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谭邦和《在文学与文化之间》
在文学创作中，既有“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者，也有主张文学服务社会关注人生的作家，同样，在文学研究领域 ,既有就文学论文学的专家，也有于文学批评中寄寓人文关怀的学者——谭邦和兄就属于后一种学人。在“漫游”逝去的古典文学星空”之际 ,他所关注的焦点是如何通过文学研究 ,来更好地保护我们“精神世界”的“生态平衡”,更深刻地反思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和正在经历的当下“人生”。
这一文学研究的目的决定了他文学批评的切入角度：“在文学与文化的关系中研究文学”。书名《在文学与文化之间》(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1年3月第1版),对全书的内容来说是再贴切不过的了 ,作者在书的《后记》中阐述自己选择这一研究视角的原因时说：“在文学与文化之间 ,我们可以更好地反思社会、历史和人生；在文学与文化之间 ,古典文学的潜在蕴涵和现代意义可以得到更好的发掘；在文学与文化之间，我们容易变得深刻、深邃和深沉；在文学与文化之间，我们可以找到古典文学与当代生活的许多话题”，可见，他对于古代文学的研究正是为了今天人文精神的重建，他关注中国古代文学现象正是为了拓展今天的社会文化空间。作者认为，“文化学术的终极关怀，应该以社会不断进步、人类愈臻善境为最高追求”。
文学研究的这种志向和抱负，以及决定于这种志向和抱负的研究角度与方法，首先使作者具有相当开阔的学术视野，这正如邓绍基先生在该书《序》中所说的那样:“邦和做学问，写论文，长于宏观思考，多从文化入手，即使他的专门论述‘大宏观’问题的论文并不很多，但他在对一些具体学术命题论述时，多有宏观思考作映衬。”书中《论元代散文的文化境遇——兼释元代散文的跌落》《论竟陵派诗论的现实土壤与历史渊源》，《论明末清初启蒙思潮中的廖燕散文》、《乱世英雄的喜剧悲歌——<三国演义>的复杂文化蕴涵刍议》、《潘金莲畸形人格心理的文化阐释》等论文，无论是综观一代还是论述一人，无论是分析作品还是解读形象，作者都将其研究对象放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上进行审视。由于研究者站在一个较高的视点上，所以常能见他人之所未见，言他人之所未言。廖燕这位明清易代之际的作家，既为前朝正史所不载，也为今天“文学史”所不提，邦和是当代较早注意其重要存在价值而进行专门研究的学人，他在初稿于1986年、出版于1997年的《中国散文大辞典》(中州古籍出版社)中，就以多个条目对廖燕“燃烧着思想火焰的激扬文字和独立特行的写作个性”作了很高的评价，10年以后又写了一万多字的长文对他进行更深入的考察。把廖燕散文放在“明末清初启蒙文化思潮”这一坐标中，就不难看出他那奇警动人的议论和奇气贯注的独特魅力。散文贵在有新颖精僻的见识，廖燕对传统的人生模式、伦理道德和科举制度，有深刻的反思和激烈的反叛，他的散文“总能发前人所未发，而与庸谈俗见相抵触，与正统观念、官方意志也多有违背”，常能揭示“专制政体的文化机密”，因而其文既被同代智者所称叹赞赏，就是现在读来仍然益人神智；散文也贵在有奇特的个性，廖燕“应该不乏科场一搏的实力”，但当他发现他所作的千百篇八股制义，只能堆起来做个‘曲江廖某不遇文冢’的时候，他便毅然退出科场”。这一选择意味着他拒绝了进身之阶，拒绝了功名利禄，廖燕散文就是这种独立自由的人格和狂狷不羁个性的结晶。廖燕散文中的见识与李贽、黄宗羲等人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完全一致，而他年龄又在李赞、黄宗羲之后，“在吴敬梓、曹雪芹等人之前，承启之间，其思想，其散文，其人，都不但是一个重要的存在，而且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在文学纵横的历史参照系上，作者勾勒了廖燕继往开来的历史地位，其结论既精到又可信。《论竟陵派诗论的现实土壤与历史渊源》也是一篇颇见功力的论文，过去研究竟陵诗派的论文，对其诗论大多就事论事，只能入乎其中而不能出乎其外，所以不管是说好说坏论是论非，不是流于隔靴搔痒，就是失之“简单武断”。竟陵派诗论何以要重视“幽情单绪”的诗人情感，何以要提倡“孤行独寄’的创作方法？该文“从前后七子、公安三袁以及元明其他论家与竟陵诗论的纵横比较中”，做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在广阔的“现实土壤”和深远的“历史渊源”中立论，其文章自然就显得丰满而有深度。这里还要提到《诸葛亮悲剧形象的文化解读》一文。作者将诸葛亮置于“中国历史全时空思维视野，来思考中国封建社会智性文化受畸形德性文化摧残压迫之普遍而经久难改的沉痛历史”，认为“诸葛亮的悲剧是封建专制时代道德异化智慧的深刻悲剧”，并由此“思考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传统性格的一个深层缺陷”。