蝴蝶以色彩斑斓的服装道具配合曼妙的舞姿和悠扬的乐曲，传达出灵秀典雅的江南韵味，反映了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心愿。
瓯剧是温州地区最有影响的戏曲剧种，原名“温州乱弹”，它大约形成于清代初年，主要在浙江温州各县及丽水、台州部分地区流传，影响远及闽北及赣东北一带。瓯剧是一个多声腔剧种，以乱弹腔为主，兼唱昆腔、高腔、徽调、滩簧及时调等。
瓯剧剧目计有四百五十余种，基本来自南戏、元明杂剧及明清传奇。其中正宗传统大戏84本，有“三昆、四高、四徽、四冷、五老”之说，指的是《连环记》、《渔家乐》、《雷峰塔》三本昆腔戏，《雷公报》、《循环报》、《报恩亭》、《紫阳观》四本高腔戏，《回龙阁》、《龙凤阁》、《双秋莲》、《天缘配》四本徽戏及四本不常演的冷戏和五本老戏。
甬剧是用浙江宁波方言演唱的地方戏曲剧种，音乐声腔属于滩簧。它的流布区域早期集中在鄞县、奉化一带，后逐步遍及整个宁波地区及舟山一带乡镇。随着上演剧目的变革，甬剧先后经历了男小旦、女小旦、改良甬剧等几个发展时期。新中国成立前，甬剧在上海、宁波等地相当活跃，出现了许多表演团体。1938年后，这一戏曲剧种正式被人称为“甬剧”或“改良甬剧”。
甬剧音乐曲调丰富，其中包括从农村田头山歌、对山歌、唱新闻演化而来的“基本调”、“四明南词”，从乱弹班带来的“快二簧”、“慢二簧”曲调及一些地方小调等。“基本调”主要用来叙述故事情节，“四明南词”主要用来抒发人物感情，“二簧”主要用来表现高亢激昂的情绪，小调则用来表达一些特殊的情感。近五十年来，各种曲调交叉融汇，形成了一些新的综合曲调。甬剧适宜于演出清装戏、20世纪30年代西装旗袍戏和现代戏，十分贴近现实生活，其传统戏《半把剪刀》、《天要落雨娘要嫁》、《双玉蝉》，现代戏《王鲲》、《亮眼哥》等经典剧目。
姚剧诞生于南戏“四大声腔”之一“余姚腔”的发祥地浙江省余姚市，流行于浙东余姚和慈溪市中西部及上虞市曹娥江以东地区。姚剧属滩簧类吴语剧种，其前身为“余姚滩簧”，又称“鹦哥戏”或“秧歌戏”，系由余姚当地的雀冬冬、白话佬等民间说唱艺术和车子灯、旱船、采茶篮等民间歌舞发展而来，至今已有两百五十多年的历史。
姚剧传统剧目丰富，贴近民众心理，现存《打窗楼》、《秋香送茶》等72种，多为反映平民生活、男女爱情的“对子戏”、“三小戏”和多角“同场戏”。其表演质朴自然，带有浓郁的乡土生活气息，不受戏曲程式束缚，注重人物性格的刻画和真情实感的体现，唱、念、表演之中透出幽默诙谐的情趣。姚剧较早采用男女合演的表现形式，生、旦同宫异腔。其唱腔音乐富于民间艺术风味，以节奏明快、活泼流畅见长，主要包括“平四”、“紧板”两种基本调和数十种辅助性的小调杂曲。两种基本调兼具抒情和叙事功能，既能独立运用，又能相互转换。
绍剧又称“绍兴乱弹”，流行于浙江绍兴北部及相邻省区。这个剧种生、旦、净、丑脚色行当齐全，多披袍执笏搬演帝王将相征战杀伐故事。它在戏班组织和演出场面上都较道光、咸丰年间绍兴地区以一旦一丑搬演“戏弄”段子的“鹦哥班”为大，因有绍兴大班之称。各个行当的演员技艺均十分精湛，众人汇集戏班，一如群玉聚成，故绍兴大班常泛称“玉成”。
绍剧一直是绍兴赛社时主要的演出内容，乱弹班在庙宇草台、广场村野登台，锣鼓喧阗中面对万千观众引吭高歌，以慷慨激昂的唱做表现惩奸除恶、报仇雪耻等类的题材，繁音激楚，声震四方，起到了刺贪刺虐、警世醒民的作用。绍剧音乐朴实粗犷，演唱以高亢激越为特色，尤多动人心魄的抒情长腔。表演豪放洒脱，文武兼备，而武戏尤为擅长，工架稳妥，武技精湛，打斗激烈，场面壮观，令人击节叹赏。
婺剧 ：婺剧是我国古老的戏曲剧种，俗称“金华戏”，至今约有四百多年的历史。婺剧有传统剧目五百多种，其唱腔音乐体系具有综合性的特点，其中包括高腔、昆曲、乱弹、徽调、滩簧和时调等多种声腔。婺剧在行头与化装体制上也有自身特点，脸谱、服装和道具都相当独特。文戏武做、武戏文做是婺剧表演的主要特色，堪称一绝。
杭州评词俗称“小书”，以往还曾有过“文书”之名，系由明代的弹词演变而成，流传于浙江杭州及周边地区。杭州评词演出时以叙事为主，演唱者自拉二胡伴奏，使用杭州方言说唱，时而以唱书人口吻表述故事中的情景，夹叙夹评；时而为书中人代言，同时借助身势、表情、动作和醒木、折扇、手帕等道具来刻画人物。一人多角，跳入跳出，灵活自如。杭州评词的唱腔属板腔体，演唱时讲究字正腔圆。基本曲调称为“平调”，其中又有“喜调”、“怒调”、“悲调”之分。唱词讲究逢双押韵，风格通俗易懂，多采用七字句，其中亦夹杂少量三五字句，有时还在句中加入衬词。
杭州评词的曲目分两类：一类是精短的唱段，名为“提唐诗”，又称“开篇”，全部用七字韵文演唱，有《韩信问卜》、《江边老渔翁》、《西湖十景》、《西厢记》等曲目；另一类是传统长篇书目，称为“正书”，一部可唱一至两个月，《双珠凤》、《珍珠塔》、《六美图》、《白蛇传》、《青蛇传》等四十余部书均是其代表性的作品。其中《白蛇传》、《青蛇传》的故事主要发生在杭州，书中的情节乃至细节充分显示出杭州的地域特色，与其他曲种、剧种的同题材作品迥然有别。
杭州评话又称“杭州大书”，流行于浙江省杭州市及周边地区。其历史渊源可上溯到南宋时期临安（杭州古称）的“说话”、“讲史”、“小说”等古代曲艺形式。明末清初逐步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杭州评话，至清代道光、咸丰年间，这一民间曲艺样式进一步成熟，出现了王春乔、谢万春、沈蒲包等一批著名艺人。
杭州评话由一人采用杭州方言说表，叙事中可不时插入模拟代言内容，夹叙夹议。以第一人称模拟书中人物语言、语气、语调的部分称“白”，以说书人口吻叙述故事进展及对人物、事件、环境进行描绘、分析、评议的部分称“表”。说表中还常用韵文体的七言“赋赞”（俗称“赋儿”）来增强节奏、渲染气氛，像《帅堂赋》、《花园赋》、《盔铠赋》、《阵战赋》等都是其中的经典段落。杭州评话长篇有《西汉》、《东汉》、《三国》、《杨家将》、《水浒》、《武松演义》、《岳传》等五十余种传统书目，可分为讲史、公案、侠义、神话四大类。20世纪60年代初，艺人们又改编演出了二十余种长篇现代书目，为杭州评话的发展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绍兴词调又称“花调”、“话词”，流传于浙江省绍兴市及周边地区。明清时期的许多材料中均有绍兴地区说唱词话、弹词、南词的记载，说明当时绍兴的民间说唱艺术已经发展成熟，为绍兴词调的最终定型奠定了基础。绍兴词调大都在喜庆场合演唱，艺人以坐唱方式分角色表演，自唱自奏，绘声绘色，形成了雅俗共赏、明朗欢快、喜庆热烈的艺术特点。绍兴词调演唱有三品、五品、七品、九品之分，唱腔包括“蓑衣谱”、“本调”、“十字调”三种，此外尚有少数小调俗曲。“蓑衣调”是基本曲调，抒情叙事皆可使用；一些变化句式及“十字调”中的拖腔在行腔时似断若续，与连绵不断的伴奏相辅相成，别有意趣。
绍兴词调有《三国》、《水浒》、《雷峰塔南词》等二十多个传统曲目，这些作品文辞通俗，曲调优美，旋律丰富，风格独特，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现存的曲目、曲调、曲牌、伴奏音乐及演唱形式等都证明绍兴词调是江南弹词的一支，是明清时期浙江说唱艺术在绍兴的延续，在语言、民俗、社会历史等方面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临海词调又称“才子调”、“仙鹤调”，流行于浙江省临海市及周边地区，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南宋时期出现的“海盐腔”流传到元初经杨梓加工后，不断发展，明代中叶盛行于嘉兴、温州和台州一带，明末最终演变出临海词调。
