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巴西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马查多·德·阿西斯开启了一种全新的文学图景。1839年，若阿金·马利亚·马查多·德·阿西斯（Joaquim Maria Machado de Assis）出身于里约热内卢的一个底层家庭。他的父亲是解放奴隶，混血人种，以粉刷为业。母亲为葡萄牙亚速尔的移民，洗衣妇，白人。实际上，无论是马查多还是德·阿西斯都是姓氏，因此，以下简称马查多，而不是阿西斯或德·阿西斯，这既是巴西文学史传统，也是作家在世时给亲密友人信件的署名。当时巴西识字率很低，马查多的父母却奇迹般地识文断字，这为他的家庭教育打下了基础。马查多一生中几乎没有接受过正规学校教育，所有知识皆靠自学而得。童年时在教堂充当协助弥撒的男童，从神父那里学习了拉丁语。十岁时，母亲去世。父亲再婚之后也很快去世，当时马查多只有十二岁，由继母抚养成人。继母在一家女子教会学校担任厨娘，马查多从法国面包师那里学会了法语。这为他广泛阅读欧洲文学提供了条件。
马查多·德·阿西斯年少时便显露了才华，十四岁时已经在当地报纸上发表诗作。他有强烈的社会上升渴望。在里约时，他常去一家书店看书，结识了书店老板，也是当时里约著名的文化人保拉·布里托。他很欣赏这位好学的少年，介绍年仅十五岁的马查多·德·阿西斯去国家印刷厂担任排字学徒。两年之后，马查多成为报社校对，之后长期在报社工作，担任记者、编辑、主管等职。后来，马查多·德·阿西斯在朋友的邀请下，前往政府部门任职，曾任交通、工业和公共工程部会计总长等职务。马查多虽然担任公职，但始终没有离开文学，依然孜孜不倦地为报纸、杂志撰稿。马查多·德·阿西斯对构建文学共同体极有自觉，在他的大力促成下，1886年，巴西文学院成立，马查多成为创建院长暨首任院长，院中坐席为二十三号。
马查多·德·阿西斯生前身后发表了众多作品，涵盖了全部文学体裁，共计十部长篇小说，二百零五篇短篇小说，以及大量诗歌、戏剧作品。从若泽·维利西莫开始，研究者大多同意将马查多·德·阿西斯的文学生涯以1880年为界分成两个时期：前期为浪漫主义时期，后期为现实主义时期。前期稚嫩，后期成熟。但这是文学史家的武断，或许马查多·德·阿西斯自己并不赞同，因为他始终拒绝归属任何流派。在马查多·德·阿西斯出生与成长的岁月里，巴西还是一个年轻而稚嫩的国家。1822年，随着唐佩德罗在伊比兰卡河畔一声“不自由、毋宁死”的呼声，巴西从葡萄牙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巴西帝国。如何用殖民者的语言书写出年轻帝国的独立个性，成为当时作家最主要的焦虑。以阿伦卡尔为代表的巴西作家在浪漫主义文学中找到了一条路径，通过对巴西自然美景的赋写与对印第安文化的挖掘，为幼年时期的巴西帝国构建了主流书写模式。研究者将马查多初期作品归为浪漫主义，主要原因在于主题都以爱情为主，但是马查多重视社会关系与心理刻画的写作风格已经初现端倪，浪漫的故事中包含了马查多在现实主义作品中讨论的问题，比如人性的复杂、社会地位的变化、女性在父权社会居于从属地位，等等。
马查多从不认同浪漫主义作家通过称颂巴西风物为巴西赋予身份的手段。即便在归入浪漫主义的小说处女作《复活》中，他也在前言中明确地表达了自己与传统浪漫主义叙事的距离：“我不想写一部风物小说。我试图勾勒出一种情境与两种针锋相对的性格。”1873年，他发表了一篇引起轩然大波的著名文章，题目为《巴西当代文学的创新：民族性本能》。马查多表示，一个好的作家，首先必须是一个有才华的作家，而不是仅仅将民族主义当作旗帜，或者仅仅局限于歌颂本土特有的或唯一的事物。他指出，面对本土题材的作品，仅看其中是不是有民族精神是完全错误的，比如巴西浪漫主义诗人贡萨尔维斯·迪亚斯，如果仅以巴西性为标准，那就只能欣赏这位诗人民族主题的作品，而那些“从主题而言，属于整个人类，歌唱人类的愿望、热情、脆弱与痛苦”的美妙抒情诗就会被全部排除在外。在这篇文章中，马查多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国家文学的愿景：并非只有称颂巴西风景或言说巴西特有题材的作品才具有国家性。文学言说的是人的本质、人的矛盾，发生的地方不能成为局限。巴西的事务要与人的普遍意义结合起来，这才是真正的“巴西性”。“对于作家来说，首先应该具备一种内在感情。这种内在感情令他归属于他的时代与他的国家，尽管处理的题材属于遥远的时代与空间。”
