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一战胜利100周年。1914年6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场持续到1918年的大战，将六大洲的33个国家、15亿人卷入战火。这其中，包括了距离战场万里之遥的中国。
炮火纷飞的一战战场上，14万中国劳工组成了一支特殊的“军团”。他们不是提枪上阵的军队，却以血肉之躯为协约国一方提供着战争支援。协约国取得了一战的胜利，14万华工是中国北洋政府列入战胜国最充分的理由。
对积贫积弱的中国而言，战胜国的滋味暌违已久，值得欢呼雀跃。而对14万华工来说，那是血汗和生命换回的酬劳。
胜利的喜悦还没有散去，巴黎和会就把中国浇了个透心凉，正当的权益要求被列强拒绝，华工们的牺牲和作用被无视，由此引发了划时代的五四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中国刚刚结束封建帝制三年，登上中华民国大总统之位的袁世凯，又在一步步地谋划着他的“皇帝梦”了。这个时候，如何处理和欧洲列强的关系就更加微妙而复杂起来。
袁世凯政府的做法是“谁都不得罪”，8月6日,中国继美国和一些欧洲小国之后宣布中立，准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置身事外了。
中国却根本没有置身事外的条件。
和一战没有直接关系的日本跳出来趁火打劫。8月8日，日本舰队出现在胶州湾的海面上，他们向德国宣战，要攻打的却是德国在中国的租借地青岛。
战火马上烧到家门口，中国该如何应对？袁世凯的幕僚中有人提出，既然无法在战争中脱身，索性就加入战团，或许能减少侵害。
梁士诒就是极力主张中国参战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向袁世凯建议:“趁今日本未动兵之前，密与英约……即日与德使磋商，刚柔兼施，一面派兵前往围守青岛，强彼交还，迅雷不及掩耳，使日本无所措手。青岛若下，日本又以后何说进兵，此不特防日本之侵略，且以杜将来之后患也。”
抢在日本动手前收回青岛，以绝日本之口，听上去似乎很有谋略，但真要实施起来，恐怕只是想当然。且不说德国会不会甘心把青岛交还中国，日本攻占青岛的计划已经箭在弦上，找个借口实在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
袁世凯没有听梁士诒的建议，“严守中立”，听任日本从德国手中抢去了青岛。
没能借一战爆发之机收回青岛，梁士诒等参战派并不死心。他们反复游说袁世凯正式参战，以战取利。
袁世凯也有所动，但探问了一下协约国主要国家的态度，马上按下了参战的念头。日本的极力反对是自然而然的，协约国在远东正有赖日本的协助,也不敢邀中国参战而得罪日本。
中国参战的想法被协约国拒绝了，但是他们并不拒绝中国提供私下里的支援。英国公使朱尔典就找到了梁士诒。当时香港的英军主力都被调回欧洲参战，防守空虚，朱尔典请中国方面帮助补充枪械。这是一个与协约国拉近关系的机会，梁士诒马上安排人全力协助。
正在梁士诒苦于“投靠”协约国无门之时，1915年，协约国主要成员法国的驻华公使康悌主动找上门来，与北洋政府秘密谈判中国劳工招募事宜。
招募华工赴欧参战的设想正中梁士诒下怀，两人一拍即合。
梁士诒认为：“中国财力兵备,不足以遣兵赴欧,如以工代兵,则中国可省海陆运输饷械之巨额费用,而参战工人反得列国所给工资,中国政府不费分文,可获战胜后之种种权利。”
1916年，正是欧洲战场打得热火朝天之时，一批批的中国劳工被输送到法国，他们建工事，挖战壕，修铁路，架桥梁……以中国人特有的勤劳坚忍从事着艰苦的战地后勤工作。中国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加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远赴欧洲的大批华工在威海卫登船。
