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明定鼎以来，为在思想上控制天下士子，朝廷大力推崇文化教育，学校也在统治者的重视下得到发展。洪武二年（1369），明太祖朱元璋诏令全国：“朕惟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宜令郡县皆立学松延师儒，授生徒，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复先王之旧。”在此之后，全国各省掀起了一股兴办学校的热潮。湖北各地的府、州、县也相继建立儒学。但此时的学校与科举紧密联系，书院的设立仅仅是督促学员演习八股文及其他举业之本。《明史》记载：“科举必由学校，而学校起家，可不由科举。学校有二：曰国学，曰府、州、县学。府、州、县学诸生入国学者，乃可得官。”从中可以发现士子接受学校教育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参加科举考试。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所管控的官学逐渐沦为科举的附庸，造成学生只知习科举之业，不再讲求学问，也不再以学圣贤之学为己任，在这种情况下，私学的发展应运而生。
与明代官学的发展兴衰历程不同，私学在地方士绅以及官吏的扶持下稳步发展。所谓私学，即地方士绅或者私人集团私人创办的教育活动。明代官学系统完备，私学系统也比较发达，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私学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官学的不足，推动了地方文化的进一步繁荣。明代的私学主要包括社学、义学以及家学三个方面。
社学是一种得到国家政策支持而由民间出资利用闲暇时期设立于乡村的特殊类型私学。创立于元二十三年，起初仅为一种地方基层组织而存在，即元制社，社学的设置是以地方基本的行政区划为缘由。明承元制，在各地方设置社，但此时的社仅仅充当地方教化功能，地方行政管理被里甲制度所取代。
明初，太祖即下诏在全国兴建社学，“（洪武八年正月）丁亥，命天下立社学。”明代规定各府、州、县皆立社学，教育年岁为十五岁以下童孩，主要以教化为主要任务，以此推动全民教育。社学是一种多层次办学、多形式兴教的模式之一，这种办学模式是江西古代教育的一个重要特点。江西的社学在明代发展独树一帜，在全国都有重要地位。由于政府重视官学的发展，压制地方教育，以致明初社学的发展与书院一般陷入困顿。至正德时期，由于李梦阳，王守仁的大力倡导，在地方上颁布《社会教条》来教化百姓，江西的社学有了迅猛发展。明中期鄂东地区受王学影响颇深，本土人才辈出，讲学兴盛，两地学者交流频繁，加上受到移民的影响，两地同宗同源，江西社学发展模式势必经讲学带入到黄州府。因此谈到鄂东地区的社学发展情况，就必须讨论江西地区社学发展情况。为了更好地了解明代江西地区社学发展情况，笔者根据雍正《江西通志》对江西社学的数量进行了整理，如下：
从表中看出明代江西地区共有社学285所。吉安府与南昌府社学数量位列前二，江西饶州府、南昌府、吉安府、九江府四府所拥有的社学共有102所，占江西社学总数的36%，社学发展规模相对发达。根据有明代疆域地图可以发现，江西饶州府、南昌府、吉安府、九江府四府紧邻黄州地区，受移民地域的影响，此四府迁入黄州府移民人数最多，因而江西兴办社学之风必然吹到鄂东大地。
前文讲到，大移民使得江西的移居人数已经超过了当地土著，在血缘与地域的影响下，黄州府社学必然受其影响而急速增长。根据这种情况，笔者依照弘治《黄州府志》对黄州府明代兴办的社学数量进行统计：
