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公子说：“刘哥，我去看你，有时候不方便呀。”
刘金生答：“那好办，开着车来不就方便了。”
不久，就送陈公子一台桑塔纳轿车。
1991年，那时候的一辆桑塔纳多少钱？20万以上！
1993年八九月间，顺义县传出一条爆炸性新闻：县委作出的调顺义镇党委节记刘金生任县委农工部部长的决议，被市委书记陈希同一句话给否了！
调动刘金生的工作，是顺义县委从工作需要出发，经过慎重研究后作出的决定。8月的一天，县委主要负责同志找刘金生谈话，向他宣布了这项决定。
开始，刘金生不同意，当县委负责同志告诉他，这是县委的决定时，他表示服从。当天，县委的任命便在顺义镇宣布了。
但谁也没想到，一个处级干部的正常工作调动竟然惊动了北京市委主要领导！
当天下午一点，一位很有来头的干部从市里匆匆赶到顺义，向县委宣布了市委书记陈希同的意见：刘金生的任用问题市委另有考虑，暂时不要动。
原来，刘金生在县委领导找他谈话后，立即驱车直奔京城，找到陈希同的儿子，要见陈希同。
当时陈希同正在开一个重要会议，陈希同的儿子给他打电话。
刘金生在电话中向陈希同汇报了自己调动的事情。
于是陈希同派人来到顺义。
县委的决议成了一纸空文！
县城里立时沸沸扬扬。
顺义县委陷入十分被动和尴尬的境地。
两个月后，“另有考虑”有了结果。市委正式任命：刘金生为延庆县委书记。尚未平静的水面又被激起了轩然大波。
围绕刘金生不同寻常的升迁，几个月内顺义县干部群众议论不断。有人说，陈希同也太不把党的一级组织放在眼里了！有人说，领导干部个人的一句话就可以否定一级党委的决议，哪里还有什么党的组织原则！
1989年，担任顺义镇党委书记一年多的刘金生，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结识了陈希同的儿子。
刘金生一个处级干部，能够巴结上陈希同的公子，他心里当然知道其中的分量。于是，他们由吃吃喝喝发展到互相利用，成为“哥们”。
以前的刘金生，一个从庄稼院里走出来的镇党委书记，应该说工作表现还是不错的。如果他依然像过去那样，勤勤恳恳工作，正正派派做人，以他的聪明能干，还可能会做出新的成绩。但自从刘金生有了陈希同这个“靠山”，便开始狂妄自大，不可一世，渐渐滑上一条危险的道路，自己却以为走上了升官发财的捷径。
笔者在顺义采访，所有的人对他的第一印象除了“傲”，就是“狂”。
刘金生担任县政府所在地的镇党委书记，本该认真执行县委、县政府的决议，配合县里把城建等各项工作搞好。可他根本就没把县委、县政府放在眼里，有时县委、县政府的决议也不执行。
县里要征一块地搞开发：按常规每亩地需要3万元。他说，不行，要占地每亩不能少于5万。地征下来了，要找一个施工队，他提出必须由他来找。他找来的施工队素质差，干了一半，就停工了。
骄傲狂妄的人在我们的生活中不乏其人，但大都是对平级或下级耍威风，见到上级，傲气自然就没有了多少。而刘金生不同，他不仅对底下的干部群众傲，对县各局、各委办同级别的领导干部傲，对他的上级县委也傲气十足。
当然，在陈希同及陈公子面前，刘金生是绝对俯首贴耳的。
还有一次，不知是上级确有打算，还是一些“小道消息”，县城里传开了这样一个消息：刘金生要提拔了。有一位好“拍马屁”的主儿，闻听急忙跑去讨好。刘金生听后，不屑地说：“什么副县长，副的不干，要干就干正职。”
刘金生踌躇满志地走马上任了。
这位新书记的水平如何呢？一些干部群众告诉笔者，如果听了他的一次讲话，简直不能相信这是一位县委书记。
一位干部回忆说，这位新书记不善言谈，讲话逻辑混乱，常常讲一通后，转了一圈还是那几句话。常说的话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上不去，就换班子。”或者“班子换不换，在你们自己了，看着办吧！”
不知是他何时养成的怪癖，每次开会，他都要插话。有一次，县里开上半年经济总结大会，县长作报告。刚讲几句，他就插话，天南地北，东拉西扯，一插就是一个多小时，弄得县长十分尴尬。
延庆的干部们说：县里开大会，只要他出席，非乱套不可。
延庆县地处山区，改革开放十几年来，这个山区县的面貌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各项事业发展也很快，但仍有一些山区乡村十分贫穷。作为县委书记，刘金生上任伊始，不是深入基层，到贫困乡村帮助农民尽快脱贫，而是在排场、阔气上大动脑筋。
