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是盛唐文化孕育出来的天才诗人，自横空出世以来便以其超凡的诗才、精彩的人生、传奇的命运而备受世人瞩目，且千年以降魅力依旧。当我们惊叹其天纵奇才、感慨其多舛经历、痴迷其无尽传说之际，却往往忽略了他真正的性格内核——任侠人格。
当前对李白的研究，多密集于具体的诗歌意象、题材等等，而对于李白游侠诗歌背后的人格隐喻却鲜有论述，对其竭力追求的个体价值缺乏系统性阐释。
本文着力从文本出发，结合李白的生平进行细致深入的梳理，寻找其精神内核。我将从任侠文化、任侠人格、政治抱负、平交王侯、天生我材五个角度，结合具体的诗歌文本，较为全面地揭示李白任侠人格的形成、具体体现、思想核心和现实意义。
（一）侠之含义
侠最早见之于《韩非子·五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后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定义“侠”为：“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同时在《游侠列传》里高度颂扬了以朱家、郭解为代表的游侠之特征：
“任”出自《墨子·经说上》“任，士损益而已所为也。”由此，快意恩仇、重诺轻死、个性突出为任侠基本前提，兼济天下、杀身成仁、游离秩序为侠客的行为方式。
（二）侠之发展
乱世是侠客横空出世的必备环境，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剧烈变革，周王室统治力江河日下，侠客的出现“满足了乱世百姓渴求铲除邪恶、维持正义的豪杰出世的强烈愿望。
这样，现实中本来还有这样那样缺陷的侠士们被历朝历代的民众逐渐理想化，类型化，而被神圣化的侠士们又召唤着现实中的人们，他们成为民众行动的人格模式和行为规范。”［1］
秦王横扫六合，汉武罢黜百家，儒生地位蒸蒸日上，侠客影响每况日下，中央政府高压政策使得社会侠风渐趋沦落。两汉之后，乱世再起，政局动荡、民族纷争，国家残破，士大夫谈玄空说，近乎个个精神不振、体格孱弱。
据《颜氏家训》记载“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卒者，往往而然。”而北方孝文帝大刀阔斧改革，猎猎雄风威震华夏，当此时也，萎靡不振的南朝亟需注入一剂雄健阳刚之血液，重塑尚武豪迈之心魄。
唐代强盛的国力和兼容并包的文化政策使整个社会呈现缤纷多彩的场景。马上得天下的唐王朝一扫南朝颓靡之风，尽显蓬勃昂扬之气。
鉴于唐王朝建立与山东河北豪侠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以及李世民等人在起兵时曾得到四方侠客的戮力相助，侠客便不再是一种简单的个体，而成为步入政治集团甚至可以扭转乾坤的重要角色，他们的一言一行不再局限于仗义而行、救人于厄，而是牵动国家命运、政局起伏。初唐时期，侠意识开始慢慢发展为侠文化，并逐渐成为一种深层次的民族心理。
这种心理表现在当时自上而下的社会风气中，尚武任侠之风弥漫大唐，然而唐王朝稳定之后，侠客作用开始发生微妙变化，纵横天下的条件不复存在，追求功名、彰显自我成为了侠文化的最新标签。
与科举考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任侠者大都希望平步青云，既能以非同凡响的方式入仕，又能游离于社会世俗之外，完成对世俗社会的超越。当时的文人，与其说醉心侠客情怀，毋宁说追求英雄主义，以侠客自居其实便是以英雄自诩。
众多诗人书写豪侠之事，对侠客风范或赞赏或倾慕，然而总给人疏离之感。毕竟
我们认定李白的诗歌非但侠骨柔肠扑面而至，且形象逼真俨然侠客本人。原因无外乎太白发豪侠之言，行侠义之举，其诗文中勾勒之自画像促使其侠客形象名留后世。
李白少时仰慕武侠风范，他在大量的诗作中表现自己行侠仗义、除暴安良之举，如《叙旧赠江阳宰陆调》有这样的诗句：
再如“托身白刃里，杀人红尘中。当朝揖高义，举世钦英风”（《赠从兄襄阳少府皓》），“笑尽一杯酒，杀人都市中”（《结客少年场行》），“酒后竞风采，三杯弄宝刀。杀人如剪草，剧孟同遨游”（《白马篇》）等等诗句皆展现了与众不同的李白。当然最能全面描摹李白少时任侠气度的诗句来自他中年之后的回忆之作《留别广陵诸公》：
俨然一位结豪侠、骑骏马、持宝剑、潇洒从容的少侠。屏基本外部形象之外，在李白心中，真正任侠之士必须具备以下特征：
