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决定红军命运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
在会议上，毛主席指出了李德、博古等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对几人造成战略失误的原因做出了客观的分析。毛主席的这次讲话无论是客观性还是合理性都受到了大部分与会人员的支持。
凯丰
然而当毛主席说完后，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却站起来表示反对，并且对毛主席进行了挖苦：
随后，毛主席淡然地说了两句话，却让他无言以对。
毛主席如何“回怼”？此人最终结局如何？
自从1930年10月到1931年10月，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发动了三次“围剿”，但是这三次围剿在毛主席和朱德的领导下，都化险为夷。
他们贯彻积极防御的方针，实行“诱敌深入”等战略，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围剿”。
然而，毛主席这正确的指挥却被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判定为错误战术，还剥夺了他的军事指挥权，并且强调一定要执行以王明为首的中央局命令。
虽说毛主席的军事指挥权被剥夺，但是一直紧跟毛主席步伐的周恩来、朱德等人依然贯彻着毛主席的思想。
在1933年3月，周恩来等人并未按照王明的要求执行中央局命令，运用以往反“围剿”斗争的经验，成功的粉碎了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
可是好景不长，1933年1月临时中央被迫从上海迁往江西瑞金，在同年10月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也到达了江西瑞金。
他的到来，让“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越发扩大。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百万军队发动了第五次“围剿”，但是不同于以往的是毛主席等人已经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力，现在中央红军要完全按照李德的苏联红军正规战战法。
李德
由于理论脱离现实，过去反“围剿”的经验也被抛之脑后，所以红军局势越来越差。
在1934年4月，国民党攻击中央革命根据地广昌，面对国民党巨大的军事压制，却依然没有撤退，经过18天的浴血奋战，红军伤亡惨重，广昌失守。
从7月到9月，中央革命根据地频频失守，在李德指挥的短短两个月时间里，红军已经没有了扭转战局的可能性。
毛主席、周恩来等人痛心疾首，但是却无能为力。
10月10日，中共中央已经没有还手的余地，被迫开始战略转移，走上了长征之路。
然而，更大的噩耗还在前面。
影视图片
1934年11月28日，红军以惨重的代价保住了向湘江前进的通路，突破了敌人的封锁线。可是红军付出的是血的代价，由出发时的8.6万人变成了3万人不到。
在这之后，李德根本看不到形势的转变，在面对如此巨大的损失，他依然强调着“左”倾中央局的命令，要求红军按照原来的战略方针向北与红二、六军汇合。
可是，蒋介石早已洞察他们的计划，在北出湘西的路上布置了大量兵力。可以说，以当时的情况，依然往北与红二、六军汇合直接就是“羊入虎口”，说不准会落下个全军覆没的下场。
听闻他的计划后，毛主席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立刻召开了紧急会议。
他认为目前的情况如果强行往北区必然会损失惨重，说不定还会全军覆没。现在应该向敌人最薄弱的地方去，往西面敌军势力薄弱的贵州进发。
毛主席的提议得到了周恩来、朱德等人赞同，在众多领导的提议下，决定以毛主席的建议为主：“脱离湘西，西入贵州，寻求机动。”
自从这名“洋顾问”李德和党中央负责人博古指挥以来，让红军在突破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封锁线时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这些血的教训，引起了红军内部大部分指战员的愤怒和不满。整改红军内部的指挥和领导已经成为目前的主要问题。
于是，在1935年1月15日，在贵州省遵义召开了遵义会议。
这个会议被称为是“伟大转折”，但是这场会议上却有着不小的风波。
会议开始后，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在他的报告中一直在辩护着自己和李德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他在会上强调说：
听到博古这么说，周恩来同志也做出了和他有着天差地别的报告。他认为此次‘围剿’失利，主要是军事领导者战略指挥上有着严重错误，作为指战员的他愿意为此承担责任。
随后还提到了李德、博古的“左”倾错误，并且针对博古的辩护总结强调说：
这句话一出，引起了在场所有人的共鸣，大家都争先恐后地讨论着李德、博古的在军事指挥上的失误。
此时张闻天站起来作了报告，他直言就是针对博古的报告：
在张闻天说完后，毛主席批判了李德、博古在第五次反“围剿”行动中的错误指挥，并且以前几次“围剿”的成功案例反驳了博古口中所提到的客观原因。
在几人发言完毕后，会议上多人提议撤销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力，且毛主席有军事上的最高领导权。
这个提议一出，得到了会上多数同志的支持和拥护。可是，就在众人决议之际，一个人站了起来站在了博古的立场投出了反对票：
此人正是红9军团的中央代表凯丰。
面对质疑他开始挖苦毛主席说：
他的“嚣张跋扈”引的在场很多人都非常不满，因为这几个月里红军在他辩护的错误路线下损失惨重，这让朱德也压不住性子，打算起来和他理论一番。
朱德正要发难，毛主席拍了拍他的肩膀，又将他压住，凯丰接着不依不饶地说到：
凯丰贸然的评论，让会议的气氛达到极点，两个立场不同的对立都在等待着毛主席的回应。
毛主席站起来，神色淡然地问到：
前左二：凯丰
凯丰面露难色，对于毛主席突然的发问，他没有了刚才的底气，结结巴巴地说：“我……我不知道。”
毛主席笑着说：“你也没看过《孙子兵法》，你怎知道我打仗就是靠《孙子兵法》呢？再说打仗形势那么紧张，得很快做出决策，谁还记得那些书呢！”
凯丰无言以对，此时他已经坐回了座位，只能心有不甘地看着面前说话的伟人。
毛主席接着说到：
此时凯丰看向博古，而博古也只能低头不语。面对毛主席的疑问和批判，凯丰和博古等人再也组织不出反驳的言辞。
凯丰因为在苏联学习时就与博古相识，二人因同校情义，在苏联学习时便已经是情同手足。在凯丰学习毕业回国后，便和博古走得非常近。
在遵义会议之前，博古就已经去和凯丰“通了气”。博古早知道这个会议就是冲着自己指挥的失误来的，并且肯定会剥夺自己的权力。