临海词调有【男工】、【女工】、【平和】等四十余个曲牌，曲调讲究韵律，幽雅清逸，婉转动听。演唱时行腔自然，圆润舒展，韵味无穷，讲究“字清、腔圆、音雅、板稳”，“句句有神，字字有功”。临海词调一般在传统民俗节日或农闲季节演出，表演者均为男子，其中的小嗓子唱旦角，粗嗓子唱花腔，道白一律采用台州府官话。演唱时旦角掌握檀板，其他演员均须演奏数样乐器。众人身着长衫，手持丝竹笙弦团团围坐，自奏自唱。
临海词调的曲目大多取材于历史故事和民间故事，以颂扬精忠报国的历史人物、鞭挞奸佞、讴歌忠贞爱情为主题，传统保留曲目有《三国》、《水浒》、《貂蝉拜月》、《断桥》等三十余种，辞藻华丽，格调幽雅。《大庆寿》是临海词调的典型曲目，其中包含12支曲牌，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研究价值。
四明南词俗称“四明文书”、“宁波文书”，是浙江省地方传统曲艺之一。四明南词是用宁波方言说唱的弹词，早期为按生、旦、净、末等分角色演唱，后发展为一人自弹三弦演唱，一人打扬琴伴奏，也有二三人加用琵琶、二胡等伴奏的。唱词为七字句，传统书目均为长篇，代表曲目有《珍珠塔》、《玉蜻蜓》、《双剪发》等三十余部。
四明南词是唱、奏、念、白、表相间的表演形式。主唱人要有“一白、二唱、三弦子”的硬功夫。其演唱艺术，在技巧上要求很高，演唱者既要自己操持，又要把生、旦、净、丑各类角色的性格、表情刻画出来。虽然是一人独唱，但所造成的戏剧气氛却好像有许多人在同台唱戏一样。
平湖钹子书旧称“说因果”，新中国成立前后一度称为“农民书”，主要流布于浙江平湖及上海浦东的川沙、南汇和浦西的金山、松江、青浦等地。它起源于明代万历年间，形成于明末清初，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平湖钹子书起初的表演形式为“立白地”，后来经过发展，有了中长篇书目，才开始进入堂馆屋舍。新中国成立前后，它主要是在城乡茶室演出，观众以农民为主，故有“农民书”之称。
平湖钹子书以平湖方言演出，集说、唱、演于一体，而以说表见长。其演唱形式较为简单，常用一面钹子、一根竹筷、一块醒木为伴奏乐器，边敲边唱。后来增加了二胡、弦子、琵琶、扬琴等伴奏乐器，逐渐形成规模。平湖钹子书以单档方式演唱，曲调包括长调、慢调、急调、哭调等，节奏明快，富有地方特色，乡土气息淳厚，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唱词以七字句为主，带有吟诵风格，句末往往出现拖音，余音袅袅，别有韵味。
宁波走书的表演先后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最初是一人演出的“坐唱”，由一位演员边唱边操乐器自行伴奏；其后演变为“里走书”，一人坐于桌后演唱，一人坐在桌子横旁伴奏；再后演唱者与伴奏者分坐桌子两旁，演唱者可在台上走动表演，称为“外走书”。新中国成立初期，宁波走书已从“坐唱”发展到“走唱”，从单档发展到双档乃至男女双档。演出时舞台上设一张桌子，饰以紫红丝绒制作的精致桌围，上绣走书演员名字或曲艺队名称，桌上放置一把折扇、一块手帕、一块醒木几样表演道具。演唱者坐在桌子左边，伴奏者坐在桌子右边。演出双档走书时，两位演员分坐桌子两边，乐队坐于舞台右后方。演员除说、唱、弹外，表演中还需做到“噱”、“渔”。“噱”是以滑稽的语言动作引人发笑；“渔”是一人饰演生、旦、净、末、丑多种角色。宁波走书演唱的曲调较多，其中最主要的是“四平调”、“赋调”、“马头调”，俗称“老三门”，此外还有“还魂调”、“词调”、“二簧”、“三顿”、“三五七”等三十余种曲调。“四平调”一般用作书目的开篇，末句常由乐队和唱；“赋调”往往随故事情节、人物性格而变化，有快、中、慢之分，适用于不同情境，像哀诉与回忆就常用慢赋；“马头调”则多用于叙述。宁波走书有四弦胡琴、琵琶、二胡、三弦等多种伴奏乐器，而以四弦胡琴为主。唱词一般采用二二三结构的七字句，双句结尾处用韵，以宁波音的十三辙为准，平仄通押。
新中国成立前夕，宁波鄞县的走书艺人以陈开祥、蒋顺海等最为著名，在群众中影响较大。新中国成立后至今又涌现出张志卿、徐志卿等知名度较高的走书演员，为这一曲艺形式在现当代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宁波走书的演出书目包括《大红袍》、《绿袍》、《英列传》等历史大书和《双珠球》、《玉莲环》、《十美图》等小书，而以前者为主。
独脚戏，又称“滑稽”，始创于清末、盛行于民国初年，是发源于杭州，流行于上海、江苏、浙江等地，以“上海话”为主体语言演出的一种地方曲艺。
独脚戏以上海方言和杭州话表演，内容源自民间说唱和文明新戏，一种以说为主，主要靠讲述滑稽故事和笑话来制造滑稽效果；一种以唱为主，主要学唱各种地方戏曲声腔或民间小调。独脚戏的表演技巧与相声相似，讲究说、学、做、唱，具有强烈的喜剧色彩和娱乐性，表现形式广采杂糅，一人多角，形式灵活，南腔北调兼容并包，有很大的容涵力和很强的可塑性。独脚戏的传统曲目主要有《哭妙根笃爷》《火烧豆腐店》《一百零八将》《七十二家房客》《各地堂馆》《新老法结婚》等。
金华道情发源于义乌市，原为在道观内演唱的诗赞体“经韵”，后吸收其他词调和曲牌音乐，演变为在民间布道时演唱的“新经韵”，也称“道歌”。南宋开始在“新经韵”演唱时用渔鼓道情筒和指拍作伴奏乐器，这一形式明清以来得到广泛流传。民国时期，义乌道情已十分成熟，出现了骆樟林等名家。
金华道情表演时用金华方言单口坐唱，有连白带唱、唱中插白和间插平板几种方式。其音调多采用徵调式，结构完整，有头有尾，节奏多样，可紧可慢，也可适中。唱腔分为“平调”、“悲调”、“哭调”等，其中平调音域平缓，节奏稳健，多用于叙述故事情节的大段唱腔；悲调低沉凄凉，如泣如诉，多用于描述人物痛苦的遭遇；哭调模仿女性哭泣，主要用以强化人物的悲伤心情，渲染悲剧气氛。金华道情以金竹所制的情筒（又称“渔鼓”）和两块竹片组成的简板伴奏，演出时以打击乐为前奏，引出唱段。此外，伴奏还能表示句逗停顿、进行过门连接、呈现回环往复的旋律。
武林调又称“杭曲”，流行于浙江省杭州市及周边地区。它系由清代民间宝卷的宣讲活动演化而来，清代后期逐渐成形，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武林调表现形式灵活多样，演出场所不限，表演者一般为4至5人，主要特点是分行当说唱，表演者借助生、旦、净、末、丑的表演行当来刻画人物，模拟其身份、动作、表情、语气等。有时可由一个表演者模拟数个人物，跳出跳入，变化多端。武林调的唱词多采用七字和十字句式，而在下句押韵，风格清楚明白，通俗晓畅。说白按行当而定，生、旦、净、末各角均使用杭州话书面语，丑角则使用杭州市井方言，生动活泼，特点鲜明。
武林调的唱腔音乐属板腔体，除“大陆板”、“二六板”、“平板”、“游魂调”等主要腔调外，还根据内容表达需要引入民歌小调和其他姊妹曲种的曲调，兼收并蓄，异彩纷呈。二胡、三弦、琵琶是武林调的主要伴奏乐器，早期演出以木鱼击节，后期改为鼓板。在长期的演出实践中，武林调积累了四十余部传统曲目，《方卿见姑》、《岳飞传》、《玉堂春》、《何文秀》、《梁山伯与祝英台》等都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
绍兴宣卷，是一种具有宗教色彩的汉族地方说唱艺术，主要用于祀神祈福，是浙江绍兴地区的“五大曲种”之一。
绍兴宣卷以民间说唱形式演唱长篇故事，流程固定，包括装香、请寿、宣卷、散花、解结、化纸六个环节，是一种具有一定信仰色彩的曲艺形式。经典卷本有《目连宝卷》《刘香女宝卷》《琵琶记》等。
温州莲花形成于清末，至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在浙南的温州市区、永嘉、瑞安、乐清、平阳、泰顺及台州的部分地区广泛流传。它系由道情演化而来，清末民初已拥有大量听众，并涌现出徐邦忠、吴文高、徐顺杰、李钩金等一批著名艺人。
