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寿剑刚
上世纪90年代的97—99年，我在嘉兴市秀洲区做了两年区长。去时叫郊区，离开时叫秀洲区。那是我这辈子最具工作激情，最富创造力的两年。
1997年9月，我从嘉兴市计委调任郊区区长。初来乍到，先做调查研究。二三个月下来，我发现郊区的干部普遍心气不高，士气有些低落。原因复杂又多样，既有基础薄弱，还是个农业区，经济发展落在全市县市区后面的因素，也有体制上受到制约，功能不全，施展不开的因素，还有些撤县建区历史遗留问题。这些因素混杂搅合在一起，像一团乱麻，无从入手。
经济基础短时间内强不起来，想动体制别说没门，连门缝都没有，历史怨气那都是打了好几个结的。从何处入手呢？
那个时候嘉兴市的两个区，像一个同心圆，里边一圈叫秀城区，是城市，外边一圈叫郊区，是农村，倒也名副其实。郊区没有城关镇，区政府驻地在秀城区，区政府大院外的各部门分布散位置偏，大家有种做小媳妇，寄人篱下的感觉。
我作为外来者，也有种空间很逼仄，发展受挤压的感觉。这也是大家士气不高的因素之一。有没有办法在空间上突围，在提振士气上找到突破口呢？这条路先按下不表。
另一边我通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理了一个发展思路，向区委汇报并在几套班子统一思想后，提出了“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加快小城镇建设”三句话的发展战略。
大会小会讲，讲我们为什么要走这条路，这条路走不走得通，走通以后会是个什么样的前景。不久，获得全区上下广泛认同，有点耳熟能详，深入人心的意思。
这把火点了以后，大家伙的心开始热起来。但是光画饼不行，光指个需要一茬接着一茬干才能成功的发展路径和美好愿景还不够，远水也解不了近渴，还得有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于是，我在苦苦思索中慢慢把目光聚焦在城西邻近郊区的嘉兴经济开发区的一片土地上。能不能借开发区的一块宝地，为我们自己规划建设一个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呢？想到这里，我按捺不住激动，立马找了我们区委春林书记。
我俩一拍即合，旋即去向市委王国平书记汇报。我们当时提的理由，
一是有利于嘉兴城市发展，多一个建设主体就多一份力量，可以加快城市向西拓展。二是有利于经济开发区建设，多一个招商主体就多一份积极性，可以加快开发进程。三是当然主要是有利于郊区的发展，此举可以极大地提振全区干部群众的发展信心。
王书记听后当即对这一构想表示肯定。随后此事上了市委常委会，决定经济开发区划出1.67平方公里交由郊区负责规划建设。洪涛副市长当时兼着开发区主任，他们一开始有点心疼，这块地他们完成了征迁，完成了基础设施建设，方方整整平平坦坦的一块宝地被人挖走，换谁谁都心疼。
但他们从全局和长远出发，爽快地接受了市委的决定。从此，新区就蓬蓬勃勃地开发建设起来，没几年功夫就建成了。郊区自此在城里有了一块“飞地”，结束了有区无城的历史。干部群众的心气就不一样，觉得脚底有根，腰杆能挺直了。
让人料想不到的是，此事还有深远意义，影响到后面的两个历史性决策。
一是秀城区改市与区合署为按实运作时，市委市府对两区的行政区划重新做了调整，把原来同心圆的模式改为一个西瓜当中剖开，两个区都有城有乡，各自的发展空间和功能都得到了拓展加强。若没有前期秀洲新区的落子，就很可能没有后面这个棋局。
二是高速公路出口的设置。建设乍嘉苏高速公路时，原先设计的秀洲区出口在新塍。我去找了建设指挥部，从有利于新区建设考虑，要求把出口调整到象贤。指挥部采纳了我们的意见，克服技术上的困难后作出了调整。这个改变对嘉兴城市跨北郊河向西发展，从而改变城市形态，影响重大。
此事还有个副产品，通过几年新区的建设，我们培养了一批懂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干部，为两区行政区划调整后秀洲区的城市建设提供了干部储备和支持。