这样的一种“内在情感”驱使马查多在里约热内卢的城市生活中寻找普世的“巴西性”。马查多生活在一个政治与社会结构更迭频繁的时代，亲眼看见了巴西帝国最后的余晖，见证了奴隶制的废除与共和国的建立。他将现实的社会关系移植到文学作品中，展现了一个处于分裂与矛盾之中的社会，记录并建构了属于所有巴西人的共同身份与记忆。马查多的关注点始终在于揭示人的共性与本质、普遍范畴下的人与人结成的关系，无论书写的是激情还是嫉妒、死亡还是生存、忠贞还是背叛，无论主人公是男性还是女性、主人还是奴隶、懦夫还是勇士。然而，马查多的现实主义并不同于一般的现实主义，从不依赖于某种决定论模式，也不诉求寻找人物与情境形成的清晰原因。他的书写拒斥所有的显而易见与一目了然，对于巴西落后农业、奴隶制与保守的社会结构，对于虚伪、出轨、通奸、玩世不恭，他的批评从不以直接形式展开，更不会沦为道德教化，然而，细腻客观的心理刻画与润物无声的微妙讽刺也许具有更大的破坏力。
1881年，即步入“成熟的现实主义时期”之后一年，马查多·德·阿西斯出版了《布拉斯·库巴斯死后回忆录》（Memórias Póstumas de Brás Cubas）。这是一部将其时代远远甩在身后的作品，采用非线性的片段叙事，具有现代主义元素。伍迪·艾伦在接受《卫报》采访时表示，这本书位列对他成为电影人与幽默作家影响最大的五本书之一。小说的主人公布拉斯·库巴斯六十四岁死于肺炎，死后他依然在书写自己的自传，从坟墓之中回忆了自己的一生，成长、事业、爱情，以及生命中的诸多过客。这些现代主义元素是极其超前的，几十年之后，拉美作家才大面积使用。在若热·亚马多的《金卡斯的双重死亡》中，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死后诉说场景。布拉斯·库巴斯与其他人物不断混淆生与死、真实与虚幻的界限，这一点正是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最吸引人之处。布拉斯·库巴斯时时从纸上突围，否定自己的写作，承诺要删去若干章节，恳求读者原谅他粗疏的书写，在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的《星辰时刻》中，我们看到了作家以同样的方式化身为人物，言说写作者的焦虑。库巴斯采取了环形叙事，在结尾处驱动读者返回开头，再次旁观库巴斯的死亡，从而进入无穷无尽的循环，这让我们想起了《百年孤独》以家族历史开始又以家族历史终结的闭合结构及博尔赫斯《小径分叉的花园》中永无休止的生成机制。
如果说马查多的长篇小说“力图表现完整的世界，追求社会的主体和整体”，那么他的短篇小说则是“对整体的一小部分的表现，但并非任意一部分，而是能抽取一定意义的特殊部分”。此次选译的马查多中短篇小说完整地展现了作家普世与全景的社会观。《精神病医生》作为马查多最出色的作品，以中篇小说的尺度，塑造了一个执着到疯狂的“科学家”形象。以此，马查多讽刺了自启蒙主义以来甚嚣尘上的“科学主义”与“理性至上”。伊塔瓜伊这个小小的村镇成为人类社会的缩影，“玉米粥叛乱”影射着法国大革命与巴西的“米纳斯密谋”叛乱（Inconfidência Mineira），逾越界限的“理性至上”，终将人类社会变成巨大的“巴士底狱”。
其他短篇小说同样为马查多·德·阿西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世情小说，主要集中于里约热内卢的城市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与悲欢离合，但也不乏对底层困苦的描写。《玛丽安娜》讲述了一个令人扼腕的爱情故事，从画中玛丽安娜与真人玛丽安娜的交融，我们可以管窥马查多超前的现代性。《公鸡弥撒》围绕“我”的内心活动展开，刻画了一段若有若无的暧昧情愫，促成了巴西“心理小说”的发展与成熟。《父欺母》展现了巴西废奴之前的“至暗时刻”，展开了一幕父爱与母性交织、困顿与人性争斗的悲喜剧。《占卜师》以哈姆雷特的台词开头，以猝然惊悚的结局而终，作家描写的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关系，更以主人公卡米洛的相信与怀疑，复写了一个生活在十九世纪巴西的“丹麦王子”形象。《皮拉德斯和俄瑞斯忒斯》以对希腊神话的戏仿，在层层反讽之下，呈现了一对男子不同寻常且并不对等的感情。《钱包》同样是一个有着意外结局的通奸故事。《学校故事》描绘了当时巴西的教育状况，呈现出一个纯真男孩的伦理困境：一桩他以为是按劳取酬、无比正当的事，竟是错德，令他遭受巨大的折辱。