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日本发起了一场罕见的巡回展览，展览的主题是人体标本。人体标本，对于许多普通人来说，是陌生又好奇的领域，所以展览在前期宣传上就已经积累了大量的人气。当时，购票系统一放出来，人们就蜂拥而至。没过多久，门票就被一扫而空。在展览上，人们可以看到栩栩如生的人体构造，能够亲眼见证肌肉运动和器官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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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展览，也引起了人们对于人体标本制作师这个职位的好奇。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就有一位专业的人体标本制作师，名叫王耀。他是怎么走上这条职业道路的？人体标本到底是怎么制作的？
夜深人静的时候，华西医学院的嘉德堂依然灯火通明。楼外路过的学生对视一眼，不由自主地裹紧了自己的衣服，加快脚步离开了。
嘉德堂在华西，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地方，这里的大门常年不开，里面阴气森森，学生们平时都对它望而却步。因为这里是人体解剖楼，里面保存着许多新鲜的尸体，或者是人体标本。除了参加解剖课，学生们都不想靠近这个地方。
华西校区嘉德堂
但是对于王耀来说，嘉德堂算是他的半个家。因为从事人体标本制作工作，他十几年“驻守”此地。王耀走上这条职业道路的契机，说来还是因为工作待遇好。
王耀家庭经济不宽裕，一家人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他平时在嘉德堂做楼层管理员，也挣不了几个钱。有一天，院方发出通告：聘请专门的人体标本制作师，希望大家踊跃报名。
然而与尸体共处，在尸体身上动手的工作，让很多人都敬而远之，即便薪酬比较高，也没有人来报名。王耀看到了这个通告，因为想要学门手艺，加上想要获得更好的工作待遇，于是王耀报名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之后，王耀很快就能上手操作了。他每天的工作，包括了运输尸体、制作新标本以及对旧标本的保养维护等诸多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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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开始独立工作之前，王耀听到带教老师说：“小伙子要胆大心细啊，今天可不好过，不过熬过去就好了。”当时的王耀还不了解老师的意思，直到正式开始工作后，王耀才明白这份工作的艰辛。
这是他第一次和尸体单独共处一室，解剖室空间狭小，他和尸体挨得很近，周围除了墙上钟表滴滴答答的声音，安静得不像人间。深呼吸几下之后，王耀拿起解剖刀，控制不住地双手颤抖。
他一边动手，一边紧张地给自己壮胆：“没事儿，工作而已，紧张什么。死者对不住啊，我要开始了，请你安息！”大概过了几分钟，王耀突然丢下刀，“啊啊啊”地尖叫着从解剖室跑出去。
他的叫声惊动了附近工作的老师，对方连忙跑过来问他怎么了。“我……我感觉有人在背后打我。”
“哪儿有人啊？别自己吓自己，你肯定是不小心碰到仪器了。”
“真……真的吗？”
“对啊，你看这解剖室这么小，碰到仪器很正常。”
第一次的标本制作工作，就在各种鸡飞狗跳的情况下完成了。王耀出楼以后，手都在一直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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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之后，王耀逐渐熟悉了人体标本制作的工作。这份工作不定时，随时都有从医院送过来遗体，因此王耀基本上24小时待命。尽管从事这项工作的时间越来越长，一年制作50具标本，工作了十几年了，但是王耀还是很恐惧。
在王耀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他都还感受过莫大的恐惧。有一次，医院新送来了一具尸体，还放在裹尸袋中。王耀正打算打开拉链，突然听到下方的尸体仿佛在说着什么话，念念有词。
一瞬间，冷汗就从王耀的额头上开始往下流，他控制不住地害怕，心想：“我莫不是碰上灵异事件了吧。”虽然害怕，王耀还是颤抖着轻轻拉开了拉链，眼前的景象让他差点儿一口气没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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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尸袋里面真的有说话的声音，只不过那是超度的声音。原来裹尸袋里有一个小型收音机，正放着佛教超度的音乐。巨大恐惧之下骤然松了一口气，王耀眼前一黑差点儿晕倒。随后他赶紧调整自己的状态，投入工作。
他要先用解剖刀，仔细地分开肌肉组织和骨头，然后提取出骨架，先放置到水中煮上三五天，期间要保证骨头的质感不能太硬或太软。然后再进行冷却，在上面涂上特制的化学药品，再放在丙酮中浸泡，保证防腐的效果。
