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何处是江南
自明代中期直到太平天国战争爆发，江南的苏州是全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方，无论社会发展，还是生活时尚，都处于引领潮流的突出地位。诚如万历时浙江临海人王士性所说：“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时人将这种现象或潮流称为“苏样”、“苏意”。
关于“苏样”、“苏意”，学界已有关注，中国台湾学者巫仁恕、林丽月，日本学者则松彰文和英国学者柯律格等均有研究成果面世。但细察既有论述，研究内容似都局限在衣饰消费一类，重在探讨服饰消费与社会时尚的关系，研究时段林、巫和柯律格均集中在明末，而则松则只在清中期，未能全部或通贯考察，容易引致苏样只是盛行于一时之风或仅局限于服饰之类的看法。今拟放宽范围，延长时段，考察明后期至清中期苏州的社会时尚及其影响，以阐明苏州具有的转移时尚引领潮流的突出地位，期能深化和推进明清生活史和苏州社会史的研究。
一
所谓苏意、苏样、苏式，就是苏州风格。流行四方，则各地唱苏州戏，饰苏州头，穿苏州样式服装，用苏州式样器物，行为举止如苏州人状，亦步亦趋，惟妙惟肖，尽量体现出苏州风格。
苏州戏，即昆曲，自明后期改革一新后，在文人的倡导和商人的赞助下，迅速流行全国各地，时人盛称“苏州戏”。万历中期松江人范濂说，嘉靖、隆庆之际，当地一度“翕然崇高”弋阳戏，万历初年转而竞尚土戏，后来上海人潘允端从吴门购戏子，颇为雅丽，华亭人顾正心、陈大廷等也购买苏州戏子，于是“松江人又争尚苏州戏。故苏人鬻身学戏者甚众。又有女旦、女生、插班射利，而本地戏子十无二三矣”。其后苏州戏影响迅速传播。万历三十八年，王骥德说：“旧见唱南调者，皆曰海盐，今海盐不振而曰昆山。昆山之派，以太仓魏良辅为祖，今自苏州而太仓、松江，以及浙江杭、嘉、湖，声各小变，腔调略同。”徽州歙县剧作家潘之恒在《亘史·叙曲》中也说：“长洲、昆山、太仓，中原音也，名曰昆腔。以长洲、太仓皆昆所分而旁出者。无锡媚而繁，吴江柔而媚，上海劲而疏。”可见无锡、吴江、上海，以及浙江杭、嘉、湖等整个吴地，昆曲均为正宗，流衍各地。
南京本是北曲重地，昆曲兴起后，情形也发生较大变化。万历时人潘之恒在其《鸾啸小品》卷二《乐技》中说：“武宗、世宗末年，犹尚北调，杂剧、院本，教坊司所长。而今稍工南音，音亦靡靡然。名家姝多游吴，吴曲稍进矣。时有郝可成小班，名炙都下。”按明末南京人顾起元的说法，南京万历以前，先是北曲盛行，小集用散乐，唱大套北曲；大席则用教坊打院本，唱北曲大四套，即北杂剧四折，后来才尽用南唱。南曲初兴，流行弋阳腔和海盐腔。弋阳腔因杂有乡语，四方之人喜欢；海盐腔因带有官语，两京人士喜欢。稍后又有四平腔，是弋阳腔的变调，声调更加通俗。据此二人说法，可知万历初年魏良辅、梁辰鱼改革戏曲成昆山腔后，逐渐向南京推进，南京演员也前往吴地学习，昆山腔经士宦和戏剧界的推动始在南京流行起来。到明末，昆腔以其清柔和婉折，在海盐腔和四平腔的重地南京，取得了略占优势的局面，占领了南都的戏曲演出市场。
明末清初，远离昆曲发源地的北京，也以昆腔为时尚。吴江人史玄说，万历时，宫廷近侍“三百余员兼学外戏，外戏，吴歈曲本戏也”，后来熹宗也“喜看曲本戏”，专门有官员在宫中教习曲本戏。史玄又评论道：“今京师所尚戏曲，一以昆腔为贵，常州无锡邹氏梨园二十年，旧有名吴下，主人亡后，子弟星散。今田皇亲家伶，生净犹是锡山老国工也。阳武侯薛氏诸伶，一旦是吴江人，忆是沈姓，大司农倪元璐为翰林日，甚敦宠爱。”随着“梨园共尚吴音”的风行，竟至出现“多少北京人，乱学姑苏语”的盛况。明末徐树丕说：“四方歌者，必宗吴门，不惜数千里重资致之，以教其伶伎。然终不及吴人远甚。”全国各地时尚昆曲，但远不及始发地水准。
苏州妆，大体是指以头饰为中心的苏州妇女装饰。苏州地方文献解释：“绦帨之蕋，为苏头。即流苏之意。”正德、嘉靖时苏州人余弁说：“儇薄子衣帽悉更古制，谓之‘时样’。谢文肃公有诗云：‘广眉大袖半成风，古样今时尽不同，只合轻肥任人去，莫教还问旧章逢。’又云：‘阔狭高低逐旋移，本来尺度尽参差。眼看弄巧今如此，拙样何能更入时。’”这种衣饰时样，时人也称为“时妆”或“时世妆”。万历中期任官吴县知县的公安人袁宏道描写苏州名胜葑门外荷花荡的游赏盛况道：“舟中丽人，皆时妆淡服，摩肩簇舄，汗透重纱如雨。”时妆即复古式服饰，巫仁恕已解释清楚，无须赘述。
明后期，苏州一带又流行窄袖服饰。松江人范濂说，“包头不问老幼皆用。万历十年内，暑天犹尚骔头箍，今皆易纱包头，春秋用熟湖罗。初尚阔，今又渐窄。自吴卖婆出……以包头不能束发，内加细黑骔网巾。此又梳装之一幻。而闻风效尤者，皆称便矣。”万历中期，吴式梳妆，由宽变窄，因其方便，各地闻风效尤。明末松江人宋徵璧也有诗谓：“吴中女子真无赖，暮暮朝朝换装束。去年袖带今年窄，今年典尽不须赎。”崇祯十五年，王彦泓作《买妾词》谓“小立当风堕远香，眼波眉黛与端详。如今不作扬州纂，苏意新梳燕尾长。”诗中描写的小妾，也是苏式服饰打扮。崇祯末年江南妇女又流行一种名为“水田衣”的服饰，衣料零拼碎补，一旦创出，“群然则而效之”。明末苏州新兴的百柱帽，“少年浮浪的无不戴着装幌”，连道士也私下多置一顶，以备出去游耍，好装俗家。
这种“暮暮朝朝”所换的“时世妆”产生于苏州后，首先流布于邻近的松江、嘉兴等地，而后盛行于留都南京。清初余怀回忆明末光景：“南曲衣裳妆束，四方取以为式，大约以淡雅朴素为主，不以鲜华绮丽为工也。……巧制新裁，出于假母……衫之短长，袖之大小，随时变易，见者谓是‘时世妆’也。”秦淮旧院的女子，多来自苏州，因而院中称呼、梳妆打扮均是苏州口气和苏州式样，而且四方采取以为样式。同在南京的上新河一带是徽商尤其是徽州木商出没的地方，留都的士大夫大都于此寻觅小妾，其实半数属于徽州女子，而一概称作“小苏州”。所谓“小苏州”，想来打扮装饰也是苏式。万历末年，南京乡绅顾起元感慨道，留都妇女的衣饰，“在三十年前，犹十余年一变。迩年以来，不及二三岁，而首髻之大小高低，衣袂之宽狭修短，花钿之样式，渲染之颜色，鬓发之饰，履綦之工，无不变易。”后来更远至北京等其他地区。嘉、万时期的山东东阿人于慎行说：“吾观近日都城，亦有此弊。衣服器用，不尚髹漆，多仿吴下之风，以雅素相高。”后来，崇祯时人说，京中“小儿悉绾发如姑姑帽，嬉戏如吴儿，近服妖矣。然帝京妇人，往悉高髻居顶，自一二年中……雅以南装自好。宫中尖鞋平底，行无履声，虽圣母亦概有吴风。”从妇人衣饰到小儿打扮，皆如吴装。在山东高邑县，赵南星描写其地风气道：“吴越之锦绮，竞为新巧，力能称责者，必服之而后已。”远至山西蒲城，崇祯八年山东历城人王在发现，该地“妆用江南，髻不鬓不鬟，衣裳鲜楚”。
