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毛主席
1955年10月15日，毛主席在接见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时曾直言不讳地说：“你们这个民族过去犯了个错误......”
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开始向侵占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关东军发动全面进攻，8月22日，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和参谋长秦彦三郎命令部下向苏联红军缴枪投降，之后，大批日本战俘被苏联红军陆续押送到西伯利亚各地战俘收容所。
至1949年年末，绝大多数日本战俘已经分批释放回国，剩下的3000多名战俘，是苏联红军有关部门经过调查、审讯后，甄别出来的在侵华战争期间犯有各种罪行的战争罪犯，其中2000多名已被苏联军事法庭判刑，尚余近千名战犯被羁押在收容所里。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侵华日本战犯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949年12月，毛主席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
毛主席在访苏期间，在所住的莫斯科近郊孔策沃别墅接待了苏联外长维辛斯基的三次来访，其中一次，维辛斯基向毛主席通报了国际形势动态状况，着重介绍了美国武装日本与加紧扩军备战的最新动向。
为此，维辛斯基提出：鉴于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已经成立，建议中方应及早考虑将仍在苏联境内拘留的一批在中国作恶多端的日本战俘和中国伪满战俘接收过去。
对此，毛主席表示认同，1950年7月19日，在靠近中苏边界的黑龙江省绥芬河火车站，东北人民政府外交处处长陈曦代表中国政府接收了苏方政府移交的969名日本战犯。
图|毛主席访苏
当天，押解日本战犯的火车在周密的部署下自绥芬河启程，途经哈尔滨、长春，于7月21日凌晨3时许到达辽宁省抚顺城车站，之后这些日本战犯被关押在了抚顺战犯管理所之中。
除了从苏联引渡的969名日本战犯外，当时，我国在押的日本战犯还有于1948年至1952年先后被中国人民解放军逮捕的140名战犯，大多数被关押在太原战犯管理所。
改造日本战犯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极为复杂且困难的事情，因为这关系到中国的 对外关系、国际形象以及国家利益等等。
在国际上，各个国家对于关于战争罪犯分子的处理方式，无非就是两种：一是杀、二是无罪释放，甚至有些战犯还会被收买重用。
唯有新中国对日本战俘的处理不同于其他任何国家，既不主张“杀”，也不会“无罪释放”，而是通过教育改造，促使战犯们主动悔罪、认罪，重新做人。
对这批日本战犯采取什么政策对待，党中央、毛主席和周总理也及时作出了指示：“对他们要采取革命人道主义的改造政策。”“民族之恨、阶级之仇，是不应该忘的，但我们还是要把他们改造好，让他们变成新人，变成朋友。这对我们国家、民族会有长远的意义。”
图|毛主席
为了贯彻中央的指示，管理所突出了“改造人、造化人”的政策，对战犯实行彰显人道主义的“三个保障”：
除此以外，为了让日本战犯能够在一个比较好的环境中安心改造，我国政府在经费十分紧缺的情况下，投资近400亿元（旧币），对管理所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改建：新建了俱乐部、运动场、图书馆、阅览室和露天舞台。
而当中国对日本战犯给予人道主义待遇的时候，他们却认为是中国“软弱”，个个表现得骄横狂妄，有的头戴战斗帽，身穿将校服，肩佩军章，足蹬马靴，有的时候早上起床后，还会向东京遥拜，祈祷“天皇陛下万岁”，气焰十分嚣张，甚至还有战犯叫嚣：“我们是奉天皇的命令，来中国维持社会治安.....你们是战后新成立的国家，无权关押我们。”
对此，管理所的工作人员虽然大都身负国恨家仇，但他们依旧严格执行政策，对于战犯没有报复意图和严厉态度，连侮辱性的粗暴语言也未曾使用过，他们只是用真理，用铁案如山的证据同这些日本战犯进行“斗争”。
1950年，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后，捷报频传，不到两个月，就把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赶回了“三八线”，这让日本战犯感到十分不可思议，自此，他们没有了以往的嚣张气焰，变得老实了许多。
一直以来，管理所会组织身体健康的战犯每天抽出一定时间进行种菜，协助厨房工作人员制作日本食品，给监舍送饭、送菜等力所能及的劳动。
图|日本战犯在抚顺战犯管理所
在集体劳动的过程中，日本战犯们也慢慢感受到了快乐，还和管理所的工作人员逐渐熟悉起来，增进了沟通和了解。
也正是因为中国政府人道主义的对待，感化了不少日本战犯，使他们对自己曾在中国大地，对中国人民犯下的不可原谅的罪行，深感悔恨。
自1952年起，原日本关东局总长武部六藏患上了脑溢血，导致半身不遂，卧床不起，生活完全需要别人照顾。
