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陈植 上海报道
大道至简，精于心而简于形。
对于富邦华一银行来说，在大陆的近25年只做了一件事——服务台商。籍贯浙江绍兴的马立新已经在这家台资银行浸润近三年，从上海的金融监管官员到富邦华一银行董事长，马立新近日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独家专访的近两个小时中，已是三句不离服务台商的本行。
“服务台商”四个字，其实并非说得多就能做得到、做得好。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至简”，背后意蕴博大精深。越是专注，往往越容易发现不足，进而只能加倍专注。知易行难！
过去20多年的发展，富邦华一银行资产规模突破1300亿元，接近大陆外资银行第一梯队行列，且在台资金融机构中，这家银行无论在大陆地区的营业网点，还是全牌照经营方面皆为“独占鳌头”。
“这背后是富邦华一银行始终秉承服务台商，服务实体经济两大本源，抓住大陆地区进一步扩大开放机遇，充分挖掘资源，持续提升金融服务水平，一方面为广大台资企业牵线搭桥，助力他们在大陆地区更好更快发展，另一方面为台商台胞提供卓越全面的综合金融服务，让他们感受到高品质金融服务就在身边。”富邦华一银行董事长马立新对记者如此表示。
在他看来，随着大陆地区积极推进“双碳”策略、经济转型发展步伐加快，加之智能化、数字化科技日益普及，这些外部环境都赋予富邦华一银行更大的业务拓展空间。
“尤其在疫情冲击下，越来越多跨境业务正凭借在线化、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得到妥善解决，既保障富邦华一银行业务持续稳健增长，更为广大台商台胞积极排忧解难。”马立新认为，这无疑进一步提振了母公司对富邦华一银行未来稳健发展的信心。
今年6月，富邦华一银行完成10亿元人民币的增资，由其股东——富邦金控和台北富邦商业银行拨付。
马立新指出，未来，富邦华一银行将继续聚焦主业，同时，把握好大陆地区金融扩大开放的政策机遇，更好地整合两岸客户基础及业务资源，充分运用金融科技手段持续提升金融服务品质，持续促进两岸经贸往来与产业互补协同，在助力大陆地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打造“最懂台商”的外资银行。
“近年外资银行业务发展速度其实不慢，很多外资银行在华业务增速均高于母行全球业务发展速度。或许是中资银行业务发展速度更快些，才会给市场留下‘中资银行业务发展跑赢外资银行’的印象。”
《21世纪》：1997年富邦华一银行进入大陆地区，发展至今已有20多年历程，取得哪些发展成绩？
马立新：回眸富邦华一银行过去20多年的发展历程，主要的成绩大概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在激烈市场竞争过程“站住了脚，站稳了脚”。整体而言，外资银行平均规模不算高，竞争能力也参差不齐，但我们通过持续稳健经营，竞争能力增强，资产规模已突破1300亿元人民币，接近外资银行“第一梯队”行列。
二是富邦华一银行充分践行了服务台商、服务实体经济的两大战略目标。作为一家台资银行，我们服务台商台胞肯定是义不容辞的。目前，逾80%对公业务和逾90%零售业务都是面向台商台胞的，在台资银行里排在首位，这也表明我们的服务品质受到广大台商台胞的认可。
在服务实体经济方面，我们在大陆12个城市设立分支机构，积极给台商企业与当地企业“牵线搭桥”，并助力当地经济转型发展与产业迭代升级。
三是我们在本土化经营方面也打下良好基础。外资银行要在大陆地区取得良好发展，念好“本土化”这本经极其重要。通过20多年发展，富邦华一银行打造了本土化的治理架构、组织框架、风险管理、业务拓展等运营体系，无论是台籍员工，还是陆籍员工，都对大陆地区发展具有深入洞察与了解。
此外，富邦金控对富邦华一银行的业务授权也相对充分，让我们可以根据大陆地区经济发展趋势迅速做出反应，这同样是我们一大竞争优势。
《21世纪》：过去20多年，中资银行无论在业务规模增长速度，还是在市场影响力提升方面都跑赢外资银行，怎么看这一现象？
马立新：在过去20多年，无论是中资银行，还是外资银行，都充分享受了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与经济快速增长的巨大红利。大陆的改革开放，也吸引众多台商与台资企业投资建厂，作为服务台商台胞的外资银行，富邦华一银行也受益良多。
但是，由于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在业务发展模式、业务实施路径等方面存在差异，两者在规模扩张速度与市场影响力提升的比较，未必具有直接的可比性。