这种靡然趋尚，崇祯《嘉兴县志》说不知由谁鼓倡，由当时人的记载和表率来看，实是由以苏州为中心的士大夫提倡的。冯梦龙曾记苏州进士曹奎的表率行为：“进士曹奎作大袖袍，杨衍问曰：‘袖何须此大？’奎曰：‘要盛天下苍生。’衍笑曰：‘盛得一个苍生矣。’今吾苏遍地曹奎矣。”查《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明代其实并无进士曹奎其人，冯梦龙大概只是以此为例，讽刺士大夫在转移风尚中的作用而已。崇祯《松江府志》卷七《风俗·俗变》总述当地风俗变化之因时，也认为“率巨家势阀先之”。士大夫的表率以及随之而来的群相效尤，按巫仁恕的说法，是为了彰显其身份地位与众不同，是社会竞争下的产物。
苏州酒。明后期，苏州以美食佳肴独步海内，其中转贩四方的“苏州酒”，“齐、汴间尤贵之”，主要畅销于山东、河南广袤地区。苏州另有“三白酒”，用清白洁水和白粬、白米酿成，是宋代以来流行的佳酿。明后期，三白酒“名类亦夥，色味不一”，万历时宁波人薛冈已将苏州所出列为较宁波和绍兴更上的佳酿。这种苏州“三白酒”，虽然有名，原来大约只行于当地。邻近的华亭一带，也产熟酒，“甲于他郡”，当地“间用煮酒、金华酒”，可“隆庆时，有苏人胡沙汀者，携三白酒客于松，颇为缙绅所尚，故苏酒始得名。年来小民之家皆尚三白……郡中始有苏州酒店，兼卖惠山泉。自是金华酒与弋阳戏，称两厌矣”。一旦传到松江府，苏州酒在原来嗜好绍兴黄酒的江南其他地区也迅速畅销起来，而且本来称作三白酒，现在泛称为“苏州酒”。从此，苏州酒与苏州戏大行，而金华酒与弋阳戏，民间称为“两厌”物。
吴地如此，远如北京，也崇尚苏州饮食。据载，万历初年首辅张居正奔丧归，“始所过州邑邮，牙盘上食，水陆过百品，居正犹以为无下箸处，而真(定)守无锡人，独能为吴馔。居正甘之曰：‘吾行路至此，仅得一饱餐。’此语闻，于是吴中之善为庖者，召募殆尽”。可见长期在北京任官的张居正，也嗜好吴地食物。到明末，“京师筵席，以苏州厨人包办者为尚，余皆绍兴厨人，不及格也”，苏州饮食更大行其道，在京城获得了最佳声誉。
以苏州为中心的收藏行业，也迅速波靡于各地。苏州是文献之邦，文化艺术品市场向称发达，明中期，产生了不少收藏鉴赏大家，吴宽、陆完、王延喆等，代不乏人，为人瞩目，但其时以苏州为中心的古玩市场尚未红火，藏家之间的竞争还不十分激烈。万历时，文坛领袖太仓人王世贞说：“画当重宋，而三十年来忽重元人，乃至倪元镇，以逮明沈周，价骤增十倍。窑器当重哥、汝，而十五年来忽重宣德，以至永乐、成化，价亦骤增十倍。大抵吴人滥觞，而徽人导之。”同时期徽州休宁的古董鉴赏家詹景凤曾得意地说：“文太史初下世时，吴人不能知也。而予独酷好。……予好十余年后吴人乃好，又后三年而吾新安人好，又三年而越人好，价相埒悬黎矣。”明末嘉兴人沈德符总结其时收藏行情说：“嘉靖末年，海内宴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园亭、教歌舞之隙，间及古玩。……比来则徽人为政，以临邛程卓之赀，高谈宣和博古，图书画谱，锺家兄弟之伪书，米海岳之假帖，澠水燕谈之唐琴，往往珍为异宝，吴门、新都诸市骨董者，如幻人之化黄龙，如板桥三娘子之变驴，又如宜君县夷民改换人肢体面目，其称贵公子大富人者，日饮蒙汗药而甘之如饴矣。”沈德符还说：“玩好之物，以古为贵。惟本朝则不然，永乐之剔红，宣德之铜，成化之窑，其价遂与古敌。盖北宋以雕漆擅名，今已不可多得，而三代尊彝法物，又日少一日，五代迄宋所谓柴汝宫哥定诸窑，尤脆薄易损，故以近出者当之。始于一二雅人，赏识摩挲，滥觞于江南好事缙绅，波靡于新安耳食，诸大估曰百曰千，动辄倾橐相酬，真赝不可复辨，以至沈、唐之画；上等荆、关，文、祝之书，进参苏、米。”体味其意，时人一致认为，明后期江南收藏古玩的风潮以及十分红火的藏品市场，是由苏州文人率先兴起和徽州商人推波助澜的，后来才逐步波及徽州等其他地区。苏州文人兼具学养和资财，视收藏古玩为修身养性之物事，以拥有古玩为文化生活必不可少的内容，期待着“挹古今清华美妙之气于耳目之前，供我呼吸；罗天地琐杂碎细之物于几席之上，听我指挥；扶日用寒不可衣饥不可食之器，尊逾拱璧，享轻千金，以寄我之慷慨不平”。苏州当地人文震亨则形容当时各地新兴收藏古玩，习以成风，以至称为“姑苏人事”。苏州文人充分发挥其特长，站在古玩市场的制高点上，开辟工艺品收藏新领域，自高身价，以广开财路；徽商财大而气粗，通过投资新兴的文化市场，交结掌握话语权的苏州文人，既抬高社会地位和赢得市场形象，又牟取高倍的商业利润和无形资产，日益兴旺的古玩市场就在苏州文人和徽州商人的共同作用下兴起于苏州，波及于江南，推衍到全国。
书画古玩市场兴起后，有无古玩，甚至有无元人倪瓒的作品就成为衡量文化素养是否风雅的标志。崇祯十二年，徽州歙县书画家吴其贞追忆道：“忆昔我徽之盛，莫如休、歙二县，而雅俗之分，在于古玩之有无，故不惜重值，争而收入。时四方货玩者闻风奔至，行商于外者搜寻而归，因此所得甚多。其风始于汪司马兄弟，行于溪南吴氏，丛睦坊汪氏继之，余乡商山吴氏、休邑朱氏、居安黄氏、榆村程氏所得，皆为海内名器。”汪司马兄弟，即汪道昆、道贯、道会兄弟，其生活时代与太仓王世贞同时，可见苏州兴起收藏之风迅速得到了徽州文人和商人的响应。
苏州器具，明时制作之精巧，天下第一。正德《姑苏志》卷十四列有“工作之属十一”，这些“工作之属”，非仅苏州人自夸，万历时起也逐步获得了全国各地认可。浙江临海人王士性就说：“姑苏人聪慧好古……其赏识品第本精，故物莫能违。又如斋头清玩、几案、床榻，近皆以紫檀、花梨为尚，尚古朴不尚雕镂，即物有雕镂，亦皆商周、秦、汉之式，海内僻远皆效尤之，此亦嘉、隆、万三朝为盛。”即如木器制作一类，按照王士性的说法，楚中与川中等地，盛产楠木，却只用来开板造船，而到了苏州人手里，则用以拆取以为其他物料，打造成各种器具，谋求更高的商品附加值。
江南其他地方原亦鲜用细木家具，因受苏州影响，家具始转向精细，用料更为讲究。嘉靖年间，上海谚称“小苏州”，向苏州看齐。松江人范濂说：“细木家伙，如书棹禅椅之类，余少年曾不一见，民间止用银杏金漆方棹。自莫廷韩与顾、宋两公子，用细木数件，亦从吴门购之，隆万以来，虽奴隶快甲之家，皆用细器，而徽之小木匠，争列肆于郡治中。”苏州人崇尚的细木家具，用料考究，简洁流畅，不事雕饰，式样古朴，首先传到邻近的松江，而后风行全国。
上述时人眼里的苏样、苏意，包含了服食器用娱乐嗜好时尚好恶各个方面。嘉、万时山东东阿人于慎行总结道：“宣和艮岳苑囿，皆仿江南白屋，不施文采，又为多村居野店，宛若山林，识者以为不祥。吾观近日都城，亦有此弊。衣服器用，不尚髹漆，多仿吴下之风，以雅素相高。”
