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冯丽妃
在刚刚走过28个年头的两院院士评选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活动中，有一家国立研究所曾9次成功入选。
这样的“中标率”并不常见。
它就是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以下简称遗传发育所）。
在6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遗传发育所是如何做到持续不断地产出有分量的成果的？其保持科研“青春”的秘诀又是什么？
遗传发育所大楼
李振声院士查看长穗偃麦草生长情况。
李家洋院士（右）和学生在实验室。
曹晓风院士在做实验。
杨维才院士（后排左二）和团队在工作中。遗传发育所供图
位于北京中科院奥运村园区的遗传发育所可追溯至1959年成立的中科院遗传研究所，2003年，在国家知识创新工程试点的实施背景下，其由原中科院遗传研究所、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及石家庄农业现代化研究所三股力量融汇而成。
这段历史决定了遗传发育所面向我国农业和人口健康的重大战略需求以及生命科学前沿两大“主战场”开展研究。
中科院院士、遗传发育所所长杨维才手里有这样一幅写意画：一人手持牧鞭站在水边茂盛的蒿草中，凝望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
这是中科院院士、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李振声90岁时的一幅画作，其中就蕴含着他对我国现代化农牧业的一个科学梦想：滨海草带。
“‘渤海粮仓科技示范工程’项目之后，李先生依然记挂着渤海地区上千万亩的滨海重度盐碱地，于是总结近20年的盐碱地改良治理经验提出这个理念。”
杨维才解释道，滨海草带的构想是以生态保护为根本，以区域内水土资源合理配置为基础，以耐盐品种创新为核心，围绕滨海牧草带绿色高效种植、湖羊养殖与有机肥盐碱地改良，以全产业链构建为导向，构建滨海现代化农牧业。
藏粮于技，藏粮于地。为了开发利用边际土地，让中国人的饭碗装满中国粮，遗传发育所农口的科学家不仅将一项项前沿成果发表于国际顶刊，还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放眼望去，山东东营黄河三角洲的重度盐碱地里像铺着厚厚一层白色晶盐，几乎看不到植物。但自2018年遗传发育所中科东营分子设计育种研究基地运行以来，这里上千亩的重度盐碱地很快就变绿了。
去年，在这片重度盐碱地里的实验场，该所田志喜团队选育的两个大豆新品系亩产达到520多斤，比全国大豆平均亩产高出一倍；在李振声的建议下，研究人员对长穗偃麦草进行多年种植试验，证实了其耐盐高产特性，东营200亩示范地亩产鲜草1515~2658公斤。
此外，玉米、甜高粱、橡胶草、小麦、水稻等作物耐盐碱品种的培育也捷报频传。
今年，杨维才计划组织所里相关团队在东营开展1000亩的大面积循环农业示范工程。
“我们的优良作物和牧草品种在收获后，饲草和作物秸秆可以青贮发酵用于集约化养羊，羊的粪便发酵后可作为有机肥回田，进行盐碱地的有机质改良。”
据悉，目前遗传发育所已和一家企业达成30万头羊的集约化养殖意向协议。
在生命健康领域，戴建武再生医学团队在临床上首次实现人类子宫内膜再生修复，诞生世界首例“再生医学宝宝”；税光厚研究组建成迄今最全面的人类眼泪脂质组数据库，可用于部分眼疾的早期临床诊断；在分子发育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科学家已创立自闭症、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的动物模型和灵长类模型，对多种神经精神疾病的机制研究展开攻关。
据该所主管科研的副所长黄勋介绍，随着“十四五”科技创新的不断推进，遗传发育所也在谋篇布局，以期为国家现代农业和人口健康事业注入新的硬核动力。
目前，张劲松、田志喜等团队有关大豆高产优质基因克隆的“揭榜挂帅”项目已经启动，傅向东团队围绕水稻光合作用和碳氮代谢平衡的研究进入新阶段，谢旗团队甜高粱品种创新进入生产阶段，戴建武团队围绕脊髓损伤再生修复的发育机理和临床转化研究正持续发力……
研究所的“老将”们也在尝试“换道领跑”，创造新的增长点。
除开展水稻高产、稳产、营养研究外，李家洋院士团队把培育能够生产优质、高产天然橡胶的蒲公英作为重点攻关方向；曹晓风院士团队在研究高等植物表观遗传调控及发育可塑性机理的基础上，把目光投向黑土地质量和边际土地产能提升的现代农业科技攻关；杨维才院士团队在研究植物生殖发育的调控和进化机制之余，还在研究豆科植物共生固氮机制及其生物技术改良。
