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庞勉，编辑杨嘉敏
“盛世梦华录——华夏名城与名酒”系列
苏轼的“忘年交”范镇在《东斋记事》里记载了一则典故：末代吴越王钱俶进献宋太祖一条宝带。宋太祖对他说，朕有三条带，与此不同。钱俶请求一观。宋太祖笑曰，一条汴河，一条惠民河，一条五丈河。
斯时，由外城、内城、大内三重城垣组成的宋都开封，除了宋太祖引以为傲的“三带”，还有一条金水河。四条河流通过十余处水门与城壕相互串联，形成中国都城史无前例的格局——“四水贯都”。也使得这座黄河冲积平原上的城市，水陆交通如苏轼弟子秦观所说“四通五达”。
“四水”中，金水河专供大内，余者皆通漕运（指利用水道运粮），其中，以横穿外城、内城南部的汴河最为重要。汴河前身，即隋唐大运河最主要的河段——北连黄河、南接淮河的通济渠，亦称汴渠；再往前，是战国的鸿沟。北宋时，每年汴河运粮六七百万石，相当惠民河、五丈河的十倍，《清明上河图》就着意描绘了漕船运粮汴河的场面。对比一组北宋宫廷酿酒用粮的数据，可证斯时漕运之繁忙：起初每年用米八百石（宋时一石约合今60公斤），后来三千石，最后八万石。
《清明上河图》（视觉中国|图）
宋太祖晚年想迁都洛阳、长安，大臣反对，其弟赵光义（后来的宋太宗）也不赞成。理由无他，开封漕运比洛阳、长安更便利。对于汴河，赵光义一语中的：东京养甲兵数十万，居人百万家，天下转漕仰给在此一渠水。
直到靖康之变，在“四河”温柔的怀抱里，开封差不多安享了168年的“太平光景”。
“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这貌似平常、实则痛悟之语，出自《东京梦华录》。其作者孟元老，寓居开封二十三载，“烂游叠赏，未知厌足”。南渡二十年间，他北望中原，用无限眷念和不尽伤感，追忆故国之盛：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
孟元老所忆的“天街”“御路”，指大内宣德门与外城南薰门之间的御街，其位置几与今开封中山路重合。金、元以后，则被动辄咆哮南侵的黄河湮没于地层8米深处。在中山路北段，我走进仿建的“宋都御街”。宽30米的街道、绵延400米的宋式建筑群，尽管不复旧观一二，依然让我窥见千年前的流风余韵……
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御街长七八里，宽二百余步（合今300米），中间的御道供皇亲官宦通行，两边分布杈子（栅栏）、御沟、御廊。每到春夏之间，“莲荷……桃李梨杏，杂花相间……望之如绣。”由此可知，其规模、景观，比之唐长安著名的朱雀大街，也不逊色。值得称道的是，御街及所有街道均废除了“市”（商业区）“坊”（住宅区）间的隔墙，取消了先朝前代的宵禁，成为茶铺酒肆林立、瓦舍勾栏云集之处。最热闹的，莫过于御街与汴河交叉点——州桥。
在边发掘、边展览的“州桥及汴河遗址公众考古示范基地”，我弯腰俯瞰一座巨型探方。其“清明元金宋”地层叠压的底部，有两堵南北相对的石壁，上面刻满云朵、动物的图案。这就是出土未久的汴河堤岸浮雕，印证了孟元老所见不虚：近（州）桥两岸，皆石壁，雕镌海马水兽飞云之状。
州桥建于中唐，因开封时称汴州，故名“汴州桥”。五代称“汴桥”，北宋称“天汉桥”，简称州桥。与汴河“巨木虚架……宛如飞虹”的虹桥不同，州桥乃石砌平桥，唯“平船可过”。之所以这样，盖因其时漕运分段管理——“（长）江船不入汴（河），汴船不入（黄）河，河船不入渭（河）”。也就是说，大船到开封后，要换小船穿过州桥，方能继续漕运。