其实不独服食器用，当时不少人连言谈举止行为方式都模仿苏州人。李维桢为湖广竟陵商人之子徐唐作墓志铭，称传主雅善属文，捐粟入南京国子监读书，“日结少年狎游，损橐中装殆尽”，归家后“益治斋室亭榭……所御冠帻衫履，杯案屏几，酒醑胃脯之属，大都作吴会人状，邑后进争趋之”。徐唐为国子监生之时，是在嘉靖中后期，因深受南京的影响，归乡家居时从冠履衣裳到服食器用、行为举止大多作“吴会人状”，而且县中后进争相效仿，可见当时苏州人、苏州风的影响力。流风所及，到后来更甚更烈。河南祥符人周文炜致信其婿愤愤不平地说：“今人无事不苏矣！东西相向而坐，名曰‘苏坐’。主尊客上，客固辞者再，久之曰，‘求苏坐’。此语大可嗤。三十年前无是也。坐而苏矣，语言举动，安得不苏。”苏式坐法，时尚之外，也成了一种知书达理的象征。周文炜还紧接着交代：“吾与婿家沦浊水来作吴氓，当时时戒子弟勿学‘苏意’，便是治家一半好消息。此风略一传染，便不可医治。慎之慎之。”细审周文炜的语气，可知其时苏意的影响，只要稍一沾染，便不可挽回。
世人以苏州为标准，于是将所有物事一概冠以苏州或吴地字样。崇祯年间，常州府靖江知县浙江临海人陈函辉记道：“今夫轻纨阿锡必曰‘吴绡’，宝玉文犀必从吴制，食前方丈瑶错交陈，必曰‘吴品’；舟车服玩，装饰新奇，必曰‘吴样’。吴之所有，他方不敢望；他方所有，又聚而萃之于吴。即文章一途，最为公器，非吴士手腕不灵，非吴工锓梓不传。”时光到了明末，各地标榜名品名牌，衣饰必称为吴服，宝玉珍玩必用吴制，器具肴馔必称吴品，舟车服玩以及装饰新奇之物必诩称为吴样。吴品、吴制、吴样，或称苏样、苏品、苏意，不仅仅是一种时尚，而且更代表了一种品位，一种意境，诚如巫仁恕所认定的时人亦“认为服饰不再只是彰显经济能力而已，而是将服饰视为社会身份与地位的象征，甚至是视为政治地位的象征”。
不独服饰，但凡稀奇新鲜少见之物，即是“吴样”，即是“苏意”。宁波人薛冈记万历中期事谓：“‘苏意’非美谈，前无此语。丙申岁，有甫官于杭者，笞窄袜浅鞋人，枷号示众，难于书封，即书‘苏意犯人’，人以为笑柄。转相传播，今遂一概希奇鲜见，动称‘苏意’，而极力效法，北人尤甚。”丙申为万历二十四年。杭州官员见窄袜浅鞋人，大概觉得非同一般，予以惩处，而一时不知如何定义罪名，竟然书写为“苏意犯人”，可见其时“苏意”已深入人心，只要是稀奇古怪的，或者是难以分类定性的，均可称作“苏意”。
总之，苏样、苏式、苏意，不仅指妇女服装头饰，也不仅指苏州饮食器用，而是全方位的，无论服装头饰，饮食器用，屋宇布置，歌娱宴乐，生活好尚，以至言行举止，思想观念，但凡新奇新鲜新潮新样时髦少见之物，体现了风尚，就是苏意、苏样，苏意已经深入到时人的心境中，浸淫渗透到时人的骨髓中，涵盖了时人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而观其盛况，也断断不仅是王士性时代所能见到的，嘉、隆、万三朝为盛，天启、崇祯时代，明朝虽已趋向衰亡，而苏式、苏意的推崇，却日盛一日，无所底止。
颇有参考价值的是，法国路易十四(1643－1715年在位)时代，法国进入了奢侈和时尚时代，发型、时装、拖鞋、靴子、菜肴、咖啡馆、香槟、钻石、镜子、折叠伞、古董、香水、化妆品、古龙水，以及娱乐方式、夜生活，都进入了时尚视野，法国式大行其道。德国律师和哲学家克里斯蒂安·托马修斯在1687年宣称：“今天我们希望所有的一切都是法国式的。法国服装、法国菜、法国家具。”由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带头兴起的法国时尚，其状况与16世纪后期江南的流行时尚何其相似乃儿，只是其劲风鼓荡的时代，晚了中国江南整整一个世纪以上。
二
在明后期兴起并随之为各地所崇尚与效慕，而被当时很多人视为导淫导奢恶俗的苏意吴风，进入清代，未曾稍戢，仍不断泛滥。
生活讲究，追求精致，崇尚高雅，不断推陈出新，是苏州士人以至普通大众的明显特征。康熙地方文献记载，苏州“时新品物，按节而出”，吴人“多闲情韵事，如饮酒则严觞政，试茶则斗茶具，手谈则讲弈谱，罏必求宣款，砚必贵端溪，图章必求冻石，装潢卷轴必仿宣和遗式，旁及艺圃种菊，能谙物性燥湿寒暖之宜”。清代有人总结说，苏州城附郭长、元、吴三县之人习于安逸，王士祯曾称其俗有三好：斗马吊牌，吃河豚鱼，敬五通神，虽士大夫不免，而后来苏州缙绅又有三好曰：“穷烹饪，狎优伶，谈骨董，三者精，可抵掌公卿间矣”，形象地描摹了清代苏州士绅的生活好尚。
先说苏州妆。顺治、康熙之际，吴江人陆文衡记道：“苏俗妇女近来兴‘牡丹头’，发本无多，纳乱发其中，以己发覆之，强饰为多。其梳栉也，倩二三人装刷一二十刻而成。当额臃肿，高至尺余，见者欲呕，指为以笑……此风乃愈炽矣。”然而乾隆末年又尚“元宝头”，后来改为“平二套”，嘉庆年间改为平三套。妇人衣服式样也是如此。清初活动在江南的浙江兰溪人李渔说：“近日吴门所尚‘百裥裙’，可谓尽美。……吴门新式，又有所谓‘月华裙’者，一裥之中，五色俱备，犹皎月之现光华也。”康熙末年，昆山人章法描述当时苏州的新样时妆道：“临门日日买香油，新样梳妆讲动眸。云绾铁丝当顶竖，网巾贴额衬包头。”直到道光时，苏州人袁景澜有诗形容其时妇人衣饰谓：“雀钗晓晃安金钿，时世新妆头上见。……衣衫百蝶裙百褶，画舫青楼日相集。……龋齿笑折柳腰步，城中高髻四方慕。翻新花样原无据，今时只重妓家妆，缟衣綦巾人不顾。”无论“百裥裙”、“百蝶衫”，还是“月华裙”，前后流行的，都是苏州推出的新式女服。进入清中期，苏妇女衣衫头饰仍在变化。道光后期，已无明末以来一直崇尚的燕尾状。妇女头饰由明末的追尚“新样”，到清初的“牡丹头”，再到乾嘉之际的“元宝头”、“平二套”、“平三套”，服装由明末的新样，到清初的“百裥裙”、“百碟裙”、“月华裙”，再到光绪后期的纯素应衫，苏州一直在变化着，而且变化的周期在缩短，到后来，大约十年即发生变化。
苏州不断推出的新式服装与头饰，直到清中后期，一直是各地努力效仿的榜样。清初华亭人董含记道：“余为诸生时，见妇人梳发，高三寸许，号为‘新样’。年来渐高至六七寸，蓬松光润，谓之‘牡丹头’，皆用假发衬垫，其重至不可举首。”仕宦家“自以为逢时之制也”。松江妇女效仿苏州妇人，改行“牡丹头”，以为逢时之制。在嘉兴，康熙时当地人马寿榖诗谓：“女郎十五学梳头，长髻新兴掩镜羞。古板阿婆如动问，低低答应是苏州。”在上海，乾隆时上海人李行南有《申江竹枝词》谓：“西客囊金作布商，衣冠济楚学苏扬。只留饮食传风俗，熬釜朝朝饼饵香。”嘉兴府丝织巨镇濮院镇志称，“前辈袜履多家造者，近无论大小人家都向市铺购买新样，备极工巧”。而购买的式样即是苏州，“妇人装饰一如苏州，更有穿短臂及马褂者以为时式……近则好雅素，雕文刻缕渐非时尚。其衣袖之大小，纯缘之宽窄，亦随时转移，并无定制”。所以乾隆时桐乡人张洪范诗谓：“近来风气学苏州，热闹真如大马头。南北两京十三省，满装行李置花紬。”其流行时尚与苏州亦步亦趋。在无锡，乾隆初年黄卬说：“髻式高下大小，随时屡易。近多尚假髻，以铁丝扎胎作髻髢式缚发而为之便捷，是趋可徵于闺阁矣。”衣服争为新式新样，妇女头饰一度也为牡丹头。在南京，袁崧生诗谓：“画出双蛾几许长，时新妆束仿吴娘。蝤蛴不借诃梨护，低覆轻云一翦香。妆仿吴娘较若何，吴娘无此好凌波。清帮鞋子新罗袜，裙底添娇比孰多。”时新的妆束都是仿照苏州妇人的。在扬州，雍、乾时福建宁化人黄慎诗谓：“画檐春暖唤晴鸠，晓起棠梨宿雨收。闲倚镜奁临水面，拟将时样学苏州。”稍后的扬州当地人张维桢诗谓：“深红浅绿好衣裳，袅娜金钗逞艳妆。多少游船停桨望，堂名认识是苏帮。”嘉庆至同治间泰州人朱余庭诗谓：“家家公馆外方临，易俗移风变土音。浙粉常花苏样髻，头油香露戴春林。”在上海，嘉庆县志称，“民贫而商富，中不足而外有余，城市慕苏、扬之风”。晚清上海人秦荣光赋诗，附和其说法，谓“嘉、道之前气习浮，苏扬人物慕风流。外强早伏中干兆，商富农贫前志忧”。清末朱文炳描写上海风情道：“各处方言本自由，为何强学假苏州。”苏州周围无论是当地人，还是外地人，一路咏来，都感受到苏州时装头饰的强大影响力。
