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临近，北京朝阳区某小学一年级的家长们炸锅了：联欢晚会的布置交给家委会，老师不负责组织排练。
有家长表示不理解：过去学校举办个大型联欢会，都由老师组织统一排练，现在这些事也交给家长了？
当下，学生在减负，老师在减负，社会也在呼吁减负，然而家长们却发现，一些负担最终转嫁到了自己身上。
摊派
“晚会的布置交给家委会，各自报名节目，最后由家委会汇总给老师。学校不负责组织排练，要求学生自行在家进行排演。”
据《工人日报》报道，近日北京朝阳区某小学一改大型联欢会由老师统一组织的惯例，将任务摊派给了学生家长，遭吐槽之余引发社会热议。
类似这样的摊派任务，不少家长似曾相识：监督孩子完成作业不算，还要帮忙检查批改作业，最后还要在作业本上签字。甚至，有些家长要到学校替老师监考，在校门口替学校指挥交通……
随着近年来信息技术的更新迭代，如今学生一入学，每个班级先要成立家委会，然后建立微信群。从周一到周日，群里天天有任务下达。老师负责鼓励，家长负责落实。
一位家长跟中国新闻周刊吐槽说，老师布置任务也就算了，但有些任务实在是完不成啊。老师要求家长陪孩子一起观察青蛙，并作观察报告，可一家人生活在大城市，到哪里去捉青蛙？
老师给学生留的作业，最后变成了给家长布置的教学任务，原本是课堂上的事情，结果转移到了课外，课堂无限制地向家庭延伸。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首席专家孙云晓写道：家庭正在变为学校的第二课堂，父母正在“沦”为助教，真正的家庭教育价值被遮蔽了，家庭教育应有功能也被曲解和误用。
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益派咨询展开的一项调查显示，80.3%的受访者认为学校教育对学生家庭的依赖严重，75.6%的受访者认为这已经给家庭造成了较重负担。
“这几届家长，注定一辈子被老师管啊。”有网友如此调侃。
减负
减负，大势所趋。
2019年是中央确定的“基层减负年”。就教育系统来看，教师负担特别是不合理负担过重一直为舆论所关注。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强调聚焦教师主责主业，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
具体来看，文件指出要减督查检查评比考核事项，要减社会事务进校园，要减报表填写工作，要减抽调借用中小学教师事宜。
以陕西省为例，陕西重点规范了教师培训项目、评选评估和竞赛管理、申报事项和各类报表三类，对未经同意的非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培训不予认定学分，此举减少了30%的培训项目。
与此同时，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任友群表示，减负不等于没有负担，要减掉的是中小学教师不应该承担的与教育教学无关的事项。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曾在全国一些中小学进行过调查，发现部分学校一年要接到700多个文件甚至更多。校长忙着不断去开会，教师忙着不断回应各种文件、上报材料。
行政不教学，教学不行政。储朝晖认为，中小学教师负担不断加重的根源既不是源于教学的任务，也不是由于家长的压力，而主要是来自于多个行政部门不断增加的行政负担。
储朝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有两个关键点，在整体上关键是要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在个体上关键是要保障教师的教学自主权。”
边界
保障教师的专业自主性，让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不过专家提醒，从教师身上卸下来的负担，千万不要转嫁到家长身上。
教育包括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每一类教育各有各的使命。储朝晖认为，学业的任务主要是学校的，家庭教育的主要目的是教学生为人处事，不能够把学业任务推到家长身上。
参与到孩子的学业竞争中来，有些家长是自愿的，有些是被动的或者说是被胁迫的。
储朝晖跟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不同的家长差别很大，家长的知识背景越丰富参与竞争的程度越深，如果家长是普通的农民他就跟不上，这个进程是不平等的，也很难奏效。”
由于这样的现实状况，家校之间的责权边界，变得很复杂很难以界定。然而，明晰责权边界，又是构建良好家校合作关系的基础。
厘清家校的责权边界，《教育部关于建立中小学幼儿园家长委员会的指导意见（2012）》明确，家委会应在学校的指导下履行职责，包括参与学校管理、参与教育工作、沟通学校与家庭。
北京市中盾律师事务所律师苏轶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教师负担，法律里基本没有，主要是政策文件。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相辅相成，孩子哪块学习由学校负责，哪块学习由家长负责，法律没办法细分。”
那么，到底该如何给家长们减减负呢？储朝晖指出，“其实家长减负和学生减负、教师减负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一样的，是我们的教育评价的权力过于集中，教育评价的标准过于单一，学生都要依据分数这个单一的标准去比个高低。”
在目前单一的评价体系下，所有的个体都处在压力之下，学生是当事人，家长则与学生直接相关，由此在教育上造成了社会普遍的焦虑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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