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做一个省会城市很难，常常要面对各种挑剔的眼光。
要么被嫌弃当省城的历史不够悠久，十足暴发户。比如郑州，比如合肥。
要么被嫌弃经济体量配不上一哥地位，首位度不够。比如南京，比如济南。
杭州，作为中国第四经济大省——浙江省的省会，不存在这两种问题。它当省会的历史甚至比浙江省的设立还早，目前的经济体量也在省内稳居第一。
但杭州应该有其他的烦恼。
2018年，中国经济四强省份。
历史上，浙江省诞生过在全国叫得上号的三大商帮。新时期，他们被统称为“浙商”（浙江商帮）。
然而，这三大商帮没有一个以杭州命名。
浙商中最早发迹的一个群体，是龙游商帮。
龙游县，地处浙江西部山区，现属衢州市。如今早已泯然众县之中，毫不显眼。但在明清两代，从这里走出来的商人，无远弗届，被称为“遍地龙游”。
即便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也不得不佩服这样一个神奇的商帮。他们既无政治背景，又无宗族势力，却能与晋商、徽商争雄商界。
随后崛起的是湖州商帮，这已经是晚清了。
湖州商人主要靠生丝出口贸易发大财。1843年，上海开埠，浙江生丝由之前的广州出口改由上海出口，运费成本锐减，出口价格跟着急剧下降，但湖州丝商却一个个赚得盆满钵满。这就叫，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大约1876年前后，湖州商人达到鼎盛时刻。
当时有一句流行语，“四象八牛七十二金狗”，用动物的形体来形容他们的财富。财富超过100万两银子的是象，50万到100万两的是牛，30万到50万两的是狗。
其中，湖州商帮“四象”之首，即首富，是家产超过2000万两的刘氏家族。刘家与张氏、庞氏、顾氏家族，合称“四象”，堪称江南财富四大家族。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湖州商帮跌倒之处，正是宁波商帮崛起的地方。
湖州商人身家暴涨之后，盯上了上海及其周边的房地产，一个个摇身变成沪上的炒房客。
而房地产跟朝代更替一样，也是存在周期律的。
当地价狂跌的时候，坐拥千万房产的湖州富商群体再也坐不住了，很多人宣告破产。他们赖以发家的主业——生丝贸易，随着日本蚕丝的崛起，和人造丝的面世，也早被冲击得七零八落。
湖州商帮铩羽而归之时，有一个宁波人反向操作。他在上海苏州河北岸，买下大片地皮。
有个地皮商笑他发神经，买这种荒僻冷落的地方撑市面，是把银子往黄浦江里扔。
熬过了低潮期，地价又开始突突大涨。于是，他变卖这块地皮，把钱拿去投资实业，盘下了一家英资轮船公司。
这个宁波人，就是后来被称为“上海第一闻人”的虞洽卿。
虞洽卿一度是宁波商帮的头号人物。
宁波商帮是中国十大商帮中崛起最晚的，鼎盛于晚清民国。
清朝灭亡后，其他商帮纷纷衰亡，只有宁波帮成功实现了转型，从传统的沙船业、钱庄业，转向轮船业、银行业。
20世纪初叶，上海拥有4家钱庄以上的家族，仅有9个，宁波帮就占了5个。
宁波商帮的鼎盛时期，是与政治搭上关系又保持适度距离。
1927年3月26日，蒋介石挺进上海，当天就召见虞洽卿，商议筹饷事宜。席间，蒋介石意欲许诺财政部部长一职给虞洽卿，虞洽卿以“在商言商”为由婉拒了。
第二天，虞洽卿等在沪富商巨贾结队去见蒋介石。蒋介石投桃报李，发表答谢词说，此次革命成功，商界暗中助力，立功了，你们不用担心劳资关系问题，我会很快颁布保商条例。
得此保证后，江浙财团为蒋介石提供了近700万元的经费。
虞洽卿说过，商人不问政治，无以把握商业之船的航向，但是，倘若陷得太深，则会被时政所害。
他与蒋介石交往的目的，只是为了维护浙江财团的利益和个人经商的便利，进退有据，从不贪图一官半职。他唯一接受的正式政府职务，是由蒋介石亲自圈定的中央银行监事。
以虞洽卿等人为代表的浙江财团，通过投资蒋介石，实现金融资本对政治的干预，反过来促进了浙江帮的繁盛。
1949年为界，地域商帮一去不返。
时代车轮滚滚，浙商重启，已是近40年的事了。
浙江经济三强：杭州、宁波、温州。
这一次，依然没有杭州什么事。
