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杨聃
梁文道
如果有机会“查看”梁文道的行李，除了书一定会看到蓝牙音箱、烟斗、烟丝和卷烟纸、墨水笔。因为要坐禅，也少不了要带香。工作的关系让他一年有200多天都住在酒店，一天只吃两顿饭，早上坐禅，晚上读书，规律建立起来到哪儿都一样。
“随身携带一些固定的东西能让我觉得安稳，无论住什么样的酒店都能进入自己的空间。”梁文道对我说。
蓝牙音箱是他为数不多的“科技”产品，其他的就连剃须刀他都习惯用传统的刷子和剃刀，我很好奇，电动的不是更省事儿吗？“电动的是方便很多，但我比较喜欢用毛刷蘸着剃须肥皂，打上泡沫刷到脸上的感觉。每天早上起来给脸做个按摩，人会更快苏醒过来。”从大学到现在，他一直维持着这个习惯。“有人觉得这很贵，我也注意到有些英国品牌在北京开了专门店。其实，买一个好一点的刷子起码用六七年，一块肥皂或者肥皂液也能用一两年，平均算下来很便宜的。”
梁文道喜欢听音乐，但大多时候还是把它当作背景，而不是什么都不做地望着扬声器发呆，这种情况下，“极简音乐”（Minimal Music）挺合适的。在这个领域里，他喜欢菲利普·格拉斯（Philip Glass）。他第一次听到格拉斯的时候是在香港的小剧场。黑暗的空间空空荡荡，台上唯一的“布景”是主角黄秋生在黑色台板上用粉笔画出一间间房子的平面图，当年的黄秋生可是实验剧场里的前卫派，画画时的配乐就是格拉斯的《开始》。
这种不变的节奏、不能再简单的和弦、被限制在几个音阶里推进的旋律，在梁文道看来仿佛永远就会这么延续下去，没有终局。“虽然蓝牙音箱的效果只比iPad好一点，也不是很理想，但是聊胜于无。”他解释说，音箱能不能发挥它的妙用需要空间以及环境的配合，自嘲“现在像个难民一样的状态”就不必讲究那么多了。
从《锵锵三人行》到《开卷八分钟》再到《一千零一夜》，屏幕前的梁文道不留胡子，保持着极短的毫无发型可谈的寸头，唯一有点变化的是夹在鼻梁上的眼镜和他的衣服。而如今这两个可变元素的风格也日趋一致了。“现在虽然有好几副眼镜，基本上都是圆框、黑色。除非晚上阅读会戴一个老花镜，那是个银框，因为质地比较轻。”
有款“泰八郎谨制”的眼镜曾为梁文道“赚取”了一波有品位的风评，因为它是手工打造，不仅价格小贵也不能即时获得。不过那都是10年前的事，不出圆镜框的泰八郎已经被他“放弃”了。“年轻的时候心花眼乱，什么都想试试，慢慢下来总会找到适合自己的东西。”他还是保留了一副泰八郎留作纪念，也可能将来换了镜片当老花镜在家里用。“现在戴的这一副还是日本品牌，我有一点白内障但还不到做手术的程度，它的镜片能够挡紫外线，在户外会变色，像戴了太阳镜一样。”
对男士来讲，他的衣服不算少，看看《一千零一夜》就知道，里面出现的都是梁文道的私服。“做这么多年节目，很少用人家给我找衣服，那样我会觉得不舒服。”宽檐软呢帽、披风式大衣、围巾手套，抑或是马甲、西装三件套，他的风格越来越老派。“我以前几乎不穿衬衫，但最近10年几乎只穿衬衫，除非夏天很热才穿T恤。”他把这种变化总结为“too old to be casual”（年龄大了不能随便），“这也是我最近在考虑要不要系领带的原因”。
几年前在介绍《时髦的身体》这本书时，梁文道就谈过“衣服”这个话题。它永远是我们身体跟这个世界交会的中介点，是跟世界沟通的方法。但同时，它贴在我们身上，又是跟我们关系最私密的一样东西。就像以前的女人戴耳环是为了让她不要哈哈大笑，否则耳环撞来撞去，乒乒乓乓响来响去又难看又难听。穿衣服会约束我们，穿对衣服也会更自律些。如此说来王尔德那句“只有浅薄的人才不以貌取人”也非全无道理。
还记得窦文涛在《圆桌派》的“伪文青”话题里调侃过梁文道的穿衣风格，大意是很多文青都是谈论着山本耀司的设计，却买不起山本耀司的衣服，于是编辑去山本耀司的店里找素材，却“发现”了梁文道的那身标志性行头。梁文道尬笑着解释道：“我那个不是山本耀司。”不过接下来的话还是看得出他对行情的了解，虽然不能辨别出图片里的衣服是Yohji或Y-3，但他知道，如果是前者那一套差不多要4万多元。
