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但凡是文化作品，都逃离不了被盗版的命运，不论是现在的电影，音乐，还是小说，文集，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盗版的成本与难度也越来越低。
然而盗版并非今天独有，早在宋代就已经出现，比如一代大儒朱熹某天外出逛街，走了没两步就在书摊上看见熟悉的字样，越瞧越不对劲，索性走近一看，嚯，好家伙！
果然是朱老爷子自己的著作《论孟精义》，但这本书多年来始终是他自印自销，有人订多少他就卖多少，他搭眼一看就知道地摊上的书根本就是盗版，这可把他给气坏了，可是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著作被盗版书商偷着印刷，他却也毫无办法，思索良久也只能仰天长叹，无可奈何的说一句：
由此可见，即使像朱熹这种把学问做到天上去，又举世闻名的文学大家，面对盗版书商却也是束手无策，他只觉得盗版商是因为贫穷走投无路，才会选择盗版别人的书来牟利，因此想到背后原因，便觉得可以体谅。
朱熹
就连朱熹这种大文豪面对盗版都没办法，更不必说寻常的宋朝作者了，但凡是有点儿名气的书，基本上也早就盗版横行。
然而追溯源头，盗版其实是在宋朝才逐渐兴盛，那么在宋代以前，为何古人没有盗版的困扰呢？
原因自然是由于宋代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印刷术。
在印刷术还未发明出来的年代，比如秦汉时期，人们写字留存的方式，还只是用兽骨或者竹简，虽然也是“写”，但实际上却是用刀刻字，想要刻成整整一本，不仅耗时耗力，还需要大量的竹简或兽骨，比如当年汉武帝执政时期，司马相如只是想上奏，就刻了整整一马车的竹简，试问若不是在朝中为官，民间百姓谁能有如此殷实的财力？
这一时期的盗版成本，可谓相当巨大，即使是用“绢帛”这类丝绸物来书写，价格也是相当昂贵，根本不会有盗版书商花费大手笔采购大量绢帛去盗版，否则肯定亏的只剩裤衩，绝对血本无归。
战国竹简
所以我们就能得知，在宋代以前，由于没有印刷术的出现，使得盗版成本非常高昂，就算费力盗版出来，可也无法赚回成本，因此在宋代以前，虽然不能说盗版一点儿没有，但也是极为罕见。
直到印刷术的出现，盗版书的行业可谓如虎添翼，开始走上一段腾飞发展的黄金时期。
在宋朝，有一种多功能性的出版单位，名为“书坊”，类似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印刷厂，一般书坊的后半部是印刷车间，前面的门头则是书店，正是所谓的“产销一条龙”。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的书坊
当然开在汴梁城内的书坊，正所谓皇城脚下，兜卖盗版的概率比较低，所以一般像这类正规书坊，都是经过原作者搜权后进行印刷销售，这时候的印刷术已经非常成熟，甚至能达到“日传万纸”的程度。
由此可见宋朝的印刷术之发达，所以如此强悍的印刷术，必然导致印刷成本相当低廉，于是各路盗版书商纷纷摩拳擦掌，盗版之风从此昌盛。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盗版书因为有了印刷术的发明而逐渐兴盛，那么宋朝的盗版书商都会采用哪些方式进行盗版呢？
这种盗版方式是最为令人不齿且愤怒的行为，首先咱们来回顾一下初中课本里学到的历史知识：
开宗明义，宋朝时流行的印刷术，主要是雕版印刷，有的朋友可能会问，那时候不是已经有活字印刷了吗？
有的确是有，但因为自从唐朝发明出雕版印刷以后，作为主流的印刷技术而在唐朝中后期全面普及，所以延续到宋朝，还是依旧使用成熟的雕版印刷，对于新问世的活字印刷，远没有已经延传上百年的雕版印刷成熟。
所以当时的大小书坊进行印刷，仍旧采取唐朝时的雕版印刷。
而那些盗版书商呢，正是先通过各种手段把作者的原稿范本搞到手，再请能工巧匠尽量临摹雕刻出原作者的字迹雕版，接着再用这些雕版，能印刷出以假乱真的盗版书籍。
所以大家明白这种盗版方法，最令人深恶痛绝的原因了吧？
因为这是一种完全不尊重原作者心血的盗版方式，即把原稿直接盗来雕刻成雕版，而丝毫不经过原作者同意，更不会考虑原作者发现之后的心情。
鼎鼎大名的苏东坡，便曾亲眼发现过这种腌臜事儿，怒气冲冲的吐槽道：
这段话说的其实非常愤怒，首先苏轼指出某个书市的人为了谋取暴利，经常把我的文章拿去盗印，我恨不得把他们的雕版都给砸了！
而且更可耻的是，他们还四处收集我的旧诗，汇总之后印成新的诗集进行销售，而且不光有我的，还有其他很多作者的，他们也毫不留情的盗印！
