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邵寿璇
嘉兴地处要冲，扼沪杭苏三大城市之中枢，陆路交通先有沪抗铁路，后有苏嘉铁路，后者于抗战胜利前夕被日寇所拆毁。有乍嘉、湖嘉、苏嘉三条公路。
水路有大运河、长水塘（河流俗称，下同）、海盐塘、平湖塘。大运河北通苏州，西南经桐崇抵杭州。平湖塘东联平湖入海，海盐塘东南人海盐，东北通嘉善。
长水塘南通海宁。地理优势使嘉兴成为各路商货吐纳之口岸。
出境货以丝、茧、米、蚕豆、菜籽为大宗，入境与过境商品主要是棉纱、棉布、洋广什货、药材、颜料、南北货、腌腊、水果、黄豆、陶瓷、花生、豆饼、茶叶、桐油、皮毛、糖、盐、烟、漆、竹、木、纸等等、自铁路、公路开通后，贸易集市点有所分散，有些货运往来，过面不留；商业地位与全盛时期相比，有所下降，但仍不失为进出之门户。
嘉兴气候条件适宜，气温最高为华氏98度，最低为22度。土地肥沃，河流纵横，有利于水稻、蚕桑、豆麦、黄麻、淡水鱼之生产，素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之称。
物产丰富，又为工商业的繁荣提供了条件。
早在民国元年（1912），由高仲兰集资开设“嘉禾布厂”，从40台木机开始至民国六年（1917）扩充至200台。其间又有高氏开设“谦益布厂”，拥有铁木机300台。
当时日货尚未充斥市场，两厂均颇发达。民国十二年（1923）江浙战事发生，谦益布厂于次年闭歇。嘉禾布厂改组，由褚杏轩、鲍介之增资十万元。
扩充后，有电机七台、摇车五台、经车三台、电动织机240台、铁机40台、木机200台，生产“双免牌”漂布、绒布、府绸、哔叽、法兰绒、中山呢等，销江浙两省，尤以上海、常州两地为最多。
后有“辛康”、“大美”两布厂开设，生产线呢毡布，销嘉湖一带，于抗战前夕停闭。
民国九年（1920），杭州“纬成公司”（丝绸）在嘉兴开设“裕嘉分厂”，拥有煤气引擎二台，每台300匹马力·各种精练、精纺、制棉、烧毛机一百数十台。
民国十二年（1923）添设纺织部，营业蒸蒸日上、后因军阀混战，国际市场丝价下跌，绸缎滞销，加之人造丝大量进入，生产濒于停顿，亏损颇多，无法维持，曾改组为“伟成崔记丝厂”。生产时断时续。
民国二十二年（1933）以后，由杭州“庆成丝厂”承租，改称“伟成庆记丝厂”，成为本省唯一之绢丝基地。
民国十五年（1926）周湘龄在塘汇开设“厚生丝厂”，十六年（1927）周湘龄等合伙在五龙桥设“秀纶丝厂”。其间，又有“裕兴丝厂”之开设。后因丝价暴跌，各厂纷纷闭歇，至民国二十年（1931）“裕兴丝厂”改组为“禾兴”（“裕兴”即现在的“嘉兴丝厂”）。
民国十三年（1924）盛亮舟、陈佑云创设“禾丰纸厂”，生产黄版纸，因周转不灵而停业。
民十八年（1929）由竺梅先、金润庠接盘，更名“民丰纸厂”。鉴于黄版纸供过于求，生产白版纸、卷烟纸，“帆船牌”卷烟纸闻名中外。民国二十二年（1933）全年营业额达百万元。
民国十三年（1924）有“鸳湖皂烛厂”之开设，规模不大，年产皂烛5000箱。由于洋货涌入，抗战前夕生产已陷入停顿。
织袜工业始创于民国初年，最早有“大光明”、“佐华”、“振记”、“振泰”等，逐步发展，全盛时期大小袜厂多达百余家。当时我国尚无袜机出产，采用日本货。
织袜女工包括家庭从业者约有3000人，摇纱女工3000多。年产线袜20万打，运往上海，转销东北及长江流域和南洋一带。后因各地袜厂增设，销量下降。
民国二十三年（1934）约存30多家。规模较大的有“永大”、“恒兴”，日产各有15打至20打。“萃丰”日产约12打。其次是“裕生”、“鑫大”、“振大”，日产八至十打。“光明”、“大丰”、“耀华”、“佐华”、“连记”、“鼎纶”等厂日产五至六打。
此时，“永大”袜厂增添了比较先进的横机十多台。“裕生”添横机近十台，每台可织线衫一打半。
袜厂除工务，另一种方式是租机预领原料，租金每台月相二元，另交押金六元。租机领料后，成品交厂，领取加工费，如王氏所开之“永大厂，放出袜机近百台，扩产面不增厂房，押租可作资金运用，对厂方极为有利，“永大”厂为全业之魁，上海设有坐庄对外营业。
适应织株业之需，民国初年，鄞县童姓在嘉设染坊，以后“宁绍带”来高开设近十家染坊，
民初，有王氏在南门开设“新义茂粉坊”，后迁北门，又增开“王义茂粉坊”，新麦登场，收麦、磨粉或代客加工。
民初，以生产铜脚炉为主的铜锡手工业，以做工精细而闻名，业务兴旺。后受欧美之风，富户取暖改用火炉，销量渐降，但在城乡居民中仍有销路。
民国二十三年（1934）铜锡业有十余家，其中以“陈万丰”、“恒丰”、“义昌”三家生产规模较大，年产铜脚炉计重900多担，什用铜器100多担，
