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月前甲骨文大幅裁员引发的讨论刚刚平息，另一家老牌外企思科又被卷进了裁员风波。
近日，有网友在微博爆料称，思科上海办公室正在大规模裁员，影响范围可能涉及整只产品团队，尽管随后消息被思科辟谣，但在回应的口径中，思科默认了公司全球人员业务调整的事实。
作为全球最重要的网络设备供应商，思科于1994年正式进入中国市场， 并在2005年在上海建立研发中心，鼎盛时期，思科在中国员工超5000人，把持着中国通讯市场70%的占有率。
但到了2018年，中国市场对思科全球营收的贡献仅有3%，核心路由器等业务也已被华为抛在身后。
无论裁员消息真假与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被CEO钱伯斯寄予厚望的中国市场，思科确实遭遇了增长的烦恼。
作为一家 to B 的公司，思科对许多人来说，都是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存在，它的主要客户几乎全部来自企业和运营商，核心产品是交换机和企业网路由器。
思科被称为互联网技术的缔造者，它生产制造了许多互联网运行所必须的设备，某种程度上说，没有思科，互联网的浪潮是否会到来还是个问号。而思科最大的贡献，则在于推出了互联网核心的路由器技术。
路由器诞生前，由于厂商们采用的网络协议各不相同，设备之间无法互通，网络只能以一个个孤立的局域网形式存在，直到上世纪80年代，思科推出了多协议路由器，不同网络协议的设备才得以相互传输信息，奠定了互联网爆发的基础。
而比路由器硬件更有价值的，则是节点之间互联标准的制定权。对于设备制造商来说，这项授权就好比进入互联网世界的通行证，即便强大如微软、康柏、诺基亚，也不得不在向思科低头。
有了这座牢不可破的技术壁垒，在随后到来的互联网泡沫期间，思科一举超越微软，登顶全球市值最高企业的宝座。
技术让思科跻身世界一流科技公司之列，但驱动思科连续20年保持100%高增速的，则是在资本层面持续的投资与收购。
作为影响思科最为深远的总裁，约翰·钱伯斯相信收购才是刺激增长最有效的途径，如果做不到第一，那就买买买到第一。
在他的领导下，思科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场长达25年的“并购狂潮”，据Crunchbase统计，在2009-2018的十年间，思科就收购了78家公司，共花费320亿元。
通过并购，思科一方面扫清了竞争障碍，另一方面也在推动思科以最快速度实现业务转型，纵观近几年来思科几单超过10亿美元的大手笔，从Duo Security、AppDynamics、JasperTechnologies、Meraki Networks、Sourcefire…几乎全部集中于以下几个领域：云服务、网络安全和物联网。
无论哪一项，都与曾经的主业相去甚远。这不禁让人发问——路由器、交换机这些曾被思科视为看家法宝的业务，是否已经扛不动思科增长的大旗了？
思科的衰退始于互联网泡沫破裂的千禧年初期，2000年8月开始，思科股价突然断崖版暴跌，并在2002年触达最低点；此后起起伏伏，尽管目前股价位于2002年后的最好水平，但仍不及2000年的70%。
与此同时，路由器和交换机市场的争夺也愈演愈烈。
戴尔易安信、惠普、AT&T等思科曾经的主要客户，都在开发自己的网络交换机；此外，像Arista Networks这样，由思科前高管自立门户成立的创业公司，也在蚕食着思科的市场份额。
长久以来，思科垄断性质的“硬件+软件”捆绑销售模式多被诟病，“白盒”则颠覆了这种传统，它把硬件和和软件解耦，用户可以只购买交换机的硬件，然后按需搭配第三方操作系统软件，用户不仅能更灵活地配置网络，重点是，比传统交换机价格便宜得多。
2017年，美国电信运营商AT&T向白盒方案过渡，当年对思科的订单从20亿美元骤降至4亿美元；Facebook则放出了开源设计，供免费使用，类似地，戴尔也在通过子品牌出售基于开源软件制作的交换机。
重重冲击下，根据IDC的数据，2016年至2017年间，思科在全球交换机和路由器市场的份额下跌了2-6个点。
也正是在这一年，华为在全球核心路由器市场上首次超越思科，成为老大。
早在 2002 年，彼时的华为刚刚在国内电信市场崭露头角，思科就已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
据华为前副总裁吴建国回忆，当年华为在美参加一场电信展时，钱伯斯就亲自去摸过底，并对华为的性价感到十分震惊，性能相当的产品，华为的价格要低出20%-50%。
几年后到访中国时，钱伯斯直言不讳地称，“今后几年，思科只有一个竞争对手，就是华为”。相似的言辞，此后也被思科高管在多个场合反复提及，甚至上升为公司内部的“打击华为”工作小组。
但思科警醒的时间终究还是晚了些。在国内市场，凭借布局超前一步的A8010服务器，华为的占有率已直逼思科，再加上政策优势加持，政府重大工程几乎都被华为揽入囊中。
与此同时，国际策略上，华为还联手了思科的老牌对手3Com，成立合资公司“华三”，向北美和欧洲市场发起冲击，不断扩充海外市场。
2012年，中国联通率先从骨干网络“China169”中移除了思科路由器，在信息安全和“国产化”政策的推动下，到了2014年，我国政府采购名单上已寻觅不到思科的身影。
知识产权和国家安全是思科打压华为两件最重要的两件武器。从2003年开始，思科以“抄袭”、“侵权”为由多次起诉华为；钱伯斯用于游说国会的费用也直线上升，但这些手段都没能阻止华为在市场份额上，对思科的全面超越。
从产品层面上讲，很难评论华为与思科孰优孰劣，一个较为明显的规律是：技术流青睐思科，而在为企业选择服务商时，更多人则更信赖华为。
除了政策方面的原因，但作为一家美国企业，思科还有难以克服的外企综合征：不愿降低身段比拼性价比，做不到技术支持和服务上的及时响应，极少提供定制服务，本土化策略也不彻底。
今年4月底，思科公布了2019财年第三季度财报，在整体增长的态势中，APJC（亚太、日本和大中华区）下滑的业绩显得十分显眼。
电信和互联网爆发的时代过后，思科似乎也在渐行渐远。而在押注未来的云服务市场中，思科还未出发，就已陷入亚马逊、微软、阿里等巨头的围剿之中。
传统业务竞争力下滑，转型云服务也不顺利的情况下，裁员或许只是早与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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