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不识字
在三国学界，蜀汉内部矛盾论由来已久，大体指的是蜀汉荆州、益州、东州三个派系争斗严重，其中荆州派联合东州派一起打压本土益州派，以维持自身统治。这一观点近年来尤为流行，不少公号、期刊乃至学术论文都以此为准对蜀汉政治做过评判，得出的结论也大致相同——蜀汉内斗严重，蜀汉是一个“窝里斗”政权。
这种观点确有部分道理，但同时也存在较大的误差。因为，就《三国志》及裴注史料所呈现的蜀汉局面看，其所谓的“内部矛盾”，显然被当代人严重夸大。
这种夸大首先体现在益州人的地位上。
在不少人看来，由于“豫州入蜀，荆楚人贵”，以诸葛亮为首的荆州人占据了蜀汉政权的主导地位，而益州本土人则倍受打压、不被重用，官职不居显位。
但实际上，这种说法并不属实。
从《三国志》及各种史料的记载来看，不管是在刘备入川还是诸葛亮治蜀时期，蜀汉政权实施的用人政策都是广纳贤才，大力招揽包括益州本土人在内的四方有志之士，完全不存在刻意打压本土势力的行为。
据不完全统计，蜀汉建国四十余年的时间里，青史留名的官员大概有400人，其中荆州人士不足百人，而益州籍的官员大概有150人，很明显在整个蜀汉集团内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除了大数据分析，具体到个人，则更能反映益州人士不仅没被轻视，反倒被刘备和诸葛亮两位创业不易的当家人极尽拉拢和团结。比如：
刘巴，字子初，原为荆州零陵人，因出身名门而瞧不起兵革子刘备，出口侮辱刘备后，特意从荆州跑到益州为刘璋效力，期间还曾力劝刘璋不要邀请刘备入蜀，可见对刘备怨念之深。刘备攻破成都后，帐下人想替他出气想杀了刘巴，结果刘备慌忙下令：有害巴者，诛其三族。并拜刘巴为左将军，后来官至尚书令
黄权，刘璋帐下蜀中大将，也曾竭力劝阻刘璋邀请刘备入蜀，但刘备入主成都后不仅没怪罪他，反倒被拜为偏将军，后来官至镇北将军，成了刘备军事上的一大帮手。
李邈，益州广汉人，为蜀中名士，对刘备强占益州的行为非常不满，曾当面嘲讽刘备背信弃义，但刘备还是任命他为典农校尉，后来转任太子家令。
其他人，诸如犍为人杨洪为蜀郡太守，犍为人张翼为车骑将军，犍为人费诗为牂牁郡太守，梓潼人李福为巴西太守、尚书仆射，广汉人秦宓为大司农，成都人张裔为巴郡太守，巴郡人张嶷为荡寇将军，巴西人王平为镇北大将军、都督汉中、统领蜀汉最精锐部队无当飞军，巴西人马忠为镇南大将军、庲降都督，一度“平尚书事”……这些都是处于蜀汉权力中枢的益州人士，其比例和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大家眼中的特权集团“荆楚人士”。
所以，某些学者只凭一句“豫州入蜀，荆楚人贵”而不做具体分析便得出益州人士在蜀汉政权中遭受打压的结论，其实犯了先入为主的错误。真正的情况是，益州人正是蜀汉政权的中坚力量，而且被刘备和诸葛亮等最高领导人重视和重用。
在蜀汉建国初期，确实存在部分益州人敌视蜀汉政权的现象。
前面提到的广汉人李邈，他作为蜀中名士，曾当面嘲讽刘备强占益州：“（刘璋）振威以将军宗室肺腑，委以讨贼，元功未效，先寇而灭。邈以将军之取鄙州，甚为不宜也。”蜀郡人张裕在刘备得蜀后，凭借自身影响力，四处散步“刘氏祚尽”的消极消息。秦宓、费诗、来敏等人也都表达过不满。
但这都只是一时的愤慨。
从根本上看，他们的不满只是作为一名刘璋旧臣，出于道义对刘备背信弃义做法的谴责，而非发自内心地敌视整个蜀汉政权。
