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兴城东南角正处于黄土台原向梁洼相间地貌过渡地带，地形复杂，不少地方海拔达到45。米以上，为全城地势最高处，而且高地之间往往有凹陷和低洼地带，如曲江池凹陷、新开门洼地、北池头洼地就镶嵌在冈原之中。在规划大兴城时，隋文帝在城市东南角的问题上颇费苦心。
关于曲水、曲江的来历，文献记载最早的曲水是西周时期，即上述流觞的曲水。另一说是战国时秦昭王设立。据说昭王在某年三月三日置酒宴于河曲，忽有金人从河中浮出，其双手捧有水心剑一把，进赠昭王，并对其说“令君制有西夏”，谓其事业广大。“秦昭王乃因其处立为曲水”。
《太平寰宇记》记载说：“曲江池，汉武帝造，名为宜春苑。其水曲折有似广陵之江，故名之。”这也很有可能，汉武帝所凿昆明池也是以地名命名的。汉武帝凿曲江池，与原来以自然河流以当曲水、曲江有所不同，它为人造曲江、曲池以曲水流觞奠定了基础。从风水学角度讲，水贵曲折，曲水有穴，能够聚气，是风水宝地，故曲水、曲江之名大有深意，也能够长久地得到大家的喜爱。
首先，大兴城南垣如按直线设计，则正通过曲江池凹陷地带，这就使城墙失去了防卫意义。于是南城墙就不得不在南窑头黄土梁东端作一个向内的小弯曲，呈直角北折51。米，这就把凹陷地隔在了城外。这种因地制宜的设计也体现了城市规划者的灵活思维。
其次，对曲江凹陷进一步开凿加深，挖成深池，实行所谓的厌胜之术。隋文帝猜忌多疑又迷信风水，他相信方士们的说法，认为大兴城东南高西北低，风水倾向东南,皇宫设于北侧中部，在地势上总也无法压过东南，应该采取厌胜的方法进行破除。如把曲江挖成深池，并隔于城外，圈占成皇家禁苑，成为帝王的游乐之地，这样就能永保隋朝的王者之气不受威胁。好在曲江这里有曲水循原的自然形势，秦汉建设为宜春苑的传统基础，只要人为地稍加改造，辟建成一所景色艳丽、风光独特的皇家园林是件相对容易的事。
曲江园林的建设是与大兴城同步进行的，经过疏淘挖深，汉武泉源更加充沛，又整修堤岸港湾，固定水面。池中布满瑞莲，鱼翔浅底；池周遍植绿柳、红杏、紫桐、碧槐，营造亭榭楼阁，从而让这块土地具有了皇家气象。
开皇三年（583），隋文帝正式迁入新都大兴城。他对曲江园林美景非常满意，却对曲江这个名称中的“曲”字感到厌恶，觉得不吉利，于是为这个皇家园林更换新名为“芙蓉园”。经过隋初的一番改造，曲江重新以皇家园林的性质出现在历史舞台，而且得到了一个新的名称一芙蓉园。芙蓉园与首都大兴城紧密相连，其池下流水汩汩入城内，是城东南各坊用水来源之一，且芙蓉园为皇家禁苑，自有围墙，如把其墙当作都城城墙也无不可，芙蓉园成为大兴城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使曲江风景区改变了其秦汉时代为郊区园林的特征，变成了一个城市园林。
隋炀帝时代，黄衮在曲江池中雕刻各种水饰，杂以木雕百戏乐舞，朝廷臣君坐饮曲江池之畔享受曲江流饮，把魏晋开始的文人曲水流觞故事引入官苑之中，给曲江胜迹赋予了一种人文精神，为唐代曲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据《太平广记》载，每年三月上旬巳日，隋炀帝会群臣于曲水池滨，饮宴以观水饰。
所谓水饰是指用木头雕刻而成的各种雕像，以历史上著名的河水神异故事为题材,比如神龟负八卦出河以授伏義，黄龙负图出河以授黄帝等，“皆刻木为之，或乘舟，或乘山，或乘平川，或乘磐石，或乘宫殿”其人物长二尺以上，衣装齐整，栩栩如生，而杂以禽兽鱼虫之类，皆可运动自如，逼真自然。这些水饰布列在曲江岸边，随水而周行，中间伴以伎船12艘。伎船长一丈，阔六尺，每条船上都排放有一组雕刻人物组成的乐舞分队“木人奏音声，击磬、撞钟、弹筝、鼓瑟皆得成曲，及为百戏，跳剑、舞轮、升竿、掷绳皆如生无异”。
伎船与水饰皆装扮得富丽堂皇，停靠在曲池的岸边，可以环池自动依次而行，其本身又变幻多端，奇异出于言表，而这些都是以特殊的水力机械进行推动的。
隋炀帝君臣团坐曲池之周，除了观赏优美奇妙的水饰，聆听歌姬的悦耳音乐外，还有爽口的美酒由机械木人送来，供其口腹之欲，这就从各种感官上让赏玩者达到了生理的充分享受与心理的完美满足。大臣杜宝更撰《水饰图经》，用文字把水饰故事描绘出来，命画工把各种水饰图示出来，以留存于世。可惜《水饰图经》原文及绘画如今已经遗失不存。隋统一全国吸收兰亭雅集文化，把三月三日曲水流觞引入大兴城，幵创了隋唐曲江园林文化流觞宴饮的先河。
总而言之，隋朝之时，曲江风景区成为城市园林的一部分，而且炀帝把曲水流觞的活动引入到曲池之中，使曲江成为君臣共享的游乐场，尤其是其水饰文化，丰富了曲江游览的内容，隋代也因而成为曲江园林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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