温州莲花的词句大多采用七字句，也有五字和十字句，一般双句押韵。演唱时，艺人往往在句中加入衬字、助词，以增强节奏，造成韵味。莲花的唱腔是在温州市永嘉县一带民间乡土音乐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它以“莲花调”为基础，而辅以“凤凰调”及温州民歌曲调。艺人演唱时会根据内容表达的需要，灵活运用“快板”、“慢板”、“散板”、“叠板”等板式，形成独特的艺术效果。温州莲花的伴奏乐器最初只有一支道情筒和一副阴阳板（即竹板），20世纪初才出现伴琴莲花，又加入牛筋琴、三弦、琵琶等，使音乐更为优美动听。
九楼又称“洪楼”，多在浙江省东阳市流传。据传最早与秦朝孟姜女长城祭夫相关，是民间道教施仪形式的一部分。举行这一活动的目的：一为祈求太平，二为超度亡魂，三为祛凶辟邪。“九楼台”一般提前一天进场布置，在施仪场地上竖起两根13米高（9层）的粗杉木，称为“九龙柱”，然后用高1米、长1.5米、宽0.7米的“九楼桌”11或13张（分9层、11层等）紧靠九龙柱叠上，形成九楼台。场内设神坛、仙桥，用水竹拱建“九重门”，用大毛竹竖立“星竹”，上悬“照妖镜”。九楼台最高可由23张九龙桌叠成。
活动时先由“山人”（道士）举行一系列施仪形式，接着正式开始翻九楼。两名“九楼先师”自下而上腾翻到顶上的九楼台，焚烧超度文书，复又自上而下翻下九楼。待“山人”布道后，“九楼先师”第二次腾翻九楼，上到九楼台，表演过“开扇”、“抛赠”以后，开始做一些惊险的高难度动作，如竖蜻蜓（倒立）、滚叉、舞流星锤、溜五张（溜索）等，然后自上翻下。而后召巫官灭灾收耗（灾难），最后“山人”吹响龙角，免煞送神。
调吊是一项纯粹运用肢体语言进行表演的空间悬垂运动形式。作为个人锻炼方法和民间杂耍，它已有悠久的历史。据已故老艺人回忆，大约在二百年前，调吊就在浙江绍兴和安徽安庆一带出现。开始只是江湖艺人的杂耍，有“三上吊”、“杠上单吊”等名目，动作比较简单。绍兴第一个有名的调吊艺人是清末绍兴城里仓桥头的金阿祥，他以摇船为业，体格强健，在不断的摸索和实践中，创造出“十八吊”至“四十九吊”等复杂的调吊动作，后经子孙几代的创新和发展，形成“七十二吊”乃至“一百零八吊”的高超吊技。
调吊作为庙会民俗活动的惊险节目，具有很大吸引力，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清代同治末年，调吊被目连戏和绍剧“平安大戏”所借用，成为其中最精彩的节目——“男吊”。鲁迅的《女吊》一文中，就有对男吊精彩演出的具体描述。当时，调吊艺人还被许多剧团特邀加演节目以招徕观众，从而保证整个演出的票房收入。
石雕亦称“石刻”，是以石材为原料的一种传统手工雕刻技艺。中国的石雕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千百年来承不绝，流传至今，显示出传统民间工艺的精湛技术、巧妙构思和丰沛创造力。石雕创作一般在大理石、花岗岩、青石、砂石等天然石质材料上进行，在此过程中需运用圆雕、浮雕、透雕和线刻等一系列纯熟的民间雕刻技法。由于这些石质材料得诸自然，能够长期保存，因此石雕技艺多用来制作大型雕塑和装饰性雕塑。按照用途，石雕制品主要可分为三类：一是建筑构件和装饰品，如台基、牌坊、石狮等；二是神佛像，如山西云冈石窟、河南龙门石窟的造像等；三是既可欣赏又具实用性的生活用品，如案头摆件、砚台等。传统石雕以斧、锤、凿等为工具，近代开始采用甘油火药及简单机械等一些较为先进的用具。随着社会的发展，石雕工艺日臻完善，相关制品作为独特的商品在市场上广泛流通，别具艺术魅力。
鸡血石雕是流行于浙江省临安市大峡谷镇的一种传统雕刻艺术，它采用当地玉岩山出产的鸡血石为原料，这种石料天然具有鲜红艳丽、晶莹剔透的特点，石质珍贵，被誉为中国六大“国石”之一。从战国时期至今，鸡血石雕已有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清代中期，石雕艺人在鸡血石产地落户，逐渐形成鸡血石雕独具的艺术特色和传承谱系。天然血色是鸡血石最宝贵之处，鸡血石雕即根据材料的这一特点，因石配工，依血取巧，力求做到文质相彰、材艺天成，从构思、技法直至造型全泯人为痕迹，尽显鬼斧神工之妙。历史上鸡血石雕制品曾被列为贡品，用作帝王印玺，这大大提高了鸡血石雕的档次，使得鸡血石雕制品成为不可多得的工艺珍品，受到历代文人雅士的青睐。
锡雕也称“锡艺”、“锡器”，是广泛流行于中国民间的一种传统锡作艺术。传统制锡工艺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河南殷墟出土的锡块、镀锡虎面铜盔、锡戈及云南楚雄万家坝春秋中期墓葬出土的含锡量高达99.15％的锡器表明，早在商周时期，中国的制锡工艺已相当成熟。锡有无毒、不锈、防潮、耐酸碱等优点，质地软，熔点低，易于加工，故锡艺向来都与民众的日常生活保持着密切联系。宋代以来，锡器的使用十分普遍，锡茶叶罐、锡“汤婆子”等一批日用器具在民间广为流行，锡作也因此而成为一个热门行当。传统锡作以制造日常生活用品为主，亦生产部分供奉用品。锡作工艺自成体系，主要包括熔化、铸片、造型、剪料、刮光、焊接、擦亮、装饰、雕刻等工序和技巧，生产时按实用功能构造器物形制。成品锡器造型丰富，装饰精巧，工艺精湛，充分体现出设计制作者的匠心。
永康锡艺俗称“打镴”，是流传于浙江省永康市的传统锡作艺术。永康锡艺历史悠久，世代相传。直到民国时期，锡器制作仍是当地一种重要的手工艺行当，从业者逾千，产品种类过百。永康锡艺制品多为酒壶、汤罐、粉子盒、果盒等生活用品和婚嫁时使用的成套妆奁，也有拟形香炉、烛台、八仙、仪仗兵器、道具等祭祀供器或佛事法器及各种祥瑞题材的锡制盆景。永康锡艺产品制作时一般需经过成形、锉平、打磨、打孔、焊接、刨光等工序，精致的产品还需事先雕模、铸模。制出的成品做工精细，质地光亮，古色古香，带有明显的地域风格，实用性和观赏性都很强。
乐清龙档俗称“凳板龙”，是流行于浙江省乐清地区的一种传统民间雕刻艺术。据传从明代开始，乐清人每年元宵节以龙档为道具举行群众性的游行表演活动，至今已有五百多年的历史。乐清龙档以樟树和榆树为原料，采用圆雕、镂雕、浮雕、透雕等多种技法制作完成。它一般由活动的档身、档板连接而成，全长十多米至五十多米不等。档身通常髹饰金漆彩绘，再在上面装插各色戏文雕刻、灯笼、彩旗和响铃，同时还配有可供执掌表演的木柄。龙档造型层次分明，色彩绚丽，人物雕刻生动精巧。出游时，玲珑剔透的龙档看去金碧辉煌、流光溢彩，与喧天锣鼓和情绪激荡的氛围相配合，营造出壮观的声势。乐清龙档合雕刻与彩扎艺术为一体，别具地方特色。它体现着乐清当地的生活风俗和民众的传统理念，成为古代瓯越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麦秆剪贴是以麦秆为原料的一种民间装饰艺术，主要流行于浙江省浦江地区。浦江麦秆剪贴旧时曾替代刺绣被用作团扇、草帽等麦秆编结品的装饰，后逐步发展成挂屏、台屏等陈设品的装饰。清代以来，麦秆剪贴已成为一种观赏性的装饰艺术品，多用作婚嫁、生日、祝寿、开业、乔迁等喜庆活动中的馈赠礼物。浦江麦秆剪贴有浸、熏、蒸、漂、破、刮、染等二十余道工序，制作时选料讲究，做工精细，呈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发展至今，浦江麦秆剪贴技艺已十分成熟，能在保持麦秆自然光泽与纹理的基础上借鉴其他艺术手法，不断增强自身的表现力，其产品既显露出乡土艺术的质朴风格，又不乏高雅艺术的精美特点。
瓯绣是流行于浙江省温州一带的传统民间刺绣艺术，它历史悠久，早初起源于民间妇女的绣房习作。结合瓯绣的针法路数进行辨析，它是由唐代锦衣发展而来。明末清初，温州对外交通日渐发达，使瓯绣得以吸收姐妹艺术之长，在技艺上趋于成熟，自具一格。清代道光末年，瓯绣在温州已十分流行，民间形成了“十一十二娘梳头，十二十三娘教绣”的传统和以绣花罗裙作为青年男女定情礼物的风俗。当时开设的多家绣铺对外承接官衣锦服、戏装、旗袍等绣活，生意十分红火。瓯绣构图简练，色彩绚丽，针法严谨，运针灵活擅变，绣理分明，绣面光亮，呈现着与众不同的东瓯地域特色。融诗文、书画、刺绣之美为一体的瓯绣讲究针法、笔法和物象理法的统一，显示出高超的技艺水平和深厚的传统文化内涵。