于是，天上明月、桥上行人、河上泛舟的州桥蔚为名胜，尤其“自州桥南去……直至龙津桥（御街与惠民河交叉点）”的夜市别具风情。至和三年（1056年）夏，“四河”泛滥。初次进京的苏轼不等城内大水消退，便赶往龙津桥逛夜市。三年后，苏轼服毕母丧，再度从家乡眉山赴京。这一次走水路，夜泊戎州（今宜宾）牛口渚时，月光洒满他的心头。他忽然忆起，“灯火亦煌煌，新月皎如昼”的州桥夜市。那个时候，他还想不到，三十八年后，一位好友将贬谪至此。这位好友就是黄庭坚。
苏轼大黄庭坚九岁，苏视黄为友，黄尊苏为师。元祐元年（1086年）之前，两人交了八年“笔友”。未及谋面，黄庭坚就因“乌台诗案”挺苏，被处“罚铜”。之后，同在京城为官三年多，两人诗酒雅集、论道谈艺，唱和之作竟达百篇。奈何，党争再起，苏轼远谪岭南，黄庭坚被贬戎州。两人余生“动如参商”，再无会面。
跟苏轼相比，同样嗜饮的黄庭坚幸运太多。当苏轼愁于岭南无酒，他却品尝到蜀地佳酿——姚子雪曲（即当今名酒五粮液的前身），并为作颂：“姚子雪曲，杯色争玉。得汤郁郁，白云生谷。清而不薄，厚而不浊。甘而不哕，辛而不螫……”
姚子雪曲（五粮液前身）
也就在戎州期间，黄庭坚游览了牛口渚。睹“景”思人，百感交集中，他挥毫写下“思坡”二字，意谓“思念东坡”。今宜宾市思坡镇即得名于此。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这是黄庭坚寄赠友人黄几复的名句。转赠苏轼，想必亦无唐突。只是不知，这酒，是不是醇厚如友情的姚子雪曲；这灯，是不是州桥摇曳如星光的璀璨。
除了御街，大内东华门外因常有皇室、宫人光顾，也成为一块商业旺地：凡饮食、时新花果、鱼虾鳖蟹、鹑兔脯腊、金玉珍玩衣着，无非天下之奇。东京七十二家正店之首的樊楼便坐落于此。
正店，简单地讲，即官方特许酿酒及批发的酒家。与之相对的脚店，只准零售酒水。此外，还有“拍户”——类似现在街边巷尾出没的“苍蝇馆子”。
樊楼正名白礬楼，“本商贾鬻礬于此，后为酒楼”。何时兴建，无从考证。其名最早载于《宋会要辑录》，开宝七年（974年）元宵节，宋太祖御街赏完灯，“又至白礬楼观杂戏。”宋真宗时，樊楼每年售酒五万斤，每天上缴酒税二千钱，堪称“利税大户”。后来樊楼易主经营不善“大亏本钱”，朝廷都下诏“干预”：愿意承包酒税者，将指定三千家京城的“脚店酒户”，每日于白礬楼“取酒沽卖”。
河南开封·樊楼（视觉中国|图）
“起死回生”后的樊楼，更名丰乐楼。士庶并不买账，照呼旧名。宣和（1119-1125年）年间，原先上下两层的樊楼，改扩为东西南北中五座三层。“各有飞桥栏槛，明暗相通，珠帘绣额，灯烛晃耀。”斯时，登临西座，大内“金碧楼台”尽入眼底；把盏北座，则饱览花石纲堆叠的皇家园林艮岳秀色。此番美景，勾魂摄魄，引风流人物竞折腰。《齐东野语》就记下吴兴（今浙江湖州）公子沈偕携妓炫富，为樊楼千余酒徒埋单的故事。而《大宋宣和遗事》说，（樊楼）上有御座，（宋）徽宗时与（李）师师宴饮于此，士民皆不敢登楼。据推测，西座“后来禁人登眺”，与此或有干系。
靖康二年（1127年），金灭北宋，改东京为汴京。此前围城之际，“大雪盈尺”中，艮岳“台榭宫室悉皆拆毁”，用来烧火取暖。樊楼大概也毁于同时。多年后，曾亲历樊楼盛况的理学家刘子翚，写诗记曰：梁园歌舞足风流，美酒如刀解断愁。忆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
凑巧的是，艮岳原乃摹拟杭州凤凰山所筑。而杭州，升格为南宋“行在”“行都”临安后，其大内就设于凤凰山东麓。