在远地浙南温州，清后期是“十分打扮学吴娃”，“新来传得苏州样，淡白纱裙绣牡丹”。在福建福州，乾隆时安徽怀远人许所望有诗描写谓：“金貂素足本风流，家住南台十锦楼。却笑城中诸女伴，弓鞵月影画苏州。”并出注：“福州城外皆素足女，城中缠足学苏妆。”在延平府永安县，雍正年间，即“间有挟策出游吴越者，即炫其侈丽，不过衣服器用偶传新派，酒食宴饮颇示珍奇”。在湖北长阳，乾隆时当地人彭淑诗谓：“装船生板下铁行，新从汉口讨姨娘。苏州勒子扬州袖，只有他家时世妆。”“时世妆”就是苏扬服饰。在湖南湘潭县，咸丰时“妇女约发垂于后，稍翘，前轻束发而发浮出，谓之‘苏州摆’，摆之言派也，言苏州当派别也”。在兰州，乾隆时浙江上虞人王煦诗谓：“约缣迫袜效宫妆，纤小差堪累黍量。闺阁自应推独步，更无闲梦到维扬。”并注“俗称‘苏州头，扬州脚’”。观其诗意和注文，宫妆就是流行在宫中的苏州头妆束。在商品转输通衢湖北汉口，道光时浙江余姚人叶调元，有《汉口竹枝词》谓：“蜀锦吴绫买上头，阔边花样爱苏州。寻常一领细衫子，只见花边不见绸。”。在繁华的广州，苏杭妇女装饰也非常时髦，人称“彻夜灯火似苏杭……苏杭髻样细盘鸦，对对梅钗压鬓斜。茉莉素馨都迸却，巧装玫瑰剪袈裟”，妇女妆束一如苏杭。在成都，时人有诗描写当地风情：“不乘小轿爱街行，苏样梳装花翠明。一任旁观闲指点，金莲瘦小不胜情。”在天津，晚清时当地人描写风情道：“妆束花销重两餐，南头北脚效时观。家家偏学苏州背，不避旁人后面看。”清代各地的妇女服饰时尚，始终由苏州引领着不断变化。
再说苏州戏(昆曲)。入清后，苏州当地传习昆曲者比前朝更盛。吴江人陆文衡曾将“不教儿子教戏子”，与“不置田园置花园，不管家事管闲事”列为缙绅三病。苏州当地文献载：“今则古调不作，竞为新声，竹肉相间，音若丝发，世传昆腔，昆山人魏良辅创为曼声，梁伯龙制为艳曲，传习日益工耳。”“梨园子弟”与苏州状元一起，成为文人汪琬夸耀的两种“苏州土产”。其时苏州一地戏班据说多达千计，其中以寒香、凝碧、妙观、雅存四大戏班最为有名。到乾隆时期，苏州“不论城内城外，遍开戏园”，苏州城内戏班林立，戏曲演出进入鼎盛时期。
其时昆曲本身也在不断发展中。清初上海人叶梦珠称：“吴中新声，弦索之外，又有十不闲，俗讹称十番，又曰十样锦。……万历末与弦索同盛于江南。至崇祯末，吴阊诸少年，又创为新十番，其器为笙、管弦。”明末苏州不断出现的这种丝竹新声，多出于松江邻近地区，故有“松江齐”之雅称。崇祯《松江府志》称：“声妓之变，初止有粗乐、细乐，后增胡拍、提琴，变小乐器为十锦诸响，制亦稍易。”
苏州戏不断推陈出新，市场日益广阔。到清初，“近日填词家，见花面登场，悉作姑苏口吻，遂以此为成律，每作净丑之白，即用方言”；而各地梨园演出，人称“无论在南在北，在西在东，亦无论剧中之人生于何地，长于何方，凡系花面脚色，即作吴音”，从填词度曲到登场表演，均以苏州戏为时尚。全国各地宗尚昆曲，纷纷效尤，而终不及吴人，吴人扮演苏州戏一枝独秀，苏州戏推衍更广。如前所述，明末南京的戏曲舞台，还是四平腔与昆腔对垒的状态，而到清初，江宁人吴晋感慨道：“侍中祠下水淙淙，月黑魂归影亦双。近日传奇看最好，全家节烈演昆腔。”吴晋特意注明“今人但赏昆腔耳”。康熙前期，朝彦诸名流，闻听《长生殿》问世，纷纷醵金请作者洪昇搬演。洪昇游览松江、南京等地，江南提督张云翼开宴于九峰三泖间，选择吴优数十人，搬演《长生殿》。随后江宁织造曹寅将其迎至南京，邀集江南江北名士为高会，推洪昇即上座，置《长生殿》一本于其席，又自置一本于席，每当演员演出一折，曹寅与洪昇校对其剧本，以合节奏，前后三昼夜，方才终剧。曹寅还出厚金相赠，“长安传为盛事，士林荣之”。上海、泰州、扬州，更不用说，流行的是昆曲。
原为北曲重地的北京，昆曲流行也是盛况空前。康熙三十八年孔尚任《桃花扇》脱稿，北京“王公荐绅莫不借钞，有纸贵之誉”，连康熙帝内侍也索取剧本甚急，都御史李枬雇请龚鼎孳家名班金斗班，买优扮演，“一时翰部台垣群公咸集”，此后“四方购是书者甚众，刷染无虚日”，形成“勾栏部以《桃花扇》与《长生殿》并行，罕有不习洪、孔两家之传奇者”的隆盛局面。苏州时兴的“十番”乐器演奏，在京中也很流行。嘉庆十四年钱泳在京，欣赏景山诸乐部演习十番笛，“每于月下听之，如云璈叠奏，令人神行”，显然奏的是昆曲。钱泳又评论道，“近士大夫皆能唱昆曲，即三弦、笙、笛、鼓板亦娴熟异常。”据张雨林查证，“江南鸿福班”和“全福班”还曾多次远征山西，促进了“晋昆”的发展。山西洪洞县上张村的戏台上，就有“道光七年天下驰名江南全福班在此”的题壁文字。昆曲专家吴新雷指出：“自明代后期至清代前期，吴中的昆曲向西经常州、南京传到安徽、河南和山西，向北经扬州沿运河传到山东、河北至北京，向南经浙江、江西传到湖南、广东、云南至四川”，“在艺术风格上衍变出各种不同的昆曲支派，除了以江苏、上海、杭州一带的南昆为正统外，又有北昆、京昆、湘昆、甬昆、永昆、金昆、徽昆、滇昆、川昆等流脉”。
随着昆曲唱遍全国，苏州演员更为吃香。乾隆时苏州地方文献称：“吴中色艺高者，远方罗致，岁必数百金，士大夫讌饮或优接之，里巷艳羡以为美谈。”苏州戏班在扬州名头很大，名角分外吃香。佚名《邗江竹枝词》诗谓：“年轻无业学滩簧，别得苏腔不落堂。才懂弹时夸特等，逢人假说局中忙。”清中后期高邮人全长福诗谓：“卖笑迎门剧可怜，明妆炫服一群仙。扬帮不比苏帮好，误煞良家美少年。”
上述局面的形成，即是全国各地崇尚昆曲的结果。而昆曲兴起于昆山，因苏州调“清音可听”，清新柔和，苏州仕宦最擅填词度曲，苏州戏子最有名气，社会上竟将昆曲习称为“苏州戏”。
更说苏州饮食。清初上海人叶梦珠评论：“肆筵设席，吴下向来丰盛。缙绅之家，或宴官长，一席之间，水陆珍馐，多至数十品。……近来吴中开卓，以水果高装徒设而不用，若在戏酌，反掩观剧，今竟撤去，并不陈设卓上，惟列雕漆小屏如旧，中间水果之处用小几高四五寸，长尺许，广如其高，或竹梨、紫檀之属，或漆竹、木为之，上陈小铜香炉，旁列香盒筋瓶，值筵者时添香火，四座皆然，熏香四达，水陆果品俱陈于添案，既省高果，复便观览，未始不雅也。”上海人记苏州事，是因其时上海生活习尚随苏州人而转移。苏州菜肴更蜚声全国以至名重京华。乾隆时代北京就有苏式锦华馆，时人诗谓：“锦华苏式新开馆，野味输他铁雀儿。”其菜品铁雀儿为独家珍品。在成都，苏州馆口碑很好，有诗谓：“苏州馆卖好馄饨，各样点心供晚餐。”苏杭食物在天津也相当贵重，道光时人赋诗曰：“居奇无货不苏杭，三倍虾蟆价更昂。莫怪门中开内局，从来大贾要深藏。”
