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具有中国特色的消除贫困事业是一项伟大的世纪长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截至2020年我国脱贫攻坚事业取得了圆满成功。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党的领导，在于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在于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在于根植于实践的科学决策和创造性应对。在长期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下的耕者有其田、经济富裕、不让一个人掉队“三位一体”式的减贫框架，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减贫与发展理论体系的核心要义，实现了为人民谋幸福的建党初心，也为全球贫困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2020年12月18日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20年是新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党中央保持战略定力，准确判断形势，精心谋划部署，果断采取行动，带领全国人民艰苦努力，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标志性工程，组织推进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力度最大、惠及人口最多的脱贫攻坚战，启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业农村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上了崭新台阶，农民收入较2010年翻了一番多，农村民生显著改善，乡村面貌焕然一新，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了重大贡献，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奠定了坚实基础。
胜利来之不易。本文从消除贫困百年征程回顾、精准扶贫中的价值发现、脱贫攻坚的制胜密码和消除贫困的思想之源四个方面，系统梳理了中国共产党消除贫困百年实践的深刻内涵。
贫困是影响人类社会和谐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早在中国生产力低下的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就对国家治理中的贫困问题各抒己见，如墨子“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墨子·尚贤上》）、韩非子“夫施与贫困者，此世之所谓仁义”（《韩非子·奸劫弑臣》）、孟子“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等，然而统一中国后的秦朝并没有处理好贫富矛盾，如规定“贫弱者闾左，富裕者闾右”，累积的贫富矛盾终于因“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適戍渔阳”而爆发中国封建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为改变“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社会不公，闾左们誓死而战（《史记·陈涉世家》）。通观2000多年的中国封建史，帝王们虽谋求减贫富国江山稳固，但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农民阶层一直生活艰辛，使得18世纪《国富论》的作者亚当·斯密感叹“中国下层人民的贫苦程度，远远超过了欧洲最贫乏国民的贫困程度”。近代中国更是贫穷落后挨打受辱，以致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的中国共产党用“人人平等、共同富裕”的信念团结起广大民众夺取了中国革命的胜利。1949年前的中国，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科学文化水平不高，被毛泽东主席形容为“一穷二白”。中国共产党自建立1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建立7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在摆脱贫困、实现富强的道路上探索着。
什么是贫困？不同时代标准不同。按照联合国给出的最新定义，贫困不只表现为因收入和资源缺乏而生计困难，当存在饥饿和营养不良、教育和其他基本公共服务不充分、社会歧视及排斥并无法参与决策时也是贫困。比照联合国对贫困的定义，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用具有中国特色的方式践行着中国共产党建党时的初心，进行着现代化建设和贫困治理。2012年12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省贫困地区考察时指出：“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没有贫困人口的脱贫,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明确了贫困治理是中国建设小康社会的有机构成，贫困地区、贫困人口脱贫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具有特殊意义：2020年中国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的第一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区域性整体贫困全部去除、贫困县全部摘帽、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是中国能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然而，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数量巨大、贫困地区情况复杂，致贫因素多样，短短几年内要切实做到农村人口脱贫“一个不能少”，必须改革创新。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部署下，中国的扶贫开发改变了特定历史时期的大水漫灌和区域分灌（县、村、片区）方式，围绕“精准”二字走出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精准滴灌之路，减贫纪录不断被刷新，并在2020年11月23日实现所有贫困县摘帽。这意味着在全球视野下，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实现了又一个梦想，中国历史上首次实现农村人口全部脱贫。系统研究中国以“精准”为特色的扶贫开发意义重大。