这可把大诗人苏轼气的够呛，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没看过苏轼怒斥过谁的诗文，但这篇送给好友的信中，他却罕见的显露出自己的愤怒，可见当真是对盗印者深恶痛绝。
这就相当于，别人吃过一次的饭，他也不嫌弃，直接倒进自己的碗里，再吃一遍，这样比喻可能不是很恰当，但我想说的是，这种盗印方法几乎就是最不讲技术含量的，上述第一种好歹是直接盗刻原文，工匠都会尽量往作者本人的字迹上靠拢，以突显其笔法个性，但这第二种就是把可能是别人盗版的，或者已经被盗版好几次的书，直接拿来再盗版一次。
可想而知这种书的质量，最为要紧的还是对待原作者心血的态度，俨然丝毫不重视，只是简单的印刷一遍，就直接开卖了。
这种盗印方法，也被称为“翻印”，当然翻印的范本，不局限于其他盗版，也有可能是作者本人出资印刷的首本。
这也是为何我开头所说，朱熹看到市集上的书会大发雷霆，因为他所见到的那些书，就是通过他自己花钱印刷的版本进行盗版，这不仅严重侵犯了他的著作权，更严重侵犯了他的商业利益，但手法却极为拙劣，因此朱熹起初的反应正是：
就连一向儒雅随和的朱熹都忍不住觉得可笑，可想而知这种翻印的手法，即使在宋朝的盗版圈里，也是位于鄙视链最低端的那一种吧。。
可能我描述的有些绕，那咱们来举个例子，打比方有本小说叫《张三穷游记》，作者就是张三本人，在宋朝很有名气，结果某些盗版书商看中了张三的名气，私底下悄悄写了本《李四富游记》，但是没人听说过这本书，要是发行出去，肯定不好卖。
那好办，于是盗版书商就在《李四富游记》的扉页，写上三个字：
张三·著。
这么一讲，大家就明白了吧？
所谓偷梁换柱，就是把一本没有任何名堂，甚至不是某个作者写的书，强行署上名气很大的作者姓名，然后向外销售的时候，就打着作者的“羊头”，实际卖自己的“狗肉”。
这种是最最可恨的，比前两种方法更令人发指，说句不好听的，万一当朝皇帝是个昏君，某书商想害人，直接秘密自写一本骂皇帝的书，然后署上某个作者的名字，那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这侵犯的就不仅是作者的个人权益，还包括社会名望与声誉，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没有比这种方法再为低劣的，而且那些书里的内容，作者完全不知情，基本都是书商自写自印。
为的当然是盗借有名作者的名字，使书好卖，然后大发不义之财。
类似的例子在宋朝简直不胜枚举，比如北宋著名思想家李觏（gòu），就曾遇到过这种荒唐事儿，他先是写了一本《退居类稿》，共十二卷内容，涵盖了毕生心血所学，然后刊印发行，然而万万没想到，在出版了三年以后，江湖中突然传出一本《退居类稿外集》，上面的作者署名，正是李觏！
李觏雕像
可李觏本人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是一脸懵逼的，因为他是写过《退居类稿》不假，但从来就没有写过这本《退居类稿外集》，这完全就是某些盗版书商，自编自印了一本《外集》，直接毫不留情的盗用了他的名字当成作者，以此获利颇丰。
而且最搞笑的是，这本《外集》中有多达一百篇文章，李觏心想，可能有两篇是我写的呢也说不定，但当他翻看以后，却被气的七窍生烟，因为全书总共多达上百篇文章，竟没有一篇出自他的笔下，更为荒谬的是，该书的刊印竟然错误百出，很多字与字都是错的，简直不成体统。
为了表达对盗版书商这一低劣行为的憎恶，李觏便把这种不满与愤恨，写在了后来的著作《皇续稿序》中：
我想，通过“刻印既甚差谬”，大家便足以体会到李觏的心情了吧，他觉得这种行为实在无法理解，荒谬至极。
如上所述，这就是宋朝盗版书商惯用的三种盗版方法，足以可见印刷术背后极其猖獗的盗版现象，长此以往，盗版书商对于作者的伤害是难以估量的巨大，不仅侵犯了原作者的著作权，更严重侵犯其个人利益与社会声誉，而碍于古代信息交流的局限性，作者想要维权，更是难如登天，不像现在，一经发现盗版或抄袭内容，第一时间就可举报，或直接通过法律手段进行维权。
然而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正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误）”，由于盗版实在太过猖獗，很多作者为了杜绝自己的权益被侵犯，便跟这些盗版书商斗智斗勇，想出了各种令人捧腹的妙招进行应对，我就简单列举两个：