当毛主席和周总理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派了一名护理员前去照顾。对此，护理员焦桂珍任劳任怨，每天为其清洗因大小便失禁沾满粪便的床单、衣襟，喂水喂饭，洗头洗脚。
四年如一日的照顾使武部六藏深受感动，渐渐地，他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他对自己曾经犯过的罪行深表忏悔，他在被假释回国时，曾泪流满面地说：“我感谢中国政府，感谢中国人民，谢谢焦护士。”
战犯上中正高因胃溃疡做手术，在手术过程中急需输血，管理所的工作人员纷纷为其献血，当上中正高病愈后，曾激动地说：“十年前，我是一个杀害中国人民的侵略者，现在判处死刑都是罪有应得，但中国人不管冤仇多深，不问国籍，民族差异，把自己高贵的血，给我献了3000毫升，挽救了我的生命，这是多么伟大的恩情啊，我怎能不报答呢？”
1952年，根据中央指示，管理所对战犯进行悔罪教育，他们将战犯按军衔分别编组，使他们从被动接受教育到自觉接受改造，真心承认所犯罪行及其残暴性，正确认识作为加害者的罪责，克服思想和心理障碍，明白“不仅向中国人民低头，也是向真理低头”的道理。
图|日本侵华时期的暴行
但这对于那些长期受军国主义思想麻醉的这些战犯来说，坦白自己的残暴罪行，摆脱武士道的精神束缚，放弃“如果坦白必然被杀”的恐惧心理，是一个相当长的困难而曲折的转变过程。
与此同时，1953年冬，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确定了调查日本战犯罪行的方针和计划。
经过周密的准备工作，从1954年3月开始进行了广泛而细致的调查取证工作。
1954年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始对战犯进行审讯，要他们老实交代自己的问题，向中国人民低头认罪，接受中国人民的惩处。这项工作一开始，战犯压力很大，思想十分激烈，即便如此，也还是会有第一个愿意主动承认错误的人。
很快，原日军第39师团第232联队第1大队的中队长宫崎弘在全体战犯面前，宣读了自己写的《承认错误，自我批评，坦白罪行》的材料，第一个公开坦白认罪，很快就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且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
在中国政府宽大政策的感召和教育下，经过进一步的思想教育和自我反省，更多的战犯终于逐步认识到无论客观环境和外界压力如何，无论是上司的命令，做不做惨无人道的行为，完全取决于自己的意志和选择，作为个人，无论如何也不能不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很快，许多战犯便主动交代了自己一直以来隐瞒的罪行，在经过一番坦白交代和认罪悔过后，他们真正认识到在中国犯下的滔天大罪，也真正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宽大胸怀。
在战犯主动交代了自己的罪行后，抚顺战犯管理所和太原战犯管理所派出以副总检察长为首的两个工作团共1000多人，对日本战犯的供词是否属实和日本战争犯罪情况进行了极为详尽的调查取证，此项工作历时一年半结束。
图|审理日本战犯
1955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周总理对在押日本战犯的处理意见：
1956年春天，管理所为了使战犯思想进一步得到改造，遵照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组织他们分成三批到社会上参观学习。
先后组织这些战犯到沈阳、鞍山、长春、哈尔滨、天津、北京、武汉、杭州、上海等11个大城市，参观了工厂、农村、科学文化单位等99个单位，足迹遍布大江南北。
每到一处，战犯都感慨万千，流下了悔恨的眼泪。特别是参观遭受过他们血洗的地方时，他们忏悔地跪在群众面前。
1956年4月25日，毛主席签署公布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
6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对在押的日本战犯进行宣判：其中1017名被免于起诉、释放；45名职位较高、罪行较大或职位不高、但罪恶严重、情节恶劣的战犯，由最高检察院以积极实施和支持对华侵略政策及战争，违反国际法和人道主义原则的罪名提起公诉，特别军事法庭进行了严正审判。
在确凿的事实面前，所有被告都承认了全部起诉事实，无一赖罪。
图|特赦战争罪犯大会图片
同年，中国红十字会为被宽大释放的战犯发放了归途所需要的日用品，还赠给每人50元人民币作为归途的零花钱。
管理所也完整无损地返还了战犯由苏联来中国时给保管起来的私人物品，并设宴为他们送行，祝他们走上新生之路。
被宽大释放的战犯分成三批，分别于1956年6月21日、7月18日、8月21日，由天津乘日本“兴安丸”号轮船回国。
1964年3月6日，最后3名战犯斋藤美夫、城野宏、富永顺太郎被释放回国，至此，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处理工作全部结束。
在释放日本战犯前，毛主席还曾先释放了一位在侵华战争中犯下滔天罪行的战犯——榊原秀夫......