一次，他宴请外商，开席后看到上的是国产酒，他马上露出不满的脸色说，这不行，档次不够，要上“人头马”。当时延庆的宾馆、商店还很少能找到这种洋酒，工作人员急得团团转。刘金生等了一会，看到找不到洋酒，急了，派人从他的轿车后备箱里取出两瓶“人头马”。
刘金生开了这个贫困县喝“人头马”洋酒的先河，这个故事也迅速在县城传开了。于是，群众称来了一个“人头马”书记。
在延庆许多干部心目中，刘金生似乎很忙，行踪诡秘，很难见到他的人影。他在延庆两年，几乎没有到过各个乡镇。许多人只听说来了一位很有来头的新书记，没有见过面。就连县委、县政府的领导和机关的工作人员也难得见他一面，以至于又闹出了笑话。他到延庆半年后，有一天县里召开各乡镇党委书记会。刘金生先到会，永宁镇的党委书记随后也进了门，他竟然问：“你是哪里的，你找谁？”弄得这位书记哭笑不得。
不仅大镇的党委书记不认识，就是为他服务的办公室工作人员和县里的领导他竟然也不认识。已经到延庆很久了，他见到县委办公室副主任，还问“你叫什么名字？”
有一位副县长要调到市里工作了。行前，他来到刘金生的办公室，向书记告别。
这位副县长进屋后，说：“我要走了，来看看你。”
没想到刘金生不认识他，竟问：“你上哪儿去呀？”
这位副县长出来后气愤地说，他都来了快半年了，连我这个副县长都不认识！
.刘金生一到延庆，就提出要加快发展步伐。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由于他好大喜功，急于在陈希同面前表功，竟然把发展速度加快到天方夜谭的地步。
延庆县1993年工农业总产值仅16.1亿元，刘金生既没有做调查研究，也没找什么人论证，就提出要在3年内，即1996年使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00个亿。从16到100，仅仅只有3年，在这个基础较差的山区贫困县，谈何容易！
如果这些大话只是说说而已，也就罢了。而刘金生是在县委常委会议上，拍着胸脯郑重提出来的。
他的这些做法，恰恰迎合了陈希同好大喜功的“胃口”，得到了陈希同的赞赏。
可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并不以他的大话为转移，他给延庆定的1995年产值是35个亿，而实际只有18个亿。
不知是刘金生真的头脑发热，还是在那里装蒜，就在纪检部门找他谈话时，他还“牛皮”吹得山响，摆他的“业绩”，说：“我到延庆后，建了100多个项目，见效益的就有50多个，你们可以去查嘛！”
有关人员果然作了调查，事实与他“吹”的却相去甚远。他只建了五、六个企业，他招来的外商有的就是骗子。以他从顺义带来的港商施能星为例，此公与顺义9个单位搞了几个企业全部倒闭。
刘金生到延庆后，急于拉几个外商撑门面，见到佛爷就烧香。其实，他对施能星的底细是了解的。他把施能星拉到延庆时，施能星正被债务搞得焦头烂额。刘金生的邀请犹如一针强心剂，使他顿时看到了希望。于是，施能星在延庆贷款，用来还顺义的债务。
刘金生要搞一个拉链厂，施能星说那就搞个小规模的拉链厂吧。
刘金生听后不高兴：“小的不行，要搞就弄大的，没钱我来贷款。”
拉链市场的情况如何？有关部门找了8位专家对项目的市场前景进行论证，专家认为，国内外拉链市场已经饱和，不宜再上。
刘金生听了不以为然，他自以为是，嘲讽说：“那都是些书呆子，别听他们的，歌德说：“最可怕的事莫过于无知而行动。”
刘金生一意孤行，帮助跑来了贷款。结果款贷来后，被施能星先后转走了2700万元。
1994年2月，延庆县召开党代会，进行换届选举。这时，刘金生的许多毛病已经暴露出来了，如果正常选举，他的票数肯定不够。
为使刘金生顺利当上县委书记，陈希同派人到延庆“坐镇”，召开了由县局、委、办、乡镇主要领导参加的二级班子会议，做大家的工作，一定要把刘金生选上。
对这种强奸民意的做法，干部群众极为反感。
陈希同担任市委书记期间，权势显赫，他的话就是“圣旨”，他的一句话就可以把一级党委的决议否掉。他说谁行，谁就能够得到升迁。在他的眼里，党纪国法似乎都是为别人制定的。而刘金生在这方面深得陈希同的真传，上台后也如法炮制，各种监督在他身上都等于零。他公开对纪委的干部提出要求：“就是处理一个村党支部书记，也要先向我汇报。”