事实上，当刘备听从诸葛亮对整个益州人士群体采取怀柔政策之后，除了个别特例（张裕）外，绝大多数益州人士都投入蜀汉政权的怀抱，并为后来蜀汉事业的进一步建立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刘备与曹操在汉中会战的最艰难时刻，蜀汉军力不支，刘备发急信回成都请求支援。诸葛亮收到信后，询问杨洪如何回应，杨洪果断回答：“男子当战，女子当运”，支持诸葛亮尽发蜀地兵士为国征战。最终刘备成功夺下汉中。
章武元年（221年），刘备为关羽败亡之事东征吴国，曾经尤为敌视刘备的蜀中大将黄权主动请战，希望为大军先锋试探敌军虚实。刘备没有答应，后来汉军战败，黄权被断归路而被迫北投魏国，但他却上演了一番真实版“身在曹营心在汉”。
有传闻说刘备不幸在夷陵之战中阵亡，魏国君臣弹冠相庆，而黄权面无喜色。又有谣传说黄权因为投敌导致家人被刘备杀害，黄权却说他与刘备君臣相知，刘备绝对会善待其家人，后来被验证果真如此。
章武二年（222年），刘备因夷陵大败溯江而走，蜀中大将程畿断后。吴军追杀而至，有人劝他弃大船乘轻舟而逃，他断然拒绝：“吾在军，未曾为敌走，况从天子而见危哉！”与吴军搏斗，英勇战死。后来杨戏作《季汉辅臣赞》，称其“立节明君”。
除此几人外，最典型的当属益州大学士秦宓。他原本是对蜀汉政权怀有偏见的代表人物，但经过诸葛亮的真诚相待后，他的态度发生了巨大改变，从敌视到发自内心的认同并拥护蜀汉政权。在后来那场三国史上最闻名的一场辩论赛上，秦宓非常明确地表达了他的态度。
那时正是汉、吴重修于好之时。东吴名士张温出使蜀汉，诸葛亮与百官设宴相待，而秦宓姗姗来迟。张温认为秦宓有失礼节，便有意刁难，因此发起了这场辩论：
温问曰：“君学乎？”宓曰：“五尺童子皆学，何必小人！”
温复问曰：“天有头乎？”宓曰：“有之。”温曰：“在何方也？”宓曰：“在西方。《诗》曰：‘乃眷西顾。’以此推之，头在西方。”
温曰：“天有耳乎？”宓曰：“天处高而听卑，《诗》云：‘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若其无耳，何以听之？”
温曰：“天有足乎？”宓曰：“有。《诗》云：‘天步艰难，之子不犹。’若其无足，何以步之？”
这些对话看似只是对于“天”的无害争论，但实际上却是对东（吴国）和西（蜀汉）谁为正统政权的犀利交锋。张温自诩饱学之士企图发难秦宓，结果没讨到半点便宜。他随即提出了一个更直接的问题：
温曰：“天有姓乎？”
宓曰：“有。”
温曰：“何姓？”
宓曰：“姓刘。”
温曰：“何以知之？”
秦宓朗声回答：“天子姓刘，故以此知之。”
最终张温败下阵来。
由此可见，不管是杨洪、黄权、程畿还是秦宓，他们都代表了益州人士中高层人物对蜀汉政权的认同和拥护。而所谓益州本土人士始终排斥、敌视蜀汉政权的观点，只不过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反面教材，不足为实。
蜀汉政权内部从来都没有发生过荆、益两派内斗的史实，而东州人也只不过是刘焉时期有“南阳、三辅人流入益州数万家，收以为兵，名曰东州兵”，而没有任何史料记载过这些东州兵在后来蜀汉政权时期有过任何的成派行为
最可笑的是，出身于荆州南阳并且208年才入蜀的李严，居然被某些人当作“东州派”的领头人物，实在荒谬至极。
三个集团内斗的事实不存在，但蜀汉政权确实有过其他的内斗。