“山本耀司也好，三宅一生也好，他们的设计很漂亮，走到他们的店里我会很细心看他们的剪裁和设计。但我比较喜欢小手工坊做的衣服。”梁文道说。在他看来很多时尚大牌不划算，所谓不划算是他们刚推出的时候很贵，但如果减价或者在国外的大卖场里买，它们忽然又变得很便宜。“这说明这个东西本来并不值那么多钱，另外我觉得他们不适合现在的我。”他又一次强调了，一个男人过了40岁开始对自己的样子负责，会逐渐找到让自己舒服又让别人看起来顺眼的方式。
“你好，我是梁文道。”说出这句话时，他身体微微前倾，主动伸出右手准备和对面这位初次见面的人正式地建立联系。2012年3月，宝珀中国区副总裁廖昱第一次见到梁文道，眼前的他身材中等，中式穿着，和屏幕里的形象基本没有出入。“我之前看过他的书和节目，他的一些观点比较犀利，可没想到他本人这么有亲和力。”
“宝珀文化大使”这个身份让梁文道和廖昱成了工作伙伴和朋友。“他喜欢尝试美食，我们在瑞士的时候，他会找一些有特点的餐厅，即便位置有点偏。”廖昱说，“他还专程坐过绿皮火车去吃一顿饭，一来一回至少两天吧。”
私下里，梁文道会拿出随身带的黑色烟斗，一边聊天一边慢条斯理地给烟斗装烟丝。他们谈过抽烟这个话题。梁文道是个老烟枪，从高中毕业开始抽烟抽了几十年了，烟斗也抽了20多年。平时如果在外面不方便会抽手卷烟。每每说到这个，梁文道总惭愧地说：“抽烟这个习惯很不好。”
世界上有过千种烟丝，不同的烟斗配不同的烟丝有不同的效果
梁文道曾在《讲究》那篇文章里提过，小时候跟着外公长大，在老人家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唯有一样实在不敢恭维，那就是外公喝茶的方式：他总是爱用一个大壶泡一壶又浓又黑的茶，从早到晚不停加水，也不停地加茶叶。直到最后，根本不能肯定那到底还算不算是茶。而对梁文道来说，抽烟和喝茶、喝咖啡一样，既然已经上了这个“瘾”，不妨就讲究些。于是他拿起了别人眼里“装模作样”的烟斗。
以烟草品种而言，维吉尼亚种与土耳其种就完全是两种东西；以制作方法来讲，烤烟的香气是一闻就知道的；以抽食方式来说，烟斗、雪茄、纸烟、鼻烟、嚼烟和水烟之间的差异就更大了，更不用说这几种烟的内部分类有多少了。“平常人抽纸烟在味道上没有特别的变化，而烟斗可以尝试很多味道。世界上有上千种烟丝，不同的烟斗配不同的烟丝有不同的效果，更别说有些烟丝还能陈年存放，就跟人家喝酒一样，随岁月而成熟，风味也不可同日而语。”梁文道解释说。
他还有一套“歪理邪说”来解释为什么爱好美食的人也会爱上烟草，比如他自己，再比如美国星厨安东尼·波登（Anthony Bourdain）。基本上，美食和烟草都是对味觉的冒险和开拓。即便有各种理由“粉饰”，他还是要约束自己起码不能在吃饭的时候同时抽烟，否则很可能被烟草影响得食不知味。
而这些“讲究”和“约束”也正是区分一个人到底是“瘾者”还是“爱好者”的标准。就像酒鬼不管自己在喝什么酒，味道和品质如何，最重要的是有酒精；而爱酒的人则相反，他们喝得有节制，讲究但不放肆。“稍微讲究一点让生活多一些乐趣是好事。倒也无须讲究得很死板，比如把喝茶的一些条件变得神圣不可侵犯，任何一个条件达不到就不愿意那么做。日常到底还是日常，”梁文道补充道，“一点点就好，不必太多。”
这和日本美学家柳宗悦的观点有点像，柳宗悦认为要让生活充满美感不能只是教育大家欣赏音乐和画作，还得在日常所用上下功夫。即使一个人再有美学修养，但平常尽是使用粗陋的工业制品，也不算真正懂得美。只有把起居作息包围在美好的用具之中，才能被美感浸润。所以吃饭用的碗碟、筷子、茶杯、酒壶都不能随便。