刘金生到延庆不久的一天，突然给县粮食局长打了一个电话，他说：“我给你派个副局长，明天就去上班。“第二天，他从顺义带来的无业人员韩玉宝，在没有任何组织关系和手续的情况下，竟然前去上任了。
这件事没有经过县委的任何会议讨论，连主管干部人事工作的县委副书记也不知道，成为延庆县城里的奇闻。
而这个韩玉宝当上副局长后，打着局长的招牌到处行骗。不久，当其在平谷县行骗时被抓获，被司法机关判处7年徒刑。
刘金生给儿子办公司一事，更是突出地反映了监督的苍白无力。
一天，刘金生把县外经委主任、县工商局长以及有关的副局长、科长找来了，问：“办个合资企业执照，需要什么手续呀?”刘金生一副不耻下问的神态。
主任、局长、科长们有的是第一次见到新书记，还在心里想，这位书记看样子挺民主。于是，详细讲了一番。
接下来刘金生的话让他们大吃一惊：“好，你们给我儿子办一个公司。”
局长、科长们愣住了，什么手续也没有，怎么办呢？
刘金生有办法。他说：“外经委主任弄材料，工商局长来弄执照，注册资金10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刘某，公司名称叫‘金门鑫有限责任公司’。”
“就这么定了。”刘金生拿出了他果断、干练的作风，几句话就凭空“撮”起一个公司。
主任、局长、科长们回去后，心中不免有些“打鼓”，动作迟缓了一点。
一个月后，刘金生见没动静，又亲自打电话催办。在权力的淫威下，“法律”屈服了。县外经委出了材料，写明所需手续由县外经委补齐。公司地址、电话、法定代表人签字全是假的。1994年12日14日，县工商局发了执照，一位副局长还亲自跑到北京，将执照交给刘金生。
像这样凭空编造的公司，刘金生办了不止一个。
90年代的延庆县百货大楼
到延庆后，刘金生一手操办起驻京办事处，既没与其他县委领导商量，也没在县委常委会上讨论研究。
他以每月7.4万元的租金租下了北京某大厦A座的一个大套间，又花20多万元购置了高档办公和生活设施。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他自己找，从顺义找来个会开车、会做饭的男子，从市里找了一个无业的女孩管财务。从此，这里成了他恣意挥霍、违法犯罪的一个据点。
刘金生不断向办事处拨资金，这些资金从哪来？刘金生将贪婪的目光瞄向了八达岭。
延庆是个穷县，可延庆还有一个聚宝盆，那就是八达岭特区。万里长城每年吸引无数中外游客，旅游业带来了可观的收入，八达岭特区堪称县里的“第二财政”。
他先后从八达岭特区调动资金174万元，还嫌不够，又以出国考察为名，从县财政要钱41万元。这些钱都是财政和应上交财政的资金，被刘金生划拨到他的驻京办事处后，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被浪费挥霍殆尽。
以餐饮费为例，经查证，他共在办事处报销25万元，平均一天报销一次，有时几张票据出自同一天同一个饭店，金额过万元，也不知道他到底长了几张嘴。
刘金生还把目光对准上级或上级的上级，分析他们的爱好，揣摩他们的心态，对一些他认为有用的领导干部主动提供服务。
配备手持电话就是一例。“领导同志工作繁忙，用上‘大哥大’，可以提高效率。”这些冠冕堂皇的话语的后面，包藏的则是不可告人的目的——给领导送去“大哥大”的同时，既博得了领导的“欢心”，又掌握了领导的电话号码，联系起来就方便了。
刘金生到延庆后，三次邀请为他荣升县委书记立了大功的陈公子出国，一次到泰国、香港，两次到美国，花的钱全是公款。
一次，陈公子说：“刘哥，我去看你不方便呀。”
刘金生心领神会，回答道：“那好办，开着车来不就方便了。”
不久，就送陈公子一台轿车。
刘金生先后送出8辆轿车，除一辆奔驰送给陈希同使用外，其余7辆都是送给领导干部子女个人使用的。其中，先后送给陈希同的儿子3辆；先送给王宝森的儿子一辆桑塔纳，后又换了一辆丰田；送给市人大一位副主任之子桑塔纳一辆；送给某县原县委负责人之女桑塔纳一辆。
在刘金生的眼里，有钱大家花，当然花的全是公款。他的儿子办公司及汽车修理费由办事处开支。一位港商从香港买了辆宝马轿车，在北京落户时的16.6万元附加费，也拿到办事处垫付。除了疯狂挥霍，他还采取重复报销的手段贪污公款1万多元，收受港商贿赂4.8万元，挪用公款41.3万元。
1995年4月，原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王宝森在京郊结束了自己罪恶的生命。不久，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引咎辞职，接着，被撤销政治局委员、市委书记的领导职务，1997年8月被开除党籍。
