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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施正荣在中国内地转了七八个城市。每到一个城市，他都会喊出：“给我800万美元，我给你做一个世界第一大企业。”
后在长达一年的游说下，最终为豪言买单的是江苏省无锡市。
2005年，随着尚德电力登陆美国纽交所，成为第一家上市的中国光伏企业，施正荣的人生也迎来了高光时刻。
凭借尚德上市所带来的纸面财富，施正荣成为当年的中国首富，光伏“教父”名声也开始名扬海内外。
不过事后看来，尚德的施正荣、江西赛维的彭小峰、汉能控股的李河君，无一能够摆脱光伏首富的诅咒，多是登上王座又跌落尘埃。
然而，凭借精准的行业判断，同时代的协鑫朱共山，却并没有像同行的老大哥一样一蹶不振，反倒几度穿越行业周期，又再次站了起来。
“做企业不是百米冲刺，而是跑马拉松。有韧性的企业才会永葆生命力。”在2022年中国企业家领袖年会上，朱共山留下了这样一句话。
事实证明，现实正如所言。朱共山曾几度穿越行业周期，最后都力挽狂澜，重回行业之巅。
2004年，是全球光伏产业全面爆发的元年。在欧洲市场的刺激下，施正荣的尚德率先杀出，仅2004年产值就翻了十倍，利润接近2000万美元。
次年，尚德电力成为中国大陆首家登陆纽交所的民营企业，施正荣以23亿美元身家，问鼎中国新首富。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2005年的一天，江苏电力集团的一位高管找到了协鑫集团董事长朱共山，对他提出了一个请求：“愿不愿意接手一座多晶硅工厂？”
事实上，此时的朱共山，已经凭借创办20多家热电厂成为名副其实的“民营电王”。但朱共山对行业的精准把握，在这时才刚刚展露。
2005年底，朱共山将多晶硅项目选址落定在了江苏徐州经济开发区的三孔桥村，以此开启了新能源产业的征途。
但此时作为后来者的朱共山，所面临的竞争已十分激烈。
其中，施正荣的尚德已在美国上市，彭小峰也已在江西新余开始构筑赛维LDK光伏帝国，彼时光伏产业链的下游电池片和组件领域厮杀不断。
不过相对于电池片和组件，上游多晶硅领域的国内企业涉入者却寥寥无几，原料绝大部分依赖于进口。
2004年，全球多晶硅供应主要集中在Hemlock、瓦克、REC、MEMC等七大厂商，它们当时的总产量为24000吨，而彼时全球市场需求量为26201吨。
在此背景下，朱共山以多晶硅为切入口进入光伏领域，显然是一个更好的法子，这也让朱共山坚定了接下该项目的决心。
2006年3月，朱共山以成立中能硅业的面孔入局光伏行业。到2007年9月，第一批多晶硅成功生产，朱共山就这样打造出了本土第一家量产多晶硅的厂家。
自朱共山杀入多晶硅行业后，市场上的多晶硅价格更在一路上扬。
2007年，多晶硅价格突破300美元/公斤。到2008年，又达到了500美元/公斤，硅料端凭此独占了光伏产业链70%的利润。
与之同步的是，协鑫于2007年成功登陆港股，前途看起来一片光明。
危机却往往隐于繁华。
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光伏产业遭遇毁灭性打击，装机量锐减近90%。这直接就造成了当时400多家光伏组件企业，只有不到50家能够继续活着。
硅料环节的情况也不容乐观，需求锐减致使硅料价格一路狂跌。2011年最低时只有15美元/公斤，较2008年的500美元/公斤形成极大的反差。
当时国内已投产的43家多晶硅厂，甚至有80%的厂商因此而陷入停产。只是，朱共山却成了一个例外。
凭借敏锐的嗅觉，早在2008年前后，嗅到市场疯狂危险气息的朱共山，便以降低硅料价格的方式与比现货价格低40%-50%的代价，与客户签订了为期8年的长期合同。
也正是这笔买卖，让朱共山躲过了一劫，成功抵御了寒冬。不仅如此，朱共山在国内80%的多晶硅企业停产下，还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扩产。
2008年12月，中能三期项目投产，整体产能达到1.8万吨。到2009年，朱共山又开始进入硅片、系统集成和下游电站业务。
截至2011年底，协鑫的多晶硅产能达6.5万吨/年，硅片产能提升至8GW/年，同比增幅分别达到210%和129%。
仅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协鑫也从在全球多晶硅原料排行老三的位置，到2011年一跃成了全球老大。