（一）轻财重义
首先一点是轻财重义。古来任侠者，轻财重义不胜枚举。战国四公子，养士结客礼待之；大汉之朱家，藏匿豪杰百余计；豪富茂陵公，散尽家财滋侠士。李白与人结交自然沿承此道。我们看李白的一封自荐书《上安州裴长史书》：
开篇中李白就大加褒奖裴长史的轻财重义之举，并且引裴长史为同道中人，因为接下来李白开始极度渲染自己东游维扬、荆楚一带时的类似举动：
如此详述自我轻财重义者，除李白之外，罕有他人。这一段浓墨重彩展示了李白自我标榜的侠客形象。亦成为其任侠人格的一大突出特征。
（二）知恩图报
李白任侠人格的第二特征就是知恩图报。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无论是专诸报公子光之情而刺王僚，还是聂政回严仲子之恩而刺韩傀，亦或荆轲感太子丹之意而刺秦王皆为知恩图报的典范。受恩必报，杀身成仁往往成为行侠仗义的原始动力，而成败与否也难掩其光芒耀于后世。
李白崇尚侠客行为，自然对感恩必报情有独钟。譬如他的《送外甥郑灌从军三首》：
既有求功扬名之心，又有知恩图报之意。李白的一生几乎处于漂泊流浪之中，唯一辉煌的时刻就是长安三年翰林供奉期间，所谓翰林供奉有别于具备实权的翰林学士，“皇帝身边有一批专门人才侍奉他，这是一种古老的制度，先秦时期的博士即如此。”［3］
唐玄宗以“前资官及白身人有儒学博通、文辞秀逸及军谋武艺者，所在具以名荐。”为诏书广招天下奇才，李白以诗文为“艺能伎术”而入翰林，但仅为文学侍从，非正规官僚。
但是，此期间，李白“冠盖满京华”（杜甫《梦李白》其二），并且过了一阵“君王赐颜色，声价凌烟虹”（《东武吟》）的生活。很多的王公大臣竞相巴结李白，李白也颇以此自矜，“当时笑我微贱者，却来请谒为交欢”（《赠从弟南平太守之遥二首》）。
然则真正与李白结交者屈指可数，一旦结交，李白定然终生不忘。试看其《走笔赠孤独驸马》回忆长安时两人相交场景：
尽展李白之受恩必报的情怀。即使被赐放还，李白仍旧有“怀恩未得报，感别空长叹”（《古风五十九首》之四十）之遗憾，感慨自己空有国士之恩，却无报答之意。
这首《结袜子》淋漓尽致表现了太白对重诺轻死、有恩必报的高度认知。安史之乱期间，白避难剡中，经过漂溪之时曾受扶风豪士款待，于是感激之情油然而生，《扶风豪士歌》尽抒其怀：
这里，太白以战国四公子礼贤下士喻扶风豪士之情，并觉肝胆相照，意欲他日感恩图报。当然，李白全力塑造知恩图报侠客形象的诗作莫过于这首千古流传的《侠客行》：
这首诗侠气扑面，读罢令人荡气回肠。开篇即以燕赵悲凉慷慨之士披坚执锐、纵马凭风、绝尘而去、杀人无形的洒脱豪迈场景奠定豪气干云的基调，下文围绕“信陵君窃符救赵”的历史典故徐徐展开，着力塑造了文侠侯嬴和武侠朱亥的光辉形象。
“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寥寥数语，尽显侠客醉里乾坤倒，豪情干云霄的气魄。“千秋二壮士，煊赫大梁城。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对朱、侯的高度颂扬正彰显了李白对知恩图报情怀的一贯认可。
李白轻财重义、知恩图报的任侠人格实为其实现政治抱负提供了最基本的前提。
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李白有言：“故知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所谓四方之志，无非纵横天下、靖边卫国。
（一）纵横天下
李白生长蜀中，早年曾随著名纵横家赵蕤学习纵横之术。据《北梦琐言》记载，“赵蕤者，梓州盐亭人…撰《长短经》十卷，王霸之道，见行于世…”。《长短经》简而言之，自始至终宣扬的是随时识变的观点，其序中所言“三代不同礼，五霸不同法。”，其《适变》篇所云“故圣人之理国也，不法古，不修今，当时而立功，在难而能免。”都是系统阐发了应时制宜的观点。［4］
赵蕤大约去世于安史之乱前夕，纵横之术未得施展，而李白却在其潜移默化影响下开始了一生纵横天下的幻想。
无论是崔宗之在《赠李十二白》中所言：“清论既扺掌，玄谈又倾倒。分明楚汉事，历历霸王道。”亦或李白在《侠客行》中描绘：“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再或者《司马将军歌》中“将军自起舞长剑，壮士呼声动九垓。功成献凯见明主，丹青画像麒麟台。”这些诗句都显示了李白不可一世的纵横家气魄。
如周勋初在《李白评传》中所说“李白从赵蕤学习时，正在世界观的熔铸时期，联系到他后来的一些表现进行考察，可知这时学到的一切，对他一辈子都产生了影响。”［5］