一个是在印刷出版的图书上，做一些特殊标记，一般是将书坊地址与正规出版商的姓名印在书尾处，现代书籍也均是采用这种方法，相信大家看书看到最后，都能看到一大串的出版商和出版单位的信息，而在宋朝，这种特殊的标记，时人谓之“坊号牌记”，虽然与现代的刊号等出版信息有些差别，但本质上大同小异，殊途同归。
有的书坊为了防止盗版，还会把具体的出版时间标注出来，方便读者认知，然后会在书坊内进行备案，以便于较真的读者前来核对，比如熟悉当地书坊的某读者，买了一本《退居类稿》，一看出版时间，他感觉印象里该书坊没在那个时间印刷过该书，于是他就跑到书坊去查验，书坊工作人员就拿出记录，为他指明这本书的确是在某时间段内印刷，这样一来，就能确定这本书是作者搜权印刷的“正版”，而非盗版。
另外还有官府亲自出来发声明，勒令对某些书籍进行版权保护，但这种防盗版的方法，恕我直言，在侦查技术并不是那么完善的古代，要想通过某本盗版书直接找到刁钻狡猾的盗版书商，并非朝夕之间的易事，很可能他刚盗版印出，紧接着就脚底抹油溜之大吉了，所以即使官府会帮助维权，并发布公告警示盗版书商，但实际上收获的维权作用却非常小，当然也不排除能够成功保护版权的可能性，只是我个人认为，相比于各种客观条件并不完善的宋朝，要想以此将盗版现象完全杜绝，几乎是一个不太现实的事情。
首先比较大的一点阻碍，就是读者也并非人人愿意掏更多的钱去买正版，而这也是盗版猖獗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总的来说，无论是古还是今，文学作者们对于盗版的态度始终一脉相承，均是深恶痛绝，随着近几年的文化发展，尤其是我国现在对待版权意识的逐渐加强，盗版现象已经呈现出惊人的消失速度，我想很多朋友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再看到过盗版书籍流通。
这其中的原因我个人向书商朋友了解过，据他们讲，一是盗版书的利润空间与销售渠道，随着国家打击力度的加大，而不断压缩，以前可能两三毛钱做一本盗版，然后三五块钱就能从地摊上卖出去，但现在由于全国范围内的创城活动，导致书摊逐渐被取缔，这就进一步导致盗版书的渠道减少，没了销售渠道，自然书也就不好卖，而为了好卖，只能以低价销售，那么利润空间又会压缩，同时还由于国家大力打击盗版，加强人们的正版意识，现在即使买书，更多人还是会选择不管刊印还是质量都更为优秀的正版书籍，盗版一般都有错印甚至是不全的情况，这就又从根本上解决了盗版的困扰。
当然我并不否定现在仍有盗版的现象存在，且大多数都直接是在线上，维权难度也不小，但相比于古代信息交换并不高效的时期，现在打击盗版的效率，已经有了质的飞跃，而我坚定不移的相信，随着全社会对正版意识的逐渐普及与公民正版意识的加强，不光是图书，如影像资料等文化各类载体的盗版，最终都会不复存在，而全国上下都会更加尊重原作者的智慧成果，虽然这个美好的愿景目前来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更有很大的困难要克服，但我无比期待那一天的到来。
我相信在国家不断加大力度打击盗版，并逐步加强完善相关法律政策的基础上，使每一位读者都能享受到正版书籍的美好与快乐，也使原作者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最终使我们的文化更加安定且繁荣的传续给子孙后代，共创文化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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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晦庵集·卷三十三》：此举殊觉可笑，然为贫谋食，不免至此，意亦可谅也。
《李氏山房藏书记》：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
《与陈传道五首·之三》：某方病市人逐利，好刊某拙文，欲毁其板，矧欲更令人刊邪！当俟稍暇，尽取旧诗文，存其不甚恶者，为一集。以公过取其言，当令人录一本奉寄。今所示者，不唯有脱误，其间亦有他人文也。
《皇续稿序》：庆历癸未秋，录所著文曰《退居类稿》十二卷，后三年复出百余篇，不知阿谁盗去，刻印既甚差谬，且题《外集》，尤不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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