瓯塑是流传于浙江省温州地区的一种传统塑作艺术，由我国传统漆艺中的堆漆工艺发展而来，因起源于浙南瓯江流域而得名。两宋时期，温州曾是传统漆艺的重镇，以漆灰堆出花纹的堆漆工艺在这一带颇为流行，民间俗称为“堆起门”，广泛应用于庙宇、民居、家具及嫁妆等的装饰。明清以后，堆漆在温州得到较大发展，形成了“隐起措金”、“隐起措漆”、“隐起措”三个瓯塑工艺品种，具体说就是在堆漆的基础上贴金、髹色漆、髹色油。近代以来，温州民间工匠在技艺和材料等方面作了许多改进，瓯塑的艺术表现力因此而得到进一步的加强。瓯塑在温州地区经过多年传承，形成鲜明的地域特色。色彩丰富、表现力和附着力强的优点使它成为一种应用广泛的装饰手段，深受当地民众青睐。
中国镶嵌艺术历史久远，风格独特。殷商时代，铜器铸造中即已出现错金嵌玉的装饰纹样。随着工艺水平的不断提高，天然彩石、卵石、贝壳、螺钿、宝石、玉石和人造玻璃料器、陶瓷、木料等都成为了镶嵌的原料。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镶嵌艺术积累了许多重要的技术手段，主要包括直接镶嵌法、预制法、反贴反上法、正贴正上法等。除平面镶嵌外，也可以在浮雕上进行镶嵌，这种镶嵌方法可以进一步增强镶嵌对象的立体感。明清以后，浮雕镶嵌的方法广泛运用于各种工艺品的装饰，清代中晚期还出现了在不同“地子”上镶嵌戏曲人物故事的浮雕镶嵌法，嵌瓷、骨木镶嵌即属此类。镶嵌工艺品具有坚固、耐晒、耐潮湿、不易变色的优点，材料的质感及由此而产生的形、色、光效果使镶嵌工艺品平添了艺术魅力，尽显粗犷浑厚、华贵绚烂之美。
彩石镶嵌是流行于浙江省南部的一种传统装饰艺术，由传统漆器工艺中的“嵌钿”演变而来，主要以色彩丰富的青田石为材料进行镶嵌。彩石镶嵌有榫镶、拼嵌、粘嵌等工艺手法和浮雕、圆雕、镂空雕等表现形式，其工艺流程由稿、形、排、刻、砑、配、木、漆、嵌、雕、粘、蜡、理、描、装15道工序组成。浙南彩石镶嵌制品多为挂屏、立屏、大型连屏及案头陈设等观赏性工艺品，大件气势恢弘，小件玲珑剔透，构思、布局和制作都非常巧妙。利用石材天然色彩和纹理镶嵌而成的作品题材广泛，画面富于层次感，色彩效果突出。这些镶嵌制品或描绘山水花鸟小景，或表现重大历史事件，或复制经典字画，或再现文学名著人物场景，显示出很强的装饰性和工艺美感。
蚕丝织造技艺（余杭清水丝绵制作技艺、杭罗织造技艺、双林绫绢织造技艺）：余杭清水丝绵以水净漂清而得名。余杭位于苕溪两岸，天目山泉泻于苕溪，温而不寒，杂质较少，利于制绵。清水丝绵的制作需经历一个去除蚕丝外层丝胶的过程，包括选茧、煮茧、漂洗、剥茧做、扯绵撑、晒干等六道工序。制作中丝胶去除愈净，丝绵质量愈好。余杭清水丝绵制作对手工技能的要求很高，其生产完全依靠制绵者的技巧来完成。长期以来，清水丝绵制作技艺以口传心授的方式世代相沿不绝，在此过程中，传承者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并不断将之融汇到制绵技艺中，使这一技艺成为余杭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余杭制作的清水丝绵色白体匀，手感柔滑，弹性好，拉力强，无绵块、绵筋和杂质，品质优异，向来为世人所重。
杭罗与苏缎、云锦同为中国华东地区的三大丝绸名产。杭罗原产杭州，系用纯桑蚕丝以平纹和纱罗组织而成，其绸面有等距的直条形或横条形纱孔，孔眼清晰，质地光柔滑爽。这种织品穿着舒适凉快，耐穿耐洗，多用作帐幔、夏季衬衫和便服面料等。
浙江省湖州市双林绫绢传统织造技艺源远流长，绫绢是绫与绢的合称，“花者为绫，素者为绢”。据记载，东晋时双林已盛产绫绢。太元年间（376—396），著名书法家王献之出任吴兴郡（今浙江省湖州市）太守时就曾以白绢书写。南北朝时期的宋代（420—479），双林绫绢已闻名于世，远销林邑（今越南）、扶南（今柬埔寨）、天竺（今印度）、狮子国（今斯里兰卡）等十多个东南亚国家。至唐代，双林镇绫绢被列为贡品，并远销日本。据《吴兴县志》载，明代双林镇的绫绢织造技艺更为发达，织品巧变百出，名目繁多，有花有素，轻重兼备，尤以东庄倪姓所织双龙缎为最佳，其缎上有双龙，龙睛突出，闪烁发光，一时被称为极品，专用于朝廷奏本。
铜雕技艺，是浙江省杭州市传统手工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杭州铜雕是古代青铜器制造的延续，在吴越和南宋时期得到很大发展，清代同治以后，以“朱府铜艺”为代表的杭州铜雕技艺日趋成熟，代代相传.杭州铜雕制作一般需经金属冶炼、锻造、雕刻、镀金、磨光、上红等工序，并综合应用叠镶、三色、点刻、烘炼，制绿，熔铸、镂雕等技法。
木活字印刷技术 ：东源村位于浙江省瑞安市西南部，据当地《太原郡王氏宗谱》记载，元代初年，隐居在福建省安溪县的王法懋开始把木活字印刷技术引入族(宗)谱编修事业，“梓辑”(运用木活字印刷编修宗谱的工艺)之艺由此问世，历代相承不绝。明代正德年间，王法懋的部分后裔由福建迁入浙江平阳。清代乾隆元年(1736)，王法懋五世孙王应忠率其子孙由平阳迁入东源，“梓辑”之艺就在东源扎根，一直传承至今。
东源木活字印刷技术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是已知的我国唯一保留至今且仍在使用的木活字印刷技艺，堪称世界印刷术的“活化石”。东源木活字印刷技术的生产流程包括刻字、检字、排版、校对、印刷、打圈、划支、填字、分谱、草订、切谱、线装等二十道工序，完整再现了古代活字印刷的作业场景，是木活字印刷术源于我国的最好实物证明。
传统木船制造技艺：舟山市普陀区面临东海，渔业生产发达。千百年来，普陀岛上产生了无数修造船舶的能工巧匠，岑氏木船作坊便是其中的代表。岑氏打造的木帆船数量品种都很可观，主要有仿古大型木帆船、渔船、仿古船等系列。其制作工艺主要包括设计、放样、放龙筋、制配底壳等十六个环节，造船使用的工具如龙锯、拉缝锯、长短锤等都十分独特。岑氏木船作坊打造的帆船除航行速度快、安全性能好之外，还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它美观的造型和精美的装饰往往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伞制作技艺（西湖绸伞）：伞是日常生活中用以遮阳或挡雨的工具，可张可收，携带方便。我国制伞技艺有着悠久的历史，据传说，春秋战国时代鲁国著名匠师鲁班之妻王氏将竹子劈成细篾条，上蒙兽皮，张如盖，收如棍，此即最初的伞。古代伞有“盖”、“华盖”、“伞盖”等别称。西晋时期，帝王和贵官出巡时往往有侍从执伞随侍，成为仪仗。古代伞面均用丝绸制成，南北朝时代北魏君主、臣僚等出行已采用罗帛制成的伞盖，不同级别的人使用的罗伞大小、色彩各不相同。东汉蔡伦造纸成功后，伞面逐渐由丝绸改为纸质，至宋代出现了油纸伞。我国油纸伞产于四川、湖南、广东、福建、浙江、贵州等地，是劳动人民的生活必需品。当前由于尼龙绸折叠伞的普遍流行，传统的油纸伞和绸伞已经悄然从人们身边隐退，相关的制作技艺亦逐渐湮没不彰。
杭州西湖绸伞始创于1932年，其工艺由杭州都锦生丝织厂研创，传承至今已有七十余年。西湖绸伞以杭州本地独有的淡竹、杭州丝绸为原料，以杭州西湖风景为装饰图案，整个生产流程包括18道重要工序。西湖绸伞主体由伞骨和伞面组成，伞骨制作采用古老的套合技艺，不用任何黏合剂。伞面用丝绸为面料，而以刷花、彩绘和刺绣等技法加以装饰。刷花以杭州西湖风景为题材，采用多种套色；彩绘利用传统国画技法，在伞面上绘制仕女、花鸟等内容；刺绣题材多样，工艺精细，鲜丽秀雅，具有良好的艺术效果。西湖绸伞按其用途可分为日用伞、装饰伞、舞蹈伞、杂技伞、排须伞等种类。西湖绸伞造型轻盈，设计奇巧，制作精细，高雅美观，既很实用，又有艺术欣赏价值。