赵蕤最为称道者无外乎苏秦、张仪、鲁仲连、诸葛亮、谢安等人。而这些人自然成为李白心中的侠义英雄。苏秦之纵横列国、鲁仲连之建功立业、诸葛亮之运筹帷幄、谢安之安邦定国等非凡经历都对李白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们集体构成了李白基于自身价值判断之上的超越当时社会环境的任侠精神期待。
诸葛亮久居隆中，竟能熟知天下大事，先是被刘备“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之后又凭三寸不烂之舌游说东吴联合抵抗曹军，辅佐刘备完成三分天下有其一的霸业。这样的辉煌事迹必然为李白所欣赏，如果说苏秦张仪之辈尚有投机取巧的成分，那么诸葛亮则是拥有真正的大智慧，有经天纬地之才，扭转乾坤之能。
李白将其引为侠义同道自然不足为奇。譬如《赠友人三首》其三有言：
表示欲效法诸葛亮指挥若定、建立奇功。再如安史之乱之际，永王李璘派遣韦子春等人三上庐山请李白，李白深感风云际会，时机成熟，于是写诗：
在恍惚之间李白开始醉心于历史类比。
众人之中鲁仲连最得李白青睐，非为鲁仲连以平民身份建立旷世奇功，更赖其不慕名利，功成身退。这在李白看来是真正的侠客，是任侠人格的最高境界。李白在《别鲁颂》中热情赞之：
如此辞爵谢金，保持傲岸人格岂有不令人激赏之理。李白非但赞颂，同时还引为知己。《古风五十九首其十》有言：
李白之前，左思在《咏史》其三也曾表达仰慕之意：
很显然，左思之诗仅为赞赏，而李白此诗不但高度褒奖了鲁生高蹈不群的气度，更在结尾再次肯定自己的志向，即以出世之心入世，既有拯物济世之才略，又兼不慕名利之品格。这一品格贯穿李白一生，李白第一次入长安时，游坊州曾作《留别王司马嵩》：
表明自己寻求发展绝不为一己之私；而是辅佐明君，功成身退。安史之乱前夕，白在《送张秀才从军》中这样写道：
表达自己志在为天下排忧解难，而视名利如粪土。
除纵横天下之外，靖边卫国亦是李白毕生心愿，也是其任侠人格付之于政治实践的最佳证明。
（二）靖边卫国
唐王朝看似四海升平，然则边患不宁，突厥、契丹、靺鞨等北方少数民族不断侵扰，唐朝远超前代的两千多首边塞诗就为我们勾勒了当时的情况。
如王翰的《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虽铿锵激越、奔放狂烈，却难掩悲痛之隐情。
再如初唐四杰杨炯的《从军行》中有“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豪迈诗句，投笔从戎、出塞参战、保家卫国的豪情呼之欲出。
当然最出名的莫过于王昌龄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一方面表现了当时边关将士昂扬奋发的格调、一往无前的气概，悲壮而不凄凉，同时也写出了战争不断、百姓苦无安宁的现状，透露出诗人希望良将再现、兵戈立休、国泰民安的强烈渴望。
李白心怀家国，自然不会对边塞之事置若罔闻，在他看来，真正的豪侠之事除了纵横天下之外，更应该保家卫国，为天下百姓谋福利，为四海民众谋太平。试看他的《关山月》：
一幅清冷苍凉的月夜图，融边塞风光与戍边将士思乡之情入月夜高楼，尽显诗人关切征人向往和平之意。
太白除了一腔忧国忧民之情，更多的是奔赴沙场、纵展抱负、一平四海之志。如《从军行》中有言：
短短四句，一位身经百战、突营闯阵、杀开重围、夺路而逃的英武将军跃然纸上，虽为败仗，豪气未衰，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是李白的自画像，至少是他臆想中自我形象的最佳诠释。白之豪情绝不限于此，深入苦寒，凯歌而还才是他的本色。看这一首《塞下曲六首》其一：
在极度渲染边地严寒、将士生活艰难之后突然笔锋一转，用西汉傅介子之典故，语气砍截，慷慨悲壮，一展将士爱国激情。既有“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之气魄，更添几分雄浑。
李白纵横天下、一展抱负的胸怀与靖边卫国、建功立业的壮志其实都彰显了其任侠人格的独特风范——刻意追求一种相对平等的君臣关系。
白的任侠人格在更深层次上就体现了一种独立意识和追求相对平等的君臣关系。这种关系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保持君臣师友水平之上的士为知己者死，李白心中的侠客早已超脱了简单的一死以报国恩的附庸形象，而是力图超越传统君臣的束缚，获得自我的主动性与创造性，拥有独立的个人价值。