外资银行在大陆地区的业务发展规划，很大程度受到全球经济发展、区域经济发展、母行全球经营战略等因素的影响。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后，部分外资银行总行为了填补资本金缺口，在不少国家和地区选择收缩业务范畴，难免会影响到外资银行在大陆地区的业务发展进程。很多时候，外资银行都是根据母行的业务全球统筹规划，选择适合自己的业务发展节奏。
其实，近年外资银行业务发展速度不慢，很多外资银行在华业务增速均高于母行全球业务发展速度。或许是中资银行业务发展速度更快些，才会给市场留下“中资银行业务发展跑赢外资银行”的印象。
《21世纪》：外资银行在华业务发展步伐快慢，受母行的经营决策影响会有多大？
马立新：无论在业务发展战略、业务发展逻辑、业务发展路径等各个层面，外资银行或多或少都会受到母行统筹的影响。毕竟，外资银行的母行会从业务全球发展视角，协调安排各方面的资源，规划各个区域的业务发展布局方向与进度。
举个例子，不少外资银行母行对风控管理的容忍度相对较低，对业务创新持相对谨慎的态度，使外资银行在同业、非标等业务上相对涉及比较少。此外，很多欧美银行对外资银行在华业务的考核标准，未必看中在华法人机构创造了多少利润，而是看大陆地区客户在全球范畴内，为他们带来的业务收入与利润贡献增加值（包括大陆地区业务与海外业务），无形间会影响外资银行的业务发展逻辑与实施路径。
“我们正积极顺应台资企业在大陆地区发展的最新趋势，凭借自身多年在大陆的经验，了解台商的需求和痛点，为台资企业提供更精准服务，助力台资企业在大陆实现更好发展。”
《21世纪》：疫情爆发，给银行业务拓展带来新挑战，富邦华一银行在业务战略规划与实施路径方面做了哪些调整优化？
马立新：此前，我们设定了以三年为周期的业务战略规划，比如加快业务数字化进程。由于疫情导致众多台商台胞往来两岸变得不方便，我们推出了线上营业厅与智能客服，前者为台胞用户提供台胞证更新等远程服务，后者则契合台籍客户的对话沟通习惯与业务操作特点，提供高效便利的在线金融服务。
此外，外资银行服务的客群存在众多跨境业务需求，我们正积极借助数字化、智能化的业务操作流程，通过便捷的跨境汇款、供应链融资、现金管理等，更好更快地满足他们的各项跨境业务需求。
与此同时，疫情也给银行提升信贷风控能力带来了新考验。我们已将疫情给企业造成业务模式变化、资金周转变化、行业发展变化等因素纳入风控模型，更好地管控业务风险。
《21世纪》：作为一家主要服务台商台胞的外资银行，富邦华一银行见证了台资企业在大陆的蓬勃发展历程，怎么看台商这些年的变化？未来将如何助力台资企业更好地在大陆地区继续扎根成长？
马立新：台资企业在大陆地区的发展历程，有三大特点：
一是路径上从南到北，再向西。最初，台资企业主要在广东、福建地区投资设厂，随着中国加入WTO，越来越多台资企业纷纷在长三角地区投资设厂，并将足迹扩展到京津冀地区，近年他们踊跃前往四川重庆等中西部地区拓展业务。
二是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技术密集型。最初，前往大陆地区投资设厂的主要是服装制鞋、食品饮料等劳动密集型台资企业，这些年越来越多台湾半导体、精密电子等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选择在大陆地区投资设厂发展，令后者在台资企业的占比得到持续提升。
三是前往大陆地区发展的台资企业里，重化工业与房地产领域比较少，多数台资企业都属于实体产业经济。
这些特点，均表明台湾与大陆的经济具有很高的互补性，比如台湾对出口的依赖度较高，大陆地区又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对中间品/终端消费者的需求日益旺盛，令彼此形成较高的经济互补性；此外，台湾的半导体与精密电子产业实力相对较强，对大陆相关产业发展也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我们正积极顺应台资企业在大陆地区发展的最新趋势，凭借自身多年在大陆的经验，了解台商的需求和痛点，为台资企业提供更精准服务，助力台资企业在大陆实现更好发展。
“未来银行业的数字化进程，未必看谁投入了多大资金，而是看银行能否以客户需求为导向，能否在合规操作与效率提升的前提下，精准解决客户的实际金融需求。”
《21世纪》：你刚提到数字化，近年中资银行在数字化、金融科技应用等领域投入巨大资源资金，外资银行是否会迎头赶上？
马立新：近年中资银行在数字化方面的大量投入，与大陆地区经济社会环境发展进程息息相关。目前，大陆地区在数字经济、企业数字化转型、社交活动数字化、行政管理数字化等方面处于全球并跑或领跑，为银行数字化经营创造众多应用场景与海量数据，助力中资银行能全面地使用各类数据管控风险，大幅提升业务效率与客户金融服务体验。
需要注意的是，近年数字化发展的政策红利正逐步消退，比如相关部门正加大监管措施遏制资本无序扩张，阻止互联网大型企业利用市场优势开展业务垄断，强化个人数据信息安全保护等，这些新措施都将改变金融行业数字化发展的内在逻辑——若以往的金融行业数字化发展方向是最大限度提升业务效率，未来它需要从粗放式向精细化转变，即在合规操作、业务效率提升、客户体验方面寻找最佳的平衡点。应该说，金融行业数字化的攻坚阶段已经来临，这也会给外资银行数字化投入与数字化运营带来新的挑战，更多外资银行或许会采取精准投入的策略，让数字化赋能自身优势业务发展。