再说古玩收藏，乃苏州人最擅之行业，也是清代苏州士夫“三好”之一。康熙时，地方文献曾得意地记载：“丹青翰墨，先哲多擅名，至今风雅不绝，赏鉴收藏，寸缣尺幅，贵踰拱璧，巧者临摹以乱真，四方慕名悬金以购。”乾隆时，地方文献继续描述：“富贵之家多收藏古玩，名曰‘骨董’，或画或字或器皿，尺幅寸缣，贵踰拱璧，一瓶一碗，珍若连城，非必真能识办也，而门下之人，或贱买而贵售，或饰伪以乱真，此是彼非，往往以之射利。”苏州的收藏之风，继续对各地生产重大影响。李渔说：“崇高古器之风，自汉魏晋唐以来，至今日而极矣。百金贸一卮，数百金购一鼎，犹有病其价廉工俭而不足用者。常有为一渺小之物，而费盈千累万之金钱，或弃整陌连阡之美产，皆不惜也。”“然近日冶人，工巧百出，所制新磁，不出成、宣二窑下，至于体式之精异，又复过之。”
江南的古玩市场不仅风行全国，而且影响所及，远达西欧。西欧在“16世纪出现了古玩以及稀有物品市场开启的迹象”。西欧法国等地的古玩市场，是深受中国江南崇尚古玩风气影响的产物。美国当代学者若昂·德让研究表明，“1692年，尼古拉斯·布莱尼在他的巴黎指南中将所有这些具有东方风格的物品，无论是进口的还是法国制造的，无论新与旧，都统称为la chinage。这是一个自造的词，意思类似于‘中国式的’。17世纪末，中国式古董在法国非常流行。据说凡尔赛宫的某些房间‘比东方还要东方’。这种装饰风潮宣告着一个时代的开始——法国制造的东方风格物品成为全欧洲追逐的目标”。在布莱尼的巴黎指南书中，还包括了为时称“中国风格”的家具所做的早期广告。最早从事中国式古董制作的马丁家族曾因此大为获益，今天所谓“油日本漆”的工艺，在当时却意为“中国上光”，马丁家族将其造就成了一种高雅艺术和摇钱树。
江南人好赌，清代一如既往。无锡人钱泳记道：“近时俗尚叶子戏，名马吊碰和。又有骰子之戏，曰‘赶洋跳猴’。掷状元牙牌之戏，曰打天九斗狮虎，以及压宝摇摊诸名色，皆赌也。上自公卿大夫，下至编氓徒隶，以及绣房闺阁之人，莫不好赌者。”
甚至如行为方式和民间信仰，也是如此。如走桥，苏州附郭吴县和长洲二县，均有走三桥习俗。康熙府志记：“妇女走三桥，云走三桥可免百病。”此记载后来被乾隆长洲和元和两部县志移录。在苏州府元和和昆山两县共辖的陈墓镇，南堍二图北堍十二图之间，有太平桥，“居民或远出，或嫁娶，俱由此桥经过，为取谶云”。镇民“生太平世，宜建太平桥，建太平桥，自享太平福”，明清时期一直有此“走桥”祈福的取谶习俗。附近的周庄镇和吴江同里镇等，也有此“走三桥”习俗。而崇明县，康熙初年，知县山西人王恭先赋诗谓：“锣鼓喧阗不禁宵，风流幻出柳浪腰。须臾看罢浑无事，也学苏州去走桥。”崇明县有此习俗，居然学的是苏州。清中期，太仓人上街卖棉花，居然也说学的是“苏州样”，唐景星诗谓：“绿柳青榆到处遮，长街短巷静无哗。阿谁也仿姑苏样，手挈筠筐唤卖花。”
苏州风物习尚，不仅在全国享有盛誉，是全国生活趋向的风向标，甚至在一向仰慕中华文明的东邻日本，也充满着迷人的魅力。日本宽政十一年，即嘉庆四年，日人感慨道：“余观今之右族达官贵族子弟，或轻佻豪侈是习，而远物珍玩是贵。即一物之巧，寄赏吴舶；一事之奇，拟模清人，而自诧以为雅尚韵事，莫此过焉。”据王振忠研究，其时日本的大洼行天吉将苏州人顾禄的《清嘉录》与日人中川忠英编著的《清俗纪闻》相提并论，对吴趋风土人情极为向往，曾说：“予读顾总之先生《清嘉录》，艳羡吴趋之胜，梦寐神游，不能忘于怀也。比先生书近作七首，赠朝川善庵以求序，并征我辈题词，因和原韵，并编次录中事，臆料妄想，率成七首，梦中呓语，敢步后尘？聊博齿粲而已。”日人田谷(稻香)亦作诗曰：“翻得新编阅未休，居然岁月观苏州。……柳风春暖扶桑晚，一枕亏君到虎丘。”在大阪，也出现了刻意模仿苏州的景致。诗谓：“夜半乌啼月落后，闲床美睡梦将回。吾侬不是枫桥客，何厌钟声枕底来。”日本特别是长崎一带深受江南影响，日人广濑青村有一首《浦上》诗曰：“亩亩移来吴国菜，家家唱起越姬谣。村童斗狗游正倦，倒跨肥豚过野桥。”日本文士对苏州风情满怀憧憬，心向往之。
三
时尚引领消费，消费推动生产。自明后期到清中期将近三百年间苏州的引领潮流地位，无论在当地还是外地甚至海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而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极大地推动了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的商品生产。这一点，前人研究几乎从未提及。
苏州自入明以来即有趋时应求、迎合市场、讲究生产、崇尚精细雅洁的传统，凡“女工织作，雕镂涂漆，必殚精巧……市井多机巧繁华，而趋时应求，随人意指”。在持续引领全国时尚的同时，苏州几大重要的商品生产如丝绸、棉布及其加工业、印染业、书籍刻印业、铜铁器加工业以至副食品生产，都不断得到发展。
丝绸生产，日盛一日。现有研究表明，明代起，官营丝绸生产开始集中到苏州、杭州和南京的江南。明后期，全国其他地区的丝绸生产大多趋向衰落，而只有江南日益兴盛，进入巧变百出、不断推出新品的时代，江南成为全国最为集中和最为重要的丝绸生产基地，外销的高档丝绸绝大部分产自江南。其中苏州地区，绸有绞线织的线绸，撚绵而成的绵绸，数根丝攒织成的丝绸，俗称杜织的粗绸、绫机绸、瑞麟绸、绉绸等；绢类增了裱绢、榨袋绢、秋绢，锦有遍地锦和紫白、缕金、五彩等种类。前后比较，新品迭出的现象十分明显。清前期，苏州的丝绸生产进入最为兴盛的时期。府城的丝织工匠较之明代成倍增加，集中在“东城，比户习织，专其业者，不啻万家。工匠各有专能，或素或花，俱以计日受值”。乾隆《吴县志》记其时丝织品，名目繁多。其中传统产品锦，清代苏州织造局所织，“精妙绝伦，殆人巧极而天工错矣”。与苏州府城相应，苏州属县吴江县盛泽和黄溪镇的丝绸生产，也进入巧变百出迅速发展的时代，明后期，两镇“四五十里间，居民乃尽逐绫绸之利”。明末人周灿诗谓：“吴越分岐处，青村接远村。水乡成一市，罗绮走中原。尚利民风薄，多金商贾尊。人家勤织作，机杼彻晨昏。”清前期，盛泽镇“镇之丰歉，固视乎田之荒熟，尤视乎商客之盛衰，盖机户仰食于紬行，紬行仰食于商客，而开张店肆者即胥仰食于此焉。倘或商客稀少，机户利薄，则怨咨者多矣”，丝绸“花样轻重，必合北客意，否则上庄辄退”。商品生产的规模和销路，远胜往昔，生产也深受市场的影响。为适应市场需要，不断有新品推出，时人盛称“今则花纹叠翻新样”。盛泽所出绸绫罗纱绢，其名不一，“或花或素，或长或短，或轻或重，各有定式，而价之低昂随之”。花绫则重者有庄院、线绫，轻者有西机、脚踏等名，素绫重者有串绸、惠绫，轻者有荡北、扁织诸目；纱则花者居多，素者有米统、罗片、官纱之类；绢有元绢、长绢等名。盛泽所产丝绸虽然量大品种繁复，但从生产技术水平来说，都要比苏州、杭州城市低得多。嘉靖时湖州人徐献忠即指出：“吴兴独务本力，故蚕丝物业饶于薄海，他郡邑咸藉以毕业，而技巧之精独出苏、杭之下。”清代，盛泽镇的盛纺和湖州濮院镇的濮绸、湖绉通常要运到苏州城经染色、整理加工后出售。