《外交官先生》刻画了一个出没于上流社会，一生耽于幻想的“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棍子轶事》返回了奴隶时代末期的巴西，呈现一幕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的悲喜剧。某种程度上，《隐秘情由》可以看成《精神病医生》的凝缩，区别之处在于福尔图纳托对实验的执着来自内心深处不可抑制的虐待冲动。《显贵理论》通篇对话，直指社会的虚伪，是马查多式反讽最好的体现。《名家大师》塑造了一个一心成为严肃音乐家，却在流行音乐的道路上一骑绝尘的作曲家。《海军司令之夜》同样是一篇以反讽驱动，以“不忠之爱”为主题，揭示人性种种矛盾的小说。
另外一些小说，具有一定的形而上学色彩。《镜子》不仅是雅克宾纳对自己一段奇妙经历的讲述，而以杰出的叙事技巧，传达出马查多对于“两个灵魂”的洞察，也体现了作者对于存在本质的思考。在《亚当和夏娃》中，马查多重写了创世纪，世界并非上帝完美的创造，而是魔鬼的创造，恶被首先造出，而上帝的存在只是创造出对立面，让恶不至于太恶而已。《魔鬼的教派》同样是一个关于对立的故事，魔鬼否定一切，通过否定神性、肯定人性，马查多呈现了人性与其固有的种种矛盾。《圣人之间》与《寓言一则》中，故事的发生是神话与寓言的，但体现的依然是世情与人性。
作为叙述者，马查多力图客观，既不局限于压迫者视角，也不局限于被压迫者视角。在这些短篇小说中，比起行动、情节、年代和空间，马查多更重视写出人物的感觉。他书写下这些主题，又发展出另一些主题，在描写当下的同时，回返了过去，并将自己投射到未来。马查多的巴西性建基于他对时代与人情的记录，也建立在他对人的普遍意义的探寻之上。正是从这个意义出发，马查多·德·阿西斯成为巴西乃至拉美一代又一代小说家取之不竭的灵感来源。
2019—2020学年，我为北京大学葡语专业大四的学生开设了《文学翻译》课程，这是一门专业选修课程，共有八位同学选课。在这门课上，我选择马查多·德·阿西斯作为翻译实践的对象。在第一学期的课程中，每位同学独立完成了两到三篇，由我进行校译。我自己译了《精神病医生》与《玛丽安娜》，再加上2011届学生符辰希和马琳在攻读博士期间因为不同契机而独立翻译的《镜子》与《公鸡弥撒》，一共二十一篇，构成了这本书的选目。因此，这本书的翻译与出版是师生合作的产物，但是，并不是大家屡见不鲜的那种“合作”。培养合格乃至优秀的葡语文学翻译与研究人才，一直是北大葡语创建以来的立身之本，也是一件为外国文学界逐渐认同的事实。如果说之前更多依靠的是毕业生个人的天赋和努力，那么这一次确实是有考虑与计划的行为。我愿意复盘这次的翻译过程，作为一次教学行为的总结，也为未来更有组织与计划的葡语文学经典行动提供准备。
选择马查多·德·阿西斯作为文学翻译课堂的翻译对象，主要考虑到下面三个原因。首先，马查多·德·阿西斯是经典作家，也是巴西文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一环。然而在中国，马查多·德·阿西斯的译介并不充足。1992年，漓江出版社出版了翁怡兰、李淑廉、井勤荪翻译的《幻灭三部曲》，其中包括《布拉斯·库巴斯死后的回忆》《金卡斯·博尔巴》和《唐·卡斯穆罗》。1999年，孙成敖译《金卡斯·博尔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2001年，李均报译《沉默先生》（即《唐·卡斯穆罗》）由外文出版社出版。2004年，李均报译《精神病医生》出版，其中包括《精神病医生》与另外五篇短篇小说（《镜子》《一位名人》《内心的因由》《男护理》《父亲追捕母亲》）。虽然一些代表性作品有了中文译本，然而马查多·德·阿西斯的经典作品众多，对他的全面译介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其次，从语言来说，马查多·德·阿西斯是一个易读难译的作家，学生的课程反馈与作业完成情况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并不是说语言简单的作家就更适合成为翻译教学的内容，马查多·德·阿西斯的语言虽然难，历史信息量较大，但是他写得非常清楚，有完美的叙事逻辑，非常抗拒不痛不痒、含含糊糊、似是而非的翻译，而这正是初学者常犯的错误。入门时就翻译马查多·德·阿西斯，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文学与文学翻译观念：高明的翻译意识指的是不仅要忠实于文字，更要忠实于意图。优秀的文学翻译要求的“雅”绝不是美词与美句的堆砌，而是对作家的写作意图与逻辑动机清楚有力的呈现，这种深层翻译才能容纳真正的“文学性”。