1980年代，浙江乃至整个中国的经济焦点，不在杭州，而是在温州。
凭借敢闯敢做的精神，温州商人在计划经济体制刚刚被打破时，就率先吃起了螃蟹。
1970年代末，温州乐清的柳市镇，五金电器业一夜繁盛。当地人刘大源敏锐地嗅到商机，专攻螺丝配件。
刘大源跑到当时的工业中心上海，从国营上海标准件厂大量购入螺丝产品。他曾花一个星期在上海收集到300公斤螺丝，一个人分成四担挑。挑一担走一程，又返身去挑下一担，这样“接力”走到码头，总共走了十多公里路。
到后来，刘大源经营的螺丝，据称是当时中国最为齐全的，足足有1.7万种。他被人称为“螺丝大王”。
当时柳市还有几个跟刘大源齐名的私营个体户，他们被合称为“温州八大王”。
螺丝生意顺风顺水的刘大源，1977年成为柳市镇第一个装上电话的人。1980年，他又成为柳市镇第一个买摩托车的人。
然而，仅仅两年后，他就被盯上了。
1982年8月的一天，刘大源早起上街，看到街上贴出“狠狠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大幅标语，怀疑运动又至。猛一回头，发现自己被两个人盯梢。
他反应神速，趁人不备钻进小巷，回家取出7万多元来到河边，跳进一只机动小木船，开始潜逃天涯。这一潜逃的决定，使他成为“温州八大王”中，唯一未坐牢的“大王”。
那个时候，因私人企业的野蛮疯长，国民经济出现过热，计划体制下的物资流通秩序大乱，国家遂以“投机倒把”为罪名，展开严厉的经济整肃运动。
到1982年年底，全国立案各种经济犯罪16.4万件，结案8.6万件，判刑3万人。
“温州八大王”被当成了典型大案，轰动全国。除刘大源在逃外，其他七人均被捕入狱。
计划经济的反扑，让人措手不及。想要腾飞的温州民企，一时折了翅膀。到1984年，时任温州市委书记的袁芳烈还在感慨，“八大王案不翻，温州经济搞活无望”。
最终，被打压的“温州八大王”，迎来了他们的出路。温州组织了联合调查组，对全部案卷进行复查，得出结论：“除了一些轻微的偷漏税外，八大王的所作所为符合中央精神。”
“八大王”从而咸鱼翻身，成为改革先行人物。
“温州八大王”中的螺丝大王刘大源。
重获生机的温州人，以家庭作坊为单位，形成了带有地域性的专业市场，在制鞋、服装等行业衍生出细致的分工。他们生产的衣服、鞋子，曾经统治了大半个中国。
1985年，《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发了有关温州家庭工业的文章，并将其总结为“温州模式”。
随后，温州成为全国炙手可热的经济高地，前来考察参观的官员络绎不绝，导致从杭州、宁波连接温州的两条公路上经常堵车，事故频频。
温州出尽风头，俨然是浙江全省经济的风向标。从1978年到2004年，温州年均GDP增速14.1%，位居全省首位，创造了脍炙人口的增长奇迹。
拐点，在温州风头最劲的时候已经预埋下了。
自称“刁民”的刘大源，蹉跎了四五年，事实上早就从乐清首富的位子上泯然众人矣，徒留“螺丝大王”的名号，供改革事业研究者使用。
他是一个胡雪岩迷，对胡雪岩的家世了如指掌。
胡雪岩因政治而兴，一度做到晚清帝国首富；又因政治而败，成为政敌整他的靠山左宗棠的一枚棋子，最终贫病交加而死。临死前，胡雪岩将子孙们叫到跟前，嘱咐他们说：“白老虎可怕！”
刘大源应当熟悉这段典故。
他有三个孩子，没有一个经商的。“我不让他们做生意，等将来环境好了，也许可以让孙子孙女继续做生意。”
而在“温州八大王”之后崛起的温州民营企业家，胆子比前辈们更大。只是，这种“大胆”，不是用于突破体制，而是用在了制假和炒作上。
从1990年代末起，温州人已经不屑于干实业，而开始了让全国人民“闻风丧胆”的资本炒作旅程。素来以“抱团”著称的温州人，通过在一个城市内大量买房，快速改变当地楼市的供需状况，造成恐慌性紧张，待房价升高后转手套利，这就是所谓的“温州炒房团”。这一炒作模式还被他们复制到了新疆棉花、山西煤矿、云南矿产等其他投资标的上。
脱实向虚，温州人依然有钱，但用于炒作的资金已经掏空了温州的实业。据媒体报道，2004年之后的10年间，温州GDP增速下降，财政总收入、进出口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多项增幅指标一度在全省垫底。