比如，托孤大臣诸葛亮与李严，魏延与杨仪以及后来姜维与诸葛瞻、黄皓等，这都是切切实实发生过的事实。然而，这种内斗并非是造成蜀汉最先灭亡的根本原因，真正的原因，其实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精神上的“内斗”——兴复汉室的理想主义与偏安一隅的现实主义的冲突。
这一切可以从一名叫谯周的蜀汉老臣的转变说起。
在蜀汉政权建立之初，作为巴西人的谯周，同大多数益州本土人一样，都在刘备与诸葛亮的怀柔政策下对蜀汉事业怀有极高的热情。刘备称帝时，谯周与大批益州人士苦心孤诣地为刘备提供祥瑞和箴言等天命依据为其造势。
诸葛亮病逝于北伐前线时，也是谯周不顾一切地在禁丧令之前赶到五丈原奔丧：亮卒于敌庭，周在家闻问，即便奔赴，寻有诏书禁断，惟周以速行得达——对诸葛亮的崇敬与真挚跃然纸上。
但到了蜀汉后期，谯周却一反前态，不仅作《仇国论》批驳蜀汉政权苟延残喘，最后还亲自劝说刘禅降魏，成了后人眼中敌视蜀汉政权的代表人物。
为何谯周从一个蜀汉政权的拥护者变成了后来彻底的敌视派，期间到底发生了，让他的态度有了如此大的转变？
其实发生改变的并非谯周，而是蜀汉政权自身。
我们知道，在刘备与诸葛亮时代，蜀汉政权的目标非常明确，那便是北定中原、兴复汉室。为此从刘备入蜀之始，发动汉中会战为继，包括诸葛亮五伐中原，都是奉行了“嗣武二祖、龚行天罚”和“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政治纲领。
这些富有激情的口号，使益州人士前仆后继地为之奋斗，因而才有黄权请作先锋、程畿舍命护天子、杨洪“男战女运”的慷慨和秦宓“天命在刘”的笃定，以及谯周本人带头为刘备称帝造势和不顾一切奔赴前线吊唁诸葛亮的真诚……
然而诸葛亮去世之后，蜀汉政权很快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刘禅亲政后，在位上贪图享乐，宠信黄皓、陈袛等奸佞；蒋琬主政时，虽然实行了“偏军西入”的数次北伐，但规模已远远不足诸葛亮时期；费祎成为蜀汉大将军后，更是以“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的理由彻底放弃了对魏作战；姜维掌政后，尽管他继承了诸葛遗志重新将“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目标提上日程，但碍于水平有限，多次北伐均徒耗了国力而没能取得实质性战果……
可见，诸葛亮去世后的蜀汉，已经从尚可与中原魏国争锋的正统政权，逐渐沦为事实上偏安一隅的割据势力。换句话说，当初益州士人们对刘备、诸葛亮时代蜀汉政权能“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理想，彻底落空了。
而蜀汉政治理想信念与现实社会发生了严重脱节之后，以谯周为首的益州士人不由得对蜀汉政权是否为正统产生了深深的怀疑。从《上谏后主疏》到《仇国论》，从试图劝谏天子重振先帝遗志未果，到对蜀汉政权彻底死心，谯周的心路历程在《三国志》中展现得极为清晰。
一个国家精神信念的崩塌，永远比任何派系斗争危害来得更为深刻。到263年邓艾大军兵临成都之时，这位曾经如此爱戴蜀汉的老臣的劝降，便成了压倒蜀汉帝国的最后一颗稻草。
参考文献
【1】陈寿：《三国志》
【2】王魂：《论荆州士人在蜀汉政权中的地位》
【3】张东：《功过分明议谯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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