《21世纪》：金融行业数字化攻坚阶段已来临意味着未来银行的数字化经营进程需突破哪些天花板？你们将如何布局？
马立新：银行业的数字化经营，应着力解决两大问题，一是客户服务线上化，二是生产管理智能化。未来，基于数字化的客户服务，是“大象无形”与“大音希声”的，即广大用户未必“看得到”金融服务，但能感受到它的存在。当用户需要金融服务时，银行能随时随地“出现”在他身边。
这也给银行带来新的挑战，一是将所有银行业务搬到线上，银行能否恪守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缺一不可的管理规则，并将安全性置于首位；二是银行业务悉数搬到线上，银行如何做好反洗钱、反欺诈的风险管控。毕竟，线上业务越多，欺诈风险就越大，银行面对的信息不对称、信息真实性等问题更加严峻。
举个例子，在未来“元宇宙”环境下，银行如何评估判断虚拟环境中的人是“真实的”，他需要的金融服务诉求是“真实的”，这一方面取决于科技是否“向善”，另一方面则取决于银行的风控能力是否“与时俱进”。
银行业数字化进程之所以面临“攻坚战”，另一个原因是随着相关部门持续强化个人数据信息安全保护，所有银行都将回到同一个起跑线上，在探索数字化赋能业务发展的同时，如何在合规操作、客户体验、业务效率提升方面找到最佳平衡点。
未来银行业的数字化进程，未必看谁投入了多大资金，而是看银行能否以客户需求为导向，能否在合规操作与效率提升的情况下，精准解决客户金融需求。
富邦华一银行的数字化进程，既借鉴台湾地区的数字金融发展经验，也结合大陆地区金融科技的最新发展趋势，在金融科技投入方面不亚于一家中等规模的中资商业银行。
目前，我们主要围绕客户需求开展数字化业务创新，除了推出线上营业厅与智能客服，我们也借助区块链技术打通产业链上下游底层数据，推出在线供应链金融服务，下一步还将推出云作业平台等智能化服务。
“银行持续加大绿色金融或ESG信贷投资，除了推进经济社会加快低碳绿色发展步伐，银行自己也会成为受益者。”
《21世纪》：目前相关部门正积极推进“双碳”战略，围绕低碳绿色领域的信贷扶持，你们会有哪些新举措？
马立新：大陆拥有庞大的人口基数与工业基础，需要投入大量资本资源才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这既是挑战，又是重大机遇。
近年，在富邦金控指导下，富邦华一银行对内部运营和存量业务做了检视，希望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能逐步推动绿色信贷资产的全方位替代。
富邦华一银行的审慎经营与绿色经营理念，与大陆相关部门致力于推进科学减碳的做法“高度契合”。比如我们正积极推动制造业的“绿色发展”——由于大量台资制造业代工企业广泛存在厂房改建，设备改建等绿色发展需求，我们可以在这方面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与此同时，富邦华一银行还积极加大对某些重点环保产业的信贷支持，比如绿色出行、新能源汽车、新能源运输卡车等。
此外，富邦华一银行还研究气候风险管理，主要包括自然灾害对信贷资产质量的影响，以及不合适的低碳转型方式所造成的信贷资产质量风险冲击等。
由于企业发展离不开资金支持，银行在绿色低碳信贷扶持方面的积极作为，肯定会提高企业拓展绿色低碳业务模式的积极性，助力实体经济加快向绿色低碳转型。
《21世纪》：台湾地区金融机构在推动经济社会低碳环保发展方面有哪些独特做法，可以让大陆地区金融机构同行借鉴？
马立新：由于台湾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较早，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因此台湾社会对低碳绿色发展理念的接受度也相对较快。比如在台湾某些地区，已形成不少低碳社区。在整个社区内，每个民众都积极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并开始在其他社区复制推广。
此外，台湾地区银行对绿色低碳领域的投入也相当大。尤其在ESG投资框架下，他们会更好安排资金投向，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加快低碳绿色发展步伐。比如富邦金控很早将ESG因素纳入信贷流程评审体系与企业信贷风险定价环节，并在集团层面建立ESG执行小组，在更大范畴推进ESG投资与信贷。富邦金控连续五年被纳入道指永续经营指数。
这些做法或许给大陆地区金融机构带来新的启发——银行持续加大绿色金融或ESG信贷投资，除了推进经济社会加快低碳绿色发展步伐，银行自己也会成为受益者。一是银行更好地践行社会责任，二是在ESG投资策略下，银行各项业务得到可持续发展的新空间。