酿造酒传统酿造技艺（金华酒传统酿造技艺）
金华酒传统酿造技艺是浙江省金华市的传统手工技艺。古代早期米酒酿造技艺的典型代表和完整的遗存形态，在黄酒发展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和文化价值。金华酒在实践中探索出白曲与红曲联合使用的优选技艺，使酿造的寿生酒兼具白曲酒之鲜、香和红曲酒之色、味，在元代被官府选定为黄酒酿造的“标准法”。明清时期，金华酒形成了包括寿生酒、三白酒、白字酒、桑落酒、顶陈酒、花曲酒、甘生酒等不同系列和诸多品牌。
绿茶制作技艺（西湖龙井、婺州举岩）：西湖龙井茶源于唐，成名于宋元明而盛于清。它主要产于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湖的龙井村盛产色绿、香郁、味醇、形美的优质茶叶，因而名之为“龙井茶”。西湖龙井茶是中国名茶，以西湖龙井茶为代表的绿茶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通过长期生产实践，西湖龙井茶区的茶叶栽植和制作逐渐形成了选育良种、勤耕栽培、精细采摘、科学炒制等一系列茶叶生产经验，特别是在炒制过程中摸索出了一套具有鲜明技术特色的炒制工艺，其中包括抖、带、挤、甩、挺、拓、扣、抓、压、磨等龙井茶炒制“十大手法”。整套茶叶制作工艺凝聚了当地茶农的智慧，显现出深厚的文化内涵。
婺州举岩产于浙江省金华市北山双龙洞顶一带，因金华在隋唐时期称为“婺州”而得名。婺州举岩茶的制作始于唐，兴于宋，盛于明清。唐五代时期它是十大茗品之一，明清时期成为进献皇家的贡品。婺州举岩茶大多生长在岩石缝隙或山冈斜坡上，一般在清明至谷雨期间茶的一芽一叶或一芽二叶初展时采摘，炒制1000克干茶需采摘6万片左右的芽叶。举岩茶叶细紧略扁，微带茸毫；色泽银翠交辉，香味持久；冲泡时汤色嫩绿明亮，叶底嫩绿匀整；入口则鲜醇甘美，清新宜人。婺州举岩制作技艺主要由拣草摊青、青锅、揉捻、二锅、做坯整形、烘焙、精选储存7道工序组成。炒制时以焙为主，炒焙结合，形成独具特色的工艺。
晒盐技艺（海盐晒制技艺）：晒盐是一门古老的技艺，它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生产劳动密切相关。海盐晒制技艺以海水为基本原料，利用海边滩涂及其咸泥（或人工制作掺杂的灰土），结合日光和风力蒸发，通过淋、泼等手工劳作制成盐卤，再通过火煎或日晒、风吹等方法，使盐卤自然结晶成原盐。整个晒制过程有十几道工序，纯以手工操作，其中包含了丰富的生产技术经验。
浙江省象山县海盐晒制历史悠久，其制作工艺是近千年中国海盐传统生产技艺的缩影。《新唐书•地理志》等书中已有象山晒盐的历史记载。元代称晒盐为“熬波”，制盐技艺得到进一步发展。元代以后，刮泥淋卤和泼灰制卤法逐渐得到采用。清代嘉庆以后，象山盐业从舟山引进板晒结晶和缸坦晒结晶方法，实现了制盐工艺的巨大变革。20世纪60年代后，平摊晒法试验成功，象山的海盐生产开始采用新技术，并逐渐以机器生产代替部分繁重的手工操作，但仍保留了海盐晒制的传统手工技艺。
火腿制作技艺(金华火腿腌制技艺)： 浙江省金华火腿以鲜艳的色泽、独特的芳香、诱人的风味、美观的外形，即色、香、味、形“四绝”而闻名天下，是我国腌腊肉制品中的精品。金华地区四季分明的亚热带气候和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别具一格的火腿腌制技艺。早在唐代，金华即已有了火腿的腌制工艺。及至明代，金华火腿被列为贡品，其生产遍布金华地区的东阳、永康等地。
制作金华火腿所选用的猪有“中华熊猫猪”之誉，头颈部和臀尾部呈黑色，其余部位则为白色，俗称“两头乌”，其体型大小适中，骨细，皮薄，肥瘦适度，肉质细嫩，腿心饱满。腌制火腿时，即以它的后腿为专用原料。猪必须在立冬和次年立春之间屠宰，选用制作火腿的猪后腿要求爪白，脚直，腿形完好无损，重量在6至7.5公斤之间。金华火腿一般在每年立冬到次年立春之间以低温进行腌制，而后经过中温脱水、高温发酵等一系列工序，入伏后才最终出香成熟，整个腌制工艺精细而复杂。制作过程中以削、割、修、压、绞、敲、捧、拍等多种手法统一火腿形状，使成品形如竹叶或琵琶。腌制成的金华火腿瘦肉呈玫瑰红色，肥肉晶莹透亮，肥而不腻，口味鲜美，在自然温度下贮存三四年仍能保持原有品质。
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木拱桥是中国传统木构桥梁技术含量很高的品类，也是世界桥梁史上仅有的品类，主要分布在中国的浙江、福建省两地。福建、浙江地处中国东南丘陵地带，境内山高林密、谷深涧险、溪流纵横，为木拱桥的建造提供了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原料，使造桥技艺得到了长远的流传与发展。在中国现存木拱桥不足100座，在浙江省泰顺县境内有15座国家文保单位的木拱桥，在福建省宁德市境内有54座。木拱桥由桥台、桥身（包括拱架、桥面）、桥屋组成，有单拱、双拱和多拱之分，桥身如同彩虹，故又称“虹桥”。
绍兴石桥营造技艺是多学科知识的综合应用，从桥型设计技术到施工技术，再到建桥材料、操作工具，都包含了多学科的科学技术知识。绍兴石桥营造技艺种类多、工艺精，体现这些技艺的许多桥型在别处已不可见，却独存于绍兴。如多式石梁桥技术、多式折边石拱桥技术、多式圆弧石拱桥技术等桥型的营造技艺，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石桥营造技艺系列。特别是绍兴特有折边拱桥营造技艺、超时代水平的古悬链线拱桥营造技艺，更是具有独特的工艺和内在特点。
婺州传统民居营造技艺：浙江省中部的金华地区古称“婺州”，其传统民居主要分布在东阳、兰溪、武义、浦江等地。这些历史悠久的建筑布局巧妙，装饰精美，充分显示出高超的营造技艺。浙江省兰溪市诸葛村现有明清民居两百多座，当地最早的建筑约建于元代至正十年（1350）。武义县俞源村最早的建筑建于南宋，现存明清民居130座。东阳的卢宅属明清大型民居建筑群，建筑面积约1.7万平方米，其中著名的肃雍堂建于明代永乐年间。浦江县郑宅镇为郑氏家族聚居的古镇，始建于北宋初年，占地面积约5000平方米。
俞源村古建筑群位于浙江省武义县城西南20公里，该村落始建于南宋，经过历代规划建设，发展成今天的规模。村中现存元代桥梁两座，明清民居一百三十余座，建筑类型包括宗祠、庙宇、店铺、私塾、书馆、花厅、民居、戏台、桥梁及古墓等多种。全村古建筑分上宅、下宅和前宅三大片，占地面积3.4万平方米。
俞源村古建筑以公共建筑最具特色，其中俞氏宗祠为全村总祠，规模宏大，构造讲究，保存完整。其他古建筑如幼儿启蒙的家训阁、供青少年读书的遗安堂、赡养老人的养老轩、村民娱乐的藏花厅、举办喜事的堂楼厅、祈梦圆梦的洞主庙及客栈、药店、作坊等也都各有特色。俞源村俞氏家族世代书香，耕读传家，明清时期共出进士、举人68人。家族内部十分注重对族人的教育，多数民居内设有书房、书馆，村中另建有专设私塾两处。此外，俞源村古建筑内还保留着大量的壁画，题材广泛，笔致流畅，体现了村人对理想生活的追求。
卢宅位于浙江省东阳市城东，是一个大型的明清住宅建筑群，占地面积2.68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69万平方米。肃雍堂轴线是卢宅的主体建筑，前后九进，纵深320米。东侧与肃雍堂轴线平行的前有世德堂轴线前后四进、树德堂轴线前后三进、大夫第东吟堂轴线，中有大雅堂轴线（善庆堂、惇叙堂），后有爱日堂三进。西侧与肃雍堂轴线平行的有存义堂前后二进及忠孝堂、铁门里、慎修堂。南面临街的有东西荷亭书院、茂槐堂、方伯第冰玉堂。