如今，温州的经济体量止步于全省第三，跟老二宁波的差距越来越大。2018年两市的GDP比较，温州（6006亿）大约仅为宁波（10745亿）的55%。也就是说，要两个温州才拼得过一个宁波。
虽然坐稳了浙江第三城的位置，但温州人也在反思：如果不是蹉跎了十年的发展时光，温州何至于此！
随之失落的是，曾经风靡全国的“温州模式”，早已成为历史名词。
“温州模式”失落。
取而代之的当红名词，是“杭州样本”。
无论从经济质量、城市水平，还是从G20带来的国际地位、即将举办的2022年亚运会，杭州都被认为是最有力的一线城市角逐者。
当下的杭州，应该是这座典型的江南城市自宋代以后达到的另一个历史巅峰。
历史上，杭州的真正兴起源于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建都于此。吴越王钱镠励精图治，在大动乱的年代里，难得地为杭州争取了数十年的稳定发展时间。迄今，西湖边还有钱王祠，表达杭州人对钱镠家族的纪念。
北宋，杭州成为两浙路的路治。当时是江南人口最多的州郡，被誉为“东南第一州”。到了南宋，赵构定杭州（临安）为临时首都，一时间全国精英会聚于此。杭州无论是政治地位还是经济水平，至此达到历史高峰。
元明清以后，杭州在浙江省内一哥的位置当仁不让。但这位置总是坐得有点揪心，尤其是近代以后。
以开辟商埠的时间为例，宁波是1842年，温州是1876年，杭州是1895年。这虽然有被动开埠的屈辱成分，但也意味着杭州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分别比宁波、温州晚了半个世纪和二十年。
论浙江近代工业的发展，宁波也比杭州早。全省第一家近代工厂，1887年创办于宁波。直到1949年前，杭州以省会优势夺得省内工业总产值的头筹，但总体而言，跟宁波相比，优势不大。
1949年后，因为国家城市规划和政策倾斜，杭州在全省确立经济中心地位。但到改革开放后，真正比拼城市活力的时候到来，杭州的相对优势被渐渐缩小。1990年代中期以后的五六年间，宁波的经济体量一度追到了杭州的86%—87%之间。
当时，杭州被定义为轻工业城市和旅游城市。这座省会城市的经济吸引力，不仅落后于宁波这座港口城市，也落后于善于突围创新的温州。
在宁波势头最劲的那几年，浙江省内的政商学界都在热烈探讨浙江建立经济双中心，甚至经济中心从杭州向宁波转移的可能性。讨论的大致结论有三个：
第一，解放后，国家确定杭州为全省经济建设重心，是一种失误。杭州最重要的资源是历史、山水与人文，经济中心可以打造，西湖景区却无法再造，不能以发展经济去增加其环境负担。
第二，相比杭州，宁波发展经济的特色和优势更加明显：具有优良的深水港航资源；滨海的重化工业优势；人才优势，尤其是宁波商帮的作用十分抢眼。
第三，浙江在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空间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经济发展过于集中在杭州，造成地域上的发展失衡。如能在省内形成另一个全省性的经济中心，来分担乃至取代杭州的地位，将有利于改变这种单中心、集中式的空间布局。
宁波一度有取代杭州之势。
这些讨论及其设想，在2000年以后，基本销声匿迹。
从2000年到2010年的十年间，时任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在国内大城市主政者中很早就提出“经营城市”的理念：
一方面打开西湖围墙，拆除西湖周边违建，并对西湖景区实行免票制，杭州的知名度和游客数达到顶点。在其任内，西湖和西溪成为杭州旅游的两张名片。
另一方面坚持政府做地、企业做房，用大项目带动土地开发，规划并启动了数个新城项目，为城市发展扩容。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杭州城市发展与山水人文保护的矛盾。
恰好在这十年间，杭州与互联网新兴经济同呼吸共命运。
