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被人误以为“叛变”，而他创办的企业还在延续传奇。
文丨《中国企业家》记者 于静
编辑丨周春林
图片来源丨宁波帮博物馆
这是一条驶向新中国的巨轮。
1948年圣诞节次日凌晨，从香港到大连的“阿尔丹号”巨轮上载满了30多位民主人士，其中包括李济深、茅盾夫妇、朱蕴山、章乃器、柳亚子、马寅初等人。他们之中一部分人在内战爆发后避居香港，还有一部分人此次专门借道香港北上，到解放区筹备即将召开的新政协，共商建立新中国的大计。
一位“不速之客”的到来让所有人大吃一惊。
“你卢总经理到那里去干什么?”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经济学家章乃器面带不悦地问。两人之前有不少生意往来，后来因为“政见不同”分道扬镳。他知道面前的这位“卢老板”是一个和国民党右派、CC系头目、中统创始人陈果夫打得火热的原国民党少将参议、大资本家。此刻前往解放区，难道不是自投罗网吗？
“我是去那里看看有没有什么生意可以做做。”对方保持一贯的镇定自若，幽默地大笑。
这位正是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内部从事隐秘商业活动的卢绪章。他创办的企业广大华行曾在上海最繁华的外滩一号亚细亚大楼办公，他曾配合宋子文成立中国毛皮公司、也曾与陈果夫合办中心制药厂，他与民族资本家卢作孚共同创办的民安保险几经沉浮，延续至今，以他作为创始人的中化集团继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电影《与魔鬼打交道的人》正是以卢绪章为原型拍摄，影片主人公张公甫借由国民党内部各方势力之间的矛盾，从中周旋为共产党输送物资的故事，是卢绪章的真实写照。
新中国成立后，卢绪章官至外贸部副部长、国家旅游局局长，为新中国外贸事业、旅游事业及宁波市的建设开发做出了贡献。
鉴以往可以知未来。2020年10月30日，长安街畔一幢灯火辉煌的大厦里，中化集团正在庆祝和纪念中化集团成立七十周年。中化集团董事长宁高宁在致辞中向大家讲述了为公司注入红色基因与创业基因的那个人——卢绪章。
宁高宁说：“卢绪章的红色精神、创业精神、担当精神也传承到了今天。比如说，卢绪章创立中国进口公司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打破西方的‘封锁禁运’。当然，他还创立了很多新的业务，比如以大米换橡胶的业务、中国第一个化肥进口业务，并且非常专业地执行了这些任务。尽管他在中国进出口公司工作的时间并不长，但他和很多前辈一起，为我们带来了丰富的物质资产和精神资产。”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尽快开展外贸事业，中央贸易部决定成立新中国外贸进出口公司。除成立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贸易的、以商品为中心的各专业进出口贸易公司外，还需要创办统一运营全国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外贸专业公司：中国进口公司和中国出口公司。
由于外贸工作涉外性强、政策性强，从业人员需具有财贸知识、国际市场知识及外语水平高等特点，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名卢绪章担任中国进口公司经理，公司于1950年3月正式挂牌，地址在华北对外贸易公司原址天津辽宁路172号。
公司成立后不久，朝鲜战争爆发，十几个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刚刚起步的外贸事业遭遇严重挑战。为了打破封锁禁运，中国进口公司和中国出口公司合并为中国进出口公司，卢绪章担任经理，全面负责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一方面通过港澳窗口公司协助抢购物资，一方面通过签署执行“米胶协定”等标志性事件打破西方的封锁禁运。
1952年，中央贸易部撤销，中央人民政府对外贸易部成立，卢绪章担任外贸部第三局长，因为没有合适人选，兼任中国进出口公司经理一职。
1954年，外贸专业进出口公司经过调整分工后，改为“以商品为对象、以业务为中心、苏新资合一、进出口兼营”的原则，为了配合这一改变，对资本主义国家统一经营的中国进出口公司将一部分商品的进出口业务划给中国机械进出口总公司、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中国土畜产进出口总公司、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等经营，中国进出口公司保留经营石油、化肥、橡胶、化工原料、塑料、医药和医疗器械业务，并且在以上商品的进出口业务上，开始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贸易，种种调整后，仍为中国最大的外贸进出口专业公司。
也是在这一年，中央人民政府对外贸易部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部，卢绪章担任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次年，卢绪章不再担任中国进出口公司经理一职。
