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县礼泉是一家。一则距离很近，二则地理环境相似，历史上多次合二为一。
乾县有乾陵，礼泉有昭陵，都大气磅礴，不但有渊源，且遥相呼应，特别是昭陵六骏和乾陵无字碑都属无价之宝。甚至有人断言，中国书法界至高圣物《兰亭集序》，不在昭陵就在乾陵。
出礼泉县城不到五公里就进入乾县地界，乾县人曾编过许多段子戏谑礼泉，其实吃亏的是乾县。过去由于交通不甚发达，乾县东部许多乡镇与礼泉联系更紧密，乡下人约定成俗“进县城”往往是指到礼泉县城，于是戏称自己半个礼泉人。此外泔河、五峰山，两家共有，无形中给周边人民带来亲切感，同山共水，其乐融融。
乾陵
昭陵
人员互动频繁，因此风俗习惯相近。但也有例外，最典型的莫过于饮食。乾县以浇汤面著名，礼泉烙面则是特色。
乾县浇汤面讲究用手工挂面，它是一种生的半成品面食。礼泉烙面号称方便面的鼻祖，是熟食。两者都属耐储存的食材。
如此接近的两个地区，为了解决食品存储而出现截然不同的两种思路，一个是存储熟食，一个是存储生食，古人聪明智慧和不断尝试之精神，令人赞叹不已。
十里不同俗，固然可以理解，但不同俗的边界究竟是在五里处还是七八里处？导致不通俗的因素有哪些？带着这一问题本人进行探访，第一站就是礼泉史德镇。
乾县浇汤面
乾县浇汤面的手工挂面
礼泉烙面
切好的烙面
史德镇位于礼泉县西南端，距县城十余公里，西与乾县、南与兴平接壤，号称礼泉最大镇子。据记载史德为唐初突厥族将领阿史得览的封居地，故取其名中的‘史得’二字为名。安禄山之母即为阿史得氏，为突厥女巫。
镇子不大，一条南北主街，另一东西街道构成商业十字，路边多门市，以餐馆百货为主，路边商贩，以水果居多。街道十字安装红绿灯。
从饮食看，史德镇风俗习惯似乎更接近乾县。烙面不是主流，只有偶尔食之，集中在过年。当地人没有做烙面的习惯，都买成品，摊烙面主要是县城北部人的手艺。
同乾县人一样，浇汤面不仅仅是一种美食，而且上升到“礼”的高度。过年和过事（主要是红事），早上讲究吃浇汤面。现在大部分都是清汤，即汤不用回锅再重复使用。一则经济条件改善，二则菜品增多，汤的量相对就少些。
过去，一个小伙随随便便吃四、五十碗，司空见惯，且以前都是白瓷碗。因此端盘成了过事一项硬活。如今更多是服务队妇女端盘，碗小了，人的面量也小了，任务相对轻松些。
现在过年走亲戚，大多都是吃完早饭才出门。以前走重要亲戚讲究早上就到，以示礼貌，而主家早饭必须是浇汤面，表示隆重招待。
过年过事吃烙面主要是礼泉县城北部的习惯，即使礼泉县城，也和乾县大同小异。有些家庭过年上半场是浇汤面，下半场就换成烙面。
令我十分尴尬。本以为乾县浇汤面和礼泉烙面分别代表两个县的特色饮食，各有截然不同的地域分布范围，想着能PK一番，没想到却是关公战秦琼，只是一厢情愿。
其实浇汤面的分布十分广泛，在不同地方出现变种，如户县摆汤面、岐山一口香、武功旗花面等，都可归入浇汤面旗下。甚至西府流行的臊子面也属于浇汤面，区别在于臊子面的面量大，汤中肉、菜（即臊子）多，吃面也可以喝汤。凤翔东部有些地方逢年过事，也有吃浇汤面的习惯。
即使浇汤面的核心区乾县，内部也有差异，如北乡是辣子汤，而南乡讲究不放辣子。
在走访过程中发现，人们对周边村落的认知差异很大，甚至五六公里外的村落许多人都没有去过，对其风俗习惯甚至茫然。人的活动空间其实非常有限。
十里不同俗，都是以我为中心。于是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周边是一个风俗，于是出现许多矛盾之处，短时间内无法印证。所以要找到地域风俗截然不同的分界线存在很大难度，需要大量的田野调查。
史德镇，三县三角地带
突厥将士形象（史德镇是阿史得贤封地）
史德镇西边薛录镇是薛仁贵封地
也有收获，主要关于白事饮食习惯和过年走亲戚一些风俗。
乾县过白事，安葬当天早饭必须是“豆腐汤”，雷打不动。史德镇以东地区则讲究连锅面或燃锅面，即烩面片，和咸阳、兴平风俗相同。史德镇往西不到500米，是王都村，则是沿承乾县的习俗，但当地人称“胡辣汤”。
最初一农民讲胡辣汤，我一头雾水，后来才恍然大悟，就是乾县的“豆腐汤”。
史德镇西面是乾县的薛录镇、马莲镇，而薛录镇是唐朝薛仁贵的封地。猜测大概王都村、云里坊、张冉等过去属于“薛地”。
乾县豆腐汤
连锅面
为了纪念亡人，没有过三周年的家庭过年时设立专门的日子予以祭拜，谓之“新灵”。乾县一带大年初二是“新灵”，讲究当天只能到有“新灵”的亲戚家祭拜，轻易不乱串门，忌讳。
史德镇以北是新时乡（现在是新时社区），包括礼泉县城，也和乾县风俗相同，即初二新灵。但史德镇则和咸阳、兴平风俗相同，大年初一是“新灵”。如何产生这种差异，搞不清。
在网上搜了一下，安徽安庆地区，也有“初二新灵”习俗，但只拜祭头年去世的人，有别于关中中部三周年前都有“新灵”的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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