法国驻华公使康悌同梁士诒几经磋商之后，于1915年6月9日向法国政府报告，中法可以就使用华工问题达成协议。当年年底，法国退役少校陶履德被委任为国防部代表，组织招工团招募中国工人。
陶履德招工团的团员都是法国军官及政府雇员，无一来自民间机构，他们招募华工是非常明确的政府行为。而中国北洋政府已经宣布中立，为避免得罪德国，不愿以政府形式出面。
梁士诒便与法国驻华公使康悌商定，中方设立民间机构惠民公司，由商人代政府负责，承揽招募华工事宜，法国国防部代表陶履德来华身份是“农学技师”。
1916年5月14日，法方由康悌全权担保，“农学技师”陶履德签字，中方则由惠民公司经理梁汝成签字，正式订立招工合同。三个月后，第一批约一千名中国劳工到达法国马赛港，法国当地报纸这样描述：“这些华工是通过仔细挑选而招来法国。他们大部分来自中国的北方。他们比安南人更加能忍受我们国家的气候。另外，医疗体检报告结果认为绝大部分的华工身体健壮，这对我们国家继续在那儿招工是一个好消息。”言语之中对华工的到来充满了期待。
相较之下，另一个华工的主要招募方英国，行动比法国要迟了一步，但效率要高得多。总计14万名赴欧华工中，法国招募了4万多名，英国招募达10万名。
威海档案馆保存着国内最丰富的一战华工史料，因为当年是英国租借地的威海卫正是最主要的华工赴欧起点。威海档案馆编研科科长董峰告诉北京日报纪事记者，梁士诒和法国方面商谈“以工代兵”的时候，也曾找到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推销此计划。不过，这个设想被朱尔典称为“天方夜谭”，拒绝了。
英国是列强在华强取不平等权利的开创者，也是最大受益者，他们非常清楚中国“以工代兵”的用意，不会接受中国与之平起平坐。
不过，一战的惨烈现实很快让英国低下了傲慢的头颅。英国本土虽然不是战场，但作为最主要的参战国之一，英国的人员损失一点儿不比法国少。当战争打到1916年夏季时，英国处境相当危险，尤其索姆河一战，英军伤亡40万人，元气大伤。
法国刚刚与中国签订了招工合同，英国就援例为之。
法国在中国招募劳工的范围很大，招募点遍布河北、河南、山东、湖北、江苏等省份。英国则把劳工招募地主要集中在了山东。英国人显然比法国人更了解中国。
起初，英国准备把招工基地设在香港，但在比较了中国各地人口特点之后，改在了另一个租借地威海卫。以数十年对中国的侵略作为了解途径，英国人认为，中国北方人特别是山东人，身强体壮，吃苦耐劳，便于管理，而且山东的气候条件与欧洲类似，这里的人更容易适应欧洲。
英国也依照法国招工合同的条款，与北洋政府签订了类似内容和条件的合同，算是一种平等的用工合同，中国劳工的待遇也与英法两国工人平等——尽管这一点实际并未实现，但参加一战的中国劳工与此前被称为“猪仔”的出国劳工有了根本不同。
在英、法与中国方面签订的招工合同中，都杜绝了“参战”之类的词语出现，甚至还有驻华公使出具保证，“不使华工参加战务”，但这只是双方默契的表面文章。华工赴法后，多被派往兵工厂，制造运输军需物资，还有更多的华工在战场上挖战壕、修工事，从事着工兵的任务。
这些自然都被战场对面的同盟国一方看在眼里。实际上，英、法刚开始大规模在华招募劳工，德、奥驻华公使就向北洋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指责其不守中立，暗助协约国。北洋政府一概以“华工不参与战务”作答，德、奥在欧洲战场上已经焦头烂额，对北洋政府这样“装糊涂”倒真是没什么办法。
在威海卫的劳工营，英国招工局对华工进行了筛选和简单的军事训练。