从上表可以得知，明代黄州府共有社学14所，大致相当于江西南安府的规模大小。蕲州的社学规模在黄州府内尤为突出，结合明代黄州府的地图可以看出，蕲州位于明代黄州府东南部，与江西地区接壤，受其影响最盛，因而社学规模远胜其他州县。
明代黄州府社学的发展是明王朝自上而下推行地方教化的衍生物，对补充官学的不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社学的发展对于提高民众文化素质、传播江右先进文化、提升黄州府文教水平有着重要作用。
义学，又称义塾，它是由官方或者社会个人捐资而设立的一种免费的蒙学机构。招收对象主要为地方贫寒子弟，本质上相当于免费提供教育的公益性学校。明代的私学主要包括遍布于城乡的私塾、及地方民办的义学等。义学发展历史悠久，产生于北宋时期，始于范仲淹所创的义庄中的义学。“皇栖元年（1049），仲淹移知杭州。赴任途中经苏州，与仲兄仲温议定创办范氏义庄，以赈济贫寒族人”自创制以后，人多扬之。《义学记》中记载：“范文正公尝建义宅，置义田、义庄以收其宗族，又设义学以教，教养咸备，意最近古。”在此之后，义学大兴，江西出现了许多的义庄式宗族，创造了极为昌盛的血缘宗族文化。元代义学的发展已上升到国家层次，一些朝廷重臣热心创办义塾，招聘名儒，来教育家族子弟，此间尤以江西为甚。如元时期任江浙行省右丞的董士选，“在江西，以属椽兀明善为宾友，既又得吴澄而师之，延虞汲元代名儒虞集之父于家塾，以教其子。”江西万安县刘氏：“仲子桂平，唱然慨叹，谓昔也此地儒风彬彬，而今也或至惰弃其业，非有他无，无所于学，无以教之而然耳。乃设塾延师，凡里党子弟童蒙以上，悉许来学……刘氏义塾，既不受官府之拘牵，则其唯阳之初一也。”由此材料可见宋元时期江西义学之盛。有明一代，在统治者的重视下，社会科举之风的盛行，加上江西移民文风的影响，鄂东地区的义学制度必然因江西宗族的文化传播而具有共同性。
明代义学的主要形式是义塾，而义塾也是黄州府地方文教的根基所在。大致来说，凡是步入仕途的，大多数不可逾越地方蒙学这一阶段。地方义塾经费主要由当地官府富绅捐资以及兴办义庄来获取。麻城秦氏《秦氏义田碑记》记载：“又别峙三千石为义塾，以教族之子弟。”广济县的陈氏陈知琉、陈道父子，在他们移入黄州府后也带来了他们的家学文化，“行义政，如义庄、义塾、义库、义院等类，凡属义举，靡不周详，为天地留大义，无私财，无另馔，大小知义，教其子孙复申悌孝之以。”此外，明代黄州府境内“邹鲁儒学”之风盛行，麻城县更有“穷莫丢书，富莫丢猪”的民间谚语。在此文化熏陶下，四乡弟子挟书相望，奋发上进，争做地方州县的楷模。受移民的影响，明代黄州府多为移民后裔，为了在当地有稳定的生存环境，因而在地方大力推崇江右发达的义学教育，以此保障本族贫寒子弟的求学之路。明中后期，官学颓败，私学逐渐占据了地方教育的主导地位。作为私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族义学对于普及地方教育，进而进入社会上流阶层有着积极作用。
鄂东地区毗邻江右，在“江西填湖广”浪潮中是江西移民最先落籍之处，因而此地的经济文化教育等多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义学的设置必然也最早，作为鄂东主体的黄州府，在江西义学之风的影响下，必然在义学教育上十分发达。但由于史料的匮乏，明代黄州府义塾的具体数量、规模大小等指标，无法作出精确的统计。
家学，是指血缘家庭为单位的家族文化。家庭是人才迈向社会的初始阶段，也是人才成长的根基。据研究，家庭对人才成长权重高达40%。因而家庭对于孩童的教育作用尤为之甚。
