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周咬脐 孙亮侪
中国的近代工业，是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伴随洋务运动兴起而萌生的。
嘉兴的开明乡绅、官僚和禾商的民族骨气受此激发，开始重视民族资本的运作与投向，参与兴办地方实业，重商救国，出资出力。
清末民初，打出“自强、求富”的旗号，以振兴实业为己任，联合同道，推动与发展已经成型的民族工业，办创嘉兴第一批近代工业化企业。将禾埠的传统缫丝织布、碾米榨油之前店后坊或小型加工场，改造为电机织、造纸印刷等先进新兴行业，逐步推进加快民族资本在嘉兴县城工业化厂商的投资进程。
民国十二年（1923），尤其是禾商抱团集资，在城厢开办大中造纸厂和禾丰造纸厂等，分别投入资金40万元、36万元，奠定了嘉兴近代工业的基础。
民丰是嘉兴近代工业的一个缩影，借90年的发展，今日民丰纸厂已改制为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这又将是一番新气象。
民国十二年（1923），由盛亮周、陈佑云、褚辅成、王畏三等集资36万银元，褚辅成、褚凤章父子策划筹组禾丰造纸股份有限公司，在嘉兴东门甪里街东马桥购地建厂。
购地30亩，买机器、置设备、招工人、聘技师，的确是一件惊人之举。非但投资巨大，创办之初，当时厂区规模颇小，全厂职工仅178人。且毫无把握，风险甚高。褚君只是看不惯国家到处受到西方列强的经济侵略，日甚一日，实业救国之梦，油然而生，其勇可嘉，其志可佩。
民国十五年（1925），禾丰造纸厂开始以生产黄版纸为主，投产运行。
此举，惊动了一批日本纸商，他们在上海十里洋场，邀集各地纸商密谋对策，决定抢在禾丰投产前，把黄版纸的价格剧降40％大搞赊销，并向各地纸商抛出足够两年之用的黄版纸强占市场。这种违背商业经营的做法，果然使后来禾丰投产后的黄版纸，打不开销路，陷入经济困境，负债累累，资金周转不灵而停业。
民国十七年（1928），为偿还债务，禾丰造纸厂被迫倒闭。
同年再办竟成纸厂，后又歇业。但原董事褚氏，决心不让禾丰从此关闭消失，任由日商独霸纸板市场，与沪上产业界协商对策。褚氏将禾丰以低价28.5万银元，转让给上海工商界人士竺梅先和金润庠，继续经营。
他自己则走弃商从政之路，虽没有达到抗击帝国主义经济渗透的目的，却为嘉兴的造纸工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树立了不畏强权的创业精神。
民国十八年（1929）春，竺梅先和金润庠接盘禾丰纸厂后，改名为民丰造纸股份有限公司，竺任经理，金任协理，集资50万银元开办民丰造纸厂。
以“帆船”为商标的船牌黄版纸，次年2月出厂问世，给上海的日本纸商以当头一击。为供应卷烟纸的主要原料黄麻，先在嘉兴十八里桥辟地50亩，后又在杭州笕桥购地100余亩，开辟大型种麻场，保证了黄版纸的原料供应。
民丰以后逐步增加花式纸板，变单一产品为多个产品。
鉴黄版纸供大于求，转而生产白板纸、卷烟纸，至民国二十二年（1933），全年营业额达百万元之巨。两年后再增资75万元，扩建了中国第一台卷烟纸机。
1937年上半年再增资175万元，扩大生产规模，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先后投资300万银元。竺氏家族离实现“实业救国”的理想，并为之继续奋斗，已是一步之遥。
“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7年11月，嘉兴沦陷。
次年，日商通过德商天利洋行要求与民丰“合作”，被竺梅先坚决拒绝面避居宁波。1938年，竺梅先父子在云南昆明昆阳县筹建云丰造纸厂。
后来，日商以“王子制纸株式会社”的名义，通过日本占领军强占了民丰造纸厂。1942年改为强租，利用民丰纸厂设备，生产大批“太阳牌”卷烟纸，行销各地，日本纸商财团也着实发了一笔横财。
1945年，抗战胜利，天日重光。
金润庠从日本人手里收回民丰造纸厂，当时派孙定阳厂长来禾办理接收事宜，召回技术人员。工人复厂，金润庠任经理，竺梅先之子竺培农任副经理。
但胜利并未给民丰带来发展，由于官僚资本的上海扬子公司低价倾销美国卷烟纸，使民丰生产的卷烟纸陷入低谷，库存大量积压达8000箱，包括华丰一部分，价值100万美元。资金难以周转。
此时职工已逾千人，日常开支浩繁，只好转产部分文化用纸用以勉强维持运行。后改由留德专家陈晓岚担任厂长和总工程师，原总公司推销部主任竺培元（竺培农堂兄）任副厂长，此时金润庠任上海民丰华丰造纸总公司总经理，竺培农任副总经理，外出奔走推销民丰卷烟纸，业务顿有起色，缓解了企业之困。
当时美货充斥市场，民族资本处于危机，内战未息，实业救国之梦，还是有梦难圆。
1949年，人民政府通过银行贷款给民丰纸厂以支持，国家严禁外国卷烟纸进口。民丰的卷烟纸才有了广阔的市场。依靠党组织的领导，广大职工通过工会参加了企业的民主管理，合理调整工资，精简机构，激发职工的劳动积极性，使企业由复苏趋于稳定。
嘉兴解放初，该厂有职工1100余人，造纸机3台，年产纸张3200多吨，为全市五大厂之首。
抗美援朝期间，厉行增产节约，开展劳动竞赛，劳资双方完成捐献二架战斗机的代金任务。“一五”计划后，中百公司包销民丰企业的全部产品，从此原料供应和产品销售，都纳入国家计划。
1953年11月公私合营，民丰成立临时管理委员会，代行董事会职权。1956年8月11日成立董事会，公司领导张华墀任董事长，金润庠、竺培农任副董事长。当时私股占70.85％，公股占29.15％，经营纸品业务，蒸蒸日上。
“文革”期间，民丰也是一派乱象，资方受到严重冲击，生产大受损害。但从公私合营起至1980年，全厂职工4186人，9台造纸机，年产各色纸3万余吨，总产值近6000万元，上交利润1601万元。
至1989年底，民丰纸厂共向国家上交税利7亿多元，相当于该厂固定资产原值的7倍，成为已拥有17台造纸机，职工逾5000人，成为年生产纸和纸板能力为5万吨，纸浆2万吨的大型造纸企业。先后试制和生产新纸品90多个，多种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其中，船牌电容器纸连续两次荣获国家金质奖。
民丰纸厂创建90年来，在民族资本家和现代企业家中，先后走出褚辅成、孙定阳、陈晓岚（副职）、竺培元（副职）、竺培农、张贞契（副职）、吕士林、商人龙（副职）等八位嘉兴商会的正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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