1917年的春天，江苏丹阳的青年农民朱桂生在街上看到一则广告：“带着至少5年的合同去法兰西吧！你的年收入将达到2000法郎，回来时你将成为大富翁。”这样充满诱惑力的标语，很轻易地打动了一无所有的朱桂生，他很快去报名点报了名。
19世纪初叶的中国尚未普及白话文，这则广告是数十年后朱桂生给后人讲述的回忆，具体原文已不可考，大意应该不会有很大偏差。朱桂生没有回来，他在一战之后留在了法国，娶妻生子。当然，几年辛劳而危险的战地劳工生涯，也并没有让他成为“大富翁”。
同样是1917年的春天，山东青岛的崔志卿站在威海卫码头的劳工队伍里，准备登船，远远地和码头外的妻儿挥手告别。
2014年北京日报纪事记者采访时，崔志卿的孙子崔树新都已年过古稀。数年前，爱好写作的崔树新准备写一写家人的故事，却发现早已还原不出祖父在欧洲的这段经历。
14万华工绝大多数属于最底层的劳动者，没有什么文化，英、法对他们的文化水平也没什么要求，需要的仅是大量身体强壮、能够从事最原始的重体力劳动的“工蚁”。他们的一生平凡普通，默默无闻。14万华工作为一战中的一个特殊军团，举世共知，但他们当中的个体，却仿佛历史长河中一粒微尘，难以惹人注意。
很多华工，留在历史中的记录仅仅是招工合同上的一个名字，又有很多人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只在合同上按了一个手印。合同的条文细致而复杂，华工们不一定都能读懂合同条款，他们有着最朴素的理解：到法兰西工作三到五年，包吃包住，每月能挣十多块大洋。
对当时的中国普通民众来说，十多块大洋的月收入极具吸引力。董峰告诉北京日报纪事记者，按照当时的物价水平，一块大洋能买30斤上等大米，将近10斤猪肉。而当时那些体力劳动者的月收入，能有三四块大洋就已经很不错了。
董峰展示了一份《大英威海卫政府招工局薪金表》。北京日报纪事记者看到，华工的薪金实际上分为两部分，普通工人“在欧每日工价1佛朗（法郎，因华工主要在法国战线工作，工资统一由法郎结算），在华每月10银元。”在欧的“工价”直接给付华工本人，在华的部分则支付给华工家庭。按照当时的汇率，1银元相当于5法郎。以每周工作六天计算，普通华工每个月的总收入大约15块银元。普通华工之上，还有小工头、副工头、工头、正工头等几档，最高的华工管理者，在欧每日工价能达到5法郎，在华每月60银元。
崔树新记得，父辈曾回忆过，他的祖父在欧洲做工时，家里每个月能收到30块大洋，在当时算是相当丰厚的收入，足以保证一家老小衣食无忧。那是因为崔志卿此前一直在青岛的洋行里工作，外语熟练，他是作为翻译被招工的，处于华工收入的第二档——副翻译兼正工头。
贫苦的中国劳动者对这样的工资待遇趋之若鹜，报名者众多。他们并不知道，在英法两国眼中，他们不过是极为廉价的劳动力——欧洲战场上最底层的法国士兵，每天的薪金也有10法郎，相当于普通华工的三到四倍。
英国在威海卫设立了招工局，一批批从山东和其他省份招募的中国劳工集中到这里。在威海刘公岛对岸的合庆南山上，英国建起了一座可以容纳千人的简易劳工营。劳工们先要到这里进行筛选和培训。
筛选的标准非常简单，身体好，没有传染病即可。培训则是准军事化管理和简单的体能训练，包括编队、队列行进等。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英、法和北洋政府对外都宣称华工不涉及任何军务，但华工内部却实行了军队化的编制，合同中的“小工头”、“副工头”、“工头”等职务，在这里变成了班长、排长、连长，每个人管理的人数也和军队的班、排、连相同。更高的营长一般由工程司的外国人担任，中国翻译协助，相当于中方的营长。华工的领导层甚至拥有军衔，当时担任副翻译的崔志卿曾给后人回忆，他的职务是“上尉副通译”。
通过了筛选的华工，领到了统一发放的服装、餐具和洗漱用品，此外，每个人还有一个“铜镯子”，套在手腕上，直到三年或五年工期结束之后才能摘下。那是他们每个人的编号。每个中国劳动者的名字，自此之后就变成了一组阿拉伯数字——这是一种近乎于监狱的管理方式。