明代黄州府有着庞大的士绅与士子士人阶级，皆脱胎于当地的富绅以及地主阶级。鄂东地区文风主要来源于江右的文化传承。宋元时期，江西科甲昌盛，杨炎曾谈到江西吉安地区的文风情况：“家有诗书，以数万户之井，人多儒雅。”很多迁入黄州地区的仕宦家族以及士绅继续尊崇此风，以笔耕为业，或是耕读齐行。如黄安韩氏家族迁黄十余代依然未曾废弃儒业。明末韩氏韩勋临死前对其子孙说：“我韩氏迁楚北十余世，书香矣，后必有兴者，当慎守。”大量移民迁入之后，这些书香世家依旧沿袭江西文风，耕读并重，形成“世家守高曾矩尺，纵贫落不废儒术，否亦就耕”的局面。因此迁入鄂东地区的士绅以及仕宦家族的血缘宗族观念影响下，必定将此文化心理特征带入江左。特别是其中的仕宦家族，他们作为家学传承的主导者，为了实现家族兴盛，对于家学文化尤为重视。如广济县的陈氏陈知琉、陈道父子，在他们移入黄州府后也带来了他们的家学文化，“行义政，如义庄、义塾、义库、义院等类，凡属义举，靡不周详，为天地留大义，无私财，无另馔，大小知义，教其子孙复申悌孝之义。”据统计，明代江右地区迁入黄安县的32个家族中就有9个具有士绅身份，迁入广济的131个家族中也有21个姓氏具有此等身份。纵观黄州府，迁徙到黄州府具有士绅身份的家族约占移民家族总数的1/6-1/3。这些士绅的迁入无疑会使江西重学之家风传入此地，最终促进家族子弟的成长、成才。
从麻城周氏，麻城董氏、罗田万氏可以看出家庭环境人才成长的影响力。
麻城人文积淀深厚，教育源远流长。“穷莫丢书，富莫丢猪”，这是在麻城民间流传久远的谚语。“惟读惟耕”、“劝读劝耕”更是被麻城众多的家族写进谱牒里的立世格言。麻城中部周氏一族，号称“西陵望族”的周氏，为麻城四大望族之首。明初周受七与哥哥受六回应朱洪武关于“江西填湖广”的移民号召，举家从江西鄱阳县板桥镇迁来麻城定居。兄居城南蕨淡山，后称东分；弟居中馆驿新店畈，后称西分。明朝洪武二年，始祖隆公被朝廷授于副将军，宦游楚北，卜居齐安郡黄安县城东十里太仙乡，安居创业，繁衍生息。二世祖贵一公、贵二公各居一方”。自迁来之后，家族人丁兴旺、士迹辉煌。仅大明一朝，乡试中举58人，其中会试名题正榜者17人，入仕为官者160余人。人丁繁衍昌盛，遍及大别山区鄂豫皖三省。
周鉴，周受七之曾孙，明朝早期进士、官至山东提刑按察使、正三品大员。他出生在麻城市中馆驿镇七屋垸村欧阳氏的一户农民家庭。由一个地地道道的农家子弟一跃而成为朝堂重臣。受七公看到麻城仕族门庭若市，而自家门庭冷落，他就下决心寻求门径，要让子孙后代读书砺志，光耀门楣。后七公为借助欧阳家平台，甘愿将自己独子周富送往入赘。周富与妻子欧阳氏生有三子，长子名仲旭，次子名仲馗，三子名仲昶。夫妻俩虽是农民，却也受到“耕读传家”的影响，在男耕女织、兴家创业的同时，安排三个儿子闲时上私塾读书。后周富二儿子欧阳鉴在“惟耕惟读”的影响下参与科考。接连八次进京赶考，八次落第，“进士”桂冠始终与他失之交臂。直至第九次改名周鉴才得以成功。周鉴鱼跃龙门以后，基于周氏家族出生寒门，为正家风，周鉴以“德慧存乎疢疾，生全出于忧患”告诫族人：“勤学修行光大门闾者敬爱有加，资助优厚。其有交遊勿慎、德性无恒、举止狂悖、自蹈非僻者，轻则告于祖考，责罚以警将来；重则呈于官司，桎梏而亡本命。无使逞其凶毒、牵连善类。”受此惟学的家风影响，鑑公的一子（洙公）三孙（廷征、廷璋、廷聘）和东分六世兑公（周兑）相继乡试高魁。接着，东分七世文熙公高中正德会试皇榜，始复周姓，为光耀“周宋一家”门庭浓墨而重彩。西分七世岱公嘉靖会试再步蟾宫。至九世，东分九世周思久中嘉靖癸丑会试黄榜，思敬、思稷两兄弟隆庆2年（戊辰）同榜进士题名。创下了15年内兄弟三进士的煌煌功名业绩，成为荆楚大地家喻户晓的美谈。
