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则生，误则死。
用这句话形容遵义会议在我党历史上的地位再为确切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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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皆知此会议确定了毛主席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可正所谓，后起之秀薄发，凭借的自是出色至可以救于水火的才能。
因为博古错误的军事路线，面对来着不善的敌军第五次“围剿”，我党在本可取胜的关键落败，被迫开始两万五千里的长征。
错误是有目共睹，可作为博古坚定的支持者，凯丰却强词夺理为博古辩护，面对毛主席是横加指责，污蔑毛主席用兵只是对《孙子兵法》的纸上谈兵。
毛主席对此颇为不悦，事实证明了毛主席思想的正确定，而凯丰的最终结局又会是什么？
毛主席
1955年3月23日，49岁的凯丰病逝在北京。
闻之消息的毛主席沉默了良久，最终说出一句“知错能改，凯丰还是一位革命好同志”。
纵观凯丰的所作所为，他也对得起毛主席的这句夸赞。
自1927年参加革命，凯丰就时刻牢记共产党员的宗旨，廉洁奉公，将党内职务视作对自己更高的要求，而从非牟私利的踏板。
凯丰
新中国成立之后，凯丰在东北局工作，因为表现突出，他在1953年的时候调至北京，担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一职位。
同年12月，胡乔木因为编选《毛泽东选集》暂离了北京，毛主席更是直接下令“凯丰列席中央会议是必要的”。
职位是步步高升，但1952年的时候，凯丰的女儿何淑英却收到了父亲“我也无有养活你和小孩的经济水平”的回信。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事情还要从1951年4月，何淑英辗转千里从农村来到北京，来到当官父亲身边开始说起。
凯丰
凯丰有四个子女，但从小在外婆家长大的何淑英却是最为凄惨的一个。
她没有上过学，将将达到适婚的年岁，就被外婆许配给了一位农民，等到1951年来到凯丰身边的时候，何淑英已经是一个孩子的母亲。
父女二人二十多年未见，何淑英未曾埋怨父亲因为参加革命缺失了自己的成长过程，只是希望父亲能在沈阳为其安排一个工作，不要再让亲情两地分离。
面对女儿的请求，凯丰选择了拒绝，“我是党的领导干部，怎可借职务之便？”
凯丰
何淑英予以了理解，但秘书董连璧却看不下去“无情未必真豪杰，给孩子安排一个卖力气的工作并不违法党纪国法”。
好说歹说，凯丰终于同意，何淑英也被安排了一份合作社出纳的工作。
得知女儿参加了工作，凯丰很是开心，也在1952年的3月16日送来了“廉洁奉公守法”的警醒。
何淑英谨记在心，工作从未出现疏忽，但是在生下二胎之后，她的工作和生活还是遭遇了很大的困难，和丈夫商量之后，她便又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希望能跟着凯丰一起工作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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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一次，凯丰拒绝的却是斩钉截铁。
“你说带着两个孩子，无法学习，也无法工作，那你就回家种田去吧，我也没有经济能力养活你和孩子，这事你们得靠自己”。
一个党内干部竟能说出“养活不起女儿和外孙”的话，任谁听了都是不会相信，而这本身也是凯丰的说辞。
第一次为女破例的时候，他的心中已是惴惴不安，觉得辜负了国家对自己的期望，可这女儿并不知“满足”，反而更加过分，他是万般不会容许这样的风气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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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秋天，何淑英去北京看望父亲，离京返乡的时候，凯丰主动送给了她一个包裹，她以为里面装有的会是什么宝贝，可等到家打开，里面只是两件父亲穿了多年的旧衣服，不是散了线，就是打有补丁。
就这还是凯丰最能拿得出手的两件。
可在何家，受父亲清廉之风“普照”的可不止何淑英一人。
长女何明清一直伴在凯丰身边，但是他却从从来没有利用手中权力为其谋福祉，就连工作也是绝对的不闻不问。
心中对毛主席的敬仰和对组织的绝对认同让凯丰严于律己，至于遵义会议上的别扭，凯丰也早与毛主席把话说开，为自己的鲁莽道了歉。
凯丰原名何克全，早年前在开封执行公务，为了隐藏身份，所以便给自己起了这个别名。
出生于1906年的他祖籍在江西萍乡，自幼接受到的教育让他在考入武昌高等师范院校后迅速成为马列主义的坚定支持者，多次在鲁迅先生主编的刊物《莽原》上发表文章。
鲁迅
人才总是惺惺相惜，1927年的2月，凯丰正式加入中国共青团，并在莫斯科大学，与博古等人相识，形成了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回国之后的一切都是顺风顺水，在博古的介绍下，凯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博古
革命是艰苦而危险的，因为缺乏经验，展开工作初期的凯丰也曾被捕入狱，被营救出来之后，处世明显老成了许多。