2011年，朱共山家族以160亿元的身家问鼎胡润新能源富豪榜。从此，朱共山有了“硅王”的称号。
不过到2013年，欧洲双反政策给我国光伏行业带来剧震之后，随着同年隆基股份正式宣布全面推广单晶硅片，掀开单晶硅片替代多晶硅片的序幕，朱共山又迎来了一次重击。
从最终结局来看，朱共山低估了单晶硅片的席卷速度。其中，多晶硅片市占率一路从2014年的95%骤降至2021年的不到5%。
受技术路线变迁影响，协鑫在多晶硅业务上深受影响。2019年和2020年，协鑫分别为硅片业务对应的资产计提减值损失约26亿元和32亿元。
除此之外，2018年5月31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家能源局发布了《关于2018年光伏发电有关事项的通知》。
这被称为史上最严的光伏新政，其叫停了普通地面式光伏电站的新增投资，同时降低了光伏发电补贴的力度。
在双重打击之下，朱共山和协鑫的日子也越来越难过。2018-2020年，协鑫净亏损分别达到6.93亿元、1.97亿元和56.68亿元。
由于过去几年大举的投资，协鑫的负债端压力也开始展现。同期，协鑫整体资产负债率约高达75%。
其中，以光伏电站业务为主业的协鑫新能源债务压力占据了一半。协鑫科技的市值也一度跌到不足百亿港元，跌幅超过80%，
以致在某次会议上，朱共山情绪化地表示：“恨死新能源这个公司了”。
朱共山还曾喊出：“一旦全部出售协鑫新能源，协鑫集团可以瘦身近530亿资产，甩掉360亿有息负债。”
事实上，协鑫新能源从2014起加速发展电站，仅四年时间，到2018年底便已在全球持有211座电站，总装机容量达7.3GW，位居全球第二。
但也正是因为如此快速地发展电站，让协鑫新能源背上了数额不菲的债务。面对压力，朱共山最终找到了一条生路：卖电站。
2018年10月，协鑫新能源向中广核出售160MW光伏发电站项目80%的权益，以此获得3.06亿元。
自此之后，朱共山急刹车，瘦身式自救开始频出不止。
从2018年开始抛售电站回笼资金，到2021年末，协鑫新能源所持有电站的装机总量已从巅时期的7.3GW下降到约1GW
在完成对电站资产处置后，协鑫的现金流压力也开始大幅减轻。截至2021年底，协鑫科技的资产负债率下降至49.61%。
对于瘦身之后，该如何增重，朱共山竟也还有绝活。朱共山的招式是，将重心瞄准一个新的硅料技术方向，用流化床法生产“颗粒硅”。
2017年3月，协鑫对外宣布，完成了对美国 SunEdison的收购案。通过此次收购，协鑫获得了电子级硅烷流化床颗粒硅技术及资产、第五代 CCZ 连续直拉单晶技术及资产、包含相关设备及知识产权等“干货”。
在获得技术助力后，协鑫的颗粒硅技术商业化也开始明显提速。
2019年，协鑫形成了GCL法高纯颗粒硅生产技术路线，具备年产6000吨颗粒硅的有效产能，并推动在下游单晶客户颗粒硅替代块状硅使用的认可。
2020年以来，公司又先后宣布在江苏徐州、四川乐山及内蒙古包头规划建设3个 10 万吨级硅料基地。
与西门子法相比，现实是，颗粒硅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其中，综合生产成本较棒状硅相比下降约30%，颗粒硅的使用将显著降低下游客户单晶产品的生产成本。
在成本大幅下降的同时，2020年9月，在“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下，硅料价格也迎来了再度大幅上涨。
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国内硅料单位现货价一路从5万元/吨飞涨至最高25万元/吨。此后，也将协鑫一把拖出了亏损泥潭。
2022年上半年，协鑫科技实现营收153.26亿元，同比增长74.1%，归母净利润69.09亿元，同比增长187.1%。
据统计，到2022年底，协鑫科技的多晶硅产能将达36万吨，而通威股份的产能为33万吨，新特能源的产能为20万吨，大全能源的产能为15.5万吨。
面对行业又入高景气周期，再加上技术革新，协鑫在二级市场也开始再次火热了起来。2021年，公司累计配股92.8亿港元，同时获得高瓴资本的大额认购。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当多年后施正荣、彭小峰、李河君的故事相续落寂后，朱共山的“硅王”故事，却仍在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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