两年前，桂子飘香时节。我从杭州市中山路的“南宋御街”向南，步行至凤凰山脚路。沿途的老屋旧巷，不时闪现晾晒的衣物、床单。再向西，拐入宋城路，就缓缓走进了林木葱茏的凤凰山。
海拔178米的凤凰山，地处西湖与钱塘江之间，是过去杭州城的制高点。隋朝废钱塘郡首“置杭州”，就在此建州城。连接长江、钱塘江的江南运河（隋唐大运河南段）开通后，杭州坐享漕运“红利”，日渐富庶。钱镠（钱俶的祖父）割据吴越时，以营造国都的标准，“广杭州城，大修台馆，由是……盛于东南”。鉴于向东不远是海岸线，彼时的杭州只能沿西湖东岸、凤凰山以北的狭长平原“城建”。从而，城垣“南北展……东西缩”，状如腰鼓。
河南开封·樊楼（视觉中国|图）
靖康之变中，侥幸逃脱的赵构（后来的宋高宗）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登基，改元建炎，史称南宋。龙椅未坐热，金兵杀到。之后五年，赵构来回“巡幸”扬州、临安、建康（今南京）、越州（今绍兴）、明州（今宁波）等地。直到绍兴元年（1131年），下诏重返临安。理由跟他的祖宗赵光义如出一辙：漕运便利。
刚回临安，惊魂甫定，一切因陋就简。当然，这也是无奈之举。凤凰山麓从前的州城、国都，经历建炎兵燹，仅存不多建筑聊充“行宫”。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时行宫外朝止一殿，日见群臣……谓之后殿，食后引公事则谓之内殿。双日讲读……谓之讲殿。”足见官家之窘状。因陋就简，还意味着临安的布局是另类的“南宫北市”，并非传统的“北宫南市”。更另类的是，除“大日子”打开内城的南门丽正门，平常则出入北门和宁门，见官家，得“倒座”——进和宁门后，迂绕东墙到大内的南门。
以淮河—大散关（今属陕西宝鸡）为界的宋金和议签订后，岳飞被杀，“偏安”落定。赵构长舒一口气。于是，由他开始，诸帝增修不绝，殿堂楼阁如凤凰山的竹笋破土而出，“栋宇高低若波涌”……元初，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来此，犹赞旧时宫阙“是为世界最大之宫……全饰以金……灿烂华丽，至堪娱目。”
从宋城路尽头的登山口进去，土路旁立有一方汉白玉碑，上书：临安城遗址（皇城遗址）。“皇城”即我所说的内城。走完土路，脚底冒出一条石板步道，再往上，便是我要去的圣果寺遗址。
圣果寺，又名胜果寺、崇圣寺。虽为古刹，却“寺”运多舛。自隋初建，到1958年湮灭，兴废多达十几次。赵构“定都”临安后，纳其入内城，一度改作驻扎禁军的殿司衙，并题额“忠实”。可惜我运气欠佳，碰上考古保护，“忠实”石刻及钱镠捐建的西方三圣、十八罗汉造像等摩崖遗存，都被围布遮住，无缘一见。好在，兜兜转转，我找到附近另一处南宋遗址月岩。那里，没有“游客止步”。
“月岩”是一小片石林，或者形容为一大群假山更加贴切。其景，借用明人的描述同样适合：凤凰山有石，如片云拔地，高数丈，亦奇峰也。将巅，有一窍尺余，名曰“月岩”。“窍”称为月窦，一只通透的圆形石孔。据说，中秋之夜，圆月“镶嵌”月窦之中，投映水池，遂呈“月循窦中入，地下玉镜旋”的无二妙境，水月、石月、圆月，三月同框，遥相呼应。
满月从屋檐脊兽背后升起（视觉中国|图）
“怪石堆云矗太空，女娲炼出广寒宫……捣药声繁驱玉兔，漏天孔正透清风……”是夕，帝后嫔妃于此“赏月延桂排当（指宫中宴饮）……夜深，天乐直彻人间。”同时临安城中，王孙公子、富家巨室“琴瑟铿锵，酌酒高歌，以卜竟夕之欢”；普通人家“安排家宴，团圆子女，以酬佳节”；“陋巷贫窭之人……解衣市酒”，不肯虚度。