一个科学家、实验室或是研究所发展的生命线是什么？
“科研是个持续不断向前迈进的活动。”李家洋如是回答。他和团队的异源四倍体野生稻快速从头驯化新突破入选两院院士评选的2021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这是他和团队第五次获得该荣誉。
在他看来，是否能保持科研活力，最重要的有三个方面：能否持续地提出和解决新问题，增添新的科学知识；能否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方面作出贡献，解决重要的问题；能否持续培养或造就一批又一批的领先科学家，让人才队伍不断优化。
“要永葆青春，就要永葆创新精神、改革锐气，不断创新。”李家洋说。
人才是创新的第一资源。截至2021年底，遗传发育所共有92位创新研究组组长（PI），形成了年龄结构比较优化的老中青科研梯队。
对这些PI，杨维才坦言：“所里会给一个基本保障，可以开门做事；但要做大事，还得去外面争资源。”
按照这一原则，遗传发育所会给每个课题组发放一个打包的“开班费”：解决3个人的工资，此外还有每年19万元的经费支持。
作为一名PI，杨维才深知一个课题组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巨大压力。
尽管研究所资源有限，他和所领导班子仍希望尽可能多地给课题组一些支持，比如考虑将“开班费”增加到25万至30万元。
“一直以来，我们都是发展快的早支持，发展好的多支持。”他说，研究所还在考虑给发展好的课题组额外的稳定支持，如增加人员编制、实验空间等。
戴建武团队是该政策的受益者。目前，他的再生医学团队已扩大至30多人，固定编制有七八个，还获得一整层楼的空间支持。
但要养活“这一大家子人”，大部分经费还得靠自己争取。临床转化研究耗资多、耗时长，加上运营人员，戴建武团队每年的运行费在600万元左右。他坦言，在今年年底中科院“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研究”先导专项结题后，他的课题组可能就会面临“青黄不接”的问题。
为此，他希望继续申报国家重大项目。不过即便拿到一个大项目，多个合作团队分下来，最终一个团队也仅能分到五六百万元，只能维持一年的运行。要获得大额持续的经费支持并非易事。
在遗传发育所，很多PI都知道李振声说过的一句话——“要打大鸟，不是弄一大堆小麻雀”。
该所的很多PI也是这么做的。无论在农业还是健康领域，都有不少人在啃“硬骨头”，“十年磨一剑”。这与研究所宽严相济的环境保障分不开。
严，是国际评估，每位PI到所后都要经过两轮五年考核决定去留；宽，是不进行年度考核，不以发表论文量来衡量一个团队的好坏。
这样的环境保障可追溯至20世纪初，该所在历史性的三所合并之后打破常规、推陈出新的一系列改革措施。
2003年，遗传发育所在国内生物领域开创性地引入国际评估，对三所原有人马和引进人才进行考核，由此建立了研究系列的定性评价体系，优化了定量科研绩效评价体系，形成课题组长退出机制。
新世纪以来，研究所已进行三轮整体性的国际评估，形成了一支较为稳定、先进的科研队伍。
对于新引进的PI，研究所会在引入第五年和第十年分别进行一次国际评估考核，以此定去留。
杨维才不太赞同“非升即走”的说法。在他看来，通过制度考核，做得好的留下，这在国外也是人才流动的正常现象。
“两次评估完便不用再考，就会有一个宽松的环境真正去做创新。”他说。
“很多年轻人对于挑战大、风险强的研究比较害怕，不要说十年没有成果，三五年没有进展，课题组很可能就活不下去了。这时候资深的科学家有做更艰巨任务的条件。”李家洋表示。
另一项宽松政策是取消毕业发表论文要求。2006年，当时国内很多知名高校把SCI论文作为授予博士学位的硬性条件，遗传发育所在生命科学领域研究生教育中提出这一创举。
“这样做的一个好处是，课题组可以不用只出一点点进展就发文章了。其实发个小文章很容易，但这样一来，就不会去做具有太大创新性的研究了。”黄勋说。
“中国不缺论文，但缺好的论文。实际上，无论是研究所之间的竞争，还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更多是体现在科研的质量上。”因此，杨维才说，他们鼓励科学家去破解难题，做系统性工作，不要急于求成。
至今，这一举措已执行十余年，杨维才认为总的效果还是令人满意的。遗传发育所每年发文量在300篇左右，关键在于质量越来越好。
追求更高质量的科研产出，早已是遗传发育所科学家的共识。
