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0月3日，一条不足百字的新闻在社会上引起了轰动：“原天津大邱庄企业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禹作敏在狱中离世，终年69岁。”
从昔日“庄主”沦为阶下囚，禹作敏身上有着怎样的故事？家道中落后，他的子女又过得如何呢？
1993年4月15日，天津静海县委书记崔士光收到了一封市里发来的电报：“高德占同志今天下午2点30分邀请禹作敏同志谈话，请通知他参加。”
收到通知后，老谋深算的禹作敏立刻意识到了事情不妙。
为以防万一，他决定带上一名贴身保镖和三名亲信一同赴约。
一行人行驶到天津市俱乐部大门口时，保安人员却将他们拦下：“只准禹作敏的车子进去，其他人一律远离！”
此时，禹作敏心里已然警铃大作，但也无可奈何，只能亦步亦趋地跟着工作人员进去。
走进房间后，等待他的并不是市委书记高德占，而是多名全副武装的干警。
他们向禹作敏出示了拘留证，并以包庇窝藏、阻碍司法机关执行公务等犯罪行为将他依法刑事拘留。至此，这位不可一世的“庄主”终于落入法网。
在静海县，禹作敏无疑是个风云人物。1974年，在担任大邱庄党支部书记后，他骄傲自大、狂放不羁的心态也逐渐显现出来。
他住进了大邱庄最豪华的白色别墅，出入都乘坐奔驰汽车，每天接受着来自各地人士的“朝拜”；就连部长级别的干部来开会，他也不屑一顾：“别理他们！”
掌权后期，他开始无视政府、动用私刑，接连造成了两件命案。当时，其行政上的领导寇树仁曾专程来到大邱庄相劝：“不应该和政府、法律作对。”
禹作敏却答道：“垮我禹作敏，大邱庄都得垮！”咎由自取，最终将他推下历史悬崖。
经过多达38次的传讯，1993年8月27日，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禹作敏等八人做出宣判。
8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前车之鉴》的社论，文章要求：“全国人民一定要从大邱庄事件中吸取教训，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提高人民的文化道德素养和法律意识。决不允许在党内和人民政权内出现谁也管不了的‘土围子’”。
最终，禹作敏因窝藏罪、妨碍公务罪、行贿罪和非法管制罪等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二儿子禹绍政则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父子俩双双入狱。此后，禹作敏被押送到天津市第一监狱进行改造。
据天津监狱的看守员、管教员回忆，刚进监狱时，禹作敏几乎是个“法盲”。
在生活方面，他仍然摆着“庄主”的架子，不肯吃监狱的饭，常常自掏腰包让看守员去给他买饭买菜，也不肯像其他人一样穿囚服、理发。
对于这位特殊的犯人，管教人员并没有网开一面，而是指出：“只要走进监狱，你就是犯人，就必须遵守监狱的规定！”在法律面前，禹作敏最终还是低下了高傲的头。
入狱的前几个月，禹作敏曾有过轻生的念头。好在，管教人员对他进行了深刻的思想教育。
经过三个月的入监学习后，禹作敏的思想逐渐发生了改变，对自己的罪行也做出了反思：“我是改革路上致了富，法律路上迈错了步。”
一次与管教员交谈时，禹作敏曾问道：“我还有许多想不通的，比如人不是我杀的，很多事也不是我亲自做的，我只有领导责任，为什么要判我有罪呢？”
管教员回答道：“法律是最公正的，绝不会因为你是领导就不负责任，我们都是以事实为根据。”
听完他的话，禹作敏才恍然大悟：“原来法律还有这么多条条款款。”
1993年10月16日，禹作敏的妻女来探监时，他反复叮嘱道：“一定要让绍国（禹作敏的大儿子）学法、守法，我就是不懂法，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直到此时，他才意识到法律的重要性。然而为时已晚，他已经为此付出沉重代价。
入狱后，禹作敏最大的心愿便是早点回家与家人团聚。
