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望着奔腾江水，不免心潮澎湃。回眸中国长江近代航运发展，从时间轴看，不能不提到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公司），因为民生公司当时逐鹿群雄，并一度占有长江中上游航运的半壁江山。那么，民生公司是如何从嘉陵江航运迈入长江航运的第一步呢？
民生公司董事长穿长衫的郑东琴
民生公司自1926年成立时，仅有一艘70吨的小铁船，名为民生轮，行驶渝合线，即从重庆朝天门码头经嘉陵江航行至合川县水码头。单就合川县，可能外地人不知晓，但一旦说起因一发钓鱼城明军炮弹击中瞭望台，元朝蒙古皇帝蒙哥从台上重重摔下，深受重伤，并薨于归途，无人不知。这里钓鱼城指嘉陵江、渠江、涪江三江交汇的合川县境内古城。
当民生轮在涨水期间在嘉陵江行驶渝合线时，还有几艘木船也走此航线，而且长江上游各家航运轮船公司竞争正酣。
重庆商埠繁盛后，外侨日多，皆垂涎川江航运，以图巨利。先有英商立德乐，依据1890中英签订的《烟台条约》，自置轮船，遂由宜昌上驶，后经官民反对，乃由政府备价购买其船，即后往来宜汉间之固陵船是已。
继英商还有德商、瑞商的轮船驶至空舲峡触礁相继沉没，外商购贩货物便雇木船运输，并悬外国商旗为标识，俗称为挂旗船，有时英国兵舰借保侨之名也往往乘涨水在重庆上下行驶。
英国太古公司轮船
1907年劝业道周善培在重庆商会集股二十万两白银创办川江轮船公司，购蜀通船一艘，雇英人普南田为船主，行驶渝宜渝线，后又添购蜀亨、蜀和、新蜀通三船，初尚获利，但蜀和、新蜀通先后遇险沉没，公司负债累累，只好将蜀通和蜀亨两艘轮船拍卖，宣告停业。
此外，植光、三益、永游，兴华、永济、江渝等数家轮船公司，各自有三艘船，招商局也有几艘行驶川江上游，并且英商太古公司，日商、法商各自均有数艘客货船往来上游，而且美商、英商还有几艘专运煤油船在川江上游行驶，但他们一般不开往重庆以上区域行驶。
1922年重庆关监督就《关于外商船航行口岸办法》呈递川军司令部，限制外商船行驶重庆口岸以上，但尽管外商船很少行驶口岸以上，因军阀割居对外交涉不统一，此交涉案基本无效。
因此，以重庆为中心的长江上游航运可谓群雄逐鹿，竞争异常惨烈。
优胜劣汰，物竞天择，抽刀断水，急流勇进。
民生公司民生轮于1926年从上海造船厂下水，一路过枯水险滩，闯急流三峡，虽九死而其犹未悔，总算及时赶上嘉陵江涨水时抵达重庆，旋即迅速开航行驶渝合线。
由于民生轮属铁壳新船，较之对手木船更安全，而且船上服务周到热情，即便拥挤不堪，乘客们宁愿乘民生轮，也不愿坐木壳船。
半年行驶后，民生轮迅速主宰了渝合线航运市场，令竞争对手的木船望尘莫及，自然民生轮收入也颇丰。然而，好景不长，进入冬季的嘉陵江河面很快露出礁石，随着枯水季到来，民生轮面临停航尴尬，犹抱琵琶半遮面，喜半参忧，不容乐观。不少股东对民生轮慨叹：一半成功，一半失败。
是停航还是另辟蹊径，使股东和公司同仁们蹙眉焦急。在这紧要关头，民生公司第一届董事长郑东琴亲自出马，前往涪陵，着手开辟渝涪线，即重庆至涪陵的长江航线。当时涪陵系长江上游江边的大县，依江岸山势而建，人口众多，距离重庆百公里左右。
郑东琴在熊克武治川时也算得上一位政界要员，不仅曾担任过重庆警察厅长，之后曾应涪陵当地驻军和乡绅之邀，还担任过涪陵县知事，自然人脉关系甚广，与当地军政官员颇有交情，遂还未等民生轮停航时，倏而急冲冲赶往涪陵游说。
毕竟郑东琴从政十余年，声望颇高，加上1904年公派留学日本，并加入同盟会，毕业于东斌学堂警宪科，与风流司令上将王陵基等一样毕业于同一学校，等等，这些资历有目共睹，颇受四川军政界人士敬重，一听说郑东琴弃政从商，留日同学和军政朋友们纷纷击掌表示庆贺。