回望过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反贫困历程可谓披荆斩棘、跋山涉水。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为推翻三座大山、开启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反贫困创造了政治制度条件。1949年新中国建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实施土地改革，赋予广大贫困群体生存发展的基本初始禀赋——基本生产资料，使其自我生存发展成为可能，真正实现了千百年来仁人志士的一个共同夙愿——“耕者有其田”。人民当家作主使反贫困前提得以真正建立。但要想真正摆脱贫困，过上富裕生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协调匹配、生产技术水平与相应的制度安排之间的协调匹配，就成了关键。1978年以后，邓小平同志发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号召，极大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社会发展活力的极大增强令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经济富裕，抓住了反贫困的关键。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1]的宣言指出，社会主义就是要人民都过上衣食无忧的富裕生活，活得有尊严有体面、有幸福感，过上真正的“幸福”生活。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对全国人民做出的庄严承诺，实现“两不愁三保障”是2020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目标，成为确保广大农村贫困群众从自然小农人向现代社会人转变的底线。经过8年的脱贫攻坚，中国的反贫困目标全部实现。
从发展的眼光看，脱贫攻坚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消除贫困、富强图新的又一新篇。习近平总书记确立“精准扶贫”方略最早是在2013年11月，总书记考察湘西花垣县排碧乡十八洞村的扶贫工作时提出“精准扶贫”概念，指出“扶贫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要精准扶贫”[2]。深刻领会这十几个字的落脚点——“精准扶贫”后，中办、国办于2014年1月15日印发了《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要求在全国开展贫困识别、建档立卡，开发全国扶贫信息网络系统。同年5月，国务院扶贫办等七部委印发了《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实施方案》，要求单位到村、干部到户、责任到人、措施到位。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精准扶贫做出重要论述，精准扶贫思想不断丰富和完善化。如2015年6月总书记在贵州要求精准扶贫要有“六个精准”；10月在中国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提出精准脱贫的主要途径为“五个一批”[2]，中国精准扶贫体系随着精准扶贫的实践不断完善。2015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颁布，将扶贫开发比作军事战役，明确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本方略，分六大类三十三个层面对“六个精准”和“五个一批”进行部署；中办、国办同时出台与该决定有关的11个配套文件，随后，中央和国家部委根据决定和配套文件中涉及本部门的内容作实施细化，陆续出台200多个涉及扶贫的政策文件，明确各方责任。如为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第三十一条“严格扶贫考核督查问责”，2016年2月中办、国办印发《省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办法》；2016年12月国务院根据《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编制印发了《“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作为各地脱贫攻坚的行动指南和各有关方面制定相关扶贫专项规划的重要依据；2017年9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支持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实施意见》，重点支持“三区三州”如期补齐短板；2018年6月颁布《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该意见根据扶贫攻坚实践中的突出问题，从顶层设计、政策措施、统筹协调方面加以调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据此，中央26个部门又出台27个配套文件，如2019年6月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为纠正脱贫攻坚中的一些认识和做法，印发《关于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的指导意见》。2019年12月19日，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总结2019年脱贫攻坚工作，分析脱贫攻坚面临的形势，确定2020年脱贫攻坚任务。2020年1月25日,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开展挂牌督战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对2019年底全国未摘帽的52个贫困县，以及贫困人口超过1000人和贫困发生率超过10%的1113个贫困村进行挂牌督战，及时解决制约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突出问题，确保贫困人口如期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2020年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京出席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是党中央向全国人民作出的郑重承诺，必须如期实现。2020年3月20日，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下发《关于建立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的指导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因地制宜探索创新，及时总结推广好经验好做法，及时发现和解决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实施过程中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机制，改进工作，提高成效。