几经沿革，中国进出口公司发展成为后来的中国中化集团。根据中化官网信息，集团旗下控股公司包括中化国际、中化化肥、中国金茂等多家上市公司，拥有全球员工近六万人，在2020年《财富》全球500强榜单中名列第109位。
这家以卢绪章作为创始人的公司，如今依旧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2021年3月31日，国务院国资委网站发布消息称，中国中化集团与中国化工集团实施联合重组，根据重组方案，将新设由国资委代表国务院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新公司，中化集团和中国化工整体划入新公司，重组完成后，中国将出现另一家万亿巨无霸企业。
周恩来总理之所以在中国进口公司成立时点将卢绪章，是因为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已经是一位颇有营商经验的企业家。甚至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已经将广大华行的分公司开到了美国曼哈顿、华尔街等繁华的金融中心。因从美国进口的紧缺药盘尼西林大为畅销，广大华行名声大振。
1943年，广大华行成都分行门市部开业。（左起陈鹤、张军光、卢绪章、张平）
卢绪章1911年出生于宁波，1925年到上海投奔在上海源通轮船公司任职的叔父，从事公司外贸。为了提升业务能力，卢绪章报名参加了上海市商会商业补习夜校，在这里，他认识了后来成为重要合作伙伴、在上海英商合利洋行和上海美商约克洋行工作的田明皋和张平。
亲眼目睹了周恩来领导的罢工，亲历了随后发生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些年轻的夜校成员在1927年秋季，效仿当时上海中学普遍建立的童子军模式，发起成立“上海市商会商业补习夜校社会童子军团”，号召成员日行一善，加强修养，服务社会。
因为童子军团中有一名国民党徐姓成员生活腐化，引起卢绪章、张平等人的不满，他们向团长抗议，遭到无视后愤然退团，创办“兰社”，并以兰社为基础，发起成立广大华行，主要从事药品和医疗器械的邮售业务，为兰社提供经费。
1937年8月13日，上海淞沪战争爆发，卢绪章等广大华行成员发起成立的洋行华员联谊会，参加了“保卫大上海”的反帝爱国活动。卢绪章也在这段时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的抗日立场发生动摇，由联合抗日，变为“防共、限共、溶共”的方针。
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黑暗与风险，中央提出了白区工作的十六字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周恩来开始重新安排国统区党组织，以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等公开单位为第一线，原各省、市地下党组织为第二线，再建立绝密性质的第三线机构。万一形势突变第一线被迫撤退，第二线遭到打击时，第三线仍能扎根白区发挥战斗作用。
因为有较好的社会地位、经济基础，且创始团队成员都是优秀共产党员，周恩来选中广大华行作为三线机构载体，由他直接领导，不再发展党员，也不与地方党组织发生横线关系。周恩来告诉卢绪章，广交朋友，提高广大华行的社会地位，“同流而不合污，出淤泥而不染”，还要吸取中共早期的教训，做到社会化、职业化，在商言商，为党多赚钱。
卢绪章与广大华行开始了与“魔鬼”打交道的生涯。为了开展业务、更好地为地下工作打掩护，卢绪章结识了多位国民党军统、中统的要员，还与交通部长、实业家卢作孚合作创办了民安保险、民孚企业公司。利用这层关系，卢绪章、张平等人先后获得国民党高级头衔身份，巧妙化解了为共产党筹备经费的各种风险。
抗战胜利后，广大华行、民安保险从重庆迁回上海，选址在上海最繁华的外滩一号亚细亚大厦办公。这座高七层、面积达上万平方米的建筑，起初由麦边公司投资建造，后被英国壳牌公司买下，供旗下亚细亚火油公司办公，遂称“亚细亚大厦”。大楼的外立面是巴洛克风格，正门四根爱奥尼克立柱，宏壮、气派。
虽然组织不允许广大华行与地下党发生横向关系，但执行并不彻底。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政府对上海地下党的抓捕、枪杀行动日益频繁。与“魔鬼”周旋的广大华行行动愈发艰难，先后发生几次让人心惊的事。
1948年2月，名义上去广大华行汉口分行经营桐油业务、实际是到汉口中共大别山根据地联络站联络地下任务的共产党员被捕，联络站也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破坏；3月，天津分行接到天津警备司电话称，接到南京保密局电报，广大华行有党员；6月，赵平与妻子沙平被捕。赵平曾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担任周恩来秘书，是周恩来指定与广大华行单线联系的见证人……广大华行随时都有暴露的风险，为了避免损失，主要成员先后撤离至香港。
1948年12月25日圣诞节之夜，卢绪章在家里接待了三四十位来宾后，登上“阿尔丹号”，与第三批民主人士同船北上。章乃器也在这批北上名单中，他们早在上海救国会时相识，生意上也有往来，卢绪章与“魔鬼”打交道频繁后，关系逐渐疏远。作为秘密工作者，卢绪章有口难言，章乃器并不知情，为他的“叛变”心生不满，才有了文章开头那一幕。