1916年11月15日，来自山东荣成的毕绪忠拿到了华工第00001号登记单，成为一战时期英国招募华工的第一人。1917年初朱桂生到达威海准备出发之时，他的编号已经到了27746。
威海卫是最主要的华工输出港口，但绝不仅限于此，天津、青岛乃至上海，都有大批的华工踏上了远赴欧洲的航程。
最初，劳工乘坐的轮船都经太平洋取道苏伊士运河，然后穿越地中海到达法国，但这条路线上危机四伏。德国对协约国发动了无限制潜艇战，任何协约国的轮船都可能成为攻击的目标。1917年2月，运送华工的法国轮船Athos号就遭到了德军潜艇的伏击，被一发鱼雷击中，船上的540名中国劳工不幸遇难。
随后，为了保证安全，华工运送路线改为绕道非洲好望角，或者横渡太平洋抵达加拿大，再从陆地横穿加拿大，越过大西洋到达法国。尽管躲过了德国潜艇的威胁，但这两条路线都大幅增加了行程，一般要走三个月以上。
在运送华工的轮船上，英、法两国并没有兑现合同中规定的饮食和住宿条件，所有的华工都被关在狭窄、封闭的船舱内，船舱毫不透气，湿热无比。漫长的行程加上恶劣的航行条件，很多华工都得了航海病，在缺乏医疗救治的情况下死去，尸体被直接丢到海里。究竟有多少华工葬身大海，永远无法考证。
华工在战场上紧急修复被炸毁的铁路。
当崔志卿、朱桂生们到达法国马赛港时，他们在海上漂浮了三个月的心终于落了地，这并不是幸福生活的开始，他们甚至来不及舒展疲惫不堪的身体，就立刻被送到了前线，在傲慢的欧洲白人眼里，他们只是一群健壮的廉价“工蚁”而已。
先后到达欧洲的14万多华工，其中有9.6万人被分配给英军，3.7万人由法国支配，另外还有1万余人则在美国赴欧远征军中服役。
按照最初约定，华工的工作是以工代兵，并不参战，但事实上华工的工作无不与战争相关。在工作安排上，法招华工多被安排到军工企业，受雇于法国的华工由法国军事当局负责。从布雷斯特到马赛，从里昂到敦刻尔克，不管是在国有兵工厂中还是在冶金、化工、建筑行业的私营企业中，都有华工的身影。编号“27746”的朱桂生就被送到拉罗谢尔附近从事战地服务，他最初在面粉厂工作，后来被安排运送粮食弹药。
在1917年8月中国向德国宣战以后，法国把中国劳工推向了最前线。他们虽不直接参与战斗，但要负责运送伤员，在战争的间隙去战场上搬运尸体。有的华工还向前线运送弹药，另一些人就留在了战壕中修缮掩体，维护机枪阵地。
而英招华工则几乎全部被投放到前线，挖掘战壕、修筑工事、野战救护、掘埋尸体、清扫地雷、筑路架桥、解运粮草、装卸给养……但凡战争所需，几乎无处不往、无所不为。另一些则替代了被派往法国的英国码头工人和运输工人，这样就使得英国工人能够回到英国从事他们的职业。但无论是在前线还是后方，华工从事的都是最艰苦、最繁重的工作。
一位叫张邦永的华工后来写过《华工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片断回忆》，文中讲述：有些地方与敌人战壕相距不过50码。我们站在敌人战壕前挖战壕，战壕挖好后，英兵才进来，所以我们实际是在最前线。这也是与威海卫时所订合同中“不作战”的话，是不相符的……
在欧洲战场上，华工们超强的适应能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给西方人留下深刻印象。威海档案馆曾几次赴欧收集一战华工史料，董峰说，他曾经看到一份1918年的英国陆军部报告：“中国劳工是所有外国劳工中最优秀的……大多数劳工都能熟练地工作或者说能很快掌握工作技能，而且他们一直都在铁路、兵工厂和坦克车间高效率地工作。”法国军队总司令福煦也曾在给法国总理的信中写道：“（华工）是非常好的劳工，他们可以成为最好的士兵，在炮弹的狂射之下他们能保持很好的姿态，毫不退缩。”