最后，翻译马查多·德·阿西斯意味着研究与翻译的结合。文学翻译必须基于研究之上，这是我一贯的主张。鲁迅先生曾讽刺过的“翻开第一行就译”在马查多·德·阿西斯身上完全无效。翻译马查多·德·阿西斯，哪怕是新手的蹩脚翻译，也意味着比其他作家更多更充足的阅读、查阅与揣摩。
选择马查多的短篇而不是长篇小说作为翻译对象，首先考虑的是现实的课堂教学组织。学生刚刚接触文学翻译，学期长度有限，不大可能独立翻译长篇小说。如果每个人翻译长篇的一部分，最终凑成一个整体，因为自身的语言特质不同，很难统一成均衡、一致的稿件，而每个人译独立的文本，可以减少彼此干扰，提高文本内部的整体性，也有助于教师在校正翻译作业时，顾全翻译者本身的独特语言特质。另外，马查多·德·阿西斯是杰出的短篇小说家，但这种文类的中文译介偏少，我也希望用这个课堂教学机会所产生的成果，与出版社通力合作，向中国读者推广普及这位巴西作家的短篇作品经典。
课程主要包括两篇短篇小说翻译实践、一次翻译批评实践与最终的翻译总结。如我所愿，在第一篇翻译中，学生们犯了所有可能犯下的错误。尽管从表面看，意思大体正确，译文本身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有可能被认为是“美”的。这里既有翻译经验的不足，也有正确观念的缺失，但更主要的问题是逻辑链条的崩溃与对篇章整体性的忽视。而这两点，是译文无论如何都差点意思的最大原因，也是很难形成正确意识的地方。
翻译不是简单的“归化”与“异化”的问题，而是以篇章的形式将作者的意图在母语中重建。采用“归化”还是“异化”、“直译”还是“意译”、“混沌”还是“透明”，要听从作者在字里行间发出的深沉召唤，取决于译者对作者意图是“露”还是“隐”的判断。或者说，翻译作为另一种语言中的篇章重建的本质决定了译者对于语词与句式的选择。通过两次翻译实践与根据我的校译进行的仔细复盘，选课的学生或多或少对于翻译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校译是一种引导学生重建准确的叙事逻辑链条、帮助形成正确翻译观念的方式。我常常思考所谓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译文质量比现在强的问题。那个时代的译者时间充裕，可以仔细推敲打磨译文。此外，还有一批专业素养极高的外国文学编辑。如果细心阅读前人留下的文章，可以发现被很多人忽视的一点：很多如今被奉为经典的作品，其中包含出版社编辑的大量心血，有些甚至是对照原文一字一字地给改出来的。然而只有在计划经济时期，才能有这样的合作，因为那时候的编辑一年只做一两本书。在今天的商业出版中，编辑的角色和任务量已经完全不同，不可能也不应该承担如此的校译之责。而且，还要注意一点，很难找到语言水平和文学素养均能让译者服膺的小语种文学编辑。如果这两项不如译者，很可能把本来还可以的稿子改歪改差，因为“语感”是一种玄学，通常只能代表个人的品味，依靠自己的语感而不是与原文深刻的对话去改稿，只能得到似是而非的表面油滑，而这样的译本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
当编辑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有的时候，我非常同情编辑朋友，他们不是不知道“语感”的不可信，但也只能据此改稿，因为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我想，在能力范围内，我应该做一些减轻编辑压力与负担的工作，对中国的葡语文学译介的未来，也稍微负起一些该负的责任，所以，在这一批对文学翻译有强烈兴趣的学生真正对接出版社之前，我一字一字地校译了他们的译稿，希望他们知道什么是出版的标准。未来，如果有独立翻译的机会，不要辜负作者、读者与合作的出版社。翻译一事，无名可慕，无利可图。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才是文学翻译者真正的价值认同。
闵雪飞 二〇二〇年六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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