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预算反映社会交换关系，但腐败会阻断社会交换关系，进而损害治理。本文的讨论旨在表明，政府预算与会计制度的协同能够成为一种可靠有效的反腐机制，对促进社会互惠交换做出重要贡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标志着我国的反腐斗争从个体惩戒的权力反腐转向标本兼治、惩防兼顾、源头治理的制度反腐。作为制度反腐突破口和先行军，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通过为社会交换过程的“公权使用”戴上“紧箍咒”，有助于从源头预防和发现腐败，但其有效性有赖于政府会计的协同。近期相关政策文件力推的“预算管理一体化”为此提供了重要契机。作为呼应，本文设计了旨在强化反腐功能的政府预算与政府会计协同改革议程，可望对系统提高社会交换的互惠程度做出积极贡献。
关键词：社会交换关系 制度反腐 协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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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腐败是社会交换关系中“滥用受托权力谋取私利”，控权失灵的结果显现（王云骏，2022）。腐败会阻断正常的社会交换关系，破坏治理环境，增加社会交易成本，扭曲市场机制和信息机制（Everett and Neuetc，2007），破坏政府公信力，阻碍政治和经济发展（Mbaku，2008）。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保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的高压态势，反腐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简称“三不腐”机制），党的二十大进一步强调“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标志着我国已从“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为主导的反腐斗争转向标本兼治、惩防兼顾、源头治理的系统性反腐，即将不敢腐的强大震慑、不能腐的制度刚性约束与不想腐的思想教育融于一体。
为打击系统性腐败，世界各国持续推动公共部门财政管理改革，其中，政府预算制度和政府会计制度成为改革关键组成部分（Editorial，2019）。政府预算被视为我国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和着力点，正处于深刻变革之中。政府会计作为收集和传递政府预算信息和财务信息的中枢，应紧随预算管理制度的变革而变革。但在改革实践中，政府会计制度改革明显滞后于政府预算管理，总体上呈现出弱协同性（王泽彩、胡志勇，2019），严重影响其改革成效。因此，为何及如何通过政府预算与政府会计制度协同改革，建立腐败治理长效机制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考虑到预算本质是一种社会交换关系，腐败是一种非法社会交换关系，政府会计是社会交换关系产物，因此，本文将政府预算、政府会计与腐败纳入社会交换理论分析框架下展开研究合理且正当。
当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三个方面：
1.政府预算与腐败关系研究
现代预算管理制度以“善治”为目标导向，以“预算授权”与“受托责任”相匹配为制度逻辑起点（王雍君、孙哲，2018），以法定程序为保障，以规范政府行为为主线，实现源头腐败治理，恰好迎合制度反腐的内在要求。政府预算作为控制政府“钱袋子”的工具（胡明，2022），公共财产的“看门狗”（watch-dog），通过管住“钱”来规制政府的“人”和“事”，形成“不能腐”的制度网格（陈立诚、刘剑文，2015），实现腐败的综合治理。政府预算制度运行过程，也是财权在不同主体间的配置过程，通过对权力边界的明确划定，建立起公权力与公共财产之间的“隔离屏障”，防止公共财产因权力异化受到侵蚀（王文婷，2020）。以法定程序对预算资金配置和使用全过程的追踪与监管，为预防和发现腐败形成特定的机制安排。据相关研究表明，财政预算透明度与腐败成负相关（李春根、徐建斌，2016）。
2.政府会计与腐败关系研究
良好的会计系统是国家诚信体系建立的重要支柱（Doig and McIvor，2003），是一个国家问责框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也因此被视为腐败产生的重要屏障（Everett et al.，2007）。有学者使用 33个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2010-2014年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各国政府公共部门引入权责会计改革后，腐败现象有所减少（Cuadrado-Ballesteros，2019）。也有学者认为政客可能会阻碍现代会计制度正常运行，为其提供寻租机会，甚至隐匿或操纵会计信息，掩盖其腐败行为（Neu and Everettetc，2013）。还有研究表明，会计技术本身是中立的，会计技术可以成为强大的反腐力量，但其有效性将取决于积极和可持续的改革者的支持程度（Johnston，2015）。
3.社会交换理论视角下的腐败研究
有研究表明腐败是人们在参与社会交换过程中，由于权力观扭曲、政绩观错位，以权力扩张谋求自身非法利益的一种现象（徐秦法、秦艺菲，2021）。有学者运用社会交换理论深入剖析了腐败产生的根源：内外两种动力机制构建并持续维护腐败关系网（前者是确保利益扩张过程更加安全，主动建构腐败关系网；后者则受圈子内规则约束而维护该关系网），关系网在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导致其裂变与扩散，即腐败由个体向群体、低层向高层扩散（陈国权、毛益民，2013）。也有学者从交换动机，交换结构和交换资源三个方面刻画了腐败产生的动态利益链条，揭示腐败成因（肖云忠，2010）。还有研究表明，腐败不仅与微观行为有关，更与制度效力高度相关，只有提供有效和充分运作的制度，限制政府机构的权力行使，才可能有效减少腐败（Mbaku，2008）。
综上所述，社会交换理论可视为腐败治理研究的基本范式；预算制度反腐正当、合理，且是一种源头治腐的新路径；政府会计作为一种中立的技术，可能促进腐败治理也可掩盖腐败。政府会计作为政府预算管理的基础工具，二者相辅相成，又相互制约。现有文献分别讨论了政府预算、政府会计与腐败治理的关系，但并未从两者协同角度进行分析。因此，本文基于社会交换的视角，将政府预算、政府会计及腐败纳入同一分析框架，着眼于政府会计与政府预算协调机制，研究腐败治理问题，力求为腐败“靶向”治理提出具体的实现路径和策略选择，为政府会计和预算的协同改革提供理论参考。
全文刊于《财政科学》2022年第12期，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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