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到谭邦和开阔的学术视野，也又一次感受到他文学研究中的那种深切的人文关怀。当然，我并不完全认同他对诸葛亮悲剧形象所作的分析，他说“诸葛亮出山是德性文化战胜智性文化的结果，是失智的选择”，在刘备一手“导演”的三顾茅庐中，“刘备与孔明这一番‘道德’与智慧的反复较量，终以刘备如愿以偿、大喜过望而告结束，孔明感其‘德’而终失其智，决定效死愚忠”。在我看来，三顾茅庐后孔明出山不是“感其‘德’”，而是感其“诚”，不管刘备如何谦恭地顾过茅庐多少次，对于此时尚未称臣的诸葛亮来说并无“德”可言，刘备顾孔明只是为了自己得天下，因而孔明出山说不上是“道德战胜了智慧”，他走出茅庐当另有深层的动因。我们不能将历史道德化，把成败说成是个人德性的结果，也不能将历史智慧化，把历史成败说成是个人智慧高低的产物。假如刘备事事依从孔明，使孔明的“智性”发挥到极致，难道西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就能一统天下？孔明就能避免人生的悲剧？假如孔明不那么“道德”，刘备死后取刘禅而代之，难道偏于一隅的孔明就能成为神州的新主？不过，不完全认可作者的观念无妨我激赏他论事的眼光和文章的力度。
在文学研究中寄寓自己的人文关怀这种学术目的，一方面像上文所说的那样使作者具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另一方面又不断驱使他拓展自己的学术论域。邦和不是那种死守一经作茧自缚的学人，在研究文学的过程中他很注意延伸自己的学术空间，邓绍基先生肯定邦和“治学方面较广，方法上多从文化角度解释文学，既涉及到学术史专题，更有对元明清小说、戏剧和诗文的研究，对媛诗也有研究兴趣，还论及了当代的历史小说”(同前)。他能驾驭如此宽阔的学术论域，从个人努力上说是“邦和勤奋用功”(同上)，从学术动因上说还得归因于他对人文的关怀。《论李贽对专制社会文化空间的拓展》、《精神世界的生态平衡与李贽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两文，就所论及的对象而言真的是处于“文学与文化之间”，从文章的标题也可看出涉及到人文科学乃至社会科学的不同侧面。李贽思想之可贵就在于他“从不同角度上拓展了明代封建专制制度控制下的文化空间”:“第一，为市井细民乃至商贾、女性争夺生存空间；第二，为进步学术乃至异端言论争夺思维空间；第三，为性灵文学和市民文艺争夺审美空间”。这使人想起社会学界时下所探讨的“公共空间”问题，如果一种文化除了主流意识形态之外，扼杀公民所有不同的公共空间，那么精神世界的文化生态就会严重失衡，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化缺乏兼收并蓄的气度，那么国民的精神生活就会贫乏、僵化和枯竭。《明代自宫潮的社会文化心理阐释》是一篇很有趣味的学术文章。一个民族竟然掀起了全社会的“自行阉割”风潮，看起来的确有点匪夷所思。作者摘引的《金瓶梅词话》第六十四回中一段各色人等曲意逢迎巴结宦官那一场面，暴露了各阶层形形色色阴暗的社会心理，因而也揭示了全社会“自宫潮”的隐衷:令人胆寒的生理自残，正是由于极端专制制度使民族心理产生“畸变”的结果，假如不是丧失了灵魂、丧失了人格、丧失了尊严，谁愿意主动去进行生殖阉割呢？生殖的自阉不正是首先由于精神的自阉吗？透过这些行文严谨的学术论文，人们自然可以看到作者对民族、历史、文化及时代强烈的责任感。
我和谭邦和一样不认同“为学术而学术”的观念。假如一个电脑专家说自己是“为电脑而电脑”，大家肯定会说他精神出了毛病，其实，人文学者称“为学术而学术”就像电脑专家称“为电脑而电脑”一样可笑。过去“学术为政治服务”造成的学术灾难人们至今还心有余悸，使得有些人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学术本身并不能成为目的，正如电脑本身不成其为自然科学的目的一样，所有科学的目的都只有一个：为了人或人类，人或人类才是科学研究的目的。人文学者和自然科学家一样，从事各自的职业往低处说当然有为稻梁谋的生存考虑，往高处说无疑是对民族乃至人类的深情关注，对于那些有成就的学者而言，后者会开拓研究者的学术视野，提升他们的学术品格。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85年出版了一本加拿大著名古典文学研究大师乔治·沃雷的论文集《文学研究与人文科学》( GeorgeWhalley：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the Humanities)，沃氏的学术观点正好是我们观点的有力佐证。谭邦和的学术成就也许还不能和沃氏相比，但他的学术路数则与沃氏暗合，相信邦和会在自己选定的道路上走下去，不断向更高远的学术境界跋涉攀登。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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