2020年4月20日至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再次强调，要瞄准突出问题，精准施策，做好剩余贫困人口脱贫工作，为如期完成全面脱贫目标注入强大信心和动力。2020年5月11日至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了解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情况时，进一步强调要巩固脱贫、防止返贫，确保乡亲们持续增收致富。2020年11月21日和23日，随着甘肃、贵州这两个脱贫攻坚主战场相继宣布其剩余贫困县全部清零，全国22个省的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2月25日举行的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3]！
相关研究发现，连同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省、市、县及部委等相继出台的有关扶贫开发的“1+N”系列文件，如《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实施精准扶贫加快推进扶贫开发工作的决议》、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山州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实施方案》、中共中央组织部等三部委印发的《关于选派机关优秀干部到村担任“第一书记”的通知》等，已经形成了有关精准扶贫的政策体系。该体系纵向由中央到省市县乡村，横向有涉及不同主管部门的资金体系、交通设施体系、教育体系、卫生体系、民政体系、责任体系、干部体系、动员体系、监督体系、考核体系等等，政策矩阵支撑下形成了政府主导、全社会参与、东西协作、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层层落实的“蛛网式”扶贫工作格局。整个政策体系及扶贫格局由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扶贫的指示报告统领，纵横交织，以连片特困地区为重点，有效协调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生产力布局，聚焦于扶贫中的精准施策，确保“一个不能少”，并将精准扶贫的思想内涵、理论实践创新及价值贡献融入其中。
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初心，赢得了民心，为中华民族实现下一个百年的富强目标奠定了基础；提前10年完成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确定的减贫目标，令全球贫困人口减少一半，为全球减贫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为全人类的幸福作出了贡献；中国人实现温饱的同时，实现了所有生命价值平等的基本社会尊严，国际地位显著提升。这在中国发展史上、人类发展史上以及人类扶贫史上都具有里程碑意义，是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及政府以更大的决心、更明确的思路、更精准的举措、更超常的力度全力推进的结果，在举世瞩目中，中国如期打赢了脱贫攻坚战。
从过程中发现经验，从经验中再看过程，可以说，中国特色的扶贫之路就是一项伟大的世纪长征。自红船的百年，新中国的70年，改革开放的40年，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的8年，新中国如期实现了14亿、8.5亿、近1亿人的脱贫，这是面向新阶段第二个百年的奠基之作，也是人类反贫困史上一项伟大的世纪之作。贫困的多维性、复杂性决定了新中国反贫困战略是一项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只有人人有责，人人尽责，齐心协力，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智的出智，政府与民众同心，政府市场社会协力，才能最终完成。人类发展的根本目的是过上美好生活，而过上美好生活的前提首先就是要摆脱贫困、消除贫困。消除贫困的无法回避性，决定了反贫困是人类发展中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也是中国发展必须完成的一项使命。百年来中国几代人持恒志、恒心、恒力移除了横亘在中国人面前的贫困大山，续写了古老中国愚公移山的时代新篇，新时代的脱贫攻坚丰富了新中国愚公移山精神的内涵。
正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高度概括的，取得脱贫攻坚决定性成就的关键性支撑，在于党中央权威、人民至上、制度优势、科学决策和创造性应对的“四个根本”。其中，党中央权威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打赢脱贫攻坚世纪之战的根本依靠。面对脱贫攻坚，党中央的判断力、决策力、行动力和掌控力具有决定性作用；人民至上是打赢脱贫攻坚世纪之战的根本前提。党员干部心里始终装着人民，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最高位置，并依靠人民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制度优势是打赢脱贫攻坚世纪之战的根本保障。坚定“四个自信”，坚持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使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起来合力攻坚；科学决策和创造性应对是打赢脱贫攻坚世纪之战的根本之策。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加试题”，准确识变，科学应变，抓铁有痕，咬定青山不放松。
放眼全球，中国打赢脱贫攻坚能够告诉世界什么？研究认为，中国特色的脱贫经验主要由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关键和一项基本原则构成。
一个中心就是以人民为中心。这里的人民首先是现实的人、自然的人，同时又是社会的人、自由的人，有基本的生存需要和基本的社会需要（基本社会尊严）。贫困是现实中以人为体现的现实存在，表现为贫困者的基本需要无法满足。以人民为中心不是一句空话，应充分体现在人的主体性、人本理念之上，体现在马克思主义有关人的主体性上。反贫困中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最高位置，利用了人谋求幸福的本能，结合扶志和扶智，调动起人的积极性，并依靠人的主观能动性实现脱贫目标。
两个基本点:一是生产力，二是生产关系/制度安排。生产力指要有经济增长，增长可以带来减贫溢出效应，从而享受增长的红利。生产关系/制度安排指有效的制度变迁，制度上的不断进取、不断完善。中国反贫困的制度变迁过程可概括为:红船的初心—创造制度上的条件—政治制度（政治独立）—经济制度（经济富裕）—社会制度（社会融入）。