苏州府城的丝绸生产，生产规模扩大，质量提高，而成本下降，又善于经营，拥有突出的优势地位，于是较之他地同类商品生产，具有价格优势，海内外市场占有率提高，以致苏州市场上的同类商品价格相对低廉。对此，清中期纳兰常安深有体会地说：“近人以苏杭并称，为繁华之郡，而不知杭人不善营运，又僻在东隅，凡自四远贩运以至者，抵杭停泊，必卸而运苏，开封出售，转发于杭。即如嘉湖产丝，而紬缎纱绫于苏大备，价颇不昂。若赴所出之地购之，价反增重，货且不美。岂因地僻而然欤，抑或系乎经营之有善不善也。”其实早在乾隆中期，杭州人就承认：“吾杭饶蚕绩之利，织紝工巧，转而之燕，之齐，之秦晋，之楚、蜀、滇、黔、闽、粤，衣被几遍天下，而尤以吴阊为绣市。”苏州丝绸从生产到销售均具绝对优势。
棉织品加工业也由松江城镇转移集中到苏州城。明清时期，江南以松江一府和太仓、嘉定等县为中心，形成全国最为集中和最大的棉纺织商品生产基地。棉布出自乡村广大织户之手，成布后，尚需经过染色、踹光等后整理，才能作为商品进入市场，棉布的染踹加工成为棉布商品流通必不可少的一环。从事棉布收购、委托染踹加工、大宗批销棉布的商业资本则是布店字号。这些字号，按照乾隆时苏州人顾公燮的说法，“前明数百家布号，皆在松江枫泾、洙泾乐业，而染坊、踹坊商贾悉从之”，明末还主要集中在棉布产区的南翔、枫泾等市镇，直到清初，还是“布店在松，发卖在苏”的格局。然而由于苏州丝棉织品染色水平最为高超和商品流通程度的不断扩大，江南的棉布字号逐步转移到了苏州城区，而且就在最为繁华地段的阊门外上下塘，形成“苏布名称四方”、“漂染俱精”的局面。乾隆元年，松江府的碑文也称，该府“昔年开张青、蓝布号者数十家，通商裕课。后有迁移他郡地方，今仅止数号”。康熙三十八年，休宁人陈士策在苏州上津桥开设万孚布店字号，后发展成万孚、京祥、悖裕、万森、广孚5号，字号招牌无形资产“计值万金”。笔记所载著名棉布“益美”字号也设在阊门，其开创于明末，极盛于道光年间，正是苏州棉布加工业不断发展的时期。这就形成了苏松棉布由四乡源源运往苏州加工销售的现象。随着字号由松江向苏州集中，字号的直接收购形式也日益占据主要地位，为确保布匹质量，字号更直接向棉布织户发银定织。由这些字号出资的棉布加工踹布坊，雍正时期苏州全城有450余处，踹坊工匠一万余名，全体踹坊日加工布匹约12万匹。苏州以其突出的专业优势和强大的经济地位，在全国各地崇尚苏州品物的时代，控制了清代江南两种最大宗商品之一的棉布的加工和销售。
苏州素有“绣市”之称，“精细雅洁，称苏州绣”，一向负有盛名。上海“露香园顾氏绣，海内驰名，不特翎毛、花卉，巧若生成，而山水、人物，无不逼肖活现，向来价亦最贵，尺幅之素，精者值银几两，全幅高大者，不啻数金。年来价值递减，全幅七八尺者，不过以一金为上下，绝顶细巧者，不过二三金，若四五尺者，不过五六钱一幅而已。”后来纳兰常安也记道：“近见云间顾绣，用白绫加五彩丝线，轴棚刺绣，凡山水花鸟美女仙客，无不如绘事者之泯，其针组痕迹，心何如巧耶！其始传于上海顾氏露香园女工，近且男子皆业其事，售于四方，成宝重之。”原来秘不示人的顾氏露香园刺绣，其时上海人皆能之，苏州刺绣重地，绣业当也发达，此可断言。
苏州酒业，更为发达。明代苏州酒的生产，另有一种米烧酒，不同于前述“三白酒”之类低度酒，而用优质米蒸馏而成，浓度较高。其产地集中在苏州城的西南郊。入清后，苏州酿酒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兴旺景象。乾隆初年，光苏州西南郊木渎一镇，据苏州巡抚张渠奏报，“烧锅者已二千余家，每户于二更时起火，至日出而息，可烧米五石有奇，合计日耗米万石。……以一岁计之，所烧奚啻百万。其它市镇糟坊，间有私相仿效，则苏城所耗之米，已不可胜计矣”。烧造这种酒，“每粳米一石，得酒八十余斤，约卖银二两四五钱，较之糯米所造获利更多，以致小民趋之若鹜”。张渠又说，“每年数百万斛之酒，售于本地者无几，而销于外路者最多”。乾隆三十年，著名文人袁枚在苏州品尝陈置十余年的三白酒，称“酒味鲜美，上口粘唇，在杯满而不溢”。更有烧酒，以糟粕蒸取，滴水成酒，名“滴花烧酒”，若加以香料，色如琥珀，名“五香烧酒”，乾隆时，各种制法甚多。苏州另一个传统酿酒重点木渎邻乡横金，道光年间有“横一万”之谣，言“日出烧酒一万斤也”。此外，还有三白酒之类的米酒，“春冬大酒之数，十倍于烧酒”，时人计算，“核计岁耗米麦，附郭各乡总不下数十万石”。嘉庆末年，安徽泾县人包世臣认为，苏州其实并不缺粮，而每年从外地输入数百万石，推原其故，“良由槽坊酤于市，士庶酿于家，本地所产，耗于酒者大半故也”。直到民国初年，浙江双林镇一带有糟烧、米烧、麦烧之类出售，但当地“自制不多，大率来自苏州横泾等处”，可见米烧等苏州酒一直在大规模生产。毫无疑问，苏州酒的长期畅销于市，与其为苏州当地人所推崇外地人所接受大有关系。
眼镜生产，精益求精，价格下降。嘉靖末年，偶有眼镜其物，“人皆不识”。据清初上海人叶梦珠叙述：眼镜在其幼年时偶见高年者用之，后闻说西洋制者最佳，每副值银四五两，“非大有力者不能致也”，顺治以后，其价渐贱，每副值银不过五六钱，“近来苏杭人多制造之，遍地贩卖，人人可得，每副值银最贵者不过七八分，甚而四五分，直有二三分一副者，皆堪明目，一般用也。惟西洋有一种质厚于皮，能使近视者秋毫皆晰，每副尚值银价二两，若远视而年高者带之则反不明，市间尚未有贩卖者，恐再更几年，此地巧工亦多能制，价亦日贱耳”。叶梦珠记述眼镜价格极为便宜人人可得之时，正是苏州眼镜生产迅速发展之时。康熙初年，苏州眼镜制造以孙云球最为出名。孙精于测量、算指、几何之法，又吸收杭州诸昇、桐溪俞天枢、西泠高逸上、钱塘陈天衢众人所长，以及传教士制法之妙，制成远视、近视、老花眼镜，多达72种，“量人年岁，目力广隘，随目配镜，不爽毫发”。后来苏州“褚三山眼镜”更是驰名商品。清前期，江南眼镜不但国内闻名，而且还是远销日本的出口货，数量最多时一船多至万余个。
工艺品制造，愈益精致。收藏市场的红火，使得苏州的工艺品制造愈益发达，工艺名家辈出，擅长制造和新刨工艺品的苏州匠师自然吃香。万历时王士性说，江南人“既繁且慧，亡论冠盖文物，即百工技艺，心智咸儇巧异常。虽五商辏集，物产不称乏，然非天产也，多人工所成，足夺造化”。乾隆时苏州地方文献称：“吴中男子多工艺事，各有专家，虽寻常器物，出其手制，精工必倍于他所。女子善操作，织纴刺绣，工巧百出，他处效之者，莫能及也。”明清时人一致认为，苏州百工技艺他处无法比拟。