成事者，时势运也。改开后高速成长期的时，席卷神州城市化浪潮的势，上级领导支持的运，三者缺一就成不了事。
一团乱麻，得找到那个线头，牵一发动全身，得找到那根发，方法路径也很重要。
鼓舞人心提振士气，须得虚实结合，远近兼顾。
郊区的区名，除了容易把行政区名与地理位置名搞混外，没什么不妥，也没人想着要改。直到我遇到一件事儿，才痛下决心，非改不可。
我去郊区工作前，区委区政府下了大决心，要办一所高中，为全区的老百姓子弟提供更多更好的教育资源。区财政是个吃饭财政，一年可用财力也就一个多亿，吃饭都紧巴巴的，因此发动全区老百姓和企业捐资。
我去的时候正赶上捐资的收尾阶段，我问了一下领导干部里捐的最多的捐了多少，得知市政府分管教育的范巴陵副市长捐了2000元，我说那我也捐2000元吧。后来我遇到巴陵市长，说起此事，她说这2000元是老杜市长和她两人各1000元。
我当时觉得办一所学校，要发动老百姓掏口袋，有点汗颜。同时觉得责任沉甸甸的，这所学校非建好办好不可，否则无脸见江东父老。
钱筹得差不多了，学校的基建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校名还没有取定，起个什么名呢，中国人特讲究在意名字。当时市里有嘉兴一中二中三中。我们叫四中吧，不是市里的学校不合适，叫郊区中学吧，好像土了点。区里有同志建议能不能叫嘉兴高级中学。我一听这名儿不错，大气响亮。但是这事得市政府同意，你一所区里新办的学校，市里能同意吗，难度不小。
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向巴陵市长汇报争取。巴陵市长是嘉兴撤地建市后的第一代领导人，分管教育十五年，为改开后嘉兴教育事业的恢复和繁荣、改革和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为人正直，作风干练，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老领导。我跟巴陵市长汇报说，这所学校是我们全区老百姓勒紧裤腰带捐资建的，都是血汗钱，只许成功不能失败，取个好名开个好头很重要，所以我们想叫嘉兴高级中学。
巴陵市长似乎有被打动，略一沉吟说，取个好名是很重要，但高级中学一般都是一地最好的中学，你们用这名，嘉兴一中可能会有意见。我一听有点着急，说那我们叫嘉兴一中，嘉兴高级中学的名字让给他们，不能他一家占着两个好名吧。我据理力争并开始耍赖。巴陵市长经不住我的软磨硬泡，最后说道，嘉兴一中的工作我去做，你们就叫嘉兴高级中学吧。我就赶紧回去喜大普奔了。我这辈子很幸运，一路走来遇到不少好领导。
校名有了，接下来得考虑师资。区教育部门原先打算从全区的中学选调一批优秀教师，我觉得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不够，拆东墙补西墙也不是一个好办法，得眼光向外。教师水平决定学校办学水平。当时国内东北西北地区一些学校的教师，工资常被拖欠急着找出路。所以我们就以嘉兴高级中学的名义在《中国教育报》上登了招聘启事，反响热烈，有近200人报名。
可是后来来面试的不足10人，出乎意料。一问原来我们发的面试通知信封用的是嘉兴市郊区教育局的，报名的老师大呼上当，原来你们是一所农村中学。这事对我刺激很大，再加平时招商中因为区名遇到的一些尴尬事，痛定思痛，不行，我们得改名。接下来又发生一件事，更加坚定了我们改名的想法。98年10月，总书记来我们郊区视察农业农村工作，央媒发的报道图片说成是总书记在嘉兴市郊视察，把行政区名当作地理位置了。
改区名的事一经提出，很快在区里几套班子形成共识。但老干部有一些议论，说是你们有本事就改回嘉兴县，还是区没啥意义。我心想，撤县设区是大趋势，是城市化的必然选择，回头路肯定走不通。先把这些议论放一边，找机会再做解释工作。于是，接下来的事就是取个什么名。大家七嘴八舌绞尽脑汁想，从历史上找，从地理上找，先后想了五六个名字都被我们自己否定了。