郑义门古建筑群位于浙江省浦江县郑宅古镇。北宋初年，河南新郑的郑氏先人辗转来到浦江白麟溪畔定居，至今已有九百多年的历史。浦江的郑氏家族长期聚居，在发展过程中恪守儒家行为规范，至元末明初达于鼎盛，多次被朝廷旌表为“郑义门”、“孝义家”、“九世同居”等，成为当时以儒治家的典范。郑义门古建筑群中的郑氏宗祠占地五千多平方米，共有两弄64间，分设门廊、师俭厅、中庭、有序堂、拜厅、听训堂、会膳厅、寝室、粮仓、制膳房、总理室和厢房等，规模宏大，功能齐全。师俭厅前后庭院中有元代古柏9棵，粗可合抱，枝若苍虬，传为明代浦江著名文学家宋濂手植。师俭厅内挂有朝廷颁发和历代名公巨卿题写的匾额楹联，其中包括明代洪武年间颁赐的“孝义”、“江南第一家”匾等。四壁有碑记多方，元代大臣脱脱书写的“白麟溪”碑即在其内。
畲医痧症疗法是畲族医药中最具特色的治疗方法之一，许多畲医和畲民仍传承和掌握着多种发痧技术，多有手到病除之效。痧症的治疗大法就是发痧疗法，对于病情较轻者，常采用刮痧、撮痧、痧和搓痧等治疗方法。对于病情急重者，则采用针刺、放血、挑痧或配合畲药治疗，其治疗以单味、验方或辨证组方为主，最常用的药物有山苍子、破铜钱、塌地蜈蚣、粘花草、叶下白等十多种。畲族医学对痧症的认识比较直观、形象，富有哲理，治疗极具特色。但对痧症的种类至今还没有统一的说法。有的认为痧症有36种，但多数认为有72种，还有108种之说。
渔民开洋：浙江象山、岱山的渔民开洋节是当地渔民在渔船出海时举行的一种祈求平安、丰收的民俗活动，谢洋节则是渔船出海平安归来后渔民为感谢大海恩赐而举行的一种民俗活动。作为表达渔民内心祈望的一种精神性活动，开洋、谢洋节以祭祀为核心，以民间文艺表演为主轴，含有多种文化内容，同时表现出娱神和娱人的特性。据记载，象山的渔民开洋、谢洋节活动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而以清代雍正年间至民国期间最为兴盛。节日以祭海为主要内容，其影响之大、参与面之广、延续历史之长在舟山群岛诸多渔家习俗中较为罕见。每逢渔汛，开洋、谢洋时节都要举行祭海仪式，渔民称之为“谢龙水酒”或“行文书”。历史上岱山祭海分为官祭与民祭两种，礼仪定式讲究，程序完整，目前岱山部分渔村仍沿袭着这一传统的民间习俗。作为舟山民俗的代表，开洋、谢洋节反映了东海渔民对海龙王及海上诸神的信仰和崇拜心理，显示出我国东部沿海民众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
畲族三月三 ：每年三月三，畲乡家家户户宰杀牲口，祭祀祖先。除此之外，畲民也多选择这天作为男女定情与婚配的日子。相传唐代畲族起义军曾兵败退入深山，因缺乏粮草而采食一种称为“乌稔”的乌色野果充饥，军威大振，于三月初三冲出包围。以后每年三月三畲民都要采乌稔叶煮出汁水，拌入米中烧饭，以示纪念，做乌饭、吃乌饭因而成为三月三一项重要的活动。夜幕降临以后，畲民还要举办篝火歌会，会上互相对歌，表演传统歌舞及龙灯舞、狮子舞、鱼灯舞、火把舞等，同时还要举行传统的畲族体育竞技活动。
畲族三月三是维护畲民团结的重要纽带，在加强畲汉民族团结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畲族没有文字，三月三对歌时要求以畲语演唱，客观上起到了保护畲语的作用。节日期间畲族男女老少都穿上民族盛装，客观上也有利于民族服饰的保护传承。
庙会（赶茶场）：赶茶场是浙江省磐安县玉山一带的传统民俗，玉山古茶场位于磐安县玉山镇马塘村，它始建于宋代，清代乾隆年间重修，是目前全国发现的最早的古代茶叶交易场所遗存。晋代许逊在游历玉山时为当地发展茶叶生产、打开茶叶销路作出过巨大贡献，玉山百姓感其恩德，尊之为“茶神”，建庙立像，四时朝拜。至宋代，又为茶神重建庙宇，同时在边上开设茶场，庙宇因此被称为“茶场庙”，并形成了以茶叶交易为中心的“春社”、“秋社”两季庙会。
“春社”时间定在农历的正月十五，届时当地茶农穿着盛装来到茶场，举行社戏表演、挂灯笼、迎龙灯（亭阁花灯）等民俗文化活动。“秋社”在农历十月十五举行，茶农和百姓拎着茶叶和货物从四面八方到茶场赶集，形成热闹非凡的盛大庙会，除货品交易外，“秋社”期间还有各种民间艺术表演，如三十六行、叠罗汉、抬八仙，等等。
汤和信俗是流传于浙江南部温州地区的一种民俗文化，也是我国古老的中元节习俗中最具典型性的个案。明初，东南沿海频遭倭寇侵扰，百姓不堪其苦。大将汤和奉太祖朱元璋之命沿海岸线修筑卫所59处，温州宁村所即为其中之一。倭患平息后，民间感念汤和的功德，在东南要塞宁村建庙立祀，并于每年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举行“汤和出巡”、“追悼倭难亡魂”等仪式。整个活动持续五天，仪式所到之处，人们夹道摆祭迎候，久之逐渐形成颇具规模的汤和节，至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
抬阁（浦江迎会）：浦江迎会，俗称“抬阁”。它以中国民间传说人物造型为主体，进行精心的艺术设计，具有惊、险、奇、怪、妙等特征，堪称中国民间艺术的一朵奇葩。相传浦江迎会始于宋代，盛于明清，祖上传说是为了纪念胡公大帝。浦江农历八月十三日大搞迎会是因为这天是胡公大帝的生日。每年的这一天，浦江黄宅等乡村都会汇集一堂，拿出各自看家本领，一展风采。
蚕桑习俗（含山轧蚕花、扫蚕花地）：桐乡地处浙江北部，是江南蚕桑的主要产地，这里的乡间流传着丰富的蚕乡习俗，其中以祭拜蚕神的含山轧蚕花庙会最具代表性。含山当地流传着蚕神发祥或降临的传说，因此有“蚕花圣地”之称。含山轧蚕花庙会又叫“蚕花庙会”，大约起源于宋代，明清以来日趋兴盛。庙会时间分头清明、二清明、三清明几个阶段，从开始到结束前后延续十来天。含山轧蚕花庙会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带有鲜明的江南地域特色。它反映出桐乡蚕桑业高度发达的现实，为江南蚕桑生产、民间信仰、行业民俗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扫蚕花地是清末至民国时期广泛流传于湖嘉地区的一种蚕俗，它起源于浙江省德清县，仪式的主要表演者都集中在德清一带。清末至民国年间，德清蚕农为祈求蚕桑生产丰收，于每年春节、元宵、清明期间请职业或半职业艺人到家中养蚕的场所举行扫蚕花地仪式，后逐渐流变为歌舞表演。举行扫蚕花地仪式时，通常由一化装女子边唱边舞，而以小锣在旁伴奏。唱词内容多是对蚕茧丰收的祝愿和对蚕桑生产全过程的叙述，与此相配合，表演者往往会做出扫地、糊窗、掸蚕蚁、采桑叶、喂蚕、捉蚕换匾、上山、采茧等一系列与养蚕生产有关的动作。
汉族传统婚俗（宁海十里红妆婚俗）：宁海十里红妆婚俗是浙江民间特有的一种迎亲嫁女习俗，长期流传于宁海及浙东东部地区。在宁海，每逢婚嫁，往往会出现嫁妆队伍绵延数里的壮观场面，民间夸张地称之为“十里红妆”，后逐渐在当地演变成婚嫁的代名词和明媒正娶的标志。宁海十里红妆婚俗主要包括定情、做媒、相亲、备嫁妆、迎嫁妆、花轿迎娶、拜天地、闹洞房、回门等结婚礼俗和红妆器物特有的制作工艺。“千工床，万工轿，十里红嫁妆”构成浙东家喻户晓的婚嫁现象，也为四乡八村的民间文化活动提供了交流的平台。
宁海十里红妆婚俗是江南婚姻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集中体现了江南手工技艺的特色，表达了喜庆、吉祥的美好祝愿，反映出江南人民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随着现代生活方式的改变和外来文化的冲击，十里红妆婚俗现虽在宁海乡村仍有传承，但总体上已普遍淡化，这一具有重要民俗学价值的婚俗正面临消亡的危险，急需加强保护。
水乡社戏是浙江农村和城镇一种以戏剧表演为核心的民俗活动，它具有祭神和娱人相结合的特点，普遍流行于绍兴地区。绍兴的社戏大致分为年规戏、庙会戏、平安戏、偿愿戏等几种类型，其中以庙会戏为主。社戏的演出程式比较固定，基本按照“闹场—彩头戏—突头戏—大戏—收场”的次序进行。彩头戏、突头戏一般在白天演出，大戏即正戏则从傍晚开始。大戏通常以历史戏和家庭戏为主，中间穿插的小戏也比较固定。