任华在《杂言寄李白》中曾言：
可见李白之独立意识是深入骨髓，不会因为环境变化而改变。他所向往的理想入仕方式就是皇帝来相召，平交王与侯。
白早年入赘许家，蛰伏数年，后来天子来召，“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锐意逼人，之后虽不得重用，白并未气馁，“君看我才能，何似鲁仲尼。大圣犹不遇，小儒安足悲”（《书怀赠南陵常赞府》）。
继续云游天下，寻找机遇。后来永王李璘三请太白下山，他再次燃起希望“出门妻子强牵衣，问我西行几日归。归时倘佩黄金印，莫学苏秦不下机。”（《别内赴征三首》其一），在永王幕府短短两个月时间里，李白写诗抒怀，纵谈抱负，几欲拯救天下，再造清明寰宇。“试借君王玉马鞭，指麾戎虏坐琼筵。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永王东巡歌》其十一）。
即便后来深陷叛军之地，李白仍旧写诗言志，在《奔亡道中五首》其三中白宣称：
在如斯惨景之中，乐观豪迈如李白者，确乎罕有。几年之后，白被流放归来，已是满鬓星霜，当闻听李光弼再次率军讨伐叛军时，他竟然病中题诗遥寄李太尉欲从军而征：
且不论结果如何，白之壮怀未已、拳拳心意着实让我们钦佩！而其慷慨自负终其一生未改。
当然，李白之“将期报恩荣”更多的是倾其所能为民出生入死但又绝不屈身于帝王和权贵的冷眼相待。他是冷眼向阳看世界，一颗丹心映日月。如“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乍向草中耿介死，不向黄金笼下生。”（《雉子斑》）“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忆旧游寄谯元参军》）等诗句，虽为愤激之语，却扬不屈之志。
这一点是李白任侠人格非常突出的特征。
这样的任侠特征固然让人为之神往，但是却有很多与专制思想格格不入之处，并且很可能会演变成扰乱封建秩序的不安定因素。这一点与儒家所奉行的中庸之道显然有所背离，李白在诗中多次抑儒扬侠也就无可厚非了。
如“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帷复何益！”（《行行且游猎》），如“子云不晓事。晚献长杨辞。赋达身已老。草玄鬓若丝。投阁良可叹。但为此辈嗤。”《古风五十九首》其八），再如“心随长风去，吹散万里云。羞作济南生，九十诵古文。不然拂剑起，沙漠收奇勋。老死阡陌间，何因扬清芬。”（《赠何七判官昌浩》）
这些诗句大多表现了李白积极入世、奋发昂扬的全新境界，反过来也说明他对秩序世界的批判何其尖锐与犀利。
李白这样的任侠性格源自他特殊的生长环境与非凡自信的性格特征，这一切离不开盛唐土壤的滋沃，更离不开李白对自我主体价值的极度认可。
李白生于西域碎叶城，自小深受胡风影响。西域强大的突厥以及其逐草而居、狂飙突进的游牧文明必然给了李白深刻影响，也会在潜意识里边激发了李白的侠客情怀。之后在大匡山读书期间师从赵蕤学习纵横术，于蜀中练剑习武的经历同样促进了李白任侠气质的形成。
蜀中地处盆地，政令不通，白之《蜀道难》便是对此险要环境的生动描摹。可以说少年的经历使得李白历练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那就是无论身处何时何地永远高度自信，不管遭受多少打击仍然壮怀不已。
范传正在《李公新墓碑》中说道：
李白也在自己的名篇《少年行》中作了一幅自画像：
功业未就、及时行乐，慷慨重义、豪侠之气！
李白的慷慨自负最明显的表现要数他非同凡响的入仕方式，他从未考虑过科举，而是选择毛遂自荐与隐居养望之路。
试看《与韩荆州书》一段文字：
李白毫不谦虚展露自己的全方位才华：剑术精道，人缘较广，壮志凌云，满腹才情。并且自信满满以为韩荆州慧眼识英才必将启用自己。当然这次的自荐并未成功，但是李白就是李白，毫不在意，之后又有一封惊世骇俗的自荐书出世，这就是名噪一时的《上安州裴长史书》，上文曾引用几段说明李白之轻财好施、存交重义，下面再引几段：
李白举此例表面说明自己养高忘机、不慕名利，实则白不屑于太守之招，他有更远大的抱负，“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白之韬略岂可语与区区太守？紧接着，李白借别人之口夸耀自己：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李白双管齐下，表明自己的才华满腹，希望得到裴长史的提携推荐。行文若此，我们姑且可以理解为白胸怀壮志、身兼才艺以图奋起。常理推之，下面应该是略陈寒暄之语，再表感激之意。可是李白的结尾完全出乎我们的预料：