这时，我记得是春林书记提出来,我们能不能叫南湖区，非常响亮出彩的名字。虽然南湖不在我们行政区内，但当时秀城区与市里合署，他们不用这个名我们用行不行。县一级行政区划名的调整要国务院批，得区政府报市政府，市政府报省政府再报国务院，由民政部门具体负责办理。所以，我去向市政府主要领导汇报，说咱们打算改名叫南湖区，说了理由一二三，市政府主要领导倒是被我说通了，同意报省政府。结果这事被市委主要领导拦下了。
加元书记说，南湖不在你们的区域，你们改称南湖区不合常理，即使报上去也批不下来。再说这名字我得留着给秀城区改名用。说的在理。得，又回到原点。最后我们选了秀州区的区名往上报，历史上嘉兴曾称秀州。报上去后到了省民政厅卡住了。省厅的主要领导跟我说，县一级建制不能称州，地市建制才能称州。我说前面不是有鄞县改鄞州，嵊县改嵊州吗。
厅长又说了，这两家称州，有人提意见了，往后不能再称州。他接着说，你们嘉兴不是自称文化之邦嘛，州字前面加三点水，秦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的“洲”，不是很有文化么。我回答说，这不是亚洲欧洲五大洲的洲吗？越搞越大了。厅长说，这个洲可大可小的。好吧，胳膊扭不过大腿，那就是它了，结果就用了这么个来路不明的名字，留下点遗憾。后面我们又进京跑民政部和国务院办公厅，前后历时半年多，改区名的事总算搞定。
正当我们酝酿着开个新区名的挂牌庆祝大会，借机做个广告扩大下影响时，我们遭遇了九十年代杭嘉湖平原最大的洪涝灾害，史称“九九六三0”洪灾。老天连着下了半个月的大雨，降水量600多毫米，是常年年降雨量的一半。桑树地上划船，头顶悬河，险象环生。我们都投入到紧张的抗洪救灾中去，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连续十多天下来，全区的干部群众身心都极度疲惫。乡村干部的眼睛通红嗓子沙哑，甚至有见了我痛哭不已的。我也从此落下后遗症，在往后的十多年里，只要天连续大雨，我心里就开始发毛怕成灾。
灾害惊动了中央和省委省政府，时任省委书记张德江率队来嘉兴视察灾情，省民政厅厅长随行考虑赈灾事项。当张德江书记一行来到王江泾镇时，只见镇政府大院已经泡在水里，门口挂着的“王江泾镇人民政府”的牌子，“政府”两字已淹没在水里。我指着牌子跟民政厅厅长开玩笑说，政府没了，但人民还在。这个区名改坏了，加了三点水发大水了。他也只能呵呵一笑。灾后我们也没再开大会，没那个气氛，没那个心情了。原本安排的50万庆典及宣传费用转做赈灾款。
区名改了后，我成了郊区的末代区长，秀洲区的首任区长。无独有偶，近二十年后，我又成了浙江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的首任局长，也是末任局长，且是唯一的一任。神奇，难道我是专事拆庙建庙的？
再交代一下嘉兴高级中学的事。让人欣慰的是，我们这所中学办的不错，在徐新泉校长的带领下，经过多年努力，不负众望，成了市区仅次于嘉兴一中的好学校，没有枉称嘉兴高级中学，没有辜负全区老百姓的期望。回想当初招生前夕，我去了趟学校，临走时告诉徐校长，我可能不打招呼随时随地会来听课，把他们搞得很紧张。没办法，他们不紧张，我就得紧张。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此乃真理。
做对的事，须在对的时候做，更须选对的人去做。高级中学的校长选对人了。
凡事急于求成，终会留下缺憾。
1998年，区委区政府将新一轮撤乡扩镇提上了议事日程，在全省开了第一枪。
其时，秀洲区有近50万人，818平方公里，25个乡镇313个行政村。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既有的乡镇村的行政区划，其弊端日渐显现。
一是乡镇多、规模小，平均每个乡镇的人口数面积数都低于全省平均，中心镇很难培育起来，不利于城镇化的推进。
二是企业星罗棋布，村村点火处处冒烟，不利于产业的集聚。
