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起源于欧洲中世纪的城市经济。在交通便利但又缺少农业土地的城市，商业与工业成为生存的唯一选择。这样的城市有威尼斯、佛罗伦萨、热那亚等。
1732年的威尼斯港口 油画
15世纪，面对奥斯曼土耳其的威胁，欧洲被迫寻找新的通商航路，并最终导致了地理大发现。欧洲的商业中心逐步转移到莱茵河入海口的低地地区，出现了布鲁日、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等新兴商业城市。
16世纪到18世纪之间，伴随着资本主义体系的轮廓日渐清晰，欧洲最被奉行的是代表商业资本利益的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最初是由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一书中提出的（但亚当斯密本人却是自由经济主义者）。早期的重商主义代表性著作是完成于1565年、初版于1581年的《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一书，作者通常被认为是约翰·黑尔斯。
亚当·斯密
重商主义通常给人以“民族主义”和为逐利不择手段的深刻印象：
明朝前中期，对待商人采取歧视政策，禁止商贾之家穿绸纱。这种“重本抑末”的政策，与欧洲的重农主义主张很相近。
重农主义的最早起源可追溯到古希腊学者色诺芬的《经济论》，但这一思想直到18世纪晚期才开始流行。法国弗朗索瓦·魁奈和杜尔哥是其主要代表。此外，包括亚当·斯密在内的很多人深受其影响。
色诺芬
在欧洲，重农主义的流行晚于重商主义（但是在明朝，这一顺序恰恰相反）——以事后的眼光来看，前者更像是对后者的一种反思和弥补。
不过，明帝国的统治者也许根本不会想太多。对农业的重视是中国几千年以来的传统，所谓“重本抑末”其实是一种顺其自然的习惯做法。
明初开始推行的海禁政策，曾使海外贸易受到长达200年的强力压制。但在16世纪中叶，帝国的经济走向发生了重大调整，重商主义抬头，出现了被后世争论不休的所谓“资本主义萌芽”。
明穆宗朱载坖
1 隆庆开关
隆庆元年（1567年），朝廷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的月港，史称“隆庆开关”。沉寂已久的海外贸易得以迅速复兴，随之而来的是白银大量流入，并很快成为中国的流通货币。全盛时的远洋船舶吨位达18000吨，占当时世界总量的18%。中国进入了逐渐成形的世界贸易体系，全球2/3的贸易与中国有关。
2 商人地位提高
隆庆三年（1569年），高拱上疏《议处商人钱法以苏京邑民困疏》，反映商人的愁苦和商业的窘困，并奏请革除宿弊；接着，张居正提出“农商荣枯相因”说，进一步了肯定商人的作用。由此商人地位有所提高。部分士大夫认为经商有成也等同于读书有得，亦贾亦儒、弃儒就贾的现象开始出现。
张居正
3 白银大量流入
16世纪中叶之后，伴随着海外贸易的兴盛，日本和拉丁美洲的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促使晚明的白银货币化最终完成，银本位得以确立。当时明朝占有世界白银需求量的三成左右。
4 民营经济的壮大
这一时期，民间的手工业不断增长，而官营手工业却不断萎缩。除了官府控制的盐业等少数几个行业之外，很多手工业实现了由私人做主经营。
16、17世纪间的明朝，是世界上经济最繁荣的国家之一，它与国际市场的联系非常紧密。
明朝青花瓷
南京仪凤门
晚明的生产总量在当时世界的占比也是有史以来空前的。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认为，1500年明朝的生产总量为618亿美元；1600年则为960亿美元，占当时全世界总量的29.2%。
此外，麦迪森还认为晚明中国人均GDP为600美元——但大多数中国学者如刘逖等，认为这个数据偏高并做出调整：若以1990年美元价值换算，1600~1640年中国人均GDP大约在340至390美元之间波动。
1 “开关”不足
只开放了月港一处口岸，只允许泉州和漳州的商人对外贸易（仍禁止对日贸易），对外贸易的通道十分有限。有学者认为，隆庆开关仅是有限的开放，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贯彻海禁政策，以及稳定东南沿海的社会秩序。
大明律
2 “重商”不够
《大明律》并没有适应当时的经济形势作出适度修改，朝廷也没有出台类似现代民法中保护私有财产的诏令。在官本位的国度里，商人们战战兢兢，小心翼翼。意大利著名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在他晚年的回忆录《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就批评道：
3 对白银的“消化不良”
学者王裕巽认为，从1567年“隆庆开关”到1644年明朝灭亡的七十多年间，流入明朝的白银总数大约为3亿3千万两，相当于当时全世界总量的1/3。过量流入致使物贵银贱（通货膨胀），白银流入的动力开始下降，从1630年以后又反过来出现流入不足问题，中国又跌入通货紧缩的深谷。
船型银锭
4 民营工商业持续遭受打击
万历中期以后，针对工商业的苛捐杂税大量增多，项目千奇百怪，几乎到了无物不税、无地不税的地步。为害最大的是“矿税”，而实际受害的又远远不止矿业：两淮有盐监，广东有珠监，搞得全国各地民不聊生。
据统计，矿监税使共向皇室内库进奉白银560余万两，黄金12000余万两，平均每年白银50余万两，黄金1000多两。
明末商品经济的兴起很突然，但却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直到明朝灭亡为止。上文“明朝末期在商品经济上存在的严重问题”中提到的四个问题，都严重影响了明朝的国运。
1 开关不足，没有积极性把国内生产力要素充分调动起来，生产力不能彻底解放
2 重商不足，私人财产没有保障，商人不敢放手投资，生产资料不能充分利用
3 民营工商业持续遭受打击，劳资双方（工商业雇主和手工业工人）均利益受损
明代沿袭元制，百姓分为民户、军户、匠户三等，手工业工人即为匠籍。匠籍、军籍比一般民户地位低，不得应试，子孙世代承袭。至明朝后期，匠籍制依然存在。
明神宗朱翊钧
前面谈到的万历矿税恶政，一方面固然使工商业和手工业利益严重受损；但另一方面，人数占比最大“民户”其实是间接得到了好处的：朝廷借此降低农业税税率。
作为长期施行“重本抑末”的明朝统治者，其内心深处更多考虑的还是农民，即使是在隆庆开关之后商品经济大发展的形势下——不过，这只是万历当时一厢情愿的想法。
4 对白银的“消化不良”，使货币无法起到“一般等价物”协调生产力各个要素的作用
前面也谈到，白银先通胀、后通缩，当时就严重打击了海外贸易，挫伤了商人们的积极性。但其产生两个后果却更具有灾难性：一是崇祯时农民折成白银的纳税负担骤然加重；二是政府折成白银的税收大幅减少。前者引发农民暴动（万历征矿税，宁可严重打击工商业，也不肯伤害农民。可到此时，二者被全部得罪完），后者削弱了政府采取军事行动的财力。
大西洋三角贸易
参考文献
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
《明史：一个多重性格的时代》.
姜公韬：《中国通史》.
《白话明史清史》，云南教育出版社，2010.
《中国古代经济简史》，复旦大学，1982.
《明实录》.
《明清史料》.
曹树基：《中国人口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李燕：《明代朝贡贸易体制下澳门的兴起及其与广州的关系》，热带地理.
步近智、张安奇：《顾宪成、高攀龙评传》.
《明代白银国内开采与国外流入数额试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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