一个关键:找到适合国情之路，其路径节点分别为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精准发力、循序渐进、量力而行。老百姓想什么、要什么，反贫困中有什么、缺什么，都想清楚、弄明白，实实在在、扎扎实实做工作，不搞花架子。也就是要以需求为导向，看菜吃饭、对症下药。
一项原则：变迁遵循的原则，也就是匹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制度安排的有效匹配，组织的匹配、政策的匹配，意志和力量的匹配，充分尊重客观规律（自然规律、市场规律、社会规律、发展规律）。
从二战后“马歇尔计划”实施时的一系列减贫措施，到当前全球实施的国际援助，如“华盛顿共识”等减贫模式，总体上看，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减贫成效都作用有限。针对发展中国家在反贫困过程中的资金不足、教育与技术水平落后、市场体制不健全等问题，发达国家及国际组织也采取了资金、教育与技术援助乃至政府干预等措施，但总是无法达到预期效果。究其原因，如果从经济学角度来看，笔者认为，解决贫困问题应该是各种可能可行投入要素共同决定的结果，它们之间应该有一个投入产出的函数关系：
Y=F(K,HK,T,I,I,C)
其中，投入要素不仅包括K资本（物资），HK人力资本（能力），T技术，更包括IS制度（包括市场环境），ID思想观念，C文化,H习俗等。要有一个好的结果，即一个好的投入产出效益，就要解决一个关键性的前提，那就是投入产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出清（CLEAR）的。通俗地说，就是投入产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通”的。如果投入产出关系不通，没有出清，投入产出关系就不可能正常存在，更谈不上有好的投入产出效益。笔者认为，自二战以后，以“马歇尔计划”和“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国际扶贫援助计划之所以失灵，就是因为没能让扶贫投入产出关系中该通的都“通”，导致经常性地以点代面、越俎代庖，注重短期、忽略长期，注重局部、忽略整体，强调外因、忽视内因。人们把国际上这种通用的扶贫方式叫做推式拉式扶贫，扶贫中没有根据各要素间的联系理顺关系，贫困者缺乏主动性。如果把援助发达国家的马歇尔方式，照搬到发展中国家扶贫，或者限制政府权力，盲目放开市场管制，而不是采取放管服有效结合，可以说是水土不服，并不能有效解决精英俘获问题，结果将会是解决一时，不能解决长久，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缺乏系统。
这反过来印证了中国扶贫成功的一个关键字，那就是“通”，即打通了城乡二元结构的种种藩篱，释放了长期积压的活力。具体体现在八个方面——“八通”上（见图1）。四通才能八达，八通才能处处达。
第一，思想通：从新中国成立的当家作主，到改革开放的勤劳致富，再到十八大的美丽中国梦、共同富裕，中国扶贫经历了三次大的思想观念转变，这为完成2020年农村贫困群体全部脱贫、全面实现小康宏伟目标奠定了思想基础。第二，基础设施通：要想富先修路，要想好装电表。水电路气基础设施显著改善，超过91%的乡镇集中或部分集中供水，到2019年末，贫困地区的自然村全部通电，具备条件的建制村全部通硬化路。第三，公共服务通：社保、医保等基本公共服务显著提升。我国稳步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制度日趋完善。目前，我国养老保险覆盖人数已经超过9.3亿人，基本医疗保险覆盖人数已经超过13.5亿人，免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扩展到14类，农村贫困人口医疗费用报销比例提高到80%以上。2019年全国学前教育毛入园率达83.4%，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4.8%，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89.5%；全国有84.5%的户所在社区（自然村）饮用水经过集中净化处理，94.2%的户所在社区（自然村）垃圾能够做到集中处理；87.2%的户所在社区（自然村）有卫生站。第四，信息通：有线通讯和无线通讯开通。目前，全国行政村通光纤和通4G比例均超过98%，有98.5%的户所在社区（自然村）通宽带，农村每百户拥有计算机和移动电话的数量分别达到29.2台和246.1部。三网融合、四网融合、农村信息化建设逐步提升。农村电子商务长足发展，长期困扰农民的买难卖难问题得到了较大程度缓解，传统农业借助电子商务加快向现代农业转型升级，农村居民消费的多样性、便利性和安全性不断提升。第五，交流、沟通通：改革开放后40多年的农村改革，缔造了数亿个具有独立劳动择业权、产品处置权的农业劳动者。沿海地区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民营企业的迅速崛起，激活了劳动力、资金、技术等各种生产要素，农民工进城、企业到农村投资，人们依法依规通过自由沟通、判断、接纳，加速生产要素融入价值创造环节。第六，制度通：扶贫制度历经土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三权分置等制度创新，农村基层治理能力和管理水平大幅提升。在43.5万名“第一书记”、25.5万个驻村工作队的帮扶下，经过贫困识别、精准帮扶、贫困退出的大规模轮训，农村基层治理能力和管理水平大幅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明显增强。第七，商路通：市场机制逐步完善，贫困区域、贫困个体驾驭市场能力逐步提升，经济社会发展明显加快，集中实施的产业扶贫、就业扶贫、电商扶贫、光伏扶贫、旅游扶贫等，有效促进了新业态、新产业发展，贫困县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2个百分点。第八，思路通：如何当家作主，如何发家致富，如何实现美丽中国梦？前面七通都实现了还是不行，关键还要打通思路，实现思路通，思路不通，可能导致前七通一个不通。土改—合作社—人民公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外出务工—创业—土地流转—三权分置—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农庄等，涉及农村的改革与创新层出不穷，贫困地区培育壮大了一大批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动力明显增强，易地搬迁、生态扶贫和退耕还林等极大改善了贫困地区的生态环境。