如折扇，据说永乐间自朝鲜传入，到明后期，沈德符说：“今吴中折扇，凡紫檀象牙乌木者，俱目为俗制。惟以棕竹毛竹为之者称怀袖雅物，其面重金亦不足贵，惟骨为时所尚。往时名手，有马勋、马福、刘永晖之属，其值数铢。近年则有沈少楼、柳玉台，价遂至一金。而蒋苏台同时，尤称绝技，一柄至直三四金，冶儿争购，如大骨董。”进入清代，扇面有金者、洒金者，名雨雪金，又有薰金、杭金等；扇骨有圆头者，以马勋、蒋三所制最有名，直根者以柳玉台最有名，雕边者以王梅溪最有名，都是名手。
如漆髹之作，詹景凤说：“近日苏、徽二郡所作床榻几杖函庋及剔红黑漆器制，并古雅可爱。”在清代，雕漆、退光漆、描金漆、彩漆、瓦灰漆、盘碟漆等，均有发展。如雕刻。清中期无锡人钱泳说，雕工随之有之，而以宁国、徽州和苏州最盛，也最巧。乾隆初年，苏州有杜士元，号为“鬼工”，能将橄榄核或核桃雕刻成舟，作东坡游赤壁，每成一舟，好事者争相购买，值银50两。
如书画装帧，明中期，苏州人自诩，“裱褙，自两京外，惟吴中为得法，宋米南宫《画史》有苏州褙工之名，其来久矣”。明后期浙江兰溪人胡应麟承认：“吴装最善，他处无及焉。”苏州装潢已获得统治地位。到清代，苏州地方文献称，“陕西人卖碑者多，而拓碑之妙终不如吴人也”。到清中期，钱泳更认为苏州装潢达到了历史上最高水平，“装潢以本朝为第一，各省之中以苏工为第一”，苏州装潢“取料净，运帚匀，用浆宿，工夫深”，乾隆时，高宗“凡海内得宋、元、明人书画者，必使苏工装潢”，当时秦长年、徐名扬、张子元、戴汇昌等名手，皆名噪一时。苏州裱褙工活跃于杭州、扬州、北京等地。
如玉器制造，“良工虽集京师，工巧则推苏郡。”明后期苏州的玉器制造业冠绝海内，当时声名最响的陆子刚，“依稀唐手”，就是苏州人。入清后，苏州是全国首屈一指的琢玉中心。琢玉业有开料行、打眼行、光玉行等明确的专业分工。各坊各有特色，分翠玉、白玉、黄玉、新玉等。连乾隆帝都知道专诸巷玉工的精湛雕琢技艺，多次赋诗夸奖：“专诸巷里工匠纷，争出新样无穷尽”；“专诸巷中多妙手，琢磨无事太璞剖”。苏州雕琢的玉器，玉质晶莹润泽，立体器物抑或玉佩之属，造型别致，轮廓清晰，薄胎作品，厚薄均匀，玲珑剔透，工艺奇巧。钱泳甚至认为当时所制玉器已经超过了人们最为推崇的宋代玉器。乾隆后期，发生几起走私玉石的案件，违禁者将玉石从新疆运至苏州加工成玉器出售。清廷的御玺、玉册、玉宝以及陈设几案的各色玉器，也常由苏州雕琢。乾隆帝还常把画好式样的精美玉料发给苏州织造在苏州精心制造。
如竹器制作，明后期以嘉定最有名，清初苏州后来居上。沈朝初《忆江南》词称：“苏州好，竹器半塘精。卍字阑干麋竹榻，月弯香几石棋枰。斗室置宜轻。”苏州所制紫竹器，“凡几榻、桌椅、厨杌及小儿坐车、摇床、床栏、熏笼、桌面，俱轻便可爱”。李渔说，当时姑苏之竹器，与维扬之木器，“可谓甲于今古，冠乎天下矣”。乾隆《吴县志》物产列竹造之属多达18种。
甚至如象生花，也栩栩如生。清初人李渔说：“近日吴门所制象生花，穷精极巧，与树头摘下者无异，纯用通草，每朵不过数文，可备月余之用。绒绢所制者，价常倍之，反不若此物之精雅，又能肖真。……吴门所制之花，花象生而叶不象生，户户皆然，殊不可解。”)虎丘山塘街及城中，有象生绒花店十余家，拈花作叶，各有专工，专做夹瓣、旋绒、裹绒、刮绒等对花及通草、蜡花等，“千筐百筥，悉售于外府州县，尤多浙、闽及江西诸省之客”。
其他如木器、铜铁器、金银器、金箔、乐器、骨角之作，文具用品砚台等制作，苏州皆走在前列，为人瞩目，为世所尚，工艺之巧之精体现在各个方面。
最堪注意者，是在全国崇尚苏州式样器物食品之时，苏州涌现出大批名品名店。明清时期的苏州，是全国最为著名的工商业城市。明后期的苏州，是天下闻名的大“马头”，清前期的苏州，是全国“四聚”之一，不但以生产丝绸、棉布、书籍等商品著称，而且集中和转输着全国乃至外洋的各种商品。乾隆《吴县志》自诩：“吾吴虽云一邑，而四方万里海外异域珍奇怪伟希世难得之货，罔不毕集，诚宇宙间一大都会也。”到清前期，苏州城市涌现出大批驰名商品、著名商品或品牌商品，各种名品珍品争相斗艳，为海内所尚。乾隆《吴县志》称，吴中食物有因时而名者，有因地而名者，有因人而名者。因人而名者，如野鸭，以蒋姓著，谓之蒋野鸭；薰蹄以陈姓著，谓之陈蹄。“薰腊之业，今则以陆高荐出名，而陈不复著矣。近来陆高荐之薰腊，京师亦盛行。盖此项薰烧之物，海内未有能如吴地者。”道光时，苏州人顾震涛更在乾隆《吴县志》的基础上，特意标出道：“业有招牌著名者，悦来斋茶食，安雅堂醴酪，有益斋藕粉，紫阳馆茶乾，仰苏楼花露，步蟾斋膏药，丹桂轩白玉膏，天奇斋钮扣，青莲室书笺，世春堂油鞋，天宝楼首饰，锦芳斋荷包，青云室领头，茂芳轩面饼，方大房羊脯，三珠堂扇袋。业有地名著名者，温将军庙前乳腐，野味场野马，鼓楼坊馄饨，南马路桥馒头，周哑子巷饼饺，小邾弄内钉头糕，善耕桥铁豆，百狮子桥瓜子，马医科烧饼，锵驾桥汤团，干将坊消息子，新桥堍线香，甪直水绿豆糕，黄埭月饼，徐家弄口腐乾。业有人名著名者，孙春阳南货，高遵五葵扇，曹素功墨局，钱葆初、沈望云笔，褚三山眼镜，金餐霞烟筒，张汉祥帽子，朱可文香饰，雷允上药材，吴龙山香粉，王素川刻扇，穆大展刻字，谭松坡镌石，黄国本手巾，项天成捏像，程凤翔织补，汪益美布匹，李正茂帽纬，黄宏成绸缎，王东文铜锡，王信益珠宝。业有混名著名者，野荸荠饼茭，小枣子橄榄，曹箍桶芋艿，陆稿荐蹄子，家堂里花生，小青龙蜜饯，周马鞍首乌粉。”在这里，顾震涛将苏州铺店分为以招牌著名、以地名著名、以人名著名和以混名著名四种类型，以招牌著名者有悦来斋茶食等16种，包含药品、食品、鞋帽、首饰、书笺、百货等；以地名著名者有温将军庙前乳腐等15种，其中除了线香一种，其余都是点心小吃和小菜；以人名著名者有孙春阳南货等22种，包含南货、百货、文化用品、药材、绸缎布匹、铜锡器、珠宝首饰、刻石工艺等；以混名著名者有野荸荠饼茭等7种，均是食品或果品。这四种类型，实际上已涵盖了其时商品成为名品的基本成因。此外，其时还有诸多老字号或名牌店铺，若合而计之，林林总总，不下百余种。袁枚《随园食单》中称，软香糕，以苏州都林桥为第一，其次是虎丘糕，西施家为第二。其时苏州的副食品已十分注重质量，保持店号信誉，形成字号、地望、节令等方面的特色。种类繁多各具特色的驰名店铺、著名品牌声名远扬持久不衰，既是在全国有着强大无比影响力的苏州商品的精致名声和苏州地望的产物，也为苏州商品的生产注入了源源不竭的市场动力，为苏州商品开辟了广阔市场和畅达销路。