非但没有感恩戴德，反而大放厥词。李白之狂傲，由此可见一斑。然而，当我们细细分析当时的社会风气就会蓦地发现如李白之狂放者不胜枚举。大唐王朝是一个兼容并包的时代，各种文化争奇斗艳、异彩纷呈，学人士子个性张扬、自负狂放。
初唐诗人杜审言曰：“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吾笔当得王羲之北面。”之后，审言官至修文馆直学士。一日病重，宋之问、武平一前往探视，孰料杜审言竟然于病榻曰：“甚为造化小儿相苦，尚何言？然吾在，久压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见替人”其狂可谓“世人皆欲杀！”啊。
稍后的进士王泠然同样十分狂放，其在《与御史高昌宇书》直言不讳地说：
官职未得，即以傲言相向，令人震惊。再如武则天时代的贠半千，更是自负至极。其本为布衣，欲某官于武则天，于是作《陈情表》，其中有言：
其言虽过分，可是也表明自己满腹文采，报效之情有目共睹。可是后面就让我们目瞪口呆了。
如果说杜审言与朋友嬉戏、王泠然与御史玩笑尚可理解，贠半千何以如此对待皇帝。由此可见，当时社会风气之开朗，世人才情张扬之境况。李白生逢其时，本就天纵奇才，狂放一下又何妨？
当我们在这里津津乐道白之慷慨自负，其实也是向往唐代之繁荣，当此时，人人争前恐后表现自我，唯恐落于他后；当此时，社会海纳百川不拒细流，文明大放异彩；当此时，学子自矜其能飞扬跋扈，国民慷慨大度。
李白在这样的环境下着力塑造具有独立意识的自我，并且希望在生命的实践历程中摆脱常规模式，实现一种超越世俗的人本意义。
正如李长之在《道教徒的诗人李白极其痛苦》中所言：“他所愿意的是天之骄子，他愿意受到特别优待，他希望得到别人特别敬重，”［6］这种希望本身就昭示了以李白为代表的唐代士子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充分认可与尊重！“天生我材必有用”并非狂傲之语，实则肯定自我生命体验的最佳宣言！
任侠之风经千年发展而不衰，迨及大唐，蓬勃复苏，并将所有光芒毫无保留投向时代骄子李白。且白所承载的意义已经远超任侠本身，它依托于轻财重义、知恩图报的个体践行方式，付之于纵横天下、靖边卫国的宏伟政治抱负，在竭力追求君臣平等观念的过程中不断彰显主体在社会历程中的价值。
李白侠客气质固然与盛唐时期包容万类的文化政策有关，更重要的是其自身的高度自信、矜夸其能为他一生的侠客之行提供了原始的动力。各种思想文化在李白身上达到高度完美融合，也确定了他独树一帜的人格操守、超越世俗的思维方式、平交王侯的个性追求。
当我们在津津乐道于其非凡的人生传奇经历，羡慕惊叹于其旷世的天纵诗歌奇才，叹惋遗恨于其不遇的颠沛流离岁月。倒不如学习其无论身处任何逆境永远保持高度自信，无论遭受多少打击依旧坚信天生我才，无论面临何种权势始终做到不折傲骨的精神，这才是李白留给我们的最大精神遗产。
参考文献：
[1]康震.李白仙侠文化人格的美学精神[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 第（3）期。
[2]陈平原.陈平原小说史论集[M]。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3]傅璇琮.李白翰林学士辨[M]。《文学评论》2000第(5)期。
[4]罗宗强.也谈李白与〈长短经〉[J]。刊载于《中国李白研究》1990集·下，江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5]周勋初.李白评传[M]（第二版）。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6]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 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位长安
原作于2015年5月22日
修改于2020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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