据监狱管教员回忆，当时禹作敏经常跟同监舍的一位犯人说：“别看你是五年刑期，我要走得比你早！”服刑期间，他也经常对着窗外叹气：“什么时候能出去呢？”
随着时间推移，禹作敏幻想逐渐破灭，情绪开始变得低落起来，身体也每况愈下。1994年上半年，因上腹疼痛、贫血等疾病住进了天津某医院。
经检查，他患有慢性胃炎等10余种疾病。此后，他的病情不断恶化，出现吐血、便血等症状。
考虑到其身体情况，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天津市领导批准他保外就医。1997年，禹作敏96岁的老母亲病故，司法部门曾允许他回家探望。可由于伤心过度，他的健康状况再度恶化，并于1998年转入了天津天和医院治疗。
在这里，政府为他提供了良好的待遇，不仅允许他老伴前来照顾，还采取了一定的保护措施。除了不能出医院大门外，禹作敏可以在院里随处行走。
虽然生活质量提高了不少，但禹作敏仍然想过自由人的生活，曾多次表示：“我想回家。”
据医院方面回忆，禹作敏曾指着脑袋对医生说：“我的病在这里，你能替我治好吗？”1999年10月3日凌晨1点，禹作敏在天和医院内去世，终年69岁。
关于禹作敏死因，一直有两种说法。有传言称其因无法忍受铁窗生活，选择服药自杀，亦有传言称其死于心脏病突发。具体原因如何，目前尚未定论，皆为谣言猜测。
禹作敏去世后，禹家子女提出要接回家。考虑到禹作敏当时仍在服刑中，天津市领导驳回了这个要求，不过亲属可以在火葬场进行吊唁。
火化后，禹作敏骨灰被运回大邱庄，安葬在了镇西禹家的祖坟上。他墓碑、坟头形状与其他人无异，完全看不出这里埋葬着的，是昔日叱咤一时的大邱庄“庄主”。
而随着他离世，大邱庄的“禹作敏时代”也正式宣告终结。
在这之后，大邱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大邱庄经济开始低迷，大多数企业都陷入停产状态。
2001年，大邱庄全年财政总收入仅有3700多万元，仅仅是建镇初期的水平。
不过，大邱庄村民们并没有坐以待毙。他们对当地企业进行了改制，吸纳了不少个人和社会的资金，将企业逐步盘活。随着钢铁市场的走高，大邱庄经济也逐渐开始复苏，2006年财政收入攀升到了2.4亿元。
接受采访时，大邱庄一位官员不无骄傲地表示：“有了梧桐树，招来金凤凰。原来转移到外地的企业重新回到大邱庄发展，天津、北京、浙江等地的企业家也纷纷投资建厂。大邱庄不仅活了，而且再次腾飞了。”
大邱庄恢复了繁荣，而禹家却已在这个村庄销声匿迹。禹作敏的长子禹绍国原本担任大邱庄企业集团副总经理，禹作敏出事后他便卸任了。
据大邱庄村民介绍，“此后他赴天津经商后，很少再回大邱庄”。
禹作敏的二儿子禹绍政一直被当作他的接班人培养，服刑结束后，他和母亲范氏一起离开了大邱庄，前往天津谋生，在“天津服装一条街”经商。据大邱庄一位干部回忆：“不少媒体想要采访他们，都联系不上。他们现在只想过不被人打扰的平静生活。”
禹作敏的长女嫁给了原大邱庄津美集团总经理赵书忠，其他两个女儿也早早嫁了人家，很少插手集团内部事务。
禹作敏出事后，她们有的留在了静海县，有的则去了天津，过上了平凡低调的生活。
如今，位于泰山路的那栋禹作敏曾居住过的白色别墅仍然矗立在大邱庄。在禹作敏当权时代，这座别墅有着“小中南海”之称，三层的别墅内配备了客厅家庭酒吧、办公室、套房，使用的全都是最先进的电子设备。
随着禹作敏锒铛入狱，这座别墅不再有人居住。禹作敏去世后，由于产权不明，这座别墅一直被搁置，再也没有了昔日的繁荣。
如今，别墅的附近已经是杂草丛生，门窗上也布满了灰尘。别墅外的台阶上到处散落着没有烧尽的东西，如烟盒、毛巾、花圈和挽联，让人感受到了深深的破败与凄凉。
禹作敏的子女离开大邱庄后，他坟墓无人打理，逢年过节也没有人去祭拜。
法律就是秩序，有好的法律才有好的秩序。滥用权力、与人民为敌，最终必然逃不过被人民背弃的命运。
参考文献：
中国经营报 《风雨大邱庄：禹作敏的狂人日记》
张蕾 和平 《禹作敏生前身后事》
财经文摘 《大邱庄禹作敏后代如今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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