毛主席有句名言“一次失误不可怕，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可在本应大展拳脚的时候，凯丰却迈入了新的歧途。
1933年10月，蒋介石调集百万大军对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在生死攸关之际，博古和李德却将毛主席排除在军事领导层外，直接导致了反“围剿”作战的失利。
蒋介石
毛主席和朱德苦心经营的中央苏区就此葬送，为了军事转移，红军也开始了两万五千里的长征。
错误是昭然若揭，但是在1934年12月11日红军占领通道县城召开的会议上，博古却依旧坚持向湘西方向开进，与二、六军团会合。
毛主席已然明确表示此行为不可取，但最终未能改变战略转移的大方向。
但毛主席并未想过放弃，他的心中明确知道什么样的路线最适宜红军，因此在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县城再开大会的时候，毛主席再度表明了自己的看法，而余下之人也决定检讨第五次反“围剿”之中的错误。
博古知晓自己是“在劫难逃”，于是在路上就准备了一系列的言辞，准备自圆其说，推卸责任。
博古
洋洋洒洒的一个多小时的长篇大论，博古以为自己将失误甩责给客观原因的意图不会被发现，但遗憾的是，除了凯丰，在场的众人个个脸色铁青，未有一丝的认同之意。
博古心中猛地一惊，而洛甫开口一句“我坚决不认同博古同志地报告”更是直接让他下不来台。
洛甫
为了打破可怕的沉默，博古说暂时休会吃饭，而下午，就到了凯丰的主场。
原来，在中午吃饭的时候，凯丰悄悄溜到博古的身边，留下一句“我相信你，下午看我的”。
只不过毛主席占住了先机，他在下午的大会第一个发言，通过无可辩驳的事实，将博古军事指挥上错误的桩桩件件一一列举，台下的众人对毛主席的所言予以了肯定，正因这样，凯丰的“呛声”就更显得与众不同。
“你懂什么是马列主义？顶多就是多看了《孙子兵法》几遍，你自己敢说你作战的路数一点没从书中借用？我给你讲，纸上得来终觉浅，作战中这些根本就用不上。”
《孙子兵法》
面对凯丰的出言不逊，毛主席是既生气又想笑，虽然毛主席博览群书，但在遵义会议之前，《孙子兵法》他是真未有看过的。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毛主席在多个场合谈论过上述争辩，但每次都坚定说出一句：《三国演义》我却是看过几遍，但《孙子兵法》我却从未拜读。
可就是这样一本从未拜读过的书，竟成了毛主席回答凯丰的制胜利器。
“你凿凿肯定说我是凭借《孙子兵法》打仗，那你可知道其一共有多少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
论说指认，总得拿出证据来，可凯丰并未看过，毛主席接二连三的疑问，直接让他说不出话来。
毛主席
看到他的这副反应，台下一众人纷纷发言“你既没有看过《孙子兵法》，又怎能肯定毛主席是凭此赢仗呢？”
凯丰无力的发言并未起到什么作用，博古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不再狡辩，决定服从会议决定。
毛主席获得了领导地位，而遵义会议也凭此成为我党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为日后与蒋介石的最终交战铺下了胜利的基石。
实践出真知，眼瞅着打下一个个胜仗，解放一处有一处地区，凯丰愈发觉得自己遵义会议当日所为的错误行，于是主动找到毛主席，恳请原谅。
很多人都以为毛主席为因出言不逊对凯丰怪罪，但毛主席却丝毫没有放在心理，笑着说出一句“我还得谢谢你，让我看到了一本好书”。
原来，托凯丰的福，毛主席觉得《孙子兵法》极有可能对作战有所裨益，因此在红军大部队抵达陕北之后，毛主席阅读了一批军事书籍，其中就包括《孙子兵法》。
毛主席
古籍是历史的沉淀，而毛主席又颇为擅长理解运用，这便有了1949年追剿白崇禧时“大迂回纵深包围，然后再往回打”的作战方针。
白崇禧
松弛有度的招数折损了白崇禧的兵力，而这对败逃台湾的蒋介石又是一击重创。
蒋介石
与人意见不同之时，旁人只想的是一味说服，但高瞻远瞩的毛主席会从对手的身上学会东西，并因他帮自己开辟了全新视角而心存感恩。
正因这样，面对遵义会议上对自己出言不逊的凯丰，毛主席不仅既往不咎，还予以重用，给了其发光发热的机会。
1935年的东征战役、1937年的全民抗战都有凯丰的身影，而脍炙人口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亦是出自凯丰之手。
抗日军政大学
因为对毛主席的谋略心服口服，因为对革命的胜利满怀信心，因为对组织有着高度的认可，所以凯丰写出的词才能朗朗上口，广为传唱。
组织上交代的任务，凯丰势争做到最好，身为国家官员，在其位的他也总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有的时候还总会掏出自己的工资贴补民众的生活。
面对女儿时的贫穷，凯丰不是装的，身为带头人物，他却也是给子女上好了清廉守法这一课。
虽然毛主席早已释怀，但是知晓凯丰对这件事心中始有芥蒂，在工作甚是繁忙的1942年，毛主席还在9月15日的时候将一封写有“不愉快之事，就让它随风飘散”的信件送到了他的手中。
毛主席
人间有爱，但病魔无情，癌症缠上了奋力工作的凯丰，也在1955年的3月带走了他的性命。
消散的是肉体，但源远流长的却是情谊和精神。
凯丰为当民做出的贡献，组织不会相忘，而他用一生清廉守法言传身教的子女，也坚定不移地拥护中国共产党，接过父亲手中的接力棒，为国家的新发展添砖加瓦。
社会需要前辈们的智慧，但也需要新鲜血液的助力加持，两者携手并进，新中国的发展自是会节节攀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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