“金控的发展，离不开本土化运营能力的建设，与资本金补充渠道的完善。我们也愿意看到将来有外资法人银行引入战略投资者，直至在大陆资本市场上市，对外资银行促进各类业务协同发展会带来更强的助推力。”
《21世纪》：台湾金融业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金控模式相当流行，这是由哪些因素促成的？随着大陆金融市场持续对外开放，未来台资银行是否会将金控模式引入大陆地区？
马立新：台湾地区金控模式之所以兴起，主要原因是台湾地区金融市场竞争相当激烈。金控模式的出现，无论在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都有自己的逻辑。
在宏观层面，金控模式实现了三大好处：
一是促进台湾当地金融业的并购重组，令台湾大型金融机构业务竞争力持续增强，尤其是通过并购兼并，弥补了某些领域业务竞争力不足的短板；
二是越来越多台湾金控公司实现上市，令金控公司无论在集团层面，还是子公司业务层面均受到资本市场的“监督约束”，促进他们务必将各项业务做好，形成良好的资本市场监督—企业促进业务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
三是金控模式有效推动台湾地区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很多金控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达到约30%，令他们有机会引入全球先进的金融创新模式与风控经验，助力金融业务更高质量发展。
在微观层面，金控模式也具有三大好处：
一是金控公司旗下各个子公司能最大限度实现资源共享，带动较强的业务协同效应；
二是金控公司能更好协调子公司资源，开展交叉销售，且金融业务牌照齐全，实现更高的增量业务；
三是金控公司竞争力更强。目前在台湾地区，金控公司的发展状况普遍好于非金控公司。
至于台资银行是否会将金控模式引入大陆地区，一方面取决于他们能否促进银行、保险、证券等各项业务在大陆地区实现更高效的协同发展，另一方面要看大陆地区金融监管部门是否允许外资金控模式“入场”。
需要注意的是，金控模式的发展，离不开本土化运营能力的建设，与资本金补充渠道的完善。目前，外资银行的资本金补充，主要依靠母公司投资或发行资本补充债券，我们也愿意看到将来有外资法人银行引入战略投资者，直至在大陆资本市场上市，对外资银行促进各类业务协同发展会带来更强的助推力。
《21世纪》：富邦华一银行在服务大陆地区和台湾地区的客户时，是否会遇到截然不同的金融监管要求？目前，大陆与台湾地区的金融监管，有哪些异同？
马立新：大陆地区与台湾地区的金融监管，本质上其实没有什么差别。两地金融监管部门都特别强调风险为本，重视合规操作，面对任何金融风险都会谨慎处理。此外，两地金融监管机构的市场反应也相当迅速，若金融市场出现任何重大事件，或个别金融机构金融业务面临较大风险，他们都会迅速行动尽早防范风险隐患进一步扩大。
目前，有些金融产品在大陆地区红红火火，但在台湾地区则发展相对温和，比如互联网零售贷款，在线理财等。究其原因，一是台湾金融监管部门对互联网零售贷款等新金融业态比较谨慎，二是受到两地互联网金融发展状况差异化的影响，比如大陆地区众多民众已普遍接受在线理财、互联网零售贷款等新兴金融服务，但在台湾地区，毕竟金融业竞争极其激烈，传统金融服务相对充分，民众对新兴业态接受还需要过程。
《21世纪》：随着大陆金融市场持续开放吸引越来越多外资银行入场，未来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在哪些领域具有较强的业务互补性？
马立新：其实，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的业务互补范畴极其广泛，概括起来，或许可以归纳成四个方面：
在客户服务方面，外资银行在跨境业务、全球金融市场、资产海外配置等领域更具丰富操作经验，可以与中资银行形成良好的业务互补。
在人才培养方面，外资银行与中资银行也存在互补性，比如中资银行人员更擅长金融产品服务营销与客户留存，外资银行人员则比较专注业务流程把控与金融投资产品风险收益状况分析，也能形成不错的互补效应。
在业务全球化方面，中资银行在业务全球化布局进程需要更多人才，外资银行众多员工恰恰具有广阔的全球化视野与丰富的跨境业务操作经验，可以填补中资银行在业务全球化布局方面的某些不足。
在本土化经营方面，外资银行仍需持续提升本土化经营管理能力，中资银行具备丰富经验，同样可以给外资银行提供巨大的“补充”。
（作者：陈植 编辑：周鹏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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