董氏先祖董奉高于元末时从江西乐安流坑来到麻城，落脚于横河。麻城董氏家族由此发轫。江西流坑董氏是一个单姓聚族而居的大家族，他们尊西汉大儒董仲舒为始祖，并认唐代宰相董晋也是他们的先祖。在千余年的漫长岁月里，流坑董氏经历了各个时期的治乱盛衰，其始终凝聚不散，而且不断发展。迁徙至麻城的董氏一支，原籍江西乐安。元末明初，战乱不断，江西流坑董氏家族有一商人因被战乱冲散，生死不详。其子远离江西而来到鄂东，历经万难，还是不见其父踪影。最终遂在麻城定居。这即是麻城董氏一世祖。四世祖董世才以明经荐举出身，授桂林检校。及至宣德年间，五世祖董应轸的书生参加乡试，高中解元，并先后担任福建提学佥事、广西参议等官职。后因剿蛮有功，被皇帝封为朝列，进封朝列大夫。被称为“麻城三老”之一。及至六世祖，董应轸共生八个儿子，四个中了举，三个成了进士。七世祖董朴于明成化甲辰(1485)中进士。八世祖董朴的儿子董仕毅，秉祖上遗风，于明正德庚午(1511)中进士。明嘉靖丁酉(1538)，九世祖董性乡试中举，授山阳县教谕。不久出任四川安岳县令。
罗田万氏，黄州府罗田县人，祖籍江西南昌，中医世家。祖孙三代皆为义学大家，万氏因科举失意，乃矢志医学。
万全，为迁徙罗田的第二代，作为集幼儿医学大成者的万全，在前人的基础上精进医术，以救人为己任，并积极著书传于后世。《万氏宗谱》载: “万事全，字全仁，别号密斋，邑庠生，名全，以医学术精，活人甚众，著有医书行世。”万全早年以科甲为任，从学于罗田大儒张玉泉、胡柳溪等。聪慧无比，且颇有士林之风。史料记载：“罗有巨儒张玉泉、胡柳溪，讲明律历史纲之学，翁知全可教，命从游于夫子之门而学焉，颇得其传。”后因万筐身死，幼科一学无人继承。万全秉承着祖、考两代人的遗志潜修医学，留世著述甚多。现存 《保命歌括》、 《养生四要》、 《育婴家秘》、《广嗣纪要》等。万全在医学上天赋极高，对前人医学领悟力强，注重实际，代表了一个时期中医发展水平，后人称其为鄂东四大名医，与蕲春医学大家李时珍齐名。万全行医以济人为己任，所治患者不论身份，上到官僚士绅，下至贫苦百姓，足迹遍及鄂东地区。及至第三代，兄弟十人以医学为其己任，以救治贫贱为家学传承。《万氏宗谱》记载：“……子，邦忠、邦孝、邦宁、邦和、邦正、邦治、邦靖、邦成、邦瑞、邦化。”此10人为万氏迁徙至黄州府罗田县的第三代。兄弟几人大都以行医为业，皆得万全真传。受限于天赋，相对于祖上而言稍显不足，但远较周边而言，皆称高明，时称：“万君十丈子，皆能医”。10人中，相比医术而言，尤以四子邦治与八子邦靖医术为甚。“邑令君唐肖峰以公子十二岁，戊辰正月出痘……乃延予四子邦治、八子邦靖同韩凤岐医治。”万氏第三代医术不及万杏坡、万筐和万全三人，但兄弟十人借助父祖辈影响，在罗田繁衍生息，成为名噪一时的万氏家族。而作为江西徙居罗田移民后裔，以万全为首的万氏家族以救治贫贱，塑造一种 “儒医”形象作为家学来传承，最终实现个人与家族的土著化。
明代科举之风盛行，加上鄂东地区受江西遗风的影响，私学几乎遍布黄州府境。私学的繁荣有效补充了官学在地方上的的不足。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推动了黄州府文教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元）吴澄《吴文正集》，《儒林义塾记》，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1976年。
[2]（明）宋濂：《元史》，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
[3]（清）张廷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4]（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
[5]（清）陈诗编纂，张德英、皮明庥校勘：《湖北旧闻录》，武汉；武汉出版社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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