早在阿里巴巴创办之初，王国平带时任浙江省委书记到阿里巴巴视察。听完马云的汇报，省委书记问马云：“你希望这个公司将来做到多大？”
马云脱口而出：“我希望它会是一家市值五亿到五十亿美元的公司。”
大概这样的数字与阿里巴巴的现状委实太过遥远，所以王国平出来打圆场：“张书记，小马可能说的是他要把公司做成五亿到五十亿人民币的公司。”
但马云停了一下，还是坚定地说：“不，我说的是五亿到五十亿美元的公司。”
后面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2008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在考察完阿里巴巴之后，回上海提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上海出不了马云？
如今的阿里巴巴，平均每天为杭州市余杭区纳税一个亿，成为一台超级印钞机。
杭州在互联网经济产业升级中，摆脱了宁波、温州的穷追猛赶，跑出了“杭州速度”。2015年，在全国城市中，杭州拿到了“GDP万亿俱乐部”的第十张入场券，成为弯道超车的“杭州样本”。
杭州的崛起与互联网经济息息相关。
但是，隐忧也伴随快速发展而来。
当杭州在通往一线城市的大道上狂奔的时候，人们开始担心，这座自古就以独特的山水景观和人文底蕴闻名的江南城市，变得与国内的其他大城市越来越像，越来越同质化。
一样的高楼大厦，一样的高房价，一样的快节奏，一样的加班文化，一样的激烈竞争。
相比新赋能的国际会议与互联网科技，杭州传统的宜居环境优势正在逐步丢失。尽管我们不愿看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古谚越来越名不副实，但这恐怕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当下，杭州城市气质的改变，并不因文人墨客的诗词吟咏桃源梦而中止。
此事古难全，当杭州的城市竞争力越来越强的时候，它的舒适度就会越来越低，幸福感也会越来越弱。
与此同时，就浙江全省而言，曾经讨论热烈的经济双中心格局，因为杭州这一极的不断膨胀而逐渐落空。
在一个省内，如果出现一极独大的省会城市，对全省来说决非好事：一来可能造成省内地域发展的极不平衡，二来不利于将全省的体量做大做强。
目前全国经济体量前三的省份，都有一个共同点：省内至少形成了经济双中心，而且在体量上，非省会中心均超越省会中心，成为最强的一极。
其中，广东省内，深圳超越广州；江苏省内，苏州超越南京；山东省内，青岛超越济南。
浙江排在全国第四，但经济体量与前三省份相比，差距不小。造成差距的原因肯定不止一个，但杭州在省内的相对优势太大导致均衡共享、协同发展难以落实，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
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间的上位之争硝烟远去，尘埃落定，对全省并非幸事。我们希望，刚刚跨入“GDP万亿俱乐部”的宁波越来越好，温州重拾往日雄风，甚至绍兴、台州、嘉兴都有更大的发展。杭州在省内的地位越不安稳，浙江的未来就会更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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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锦惠.试探浙江经济中心从杭州向宁波转移的可能性.杭州大学学报.1989
5.金元欢&王建宇.浙江两个中心论——杭州和宁波的城市定位及发展构想.浙江社会科学.1997
6.郑作时.马云的态度和格局.东方早报.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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