然而，华工的付出和回报是不成比例的，特别是在没有一个强大国家作为后盾的时代，他们只能是任人宰割的角色。比如原本合同中承诺的“包吃包住”，其实是要在华工的薪金中扣除的，于是，伙食费要扣、置装费要扣、医疗费要扣，收入最低、人数最多的普通华工，甚至有将近一半的薪金拿不到手中。1919年的英国议会会议备忘录也不得不承认：“华工比其他有色种族的劳工担当了更大的风险，但是他们甚至连几块小小的军功章也未能得到。”
对于中国劳工而言，繁重危险的工作和微薄的工资都可以忍受，难以忍受的是来自英法军队不公正的对待和歧视。
在协约国军方的眼里，华工是他们雇佣的苦力，没有什么尊严可言，军方所推崇的华工管理方式是：要凶要狠，不要吝惜暴力。
董峰告诉北京日报纪事记者，法国人天性自由散漫，对华工的管理也相对宽松一些，但是也很有限，只是允许华工穿平民服装、进入咖啡馆和酒吧等。这些在英军的管理中是被绝对禁止的，理由是“防止华工逃跑”，法国些许的宽松还招致了英国的抗议，认为“加大了英军管理华工的难度”。
英军甚至禁止华工使用英国人的厕所。1917年，华工第13营的一名华工因为内急触犯了这项规定，遭到了英军的残酷殴打。这一下触怒了中国劳工。以山东人为主的华工中有不少会几手拳脚的“练家子”，他们冲上去与英军打成一团。这次冲突被英军用枪炮平息，华工的死伤情况没有记录，留下的结果只是英军认为“13”这个数字不吉利，遂把13营拆散，另编成第64营。
尽管遭受了各种不公正的待遇，但华工们仍然保持着勤劳朴实的本分，与协约国军队并肩作战。身处前线的华工们，不可避免地被裹挟入战阵。在1917年法国皮卡第的一场战斗中，德军冲入了英法阵地，修缮战壕的华工们不得不用铁锹、镐头与德军展开搏斗。当援军赶到时，大部分华工已经战死。
一家法国军工厂的车间，工人除了华工，只有法国女性。
一战的血腥和惨烈是空前的，战场上数以百万计的生命变成了炮灰。在一线搏杀的军队都是由各主要参战国的青壮年男性构成，伤亡人数让人震惊。根据法国政府的统计，一战之中，年龄在15至30岁的法国男子，每3个人便有1个死于战火。即便把法国男子年龄段的上限提高到49岁，死亡率也高达13.3%。对当时只有4000万人口的法国来说，这样的损失极为可怕，整个国家的主要劳动力人口大幅降低，男女比例严重失调。
也正是出于这样的现实，英法不得不从万里之外的中国紧急雇佣了14万青壮年男性劳工。如果一战在1918年底没有结束，这个数字还将继续增长。英法两国提出的招工计划超过了20万人，而北洋政府在战后则直接宣称派出了20万华工参战。
在男性奇缺的法国，东方男子与西方女性的爱情意外生长，算得上14万华工在欧洲战场上遭遇的惟一一抹浪漫。
1918年7月的一天，一位法国姑娘跑进华工服务中心，急切地恳请工作人员按照中国传统习惯为她保媒，她要嫁给华工中的一个“杨先生”。
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黻，那时正在巴黎的基督教青年会华工服务中心担任干事。他本来在美国留学，一战爆发后自愿到法国参加战地服务，与为数众多的华工们相遇欧洲。蒋廷黻先后在里昂和勒克列索的兵工厂组织华工服务社，教授中国工人法文和中文，替他们写家信，寄钱回家。蒋廷黻接待了这个主动上门“提亲”的法国姑娘，他并不看好这样的跨国婚姻，就提醒她说，中法两国生活习惯很不一样，结婚后肯定有非常多的不方便，而且华工在合同到期后是要回中国的。
可那个法国姑娘非常坚决，表示自己愿意跟着“杨”到中国定居生活。她还说，如果失去这次机会，她可能就没有机会结婚了。即便嫁人，也可能嫁给一个法国人中莫名其妙的家伙，挣一点钱就喝酒，喝醉了回家打老婆。她和“杨”已经接触了一年多了，从没发现他喝酒，而且他身上有很多法国男人不具备的优点。
这是蒋廷黻曾经回忆的一段轶闻，“杨”的全称叫什么，现在已经找不到了，这段跨国爱情的结果也不得而知。不过，爱上华工的法国姑娘远远不止一个。