与此相应，苏州时尚一直影响着各地人的行为方式和社会风气。嘉靖时松江何良俊说：“吾松不但文物之盛可与苏州并称，虽富繁亦不减于苏。”万历时，范濂说：“学诗、学画、学书，三者称苏州为盛，近来此风沿入松江，朋辈皆结为诗社，命题就草。”同时期的徽州休宁人詹景凤，评价藏品、臧否书画人物，均以苏州为参考对象。明末清初，近邻地处江北的靖江，文献记述当地的生产，“绩麻为布，精细异常，江南士大夫珍之”。所产为江南士大夫所珍，不无得意之意。康熙初年，海宁查继佐，有娇童十余人，有“十些班”之目，巡回演出大江南北，被记为“家伶独胜，虽吴下弗逮也”。显然查继佐和后来记录此事者金埴都有苏州标准在胸臆中。乾隆年间，郭起元说，福、兴、泉、漳四府，“用物侈靡，无论其他，即冠带衣履间，动与吴阊杭越竞胜”。清中期，扬州的茶馆，有诗谓：“老班茶社翻苏馆，旧店重开诱哄人。牌挂轩昂茶听点，芜城今已胜吴城。邗江遍处是茶坊，扬款焉如苏式昂。三五七文粗细碗，手巾把子水烟袋。”咸丰、同治时吴江人沈鸿模诗谓：“南门彩子北门灯，异样繁华各擅称。毕竟姑苏高十倍，云霞至少结三层。”各地时时在以苏州为榜样，与苏州、苏式作比较。清中后期苏州人袁学澜曾描写出没于苏州的各地人士说：“画船罗绮竞嬉春，鱼米家乡自遂身。闻说神仙十洲地，也传风俗似吴人。”
最突出的，就是各地比照苏州描述其繁庶程度，动辄称为“小苏州”、“赛苏州”。检索江南地方文献，可以发现，除了前述嘉靖时期的上海城，清代丝绸巨镇吴江盛泽镇，湖州府双林镇，松江和嘉兴两府共辖的交通要道棉布业重镇枫泾镇，有“金南翔”之称的嘉定县最为繁华的市镇南翔镇，松江属县南汇的市镇，以及远在福建建宁府的浦城县，西北陕西泾州的严家山，均号称“小苏州”或“赛苏州”。各地多以苏州为荣，显示出苏州拥有的无可比拟的领袖地位。
对于上述自明后期到清中期持续兴盛的苏州时尚及其影响，明清时人就发表过极为精到的看法。万历时南昌人章潢称：“且夫吴者，四方之所观赴也。吴有服而华，四方慕而服之，非是则以为弗文也；吴有器而美，四方慕而御之，非是则以为弗珍也。服之用弥博而吴益工于服，器之用弥广而吴益精于器。是天下之俗皆以吴侈，而天下之财皆以吴啬也。”细绎此话，其意非常清楚，苏州因为服食器用领先全国各地，从而引领了全国服食器用好尚的潮流；因为全国各地追随模仿苏州的服食器用之风，使得苏州器服生产更加精益求精更加发达领先，也使得全国的生活行为方式随苏州人的好尚而转移。清中期，纳兰常安称，苏州制造百物，“凡金银琉璃绮彩锦绣之属，无不极其精巧，概之曰‘苏作’。广东匠役，亦以巧驰名，是以有‘广东匠，苏州样’之谚，凡其所制，亦概之曰‘广作’。然苏人善开生面，以逞新奇，粤人为其所役使，设令舍旧式而创一格，不能也，故苏之巧甲于天下。但所造之物，只求观美，不尽坚牢，且多虚假，以图网利。此又积习之薄，风气使然耳。”清代广东人善于创新制作，但较之苏州人而言，似乎尚稍逊一筹，真正善开生面自创新样的是苏州，广东只是精心制作，设计发创在苏州，广东只是按样制作而已，形成“广东匠，苏州样”的局面。苏州在转移时尚方面领了风气之先，在产品设计方面别开生面不断推陈出新，所以在商品生产方面能够居于主动和领先的地位。
然而何以就会造成全国皆服吴服皆用吴器从而导致“天下之俗皆以吴侈，而天下之财皆以吴啬”的局面呢？万历时王士性总结原因道：“姑苏人聪慧好古……又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其赏识品第本精，故物莫能违。又如斋头清玩、几案、床榻，近皆以紫檀、花梨为尚，尚古朴不尚雕镂，即物有雕镂，亦皆商周、秦、汉之式，海内僻远皆效尤之，此亦嘉、隆、万三朝为盛。”说得很清楚，最根本的是苏州人掌握了生活和时尚领域的话语权，站在了时代的制高点上。无论服饰样式、丝竹爱好、收藏古玩，还是一般生活方式，在时人看来，均有雅俗之分。而雅俗的衡量和裁定标准，却是由苏州人制定的。古玩书画市场红火后，收藏什么，如何收藏才算风雅而能免俗，藏品是否有潜在的升值价值，其雅俗的标准，均是控制在苏州文人手中的。张应文撰《清秘藏》，于一切器玩皆辨别真伪，品第甲乙，以及收藏裱褙之类，一一发表见解。后来文震亨撰《长物志》，对衣饰舟车、文化用品、日用器具、书画欣赏、古玩收藏、器具布置、园林修砌、盆景把玩，以及佩带什物、禽鱼观赏以至鱼缸质地等涉及日常生活和休闲生活的几乎一切，都发表了雅俗的看法，堪称是相关标准的集成之作。屠隆《考槃余事》，也发表经验之谈。这些有关生活起居特别是收藏的著作均是由苏州人撰著的。文震亨说：“又习见时世所尚，遂致雅俗莫辨。”是雅是俗，由苏州人说了算。隆庆四年三月，吴中四大姓还曾作清玩会，展示各家收藏，既炫其收藏之富，也切磋交流，增长相关知识。苏州文人其赏识品第本来就精，又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掌握着强大的舆论信息话语权，所以始终能够在狼烟四起的古玩市场进退自如。苏州商品生产一路领先，苏州经济持续发展，推原其故，正与苏州人制定了风气好尚商品高下的标准，苏州商品体现或象征了这种精致高超雅好的标准大有关系。
苏州人好倡言雅俗，制定标准，所以休宁人詹景凤评论为“吴俗善自标致”。在制定标准过程中，在詹景凤看来，自然难免排斥异己，以个别或部分人的好恶作取舍。如明中期，苏州人周臣，是山水画名家，“笔法苍劲古雅……铺景物最奇而稳，最幽而深”，但与文徵明“软婉嫩媚以趋时”的画风矛盾，是以“吴人以其近工人也，而卑之”。另一苏州人谢时臣，画山水以宋元人笔法，“而自成家，笔力苍劲古雅。而尤长于云烟，以与山水映带，蓊蔚生奇”，但“吴中诸子乃以其笔沉着而苍，不同吴俗细嫩，遂指为工匠而卑之”。这种标准制定出来后，就不仅仅如歙县书画家吴其贞所说的雅俗之分在于有无古玩，而应如嘉、万时期山东东阿人于慎行所说，是体现在饮食起居生活好尚各个方面的。
更重要的是，有关时尚和雅俗的苏州标准，迅速得到了他地他人的响应和认可，各地纷纷效法，但与苏州总还存在着相当距离。对此，明末清初的山阴人张岱就曾深为感慨地说：“吾浙人极无主见，苏人所尚，极力模仿。如一巾帻，忽高忽低，如一袍袖，忽大忽小，苏人巾高袖大，浙人效之。俗尚未遍，而苏人巾又变低，袖又变小矣。故苏人常笑吴浙人为‘赶不着’。”苏州人立意制定标准，而且不断推陈出新，别开生面，善于将各种优势发挥到极致，旨在开宗立派，师承有自，倾向于互相帮衬互为声援，弘扬地域团体之风，扩大影响，更在经济发展、文化创造、人文势力等方面绝对居于全国最前列，是以始终能够造就时势，创造时尚，引领方向，推动生活时尚不断前进。苏州士人利用其各种有利声势，先行一步，不停地营造出消费时尚，开拓着消费市场，引领着消费市场，并在日益扩大的市场份额中谋取着随时尚而来的丰厚回报。当代美国学者若昂·让德认为，“我们正在按照路易十四的文化定义着我们的生活质量。我们希望凡尔赛统治者们掌握得极好的亮点也能为我们自己的生活增色”。套用其语，明后期至清中期，全国在一定程度上是按照以苏州为中心的文化定义着自己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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