“做研究至少对别人要有一点贡献，不能只是凑数。”植物细胞与染色体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傅向东说。
在戴建武看来，长链条式的研究真正考验的是耐心。不能碰上一个热点，就去发一篇文章。“任何真正难啃的‘硬骨头’，都是一步一步地走，谁也跨越不了中间的一段。”
田志喜也认为，啃“硬骨头”虽然有困难，但更有意义。以此进行目标定位，课题组的研究方向更加清晰。
“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我们不一定要有多少篇文章，但需要为国家分忧解难，即便有一些挑战，也是应尽的义务。”曹晓风说。
担任遗传发育所科研与发展部部长的田志喜仍记得最初从一名博士后转为青年PI、独立领导课题组时的压力和焦虑。
“一名青年PI刚进所时可能会面临各种训练不够充分的情况，比如很难快速找准自己的方向和特色。压力之下，可能会像摊大饼一样，各个方向做一点，摊得很大 。”他坦言，自己也是花了很长时间才梳理出课题组的研究方向。
人才是立所之本，为帮助青年人才成长，遗传发育所探索了各种模式。
据田志喜介绍，2010年以来，遗传发育所建立了“荣誉”导师制度，邀请所内外同领域资深科学家担任青年人才的荣誉导师，使引进的人才能更好地融入所里的科研环境。
同时，遗传发育所还帮助同领域课题组形成相互合作的团队，进行优势资源互补，避免长时间的重复性工作。
针对青年PI刚上任压力大、易焦虑，课题组管理中容易出现冲突的问题，所里也有人帮着疏导压力，培训管理能力。不只是青年PI，包括新引进的PI进行答辩，所里也有资深专家帮助把关。“他们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这是我们的一个传统。”杨维才说。
2021年，遗传发育所还启动了“振声讲习班”，邀请相关部委以及所内外专家对青年科研人员进行专业指导，还针对新手“病急乱投医”的情况开展了心理培训和心理知识咨询等。
此外，该所还打通了青年人才成长晋升通道。“我们不施加压力，你有上进心、做得好，就可以进入青年研究员系列，这是成长为独立PI或研究员的一个通道。”杨维才说，“5年后你可以选择‘单飞’，也可以继续待在大的团队里进行双向选择。”
不拒众流，方为江海。遗传发育所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并打造出国际合作的新范式。
2014年，中科院与英国约翰·英纳斯中心（JIC）共建了植物和微生物科学联合研究中心（CEPAMS）。
与以往中科院和其他国外研究机构独立建所的合作方式不同，该中心探索了一种“跨两国三地”的新范式，分别在遗传发育所、中科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与JIC设立了3个园区。
“三家一起建研究所，但人才增量在中国。”杨维才说，目前该中心已在北京和上海园区建立了10个研究组，两地各5个。
在招聘、评价和管理PI的机制上，CEPAMS均有所创新。
现在，CEPAMS已经成为一个国际合作范例，创造了更加国际化的科研环境，启动了29项双边合作项目，在粮食作物的气候适应性、挖掘中医药的抗癌潜力等领域产生了一批具有重要影响的成果。
合作过程也带来更多的高级学者互访，有利于增进互信、深化合作。JIC主任戴尔·桑德斯就获得了2020年度中科院国际科技合作奖。
瞄准国家重大需求持续不断攻关、用创新性的政策支持科学家做事、用开放的态度增添发展动力，这或许就是遗传发育所保持“青春”的秘诀。
杨维才表示，下一步遗传发育所将进一步聚焦种子创新、藏粮于地和发育与再生三大主攻方向，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实现重要前沿理论和关键技术的重大突破，在国家现代农业和人口健康科技创新体系中发挥骨干和引领作用。
曾担任三所合并后遗传发育所第一任所长的李家洋坦言：“遗传发育所的发展超出想象。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自然而然的结果。一个单位如果把大的方向定位找准，把需要的优秀人才引进来、培养好，把学科、平台和环境氛围建设好，毫无疑问会走向国际前沿。”
不过，他同时表示：“研究所现在站在一个相对高的位置上，越往前走越难，最怕大家有维持现状的想法。我希望未来研究所能够成为一个有水平、有实力、有内涵的‘攻坚队’，一方面能在国际上引领科学发展，另一方面能对国家农业发展和人口健康作出实实在在的贡献。这就要求研究所要凝聚人才，有创新思维，做更多开拓性和挑战性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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