当郑东琴向涪陵驻军和官员们表明其来意，并阐明开辟民生公司渝涪线，属公益事业，有利当地经济繁荣时，当即他们大加赞赏，并允诺民生公司可在涪陵码头设趸船，架跳板，方便泊船停靠涪陵码头。不枉此行，郑东琴顺利拿下了民生轮的渝涪线经营权后，便火速赶回重庆。
待一切准备就绪，1927年初枯水季来临时，民生轮正式行驶渝涪线，避免了枯水停航，同时涨水又可行驶渝合线。这样，涨水枯水民生轮航运皆可两不误，全年收入也大增，同时增强了股东们继续投资扩大股本的信心。随后召开的股东大会上，郑东琴提出从股本5万元增加至10万元的议决案，得到了与会股东们的一致首肯。
虽然民生轮船较小，与其他当时长江航运大轮船相比，只能是小巫见大巫，但郑东琴拿下其长江航运渝涪线的经营权，对于民生公司而言，实则从嘉陵江航运迈向长江航运发展的一大步，毕竟民生公司初创时，仅有一艘轮船往来于重庆朝天门至合川县的100多公里的嘉陵江上，没有长江航运的运营权，还不能逾越嘉陵江，直接进长入长江行驶渝涪线。
从民生公司历届股东会董监会名单中，不难发现郑东琴继担任第一届董事长后，接着担任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董监会监察，却没有担任董事长，而期间由耿布诚担任董事长，之后从1930年第五届股东大会起则一直担任董事长，直至解放后1952年。那么，为何有三届只担任监察，没有担任董事长呢？郑东琴筹划什么呢？
虽然1926年民生公司成立大会在重庆举行，但后来民生公司设总部于合川县药王庙址办公，而1927年郑东琴率郑壁成等在重庆创办长江轮船公司，主要在重庆办公谋划。为什么郑东琴急于创办长江轮船公司呢？这还得从南充商人谭谦六说起。
1927年上半年南充商人谭谦六兴致勃勃从上海打造了一艘较大的铁壳船，准备行驶渝叙线，即重庆至宜宾航线。不料，这艘名为顺庆号的轮船还未正式开航营业，从上海开往重庆途中，却在涪陵被范绍增师长的部队拦截扣押。
南充商人谭谦六订制的顺庆轮
任凭谭谦六劝说使钱，范师长的手下军官都不买账，还遭其冷眼。在从涪陵回渝途中，在江面上他蓦然看见民生轮在渝涪线上航行，顿生疑惑：是哪尊大佛有这般能耐？
船泊朝天门码头，立足未稳，便立马跳船下岸四处打听，方知民生轮为郑东琴下海后投资创办的民生公司在运营，顿时内心看到了一点希望，因为郑东琴1923年至1925年期间曾在南充做过县知事，与其相识，但郑东琴却已退出政界，不知到哪里寻找下落，又感失落，只好找到时任江北县县知事王伯安打听郑东琴去向。
与王伯安见面后，王当即表示支持，说既然大家都是郑东琴的朋友，就立即联络郑东琴共商此事。他们三人如约见面，一拍即合，毕竟老友一场。
由于王伯安曾经任过第21军军部秘书，加上郑东琴出面斡旋，谭心里有杆秤，心想十之八九此事定有着落。郑东琴遂再赴涪陵，说服范绍增放行顺庆轮，范绍增无奈，磨不过其面子，只好命令手下军官当即放行扣押月余的顺庆轮。
顺庆轮开回重庆后，谭谦六感激之余，希望郑东琴投资合作，共同一起运营这艘轮船，因为他知道郑东琴曾任涪陵、忠县等县知事，而且重庆这边关系还要疏通，毕竟郑东琴1926年才卸任巴县县知事。
再说，谭谦六深知，航行渝泸、渝叙、渝嘉等上游航线要经过第七、第八、第十、第十一等军阀四个防区，没有喜欢穿长衫的郑东琴的鼎立相助，说穿了没有他的关系和面子，这艘轮船的航运生意必将障碍重重，寸步难行。
得知谭谦六的诚意邀请，两人推心置腹交流后，郑东琴深感机遇难得，与最早弃政从商的谋划不谋而合，郑东琴便慷慨入股，迅即创立长江轮船公司，并被众推为董事长，而谭谦六则主要负责经营事务，同时将顺庆轮改名为长江轮。