社戏的舞台可分成庙台、祠堂台、河台（水台）、街台、草台等几种，其中以河台（水台）最具特色，被称作“水乡舞台”。这是一种极具水乡特色的伸出式舞台，后台在岸上，前台在水中，为观众创造了一种水上、岸上同时观看演出的条件。绍兴水乡社戏汇集和体现了不同剧种的表演风格，也充分展示了当地丰富多彩的民风民俗。千百年来，绍兴水乡社戏除承担高台教化的任务外，还要发挥娱乐功能，由此逐渐发展成江南民间最隆重、最活跃、参与面最广的一种节日庆典活动。水乡社戏扎根民间，深受广大观众喜爱，至今仍可在绍兴地区的城市和乡村见到它的影踪。
古琴艺术（浙派）：浙派古琴艺术流传于浙江地区，这一流派的发展分古代和现代两个时期。古代浙派古琴艺术起于南宋，创始人为郭楚望。郭氏传艺于刘志方，刘志方又传毛仲敏、徐天民，由此形成在当时琴界占有重要地位的浙派。其后徐天民门下在元明时期传承四代，将浙派古琴艺术推向顶峰，一时有“浙操徐门”、“徐门正传”之目。入清以后，浙派古琴艺术渐趋衰微。
现代浙派古琴艺术的兴起与琴家徐元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徐元白的琴艺得清末琴家大休上人真传，理论思想则主要源于清代浙派琴学专著《春草堂琴谱》。1939年徐元白在南京与徐芝荪等组建“清溪琴社”，1945年与杨洁武等人在重庆组建“天风琴社”，1946年又返回杭州与张味真等人组建“西湖月会”，与此同时还编撰了《天风琴谱》及琴论多篇，以自己的艺术实践和理论极大推动了浙派古琴艺术的复苏和繁荣。
浙派古琴演奏追求“微、妙、圆、通”的音色，以“清、微、淡、远”的艺术境界为指归，追求文雅、恬静、简洁、洒脱的意境。经典曲目数十首，包括郭楚望的《潇湘水云》，毛仲敏的《渔歌》、《樵歌》，徐天民的《泽畔吟》等，传世的浙派琴谱则有《紫霞洞谱》、《霞外琴谱》、《梧冈琴谱》等十余种。古代浙派古琴艺术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史书载：“近世所习琴操有三：曰江、曰浙、曰闽……习浙操者十或六七。”近代浙派也在演奏、琴论、制琴、打谱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目前浙派古琴艺术主要以西湖琴社和霞影琴馆为平台，活动多处于自发状态。如不采取有效措施加以保护而任其自生自灭，很可能重蹈古代浙派由盛而衰的覆辙。
江南丝竹是流行于江苏南部、浙江西部及上海地区的丝竹音乐的统称，因乐队主要使用二胡、扬琴、琵琶、三弦、秦琴、笛、箫等丝竹类乐器而得名。明代嘉隆年间，以魏良辅为首的戏曲音乐家在太仓南码头创制出昆曲水磨腔，当时由张野塘等组成规模完整的丝竹乐队，用工尺谱演奏。其后丝竹音乐基本由昆曲班社、堂名鼓手兼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专职演奏班社。至明代万历末年，新乐种“弦索”在吴中（苏州地区）形成，成为江南丝竹音乐的前身。
20世纪20年代，著名丝竹家王巽之在杭州西湖孤山东麓的“凌社”创办了杭州早期的江南丝竹组织“杭州国乐社”，演奏传统乐曲，国乐社整理、改编的丝竹演奏曲目很快传到上海等地，在音乐界产生很大影响。之后，王巽之又与丝竹前辈程午嘉在上海创办“华光乐社”，开启了沪杭丝竹界彼此交流的良好局面，丝竹音乐由此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江南丝竹曲调优美淳朴，清新悦耳，轻快明朗，绮丽优雅，其技法丰富多彩，变化层出不穷，讲究“你繁我简，你高我低，加花变奏，嵌挡让路，即兴发挥”，显现出“小、细、轻、雅”的艺术风格。江南丝竹曲目丰富，传统乐曲主要有《中花六板》、《三六》、《行街》、《四合》、《云庆》等。
龙舞(兰溪断头龙)：断头龙是流传于浙江省兰溪市水亭畲族乡的一种民间龙舞，其起源与一则流传久远的民间故事密切相关。据说唐代贞观年间连年大旱，龙王为拯救凡间百姓，违背玉帝旨意连降大雨，获罪被斩，身首分离。兰溪百姓感于龙王救命之恩，特制成断头龙，春节期间沿街而舞以示纪念。断头龙的最大特点是头身分离，整条龙由龙珠、龙头和7节龙身组成。龙头和龙珠可单独表演出多套高难度的技巧动作，龙身每换一个阵图，龙头和龙珠就舞出一个套路。龙头、龙珠和龙身中可燃点红烛，夜间起舞时光影闪烁、色彩斑斓。近百年来，断头龙在传承中不断发展创新，形成“双元宝”、“金瓜棚”、“八仙跌”等二十多个套路，后来又出现了“单龙”变“双龙”的尝试。
滚灯（海盐滚灯）：海盐滚灯是浙江民间在节庆和灯会期间表演的一种竞技舞蹈，起源于浙江省海盐县，并在当地长期流传，至今已有八百多年历史。南宋和清初的海盐地方文献中均有记载。据民间传说，海盐地处杭州湾北岸，濒临大海，古代又有通商口岸澉浦港，经常遭受海患和海盗的侵袭。为御外侮，海盐当地形成了尚武的风气，民间盛行滚灯竞技比武活动，以此来展示村坊的实力。比武时有的村出红心灯，有的村出黑心灯，夺到黑心灯的村坊公认为武艺高超、实力强大，连海盗也闻风而避，不敢侵犯。清代海盐文人彭孙贻在《轮灯》诗的小序中记载了海盐滚灯表演的状况：“儿童缚竹为轮，展转相环，旋转飞覆，而灯不倾灭。壮士运之，衢中腾掷不休，曰滚灯。”可见当时滚灯在海盐十分流行。
滚灯在海盐民间世代相传，每年元宵节都要进行表演，这种习俗一直延续到1949年。1956年，秦山镇滚灯队参加全县文艺汇演，首次将滚灯表演搬上舞台。20世纪80年代，海盐滚灯经挖掘整理被收入《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浙江卷》，此后又多次搬上舞台。海盐滚灯表演中，每套动作难度各不相同，有重技巧的，有重力度的。一般根据各人之长，因人而异。舞蹈时，除不停地上、下、左、右旋转灯具之外，还要围着灯打“虎跳”、“旋子”等翻滚动作，并辅之以“晃手”、“涮腰”、“踏步翻身”等古典舞动作。伴奏以“急讽”锣鼓为主，并即兴配以“走马锣”、“七字锣”以烘托紧张气氛。
木偶戏（平阳木偶戏、单档布袋戏）：平阳木偶戏是一种综合性的木偶表演形式，具有很高的观赏性与艺术研究价值。它在浙江省平阳县流传的历史十分悠久，形成时间不晚于宋代，至明清时达于鼎盛。明代姜准的《岐海琐谈》称当时平阳一带的木偶戏艺人黄子复等“擅巧思制木偶，运动以机，无异生人……声音清越，冠绝一时”，清代张纂毋的《船屯渔唱》则以“儿童吻唇叶宫商，学得昆山和弋阳。不用当筵观鲍老，演来舞袖亦郎当”的诗句描绘平阳木偶戏演出的状况。由诗句可知，当时木偶戏演出时已兼唱昆山腔和弋阳腔。民国时期平阳木偶戏仍很盛行，至新中国成立初，全县尚有一百多班，其中以提线为主的有42班，以布袋为主的有75班，以杖头为主的有1班，从业人员达五百余人。平阳木偶造型别致，明清以来的木偶头与戏装制作精美，保存完整，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
苍南单档布袋戏是一种独特的木偶戏表演形式，演出所用戏楼及全套行头一肩可担。演出时戏楼就地搭起，如同一座雕梁画栋的精巧楼阁，戏楼内仅有一个艺人操纵数十个布袋木偶表演。艺人脑、口、手、脚并用，双手执戏偶表演，时而还腾出右手演奏鼓、钹、板等乐器，双脚踩击大小锣，口中以不同的变音法模拟生、旦、净、丑、末等不同脚色的唱腔和道白，通过声音的抑扬顿挫和节奏的疾徐快慢逗、捧、说、唱，惟妙惟肖地表现小旦的哀怨、小生的斯文、老生的沧桑、小丑的滑稽，声情并茂，诙谐幽默。单档布袋戏表演上讲究巧手持物和巧手打斗，艺人凭借手指、手掌和手腕上的技巧淋漓尽致地展现不同人物的不同个性特征及整冠、亮相、走台、跑马、对打、翻身、倒茶等特技动作。单档布袋戏有传统剧目八十多种、三百余本，《黄恩佩义》、《擂台报》等是其中的代表作品。