伟大的理论从来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减贫理论是在中国百年反贫困实践中，历经反贫困政治制度创立、反贫困前提建立、抓住反贫困的关键直到精准扶贫，经过不断提炼、不断完善而最终形成的，这套理论框架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耕者有其田+经济富裕+不让一个人掉队（见图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对现阶段纲领的概括，其科学内涵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适合中国特点的道路，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要求中国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走社会主义道路，另一方面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照抄、照搬别国经验、模式，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地走中国自己的路。新中国减贫理论，或者更准确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减贫理论，同样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减贫理论与中国减贫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反贫困理论的成果，它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与中国反贫困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减贫与发展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人为中心，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特色贫困治理体系，用生产力扶贫、制度扶贫、生态扶贫，激发内生动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可持续脱贫，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减贫发展之路。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为推翻三座大山、开启新民主主义革命及反贫困创造政治制度条件，到1949年推翻三座大山，新中国建立，实施土地改革，赋予广大贫困群体生存发展的基本初始禀赋——基本生产资料，实现“耕者有其田”，使其自我生存发展成为可能，再到1978年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社会发展活力，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再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减贫与发展之路，就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行并取得最终胜利的。
“耕者有其田”构成反贫困的前提条件。自孟子“民有恒产”，到历史上晁错、王安石等主张“抑制豪强”，再到孙中山的“平均地权”、中国共产党的“耕者有其田”，其根本追寻就是要让广大百姓拥有凭劳动吃饭的基本生产资料，进而达到有温饱而衣食无虑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实践中探索：1928年5月，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同年12月，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1931年2月，毛泽东在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的信中，要求各级政府“说明过去分好了的田（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了的），即算分定得田的人，即由他管所分的田，这田归他私有，别人不得侵犯”“租借买卖，由他自主，田中出产，除交土地税于政府外，均归农民所有” [4]。明确提出了农民土地所有权问题；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耕者有其田’，是把土地从封建剥削者手里转移到农民手里，把封建地主的私有财产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中获得解放”[5]；1946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决定实施将减租减息政策改为实现“耕者有其田”政策；1947年9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村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确认人民对所分得土地的所有权，规定凡人民分配得到的土地归各人所有，由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并承认其自由经营、买卖及在特定条件下（如身老孤寡、家无劳力等）可以出租的权利；1949年9月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指出：“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必须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实现耕者有其田”[6]；1954年9月20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权”。中国革命之所以抓住土地问题这个根本，是由于农业生产的自然性和生产力水平低下，作为小私有者的农民，自然需要稳定的土地占有和基本生产资料私有。让耕者有其田，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基本任务，更是发动农民投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动力。解放战争期间和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最终完成了这一任务。可以说，推翻三座大山，实施土地改革，赋予广大贫困群体生存发展的基本初始禀赋——基本生产资料，使其实现自我生存发展成为可能，耕者有其田构成反贫困的前提条件。
经济富裕构成反贫困的关键。1978年12月,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首次提出：“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7]这一思想和主张，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按劳分配原则的准确理解和发挥，是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深刻解读。中国的实践表明，在广大群众拥有生产资料后，还要保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协调匹配、生产技术水平与相应的制度安排之间的协调匹配，通过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增加国家经济实力和个人经济实力，才有条件增加国民经济发展的投入要素，才有条件进一步获得更多的产出，从而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以闵宁合作为例，改革开放以来，福建省发展比较快，通过福建的全力支援和两省的优势互补，宁夏地区有了较快的发展，福建获得了发展的资源。实践证明：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所以说，经济富裕，构成反贫困的关键。