在当时的法国，青壮年男性大多被征召入伍，劳动力奇缺，以致很多女性不得不进入工厂，顶替男子的岗位。像司机、建筑工、搬运工这些重体力职业，也出现了大量的女性工人。在华工相对集中的机械厂、坦克厂这样的军工企业里，女工人数更多。她们随时都能与华工接触。
绝大多数华工在中国只是底层劳动者，但他们应募时经过了严格筛选，年龄在18到40岁之间，不但身强力壮，而且吃苦耐劳，再加上出色的学习和适应能力，华工很快成了工厂中的“第一流工人”。他们深受法国工厂和军队的欢迎，不论在后方的港口、车站、仓库，还是战地，只要看到起重机，几乎都是由华人操作，法国海军还声明，外国劳工只需要中国工人。不少法国女性也对华工产生了特殊的好感，她们发现，华工会把每月工资中的大部分节省下来，按时寄回家，余下的生活费也不会像法国男人那样去酒吧或咖啡馆里挥霍。中国人身上的质朴、坚毅和自制的东方生活方式，颇受法国女子青睐。
越来越多的法国女子希望嫁给中国工人。这一现象，一度成为中法两国政府高度关注的焦点。
1917年5月，一份来自勒阿弗尔的治安报告指出：当地部分法国人开始对华工极不友好，甚至聚众抗议当地华工。他们抱怨说：“如果法军继续伤亡的话，法国就没有男人了。因此，我们继续打仗还有什么意义？最终结果只会使中国人、阿拉伯人和西班牙人，娶走我们的妻子和女儿，并且迟早瓜分我们在前线为之献身的法国领土。”
法国内务总长鲍慕司甚至在媒体上发布通告说：“华工多数是家境贫寒的苦力……我们法国的妇女，为什么不嫁给那些凯旋的法国士兵，而偏偏打算与黄皮肤的苦力联姻呢？希望广大法国女子迅速觉醒。”
依照当时的法国法律：本国女子若嫁与外国男性，则自动失去法国国籍。因而，法国政府没有给一对法国女子和华工办理结婚手续。这时，来法国准备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之一、素有“民国第一外交家”之称的顾维钧发表了声明：中国政府可以代负相关责任。
江苏籍的华工张长松和他的法国妻子露易丝，就是在中国驻法大使馆完成了结婚登记手续。
张长松到法国后，先是做了8个月的码头工人，然后被派到战场上搬运尸体，后来因为身体素质出众，被一个军工厂招做锻工。张长松心灵手巧，头脑聪明，而且很快学会了一些法语，成了军工厂华工的一个核心人物。一次，他出面帮一位华工讨要漏算了的薪水，工厂的会计敷衍了事，不想理会。张长松一怒之下，揪着会计的领子去找总经理讨说法，吵闹声引来了众多围观者。这个高大、仗义、勇敢甚至有些莽撞的中国人，赢得了一位法国女工的芳心。她就是露易丝。
中国大使馆给两人颁发的结婚证书，并不能作为张长松继续留在法国的凭证，好在他很快得到了新的工作合同。1925年，法国的法律条文做出了修改，接受了法国女性和外国人的婚姻。已经育有一儿两女的张长松夫妇，在巴黎市政厅办理了第二次结婚手续。而在信奉天主教的妻子的要求下，第二年两个人又在一座天主教堂举行了第三次结婚仪式。
张长松与露易丝的结婚历程可谓一波三折，但终得正果。张长松也由此获得了法国国籍，从此定居在那里。
编号“27746”的朱桂生，也娶了一位名叫巴蒂斯特的法国姑娘，定居法国。2002年3月5日，朱桂生与世长辞，享年106岁，是最后一位辞世的一战华工。
据战后统计，大约有3000名华工因与法国妇女结婚，或者得到了新的雇佣合同而留在了法国，成为中法关系史上第一批移居法国的中国人。
1918年11月11日，德国投降，4年零3个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宣告结束。
中国北洋政府在1917年8月与德国断交宣战，公开加入了协约国一方，此时也终于成了战胜国的一员。值得一提的是，北洋政府向德国宣战与华工有着直接关系。1917年2月，德国潜艇击沉了运送华工的法国轮船Athos号，540名中国劳工葬身大海。这成了北洋政府公开对德宣战的直接肇因。