图|日本战犯榊原秀夫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期间，曾在哈尔滨设立了秘密细菌部队——“满洲第731部队”。他们利用中国人、苏联人等进行人体实验，然后将研制成功的细菌武器投放到东北、华北、华南等地，配合日军正面战场作战,犯下了滔天罪行。榊原秀夫就是这个部队中的一员。
1956年6月9日至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沈阳对包括榊原秀夫在内的8名战犯进行了审判。
法庭指控：从1942年11月至1945年8月，被告人榊原秀夫违反国际法准则和人道原则，亲自领导部下在中国黑龙江省培养细菌和制造细菌武器，从事准备细菌战的活动。在用活人试验细菌效能时，杀害了和平居民四人，必须加以严惩。
翀原秀夫对自己所犯罪行供认不讳。他说：“ 我制造细菌武器准备进行细菌战的罪行，公然践踏了世界人民神圣的公约，违反了人道主义原则，愿受法庭严重处罚。法庭给我的处分,我想也可以作为一个警告，使那些帝国主义分子们再不敢使用大规模杀人的武器。我在悔罪的痛苦过程中，已经认识到战争的可恨，只要我的生命能够存在一天，我就向反对战争、争取和平的道路前进。”
根据犯罪事实和认罪态度，法院判决榊原秀夫有期徒刑13年。其刑期自判决之日起算，判决前关押的日数，以一日抵徒刑一日。此后，榊原秀夫继续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劳动改造，允许家属和友人探望。
图|榊原秀夫
1956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了以林秀一团长、川崎佑宣副团长为首的日本冈山县学术文化代表团全体团员。
会谈中，日方向中国政府提出了能否将神原秀夫等身体不好的战犯予以提前释放的要求。
毛泽东当即表示：“目前中国老百姓对释放日本战犯的事，在感情上还不能接受，需要等待较长的时间，但战犯榊原秀夫如果有病的话，可以考虑释放。”
11月20日，《朝日新闻》社的记者报道了毛泽东接见代表团的情况和他对待日本战犯的态度。
这个消息令榊原秀夫的家人非常高兴。这年年底，榊原秀夫的家人致信毛泽东，请求中国政府能给战犯以宽宥。信中这样写道：
信中，榊原秀夫的子女无疑表达了希望可以请求提前释放父亲回家治病的想法，1957年，毛主席收到这封信后当即批示：“请周（指周总理）办理，此人及其他重病战犯宜予释放。”
图|毛主席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相关部门经过调查确认了榊原秀夫等战犯患重病的事实，在1957年5月11日作出了提前释放的决定。5月20日下午，包括榊原秀夫在内的6名日本战犯乘“兴安丸”轮船启程回国。
毛主席除了特赦日本战犯外，1972年，在与日本建交的过程中，在《中日联合公报》第七条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
对此，周总理曾说：“这是毛主席决定的，不向日本索赔了，为什么不索赔呢？实际上因为我们中国也吃过赔款的苦头，赔款都是从老百姓的腰包里取出来的。中国人民在那么穷困的情况下，比如庚子赔款为一亿三千零三十七万两。庚子赔款每个中国人被摊派大约一两银子，实际上等于加重老百姓的负担，这是毛主席不愿看到的。”
图|毛主席和周总理
其实，无论是特赦日本战犯还是不向日本索赔，都可以看出毛主席、周总理的宽大胸怀和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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