虽然已经工作了很久，王耀还是没有办法克服生理上的不适和心理上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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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工作完之后，我洗手都会洗五遍以上，还要洗很久的澡，总感觉自己身上有血腥味。记得刚开始那阵儿，工作完我可能一个星期都不想吃饭，但还没等缓冲时间结束，下一次工作又来了，特别煎熬。一年要处理50具遗体，因为全靠捐献，所以各种各样的都有。即便现在，我有时还是会感受到恐惧和恶心。”
人体标本制作师这个职业，因为一开始不被人接受，所以发展极为困难。像搬尸工、入殓师之类的工作，因为和死者打交道，所以人们都避而远之。随着社会越来越开放，人们也开始接受了“死亡文化”，人体标本制作师这个职业终于出现在公众的视线当中，不用再藏着掖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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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普罗大众的猎奇心理，日本、韩国等一些国家看到了商机，他们大力扶持人体标本制作行业，成立了专门的生产基地，将这个领域进行商业化，最后谋取大量的利益。
在大连，就有一家名叫“哈根斯”的生物塑化公司，专门制作人体标本。这里有成批的专业人体标本制作师，他们的工作也有一定的流程。
“我们每天就是重复性的工作，尸体先是要脱水，然后用我们公司的技术给脱脂，最后要把一些生化物质填充进去，模仿人体的组织，最后再是防腐工序。听起来还挺复杂，不过实际上做得多了也就熟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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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西方欧美国家，也会有专门的人体标本制作产业。为了扩大宣传和影响，很多时候，这些专门的生产公司还会对媒体开放。曾经在英国一家生产公司，制作师和记者就曾经发生过争执。
一位标本制作师在制作标本的过程中，正好遇到记者来拍摄，他没有搭理记者，全身心地投入到肌肉组织填补的工作中。可是记者的闪光灯一直亮个不停，而且位置越来越往上。
“这位记者，麻烦你不要拍到死者的面貌。”
“可是你们之前没说不能拍脸呀。”
“这是我们的工作规矩，遗体身份必须保密。”
“既然开放了媒体拍摄，你们还想要保密吗？”制作师没再继续和记者争执，只是自己动手将遗体的头偏到了另一边。
邱仁宗
类似的矛盾，在这个行业的工作中还有许多。针对种种存在的问题，有专家提出了对于这个行业某些做法的质疑。著名的生命伦理学家邱仁宗老师，就曾经进行过批判：“就算是一具尸体，他曾经也是有过生命的，对他的不尊重就是对生命的漠视，是对伦理的挑战。”
邱仁宗老师还说：“很显然，某些国家的做派，已经形成了这种对生命价值的挑战。他们制作人体标本，不是为了医学事业，不是为了公益科普，而是为了猎奇，为了牟取暴利。这些国家的做法，在我们中国是永远不会出现的。”
人体标本制作这个行业，衍生出来的价值观引人深思。其中最值得关注的一样价值，是这个行业带给普通人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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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的王耀，曾经对记者说过这么一件事：“有一天，我得到了一个与遗体捐献者直接交谈的机会。那是一个老人，年纪不大，农村来的。看得出来，他之前对我们这个行业并不了解。我告诉他，人体标本可以为国家做贡献，能够推动医学的进步，他很高兴，说自己一辈子是个没什么用的农民，没想到死了还有机会报效国家，一辈子没白活。”
邱仁宗老师也讲过一个故事：“我在一次人体标本展览上碰到过一个人，他亲眼看到了滚烫的食物是怎么破坏食道黏膜，从而导致食道癌的。那个人说，他从此以后再也不敢吃烫食了，不好的饮食习惯从此改掉。”
邱仁宗
这两个故事告诉了我们，这个行业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本身的贡献，还在于它能让死亡这件事变得有证明有意义，能让活着的人更了解身体，更接近健康。
王耀说：“他从事人体标本制作师的工作已经十多年了，每年在他手上，会诞生五十具人体标本，这些人都是自愿捐献的遗体。经过这么多年的工作，他更深刻地明白了这份工作的价值，也更明晰活着的意义。自己死后也要捐献遗体，去追随一场关于死亡的叙述和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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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六十行，每一行都需要人。中国虽然很忌讳“死亡文化”，但是依然有很多年轻人为了理想奉献自己的青春。同样，那些捐献遗体的人也十分伟大，他们用自己的躯体为中国的医学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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