1949年3月，按照中央指示，广大华行与华润公司合并，除业务需要保留香港、纽约、东京、汉口四个分支机构外，其余机构一律终止运营，个别人员留在香港，其余人员回解放区等待分配任务。
广大华行结束业务时，卢绪章等党员主动提出把自己的股份、红利全部上交作为党费，合并完成后，广大华行移交给华润200万美元。鉴于1948年12月华润公司成立时的注册资金为500万港元，折合约90万美元，广大华行的加入，无疑使华润的资金实力大为增强。
1950年初，广大华行党员大聚会（第一排左起谢寿天、卢旭章、吴雪之、刘少文、刘晓、刘长胜、徐雪寒、陈明）
民族保险业从洋务运动时期李鸿章创办保险招商局开始兴起，到1943年民安保险在重庆创办时，已是簇拥了大量资本、名流与明星企业的行业。抗日战争爆发后，大量沿海企业西迁到重庆，重庆经济迅速繁荣，保险公司组织体系和业务结构都很简单，不仅赚钱，还可以扩大同各行各业的往来、广泛接触上层人士，卢绪章向周恩来建议创办保险公司，得到批准。
民安保险由广大华行和卢作孚旗下的民生实业公司各出资50%，集资过程中，争取到四川、重庆和云南许多政界与商界的著名人物认股，民安保险董事长由卢作孚担任，总经理为保险专家杨经才，卢绪章担任副总经理。
《宁波帮与中国近代保险史略》作者、保险史学者王珏麟告诉《中国企业家》，民安保险公司的成立，标志着我地下党所领导的企业社会层次提高，经营领域扩大，已跻身大后方金融实业界前列。之后，卢绪章还创办了一家叫做联安的保险公司，与民安保险一起构成新中国成立之前共产党旗下的四家保险公司（另外两家是大安保险和中国工业联合保险公司）。
王珏麟2000年初在太平保险工作，从公司的宣传墙上看到关于卢绪章的介绍，对他产生了兴趣。王珏麟才知道，卢绪章是太平保险的姐妹公司民安保险的创办者，也是从这时起，他开始研究卢绪章与宁波帮对中国保险业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内地所有保险公司统一划归到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旗下，民安保险因为在香港成立了香港民安保险公司得以延续下来，在改革开放之前，为国家赚取大量外汇。
2000年，中国保险香港分公司、太平保险香港分公司和香港民安保险三家公司合并重组成立新香港民安。九年后，中国太平将中国保险、太平保险、民安保险三品牌改为统一的“中国太平”品牌，香港民安也正式更名为“太平香港”，成为太平保险集团在香港的重要子公司之一。
按照《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规定：“两个以上的保险公司受同一机构控制或者存在控制关系的，不得经营存在利益冲突或者竞争关系的同类保险业务”。2010年，中国太平向内地企业出售民安中国全部股权。2011年，民安保险更名为民安财产保险。2015年，泛海控股联合新华联集团、亿利资源集团和汇源集团共同入主民安保险，其中泛海控股收购51%股权，成为公司控股股东，公司更名为“亚太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民安”之名退出历史舞台。
1975年，卢绪章从干校回来后，调离外贸部岗位，担任中国华侨总社和中国旅行社总社长。
改革开放初期，国门打开之后，港澳台同胞和国外宾客纷至沓来，而当时全国宾馆稀少，设备简陋，很难承担接待任务。发展旅游，首先得建设宾馆。内地缺少相关经验，中央决定第一批可以找侨资、外资合作开发，之后自己发展，并任命卢绪章兼任“利用侨资、外资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1988年10月18日，宁波经济建设促进协会正式成立，卢绪章当选为首任会长
根据卢绪章与同事制定的“1980-1985年旅游发展规划”，多家宾馆的建设合同得以签订，其中包括北京的长城饭店、建国饭店、香山饭店、丽都饭店、西苑饭店，南京的金陵饭店，广州的白天鹅宾馆、中国大酒店、花园饭店等。
建国饭店背后的资金来源是美籍华人陈宣远，丽都饭店是香港益和有限公司老板罗欣权，金陵饭店是侨商陶欣伯，广州白天鹅宾馆是霍英东，中国大饭店是胡应湘、李嘉诚、李兆基、郑裕彤、郭得胜等人。它们的投建，都有卢绪章从中协调。
包玉刚也向奔波中的卢绪章提供援手，出资在北京建造了以其父命名的“兆龙饭店”。包玉刚与卢绪章不仅曾在抗日战争时期密切合作过，两人还有亲戚关系，包玉刚夫人的母亲是卢绪章母亲的亲姐妹。
后来，卢绪章还曾担任国家旅游管理总局局长、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外贸部常务副部长等职。
1984年，卢绪章73岁，正当他向中央写好请辞书信准备“解甲归田”时，邓小平做出再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的决定，宁波位列其中。
二十世纪中叶，宁波商人抓住战后世界经济特别是港台经济的发展机遇，成为海外华人资本的重要力量，包玉刚、董浩云、邵逸夫等人成为其中翘楚。卢绪章作为宁波市政府的特别顾问，承担起了把全世界“宁波帮”号召起来支持宁波建设的任务，宁波大学、北仑港、北仑钢铁厂、宁波机场等市政工程都离不开卢绪章的辛苦奔波。
1995年11月8日，卢绪章因病在京逝世，享年8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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