钱塘江上，“小水灯数十万盏，浮满水面，烂如繁星”；倒是往日“浓妆淡抹”的西湖，乍现素颜之美，“宿湖饮酒，待银蟾出海，到夜深船静，如在广寒宫”。
比赏月更令人痴狂的，当数观潮，观钱塘潮。
众所周知，钱塘潮以景象宏丽、气势磅礴著称于世。其成因，有赖天时、地利。天时，指每年中秋前后，太阳、月球、地球几处一条直线，海水受到的吸引最大；地利，指钱塘江入海的杭州湾形似喇叭，“外口”大且深，“内肚”小又浅。起潮时，海水在东南风的“鼓吹”下，从宽达100公里的“外口”向西突入，骤缩至最窄的3公里“内肚”。前后推搡，左右冲撞，顷刻间“滔天浊浪排空来，翻江倒海山为摧”。
钱塘江大潮（视觉中国|图）
自钱塘江下游河道北移，明清至今的最佳观潮地在海宁盐官。之前，要“溯至”杭州“江干（江岸）上下十余里间”。曾于“江干”观潮的周密写过一段文字，相当传神：“方其远出海门，仅如银线；继而渐近，则玉城雪岭，际天而来，大声如雷霆，震撼激射，吞天沃日，势极雄豪。”顺便说两句，文中“海门”指当时钱塘江入海处对峙的龛、赭两山，即现在的萧山国际机场。水运到空运，一字之差，却折射出白云苍狗，野马尘埃。
与“海门”一样，候潮门也经历了水陆更迁。从临安城东南门，变作杭州地铁5号线的站点。出地铁，我升至地面，不用打听，便看到马路转盘里的“古候潮门”碑。候潮门因每日涨潮拍岸得名，乃钱镠筑海塘（海堤）所建。南宋绍兴年间重修后，酒家瓦舍蜂拥而至，纷纷竖起“观潮、映江”的酒旆招徕顾客“暇日娱戏”，人潮赛浪潮。
首提“天上天堂，地下苏杭”的范成大，年轻时也“豪纵”其间，“袍锦团花凤……驰宝马、飞金鞚。”淳熙二年（1175年），因出使金国被誉为“南宋苏武”的他调任四川制置使。七夕之夜，他登临叙州（今宜宾）锁江亭，与杜甫、黄庭坚隔空对饮，“我来但醉春碧酒，星桥脉脉向三更。”范成大笔下的春碧酒就是令杜甫惊为胜绝的重碧酒，也是让黄庭坚一饮倾心的姚子雪曲；尔后一代代传承至今，以“五粮液”之名为世人所熟知。
而那个时候，范成大杯中的美酒已自岷江、长江、大运河“流”向候潮门。据《武林旧事》记载，临安“人物浩繁，饮之者众”，“诸司邸第及诸州”皆供送酒类入都。由于量大且酒坛易碎，走相对平稳的水路，从候潮门边的安便水门进城，最省成本。每当酒船漂来，酒香四散飘漾，花团锦簇的临安也随之醉倒，“多少燕情莺意，都泻入、玻璃瓮。”
六和塔也是“江干”观潮胜地之一，“以（八月）十八日最为繁盛”。是日，潮来之前，“教阅水军”。所以，六和塔周边“家家楼屋，尽为贵戚、内侍等雇赁作看位观潮”“珠翠罗绮溢目，车马塞途”，好酒、美食应有尽有，就是价钱也如潮水猛涨。
六和塔（视觉中国|图）
水军演罢，潮来，轮到弄潮儿“冲浪”上场，“出没于鲸波万仞中，腾身百变……”宋人有词，夸说其事：“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疑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尚心寒。”如此“伟观奇绝”，官家自然不肯错过，通常置酒观潮于大内高台。唯独淳熙十年（1183年）八月十八日，已作太上皇的赵构由宋孝宗陪同，“出候潮门”，临幸六和塔附近的浙江亭，“从驾百官各赐酒食……”也算是“与民同乐”一番。
如今浙江亭已无迹可寻，惟余塔身为南宋原物的六和塔，依然挺立。置身塔顶，檐铎摇风，叮当盈耳。凭栏眺望，钱塘江大桥如长虹卧波；脚下，一座天堂般的城市正沿江潮两岸徐徐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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