“对大部分人来说，下雨的时候随便在便利店买把折叠伞，雨一停就不晓得扔哪儿了。我对雨伞稍微有点讲究。”梁文道说。就算来北京出差，他都会带一把特别的伞，那是在伦敦一家专门做雨伞和手杖的老店里买的。“那时候因为在伦敦要待一两个月，就去买伞，店里的老人家让我挑了一根木头还有伞身的布料，还稍微量了一下我的身高，看看我手拿着伞时，伞尖着地的距离。”
因为要现做，几天后梁文道才拿到那把伞。虽然这家店很有名但并没有在伞上留下任何标记。“这点我很欣赏，自己知道它是哪来的就好了，重要的是这个东西好不好。”他补充道，“伞我用了快10年了，从来没有不见过，除了伞套的扣子坏过，其他一直很好用。”要说这把伞，是“名家出品”也一定不便宜，但它连个logo都没有，肯定不像奢侈品那样是拿来炫耀的。若要太把它当回事，估计连雨水都沾不得，那它又成了摆设。如此说来，所谓的稍微讲究一点便能总结为：用好东西，同时不以物役人。
也许有人会说，一把伞而已，至于吗？是不是有点装？事实上，梁文道从小就很装。他解释道：“礼就是一连串的装。”中西方都强调某种礼，中国有《周礼》，西方的绅士精神是以礼为核心的。看19世纪英国绅士之间的通信，会这么说：“他是那种老派的绅士，一件大衣穿了20年。”一件大衣或者一双手工制作的皮鞋，它可以穿上一二十年，这里头的学问不只是它自身的质量，更是穿它、用它的态度。穿上一双好鞋，自然会自律，走路的姿势是端正的，不会在街上看见什么都随便踢一脚；还要愿意花点时间和心思去护理它，平常不忘为它拂尘拭灰，时不时地替它抹油补色。
礼这种全社会人际日常的行为规范，界定了什么场合该做什么事，依据什么步骤来做。梁文道说，一个人放弃自己的天性，限制自己的冲动、欲望和动物性去符合外在的程序要求，其实这都是装。所以装很必要，它可以内化。“在这样一套程序中慢慢学习使用自己的身体，是否得体、是否舒服、是否伤害到别人，慢慢地，成为自然而然的行为。”另外一方面他认为，小孩子是通过装大人而成为大人的。“装是必要的学习步骤之一，我从小就很装，指的就是这个意思。”
在台湾念初中的时候，梁文道喜欢拿着很多同学根本没听说过的书，像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精神分析引论》以及萨特的著作。他曾坦白地说，那时也不知是装给谁看，只是自我感觉良好。在他看来，现在很多人都有个误解，年轻人就该看浅白易懂的书，那些深奥难懂的书，是为成熟的年纪准备的。他很不以为然，那些深奥、庄重的东西就应该针对18岁到40岁的人。大学生如果抱着一本《芬尼根的守灵夜》，感觉就像白领拿着名牌包一样。虽然带有虚荣感，但这种装很必要。“没有人天生具备鉴赏艺术的慧眼，绝大多数都是学出来，而学就牵涉勉强自己。”
勉强必然伴随着不适应和不舒服，即便费工夫和心思还得坚持。有回节目里，窦文涛说他清楚地记得陈鲁豫对他说：“文涛，我觉得你这个人活得不自然。”窦文涛反问她为什么这么说，得到的回复是：“因为很多事你并不是真的喜欢，比如书画、收藏，你也不懂，你还非要让自己去弄。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勉强自己呢？”窦文涛回答的大概意思是，如果像她说的那样自然地活着就是吃完了睡，睡完了吃，浑浑噩噩地过一辈子。可他觉得勉强勉强，装一装，如今真的能从这些收藏和书画里得到乐趣了。最终的结论居然是“伪久了就成真了”。
也有人问梁文道：“你每天读五六个小时的书哪有那么多时间？你是怎么坚持的？”他笑着说，他没坚持，是他只能这么做。“有人以为我在宣扬人要放弃生活和娱乐来读书，我从来没打算宣扬我的生活方式。”梁文道告诉我，其实他只是比较幸运，每天用很多时间做自己爱干的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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