但是他如今已经失去了众人的支持，面对窘境他只能拉拢凯丰，站在自己的立场，争取权力。
博古
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会议上除了凯丰，没有任何一人站在博古的立场。除了李德不同意对他们批判外，在场的所有人都站在他们的对立面。
会议结束后，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取消了李德、博古的最高指挥权，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在会议的最后阶段，凯丰不得不承认李德、博古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但是他依然反对撤销他们的权力，公开说：
凯丰在会后的这句话并没有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谁对谁错的确是走着瞧。
在往后的军事活动中，毛主席作为最高军事指挥，先后出现了一系列用兵奇迹。
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自从遵义会议结束后，中央红军在毛主席的带领下，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也验证了凯丰说的那句话：“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如今看来，谁对谁错已经有了定论，“走着瞧！”也瞧见了。
那么这个在遵义会议上公然讽刺毛主席的凯丰，最终获得怎样的“下场”？
在遵义会议过后，凯丰的所有职务就被撤销了。这就当作是维护错误路线、公然嘲讽领导的“惩罚”，但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中共中央和毛主席都决定要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
1935年2月5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了扎西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凯丰作出了非常真诚的自我批评。
在党中央、毛主席、张闻天的引导下凯丰很快就认识到了错误，转变了立场，再一次得到了中央的信任。
一周后，中共中央决定举行扎西群众大会，人民群众将在会场公审恶霸萧增武。对于这次大会，毛主席有了新意见：
凯丰听说这个消息后大为震惊，立刻启程前往会场，面对数千群众发表了讲话，还鼓动当地居民踊跃参军。
在不久后，在毛主席的推荐下凯丰恢复了原来的职位，回到了红9军团。在以后的战斗中与战士们出生入死，活跃在长征途中。
左起第四凯丰
后来在凯丰的自传里，他写到：
自从回到红9军后，凯丰就始终立场坚定地站在了以毛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上，参与和领导宣传工作，并且和他“挖苦”的毛主席有着深厚的情义。
1937年12月9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延安举行。王明打着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旗号鼓吹“一切服从”的错误主张，引起了在场所有人的争论。
和当时遵义会议一样，但是这次凯丰坚决地站在了毛主席的立场。
当王明成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时，他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而凯丰第一个站出来发言，批判了王明的路线错误。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在延安的整风运动时，凯丰不看淡过往，将自己的以前的教条主义错误和遵义会议上的表现作为反面教材，做出了诚恳的自我批评。
整风运动开展时，毛主席和凯丰联名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这是毛主席一生中唯一一次与人联名召开会议。
这次会议由凯丰主持，他收集了大量有针对性的材料，处理了很多问题。在他的帮助下，毛主席作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1942年9月15日，毛主席致信凯丰，与他商谈改进党的宣传问题，并命令他负责指导中央研究院的工作。
在信中除了工作外，毛主席还安慰凯丰：
1943年4月，凯丰为庆祝毛主席五十寿辰，亲自制定了一个宣传计划，打算在庆祝寿辰之际，宣传毛泽东思想。
而毛主席在4月22日时给凯丰致信：
凯丰看了这封信，羞愧难当，当初他讽刺毛主席不懂马列主义，如今毛主席这么说，让凯丰万分自责。
在这件事后，凯丰与朋友谈论起毛主席，他经常这么说：
1945年4月，党的“七大”选举中央委员，会上许多人因为凯丰曾经在遵义会议上的错误拒绝投凯丰的票。
然而，尽管毛主席先是建议凯丰在会上发言时积极检讨自己的错误，后来还亲自出面做多次的解释，可凯丰还是落选了。
在凯丰沮丧之际，毛主席来到凯丰的办公室，表达了惋惜和无奈。最后离开时，他拍了拍凯丰的肩膀对他说：“想开些，向前看！”
毛主席从未计较过凯丰在遵义会议上的挖苦，除了王明、李德说他是“乡巴佬”、“山沟里的马列主义”外，这样的挖苦凯丰就是唯一的一个。
不过据后来毛主席的话说：“他倒是逼我翻了翻《孙子兵法》。”
当时毛主席也没有看过《孙子兵法》，当凯丰说他凭借《孙子兵法》打仗时，毛主席还非常疑惑，《孙子兵法》他从未看过，为何又成了他打仗的凭证了。
后来毛主席在西安工作时，特意嘱咐叶剑英：“一定要给我买一部《孙子兵法》！。”
自从那之后，毛主席就开始研读起中外的所有军事著作。往后谈及此事，毛主席只是一笑而过：“看过《三国演义》，但是没看过《孙子兵法》啊！”
1952年9月，凯丰奉命进京担任了中宣部副部长。
1955年3月23日，凯丰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49岁。
中共中央秘书长、政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同志主持追悼会，会上肯定了凯丰对于党的理念在宣传工作上做出的卓越贡献，评价凯丰光明磊落的一生。
凯丰的可贵之处就在于知错改错，光明磊落。他对毛主席的交集就一句话概括：
从他的身上折射出的，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宽广的胸怀以及毛主席那世人难及的深谋远虑。
历史可以见证，时间可以说明。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始终带领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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