虽然郑东琴打通了上游各个关卡，疏通了当地驻军与地方政府的关系，顺利拿下渝泸、渝叙、渝嘉等长江航线运营权，即长江轮可从重庆向上行经泸州、宜宾、乐山等区域，但谭谦六不谙经营，于是1928年郑东琴向谭劝说，不如将长江轮交由民生公司代办运营更省事，谭便欣然同意。
之后谭谦六身陷购船债务，希冀转让股权于郑东琴以偿还所欠债务，遂郑东琴将其父亲一生开豆腐坊辛劳所购田产，以及大儿媳妇陪嫁等悉数拿去典当，向外筹借款项，最终买下长江轮股权和长江航线运营权，并于1928年底以其股权形式与长江航线运营权一并将长江轮并入民生公司，改名为民望号。
从此，民生公司正式拥有了第一艘行驶渝叙线，涨水则行驶渝嘉线的长江航运轮船。
毋庸置疑，郑东琴投资入股收购民望轮，拿下其长江航线经营权，将其并入民生公司运营，为民生公司开辟渝泸、渝叙及渝嘉等航线，使民生公司正式从嘉陵江航运到长江航运实现了一次意义非凡的大跨越。
长江轮并入民生公司后，取名民望号，顾名思义，蕴含股东们的期盼。由于民望轮的加入，股东们看到了未来的一片曙光。在当年召开股东大会上，郑东琴提出将民生公司股本增至25万元的议决案，旋即赢得了股东们举手一致通过的支持。
民望轮属新打造的大船，发动机等硬件设施比同行轮船更有优势，速度更快捷更方便，迎合了商人们携货赶集的殷切需求。
民生轮航行渝泸、渝叙仅二天时间，涨水航行渝嘉仅三天时间，而当时其他轮船航行渝叙需要五天时间，航行渝嘉则要六天时间。
此外，民望轮提供茶房服务，装卸捆扎货物细致，使乘客、商人乘坐民望轮感到舒心和放心，所以客商们纷纷选择乘坐民望轮，使民望轮生意当时异常火爆。
另外，在此上游航线行驶要经过军阀四个防区，当时其他公司对所运营轮船实行包税，滋生了贪腐，轮船上的管理者与当地税官勾结，高税低报，数量少报，致使一部分上报税钱被他们瓜分，而民生公司实行公司派员直管交税，避免船上人员贪污，使营业盈利陡增，大大超过其他公司轮船运营收入。
民望轮不负众望，1929年营业收入翻番。民望轮当年总收入远远超出民生轮和民用轮当年两艘轮船的营业收入之和。股东们为此笑得合不拢嘴，拍手称奇，众称民望轮为发家船。
1926-1929年民生公司营业收入比较
据民生公司财务收支统计表，1926年营业收入43496元，当时只有民生轮，1927年营业收入103079元，包括民生轮和民用轮，1928年营业收入128166元，包括民生轮和民用轮及民望轮代办费，1929年营业收入233388元，包括民生轮、民用轮和民望轮。
分析显示，1929年营业收入233388元，而1928年营业收入128166元，其中有一部分含民望轮的代办费，所以民望轮当年营业总收入大于民生轮和民用轮两艘轮船的营业收入之和，被称为发家船名副其实。
数据说话，与其说民望轮被誉为发家船，倒不说是奠定了早期民生公司资金积累的基础，则更贴切。
由于民望轮以股权形式并入民生公司，加上当年创造的营业收入奇迹，以及拿下长江航运经营权，开辟渝涪线、渝泸线、渝叙线、渝嘉线等航运线路的贡献，郑东琴在1930年初召开的第五届股东大会上再次被众推为董事长。
综上所述，民生公司从嘉陵江航运跨入长江航运，从拥有一两艘小船到拥有长江航运大船，从嘉陵江航线经营权到长江航线经营权的飞跃，从最初投资到资本原始积累的奠定，郑东琴董事长在民生公司初期发展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确实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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