民国元年（1912）有“昌耀电灯公司”创设，后改称“水明电灯公司”，是全县六家电厂之最（其余五家是新塍的“振新”、王店的“耀明”、新篁的“星明”、新丰的“明丰”、王江泾的“泾明”）。
民国十年（1921），塘湾街水墩、中街、玄庙观前，先后有李姓开的“永昌铁工厂”，周姓开的“新华翻砂厂”，姜氏开的“三友翻砂厂”、顾姓开的“良记铁工厂”以及“新阳翻砂厂”、“协鑫机器厂”，都以修理机器和翻砂为主要业务。
民国十年（1921）至十四年（1925），先后有“大新”、“董立记”两家印刷所开设。至民国二十三年（1934），先后又有“时代”、“振新”、“新春”、“东南”等十家印刷所。早在太平天国时期，开设以木刻印刷的“杨截兴刻字店”，也增添了铅字印刷机。
民国十四年（1925）始，先后有“义茂鑫”、“广丰”、“泰轮”、“振新”等八家碾米厂开办。产米之区，营业蒸蒸日上。
民国二十年（1931），毕业于蚕桑学校之顾王兮、陈蕴玉，分别在顾家医、盐仓街创办“审华蚕种场”和“新兴を种场”，后复有的平开设的“嘉兴蚕种场”，使改良种得到大面积推广使用。
嫁妆手工业最早由孙氏弟兄于民国元年（1912）开设孙万成嫁妆店”，不久弟兄分家，设“荣记”和“少记”两家。
至民国二十三年（1934）陆续增加到11家，老店“孙万茂”以其资金雄厚、用料考究、制作精巧，为全业之魁。民国十年（1921）开始，先后又有“蒋云记”、“王茂记”、“徐晓记”、一悦桂记”、“吴顺记”营造厂的开设。
商业中心随历史演变面变迁。自逊清以后、城北塘湾街逐步形成为批发商业区。
全盛时期，上下行客户来自山东、福建、江苏、上海、松江、宁波、金华、绍兴、湖州，以及嘉属海宁、海盐、平湖、嘉善、桐乡各县和吴江县，可称万商云集，成为腌腊、南北货、药材、水果、地货之集散地，又为桐油、香烟、皂烛、煤油、纸张、颜料等批发商行的集中点，米粮贸易分设在通往各乡的水路要隘，外月河、猪廊下、栅堰、东米棚下、西米棚下、太平桥、塘汇、五龙桥、东栅为米行之主要点。
城中北大街是零售商业之中心，从北丽桥至张家弄为全城最繁华之闹市区，民国二十三年（1934）共有商店280余家。
民国十六年（1927）至十九年（1930），城墙被陆续拆除。梅馥园开设的“纶华绸布店”经理王锦塘，目光远大，率先在1927年北门城墙拆除后，在原城门口望吴桥处，造起三层洋式大厦。
继之绸布业巨子陈静安也在此造起三层大厦，开设上海“老介福”绸布局嘉兴分号。接着鲍介之始创于民国初年的“永瑞兴”，由油车港米业巨子倪验平之子倪哲存开设的“义昌福”，由高氏开设的“高锦华”，张氏合伙开的“正春和”也不甘落后，均在民国十七年（1928）于望吴桥、众安桥、孩儿桥一带或建三层大厦，或翻修洋式门面。
“永瑞兴”新厦建成后，为了支持提倡国货，将新三层大厦租与由倪巨川集资开设的“嘉兴国货公司”。该公司效法上海各大公司之样，设烟酒、糖果、调布、参燕药品、化妆品、钢精器皿、五金、搪瓷、文具、饰物等十个.解“九九商场”（每一商品不超过一元），调市店与国货公司大夏，高矗人云，气派非凡，其它如“许义昌”、“宝成”眼楼：“久大”局：“文顺源”纸号：“兰台”药局、“童天成”药号、“中华”药房：“利同”电料店：“鸿泰”鞋庄：“味香斋”、一野荸养”茶食店：“孙万茂”的两家嫁妆店：“陈万丰”铜锡号等等，尽集于此、可谓嘉兴商业之精华所在。
入夜，霓虹灯光彩四耀，被誉为“嘉兴的南京路”，吸引了附近城镇广大顾客，北丽桥堍“一乐园”徽帮菜馆，亦宾容常满。
中街，依傍于外月河、猪廊下、栅堰、有众多的米行，是农民集米后进城必经之路，成为城北的繁盛市街，商店120多家，以衣庄为最多。“高公陞”酱园和“恒泰兴，“恒大隆”两家桐油行，及“甡泰”麻皮行、“源记”糖行等皆设于此，其它如南北货、腌腊、鲜鱼鲜肉、饭馆酒肆、烟纸什货等业均有，农民上市，十分热闹。
丝行街是在清光绪年间有众多的丝行而得名，民初·土丝销路急骤下降，丝行逐渐被淘汰，随着市场变化，与之毗邻的东、西米棚下，米行林立，丝行街逐步形成为综合性市街，诸如酱园、南北货、什货、饭馆等店皆有开设，农民上市时甚为闹忙（热闹），至抗战前夕，商店一直向东米棚下延伸。
宣公桥一带商业网点，是为南来北往众多的旅客服务的。抗战前，规模较大的有“大东”旅社、“东园”菜馆、“东园”茶馆、“近水台”茶楼。点心店毗邻栉比，南北货、水果糖果、理发、浴室，凡旅客所需者尽有。尤以点心店昼夜供应，生意兴隆。
城墙被拆除后，东门新造“新兴”舞台，与北门古老的“文明戏院”互相争观众。当年水路上京剧名角孙柏龄、杨鼐依、小三麻子、王少楼、筱小毛豹等均来演。春波桥“兰溪会馆”辟为游艺场，张家弄“民众教育馆”放映电影，招徕附近城镇广大观众，为商业锦上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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