摊簧（杭州摊簧、绍兴摊簧）：摊簧产生于清代乾隆年间，至今已有二百余年的历史。它主要流传于杭州及周边的绍兴、嘉兴、湖州等地。流传于杭州的名为“杭州摊簧”，简称“杭摊”，又称“安康”；而流传于绍兴的则名为“绍兴摊簧”，又名“绍兴鹦哥戏”。摊簧表演时分行当说唱，往往以五人为一班，自奏自唱，生拉胡琴，旦弹琵琶，净弹三弦，末击鼓，丑打板。也有7至11人为一班的，随着演唱人员的增多，可在班中加入筝、笙、箫、笛、扬琴等乐器。摊簧演唱前先以《四合如意》、《二六》、《行街》等合奏曲静场，称为“和音”。正式演唱时先唱开篇，后唱正书。摊簧唱词句式整齐，文辞典雅，讲究声韵格律。其唱腔包括基本调、曲牌和民间小曲三类，基本调是“杭摊”主要演唱的曲调，有男女宫之分，所使用的板式包括平板、快板、流水板等；曲牌主要有《点绛唇》、《端正好》、《风入松》、《急三抢》等；民间小曲则有《四喜调》、《采茶调》、《杨柳青》、《游魂调》等。摊簧中无打击乐器，伴奏乐器主要是鼓、板和弦乐器。
摊簧的传统曲目共有120折（段），分“前摊”与“后摊”两类。“前摊”的人物念白除丑角外均用中州韵，唱词以七言的上下句式为主，“落调”不用一上一下的“凤点头”。其曲目多系从昆曲移植而来，如《白兔记》之《产子》、《送子》、《出猎》、《回猎》等，曲词较原昆曲词句为通俗，但仍是比较文雅的书面语。词句讲究“二五”、“四三”的平仄格律，除两句唱词的末字要求上仄下平外，还要求“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前摊”在唱法上讲究“使嘴劲，准四声，吐字真，拖腔轻，语调准，重感情”，气息运用上则讲究“透、偷、煞、吹、关、收”等。相比之下，“后摊”显得较为市井化，其曲目均属单本生活故事，如《卖草囤》、《荡湖船》、《磨房串戏》、《草庵相会》、《瞎子捉奸》等，唱词用方言演唱，基本调七言上下句仍为“二五”、“四三”句式。丑角演唱《快板》、《流水板》时则常用“起、叠、落”式的唱词。与“前摊”不同，“后摊”念道白时采用的是生活化的杭州、绍兴等地方言。
线狮（九狮图）主要分布在浙江省永康市和仙居县境内。每逢重大节日，永康、仙居都要举行别具一格的舞狮表演，俗称“九狮图”，故有“节日到，九狮跳”之说。线狮（九狮图）是提线木偶和地面舞狮相结合而产生的民间舞蹈艺术，因九狮凌空表演，故名“线狮”。作为中国民间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九狮图中蕴含的江南生活习俗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其精湛的制作和表演技艺显示出吴越文化和江南文化的诸多特点，为民俗学和艺术学研究提供了具体形象的资料。
九狮图又名“九狮挪球”，源于明代，是提线木偶和地面舞狮相结合而产生的民间表演艺术，又称“拉线狮子”、“颠狮子”。它由狮笼（狮子架）、9只狮子和1个彩球组成。狮子和彩球连有38根纤绳，由狮笼后的11名演员操纵表演。表演时狮子在空中腾挪跳跃，激昂奔放，其耳、眼、口、爪皆能灵活地张合转动，栩栩如生，“狮子衔球”的绝技更是令人叹为观止。
九狮图是浙江省永康市最具代表性的民间表演艺术形式之一，它以独有的艺术性、参与性、娱乐性和欢乐喜庆的特点赢得了广大群众的喜爱。每逢正月十五元宵节，永康许多地方都要举行这种别具一格的舞狮表演。近几年，永康“九狮图”曾应邀赴法国、新西兰、新加坡等国演出，参加国内重大文化交流活动二十余次，并获西湖博览会狂欢节最佳表演奖、文化部“华夏一绝”全国民间艺术大赛银奖，被评为“八婺十大民间艺术精品项目”之一。
竹刻(黄岩翻簧竹雕)：黄岩翻簧竹雕是浙江省黄岩地区民间传统的工艺品种，它始创于清代同治九年 （1870），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黄岩是国内最早创制翻簧竹雕的地区之一，也是国内目前保存这一手工艺流程最完整的地区之一。
翻簧竹雕因在毛竹内壁的簧面上雕刻而得名，亦称“贴簧”、“反簧”。其工艺是将毛竹去青取簧，经过煮、压、刨、晒等工序后，胶合或镶嵌在木胎、竹片上，然后磨光，配上红木等其他装饰材料，制成花瓶、茶叶盒、笔筒、台屏、雅扇等各种工艺品，再在上面雕刻各种山水、人物、花鸟图案，最后形成色泽光润类似象牙的成品。浅浮雕和线雕是翻簧制品的主要装饰手法，线条粗中有细、疏密结合，能在厚度不到半毫米的簧面上表现出画面的不同层次，精致异常。
竹编（东阳竹编）：浙江的竹编工艺品生产集中在东阳、嵊州一带，尤其是东阳，素有“百工之乡”、“工艺美术之乡”的美誉。东阳竹编以立体编织为主，与平面编织技艺相结合，做工精细，造型生动，色彩典雅，具有浓郁的民间美术特征，充分体现出东阳竹文化的风貌。东阳竹编产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生活器具，以实用功能为主；一类是立体陈设与建筑装饰，以艺术欣赏功能为主。1958年到1978年期间，东阳竹编厂并入东阳木雕厂，竹编与木雕共同生产，互相交流，彼此促进，在题材、造型、设色、趣味、风格等多个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东阳竹编擅长编织立体人物、动物及传统竹篮等器皿类的工艺品，手工剖篾细如发线，柔如蚕丝，精编细作，逼真传神。东阳竹编产品以篮、筐、箱、箩、箕、篓、笠等生活用品最为常见，它们与烫金、印花、刻镂等装饰技艺相结合，完美地展示出竹的韵致和文化品位，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民间工艺研究价值。目前，东阳竹编传承人老龄化趋势明显，平均年龄在四十岁以上，而学习竹编工艺的青年人数偏少，导致东阳竹编后继乏人，传承陷入困境，亟待保护抢救。
制扇技艺（王星记扇）：我国制扇的历史十分悠久，商代即已出现以长尾雉鸡羽毛制成的羽毛扇。汉代，宫廷流行绢扇，又称“宫扇”。东晋时期，葵扇开始流行。南宋时期，都城杭州成为折扇中心，河坊街附近的扇子巷即当年扇业作坊聚集之地。折扇古称“折叠扇”，又称“撒扇”，收则折叠，用则撒开，撒开后扇面成半规（圆）形，聚头聚尾，故又称“聚头扇”。明代永乐年间，苏州成为折扇中心，出现了李昭、马勋等闻名海内的制扇名家。
我国扇类产品主要产于江苏、浙江、四川、广东等地，有纸折扇、檀香扇、羽毛扇（浙江湖州）、绢扇、麦秸编结扇（浙江浦江）、象牙扇、竹篾扇、葵扇（广东新会）、孔雀翠羽舞蹈扇等多个品种。其中折扇的扇骨以棕竹、湘妃竹、乌木为上，有的饰以竹刻；扇面以桑皮纸等裱糊而成，著名书画家题诗作画于其上，有小品胜于大品之说。有的折扇还配有刺绣扇套。杭州王星记扇庄以制作黑纸扇而闻名，扇面涂刷柿漆，雨淋不透，日晒不翘，有“一把扇子半把伞”之美称，其制作技艺世代相传，一直沿袭至今。四川自贡竹篾丝扇系清代光绪年间制扇名家龚爵伍所创，故称“龚扇”，扇面犹似执绢纨。扇柄下饰以流苏、绦结或玉器、桃核雕刻等小摆件，摇曳生姿。檀香扇和葵扇的扇面上往往饰以烙画，色彩浓淡，层次分明。由此看来，制扇技艺是集雕刻、绘画、书法、编织、编结、装裱、髹漆、竹编等多种工艺为一体的综合性传统手工技艺，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端午节（五常龙舟胜会）：五常龙舟胜会的特点是竞技巧、闹龙舟，重点突出一个“划”字，并不刻意强调以速度取胜。五常龙舟按装饰可分为满天幛、半天幛和赤膊龙船几种，满天幛、半天幛龙船属于观赏性龙船。赤膊龙船最多，它不装饰，只在船头竖一个龙头，下面用黏泥固定。端午节中午12点至下午3点，上百只来自十里八乡的各色龙舟在五常浜口汇集，四五百米长的一段河道上，锣鼓激扬，浪花四溅，各船划来窜往，你挤我拥，熙熙攘攘，惊险热闹。与此同时，岸边人山人海，万头攒动，呐喊声、喝彩声与水上此起彼伏的号子声遥相呼应，场面十分壮观。
（备注：图片来源网络，侵删）
关注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