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统筹推进“五位一体”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开辟了治国理政的新境界，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我们搞社会主义，就是要让各族人民都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1]。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为本质的特征。共享发展强调的是人民普遍持续地享受到社会发展带来的红利，它表达的是人人享有、各得其所，长久共享、持续享有，而不是一部分人的共享、一时一地的短暂共享，它内含追求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集中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先富帮后富，“小康路上不让一个人掉队”[2]，确保不漏一村不落一人。所以，“不让一个人掉队”确保了反贫困目标得以全部实现。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扶贫、“一个不能少”的论断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脱贫实践中，不断面对新挑战、寻找新办法、解决新问题时，逐渐总结升华为系统理论，并在脱贫实践中不断检验和完善，最终成为指导脱贫攻坚工作根本遵循的典型范例。从在梁家河村当知青到村支书、正定县委书记、宁德地委书记，到福建省省长、浙江省委书记、上海市委书记，直到中央政治局常委、党的总书记，职务一直在变，但习近平同志亲自调研贫困地区，用脚步丈量民情民意，为老百姓消除贫困做实事的行动却从未停止过。2020年全国两会，习近平总书记同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的经济界委员讨论交流，回忆起陕北的知青岁月时说：“我那时饿着肚子问周围的老百姓，你们觉得什么样的日子算幸福生活？”老百姓讲了几个心愿：“能吃饱肚子”“能吃上纯高粱米、玉米面”“想吃细粮就吃细粮，还能经常吃肉。”[8]2015年习近平作为国家主席访问美国期间，向全世界坦陈了自己当年的心愿：“我很期盼的一件事，就是让乡亲们饱餐一顿肉，并且经常吃上肉。”[9]正是因为走过这样艰难的路，中国共产党人向贫困开战的决心才会如此坚定。
1969年初，作为知青的习近平，从北京出发坐了一天火车、两天大卡车，又沿着一条仅一米左右宽的破土路，徒步来到了梁家河村。1974年，习近平担任梁家河大队书记，带领乡亲们打水坠坝，淤地造田，挖掘知青井，兴办铁业社、缝纫社、代销店，办沼气，发展生产力，努力改善老百姓生活水平。到河北正定县工作时，习近平同志骑着自行车调研全县的公社和大队，发展基础教育，推行大包干试点，探寻发展经济的良策，为勤劳致富者撑腰。30年前，在福建宁德，习近平披荆斩棘、跋山涉水带领群众探索摆脱贫困的方法，提出“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稳住粮食，山海田一起抓，发展乡镇企业，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在福建工作时，他的文章结集成《摆脱贫困》出版。提出的“弱鸟先飞”思路、“滴水穿石”精神、“念好山海经”的统筹规划，成为脱贫攻坚精准扶贫工作的重要组成。到浙江工作时，在湖州安吉县余村考察，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理念，为精准扶贫“五个一批”中生态扶贫指明了方向。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阜平县看望困难群众时指示：“情况搞清楚了，才能把工作做到家、做到位。帮助困难乡亲脱贫致富要有针对性，要一家一户摸情况，张家长、李家短都要做到心中有数。”[2] “心中有数”“精准识别”，直指扶贫工作的要害。2013年在湖南省花垣县十八洞村，面对贫困发生率高达57%的情况，习近平总书记说“希望大家把种什么、养什么、从哪里增收想明白，不要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提出扶贫攻坚就是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2]。党的十八大以来，从陕甘宁到云贵川，从革命老区到少数民族贫困地区，习近平总书记走遍了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每一次离京调研，脱贫攻坚工作都是一项重要内容。2015年10月16日，在一年一度召开的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主旨演讲时说：“四十多年来，我先后在中国县、市、省、中央工作，扶贫始终是我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我花的精力最多。”正是用夙夜在公的勤勉，中国共产党人践行了人民情怀，在跋山涉水的奔走中，凝练出脱贫攻坚“不让一个人掉队”的“精准脱贫”思想。
综上所述，在长期的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中所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下的耕者有其田、经济富裕、不让一个人掉队“三位一体”式减贫框架，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减贫与发展理论体系的核心要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减贫与发展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一个世纪艰苦不懈的努力，消除了贫困，为全球贫困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实现了为人民谋幸福的建党初心。
end
原文引用：雷明,邹培.消除贫困：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纪长征[J].决策与信息,2021,（7）：13-23.
来源：《决策与信息》2021年第7期
作者：雷明（1965-），男，湖北武汉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北京大学原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英国爱丁堡大学荣誉教授，国务院原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新疆财经大学特聘教授，工学博士，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诱导决策和机制设计、绿色核算与绿色管理、效率评价的非参数方法、可持续减贫研究；邹培（1967-），女，湖南邵阳人，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助理研究员。
责编：李利林、编辑：邓汝濛
关注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