三是基础设施和公益设施重复配置，利用率不高，耕地的利用也不经济，不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
四是行政成本高。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平均每个乡镇吃财政饭的干部有50多人，人浮于事，不利于精兵简政。
另一方面，交通和通讯条件越来越好，乡村都通了公路，移动通讯也逐渐普及，出门靠船，下乡靠自行车的年代过去了。平原地区完全有条件扩大管理半径。我们觉得是时候撤乡扩镇并村了。
决心既下就开始做方案。当时我们做了大中小三个方案。大方案是撤并一半乡镇，保留12—13个乡镇，中方案是保留15至16个乡镇，小方案是保留18个乡镇。我倾向于大方案，力度大一点，效果更好些。春林书记倾向于小方案。他把我找去做我思想工作，说了两句话就把我说服了。
一句是，好事做不完，留点好事让后人做做。另一句是，你要体谅我的难处，这么多干部多下来我不好安排。在区里工作的两年，我俩工作上互相支持互相体谅，合作得非常默契，是秀洲区历史上党政主要领导最团结的一任。春林书记熟悉基层情况，领导经验丰富，作风民主，行事稳重。我年轻、冲劲足，胆子大，点子多，俩人正好形成互补，相得益彰。
更为难得的是春林书记心胸开阔。我那时年轻气盛，难掩锋芒，风头有时甚至盖过他。但他从不计较，一向从善如流。遇到这样的书记，这样的兄长，这样的从政环境，夫复何求。话扯远了，思想统一后，我们就按小方案上报，不久省政府的批复就下来了。
方案既定，还需要周密实施。行政区划的调整，伤筋动骨，事关群众的生产生活，干部的切身利益，城镇的兴衰起落，管理体系的调整等等。事情做的半生不熟，还会落下不少后遗症。所以我们不敢马虎，在做了充分准备的基础上，集中时间集中精力，一气呵成。过程中波澜不惊，进行的非常顺利。接着我们一鼓作气，在来年调整行政村区划，共减少了100个村，减了近三分之一，完成了这一轮乡镇村的行政区划调整。这样的调整，从即期看，收不到太大太明显的效应，但从长远看，必然对秀洲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
有些事，当时费心费力，自找麻烦自讨苦吃，还不一定讨巧讨好，但过后却利在长远，惠及后世。当官就是要多做为后人种树的事。
好事做不完，得留点给后人做做，还应再补上一句，要相信后人总是比前人聪明能干。这不，秀洲区后面又做了两轮乡镇扩并，现在只剩5个镇2个街道。面积最大的镇有130多平方公里，人口最多的镇有7.7万多人。
主官同心，其利断金，一地就会有一个良好的政治生态和浓厚的干事氛围，大家只需琢磨事，不需琢磨人。
连着打了几个硬仗，做成了几件大事后，我感觉我们秀洲区有一支很棒的干部队伍。秀洲的干部淳朴、务实、肯干，特别有执行力，给我留下很深很好的印象。那两年我们朝夕相处，工作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和感情。离开秀洲已经20多年了，但我与他们一直保持着交往和联系。
在区里工作的两年，感觉自己思想活跃，精力充沛，想法多办法也多，好像只要下了决心干，没有干不成的事。我们还在全省率先实施了机关干部待遇同等化，率先建立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我们那个时候和现在不同，规定动作少，自选动作多，自由发挥和创造的空间比较大。我又是个理想主义者，看到不公不合理的现象，总想着改啊改。所幸组织上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干事平台，区里的同志们信任我支持我，我们在一起干的很欢很充实。
那两年，足以慰平生。
写于2022年4月1日
【来自公众号：秀洲政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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