就北京而言，陈希同时代结束了。就刘金生而言，升官的“捷径”也走到了尽头。
1995年10月，北京市纪委对刘金生立案审查。11月，被检察机关逮捕。
1997年5月，刘金生以受贿、挪用公款和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在中国，县委书记的权力有多大？可以说，在一个县域内，除了没有外交和国防之外，辖区内的一切，他都管。但对于一个县委书记来说，“谁敢管我、谁能管我”呢？
正如陈行甲所说：在中国，一个县委书记最风光的时候能达到哪种程度？哪怕头一天晚上做了个梦，第二天你就可以把它变成现实，手中的权力就有这么大，做升官发财的梦也能实现。
桂林市资源县，县委原书记叫韦绍艺
试看几个无法无天的落马县委书记的“事迹”。
桂林市资源县，县委原书记叫韦绍艺。当地一些干部为了能“更进一步”，将逢年过节如何给“韦书记"送红包、在哪里陪“韦书记”吃饭打牌，作为“重点工作”来"思考谋划”。
韦绍艺为儿子到美国留学花费300余万元，还花费1000余万元为儿子在深圳购房，并先后购置三辆豪车供自己及家人使用。
韦绍艺肆无忌惮地索贿，把商人老板当成了提款机。韦绍艺对任何一个有求于他的人都不放过。2018年，商人老板曹某因项目进展不顺利多次找韦绍艺帮忙协调。韦绍艺抓住曹某有事相求的软肋，暗示想买一套房子为儿子结婚用。
“曹某说：“汇报过两三次之后，他就暗示我们说，你们公司去帮我在桂林买套房子。我们以为最多是一两百万，实际上他早就看好了的。我一进去，销售人员就告诉我，一套房子1005万多块钱，当时我们就头脑都懵了。”
涉案商人痛诉：“搞得我们内心里面每天都在痛、都在刺痛，碰到了这个书记，确实太贪！要那么多钱干什么，要一套1000多万的房子，还要我们那么多的现金，搞得我们筋疲力尽。”
一名干部回忆：“他过生日动辄十几桌，门庭若市，就连换届前的敏感时期，全县很多领导干部也是从地下车库排队进入他家，然后三三两两轮流进出。（2023年2月19日出版的《中国纪检监察报》刊文《风腐同查同治》）
傅国平
湘潭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傅国平(曾任湘潭县委书记、湘潭天易经开区党工委书记）。由于收受的礼品礼金太多，傅国平专门在乡下老家建了一栋房子，用于存放赃款赃物。搜查时，发现一处墙体有明显的修补痕迹，新粉刷的水泥。办案人员敲开墙体，发现里面堆着成箱成箱的现金。这些现金，5台点钞机连续清点了5个小时，最后经核实，共计人民币1200余万元。
办案人员介绍，傅国平家里高档烟酒堆积如山，光茅台酒就有230多箱，足足装了一货车。傅国平说：“酒烟都留在家里，这次全部都交给组织了。”（2023年1月29日晚，湖南卫视播出2022湖南反腐警示录《忠诚与背叛》下集。）
吉水县委原书记袁守旺
吉水县委原书记袁守旺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劳民伤财建设“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他擅自决定投资6.8亿元建设“吉安中国进士文化园”。而在2017年，吉水县年财政收入只有10亿元左右，去除刚性支出后所剩无几。
袁守旺被移送检察机关时，还向专案组要了一本党章带走，袁守旺说：“我从心里感谢党组织对我的挽回、挽救。”（2022年12月25日晚，江西广播电视台播出四集电视专题片《“赶考”路上》第三集《春风化雨》）
还有更奇葩的：
海南县委原书记杨思涛，曾言三千工资足够用，落马后发现敛财3.38亿；
四川省凉山州宁南县委原书记郭均落马后，痛哭：“在我身边二三十年的兄弟，平时号称要跟我挡子弹的，子弹来了飞身就要跟我挡的，三十年左右的兄弟三天之内就把我交代了，我也不怨恨他们。我是咎由自取，谁叫我自己当初犯了呢。”
这句话，说得对，谁叫当初犯了呢？！
资料来源：
（1）吴青《他靠陈希同发迹——原延庆县委书记刘金生升官的前后》（作者单位：新华社北京分社）《中国纪检监察》
（2）徐江善《靠陈希同发迹的蛀虫──刘金生》《经济工作通讯》1998年03期
关注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