宣战之后，当时执政的段祺瑞政府曾表示，愿意派出50万中国军队赴欧洲对同盟国作战。这纯粹是做做姿态而已，以当时中国的国力和纷乱的政局，派出大军远征欧洲无异于痴人说梦。英法等国自然心知肚明，并没有接受段祺瑞的提议，派军一事不了了之。
中国参与一战的只有14万中国劳工。
一战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北大校长蔡元培发表演说，高呼：“劳工神圣！劳工万岁！”英国殖民大臣特别致电威海卫租借地行政长官骆克哈特，表示向威海人民祝贺，并感谢华工军团对战争所做出的贡献。
但是，没等大家缓过劲来，时局的发展就把中国这个战胜国的美梦击碎。在1919年1月的巴黎和会上，中国并没有获得战胜国应得的尊重和权利。
巴黎和会上屈辱的一幕幕传回国内，群情激愤的学生走上街头，爆发了改变日后中国命运的“五四运动”。
1919年6月27日，《凡尔赛条约》正式签字的前一天，留在巴黎的华工和中国留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一个奇特的包裹邮寄到了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陆徵祥手中，他打开一看，发现里面竟然是一把手枪和一张字条，字条上写着：苟签名承诺日本之要求，请即以此枪自裁，否则吾辈必置尔于死地！寄出手枪与字条的，正是当时尚在法国的中国劳工——山东省莱芜县牛泉镇上裕村村农民，编号97237的毕粹德。
中国代表团最终没有出席最后一天的巴黎和会，拒绝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但列强们置若罔闻，中国在他们眼中只是“一个地理名词”，一盘等待重新分割的肉。德国战败了，交出青岛和在华特权，日本是战胜国的一员，将这些尽收囊中。
14万华工两年多的血汗和牺牲，并没有换来应得的公正。
一战结束之后，华工对英、法两国没有什么使用价值了，开始被陆续遣送回国。到1921年最后一批华工登船，总共有11万多名华工回到了祖国。
关于华工在一战中的伤亡数字，直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定论，英法对华工的死亡并不在意，从没有认真统计。一战结束后，法国政府统计留法华工大约为3000余人，数年后又把这个数字扩大到了1万余人。即便照此判断，牺牲或者病亡在欧洲的华工也在万人左右。死难华工中有名有姓者只有1874名，埋葬在法国、比利时的69个公墓中。
从1925年开始，旅法华工总会数次呈文法国政府，要求为法国捐躯的华工建立特别墓地、竖立华工纪念碑、抚恤死难者家属、拨款华人子弟教育等，但均未获得回音。直到1988年，在纪念一战胜利70周年的日子里，法国政府终于公布有关华工的文献，尘封数十年的华工为法国捐躯的历史方重见天日。
在巴黎华工聚居地的街口建筑物墙上，法国政府镶嵌上了纪念华工的铜牌，上面用中文和法文刻着：“公元1916-1918年，14万华工曾在法国参与联军抗战工作，有近万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生命。”
在法国索姆省一个名叫博朗古的小村庄，埋葬着14位“献出了宝贵生命”的华工。他们的墓碑是1920年同乡回国前所立，上面刻着“永垂不朽”、“勇往直前”、“鞠躬尽瘁”、“虽死犹生”的中文字样。有的墓碑上刻有名字，有的则只是一串数字——墓主人当华工时的编号。
他们的墓碑朝向东方，他们永远回不去的祖国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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