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曾说：“梭伦揭开了一系列所谓政治革命，而且是以侵犯所有制来揭开的。”梭伦其人与其说是位政治家，不如说是一位改革家，后者更能体现其在历史长河中的地位。
梭伦是古希腊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和诗人，出生于公元前630年，约卒于公元前560年。
梭伦出生的时候，虽然他父亲诶克塞克斯提德在雅典仅是中等资财，声势平常，但却是出自此邦的一个最上等的家族，乃科德罗斯的后裔。诶克塞克斯提德为人热心，好助人为乐，广设慈善事业，为此到梭伦时已是家道衰败。本来是有很多朋友可援助梭伦的，但他以取之于人为耻，因为他出身一个总是帮助别人的家庭。因而，尚在年轻之时，梭伦便外出经商，同时考察各地的制度、风土、人情，而获取学问和经验。在此期间，他放下了贵族的骄矜，对下层平民的疾苦有了一定了解，因而同情于他们，这对他日后肩负起改革的社会重任是大有裨益的。
梭伦是位才华横溢的风云人物，与比亚斯、泰勒斯等人被当时人们传为“七智者”，在从麦伽拉人手中夺回萨拉米岛的活动中表现出了超人的才能和胆识。
当时雅典人正与麦伽拉人进行争夺萨拉米岛之战，萨拉米岛濒临雅典的海岸，是雅典的门户，梭伦认为萨拉米岛是雅典的。但雅典人在几次战争遭到失败后，已对此厌倦，因而制定了一条法律，规定任何人不许在将来以书面或口头的方式，提议本邦去争夺萨拉米岛，违者则处死。梭伦不能忍受这种不光彩的事情。他发现有许多青年人也是如此，而想采取措施发动战争， 但却惧怕这条法律。于是他想出一个主意，既能避开这条法律，又可有效地发动群众。他装作神志失常，并由家人向全城传出消息，说他傻了。于是他走到市场上去，当许多人都已聚集在那里时，他跳上传令石，背诵他作的挽歌，主要是责备雅典人放弃萨拉米岛，并勉励他们为收复它而战。公民们听了以后，激情高昂，在梭伦的朋友庇西斯特拉图鼓动下，废除了那条法律，而重新发动战争，并推举梭伦为指挥。
在公元前7世纪，战争爆发了。年轻的梭伦，以智谋夺取了萨拉米岛：梭伦与庇西斯特拉图乘船到了科利亚斯海角，看到雅典全城的妇女都在那里举行对墨忒尔神的献祭。他于是派一个可靠的人去萨拉米岛，装作一个叛徒，告诉麦伽拉人，如果他们想俘获雅典的名媛，就赶快和他一道乘船去科利亚斯海角。麦伽拉人为之所动，于是便派人乘船前往。梭伦获悉之后，便让妇 女们离开，而派一些没有胡子的年轻人着女装身藏利剑，在海边嬉玩。当船靠岸后，麦伽拉人争先恐后的跳上岸时，迎接他们的不是女人的媚笑，却是锋利的宝剑洞穿胸膛后的痛楚。此后，雅典人趁机乘船出发，重占了萨拉米岛。
这次战役使得梭伦成为一个很有声望的人，在广大平民心目中，他不仅是一个英雄，更重要的是他已成为一个反对贵族、同情人民的革新人物。后来，由于他的主张——希腊人必须去援助德尔菲神庙，不许基尔哈人糟蹋神谕宣示所，应当帮助德尔菲人维护神的荣光，因而博得希腊人敬慕和称颂。
德尔菲神庙
雅典执政官墨伽克里勒斯执政时，发生了库隆渎神案，以此为分水岭，雅典社会局势由和谐时代转入动荡岁月。当时雅典的阶级关系极为紧张，德拉古法典出于维护奴隶主阶级贵族的利益，对平民和奴隶采用严酷的刑罚，甚至对于盗窃蔬菜水果者也要处以死刑。一位雄辩家曾说：“德拉古的法典不是用墨水写成的，而是用鲜血染红的。”新兴的工商业奴隶主也要求推翻 贵族统治，掌握城邦的政权，以进一步发展奴隶制经济。
平民、工商业奴隶主迫切要求改革。
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因在收回萨米拉岛活动中大显身手的梭伦被推上了历史的前台，公元594年出任执政官，接替了无法胜任此职的菲隆布罗托斯。奴隶主贵族以梭伦的出身富贵而垂青于他，平民和工商业奴隶主因为他的经历而寄望于他。
登上历史政治舞台的梭伦，掀起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浪潮。
几乎所有的平民都负了富人的债，为此，他们或是替富人耕种土地，交纳六分之五的收成；或是以自己人身作债务抵押，在本土成为奴隶；或被卖到外国；也有不少的人被迫卖掉子女；或因受不了债主的虐待，逃亡到外国。因此债务奴隶制已成为当时混乱的根源之一。
梭伦一上台后，便颁布了“解负令”。后世的人发现，古代雅典人往往用吉利和好意的字样，掩盖事物的丑恶，给以文雅可喜的名称。所以他们把娼妓叫做“伴侣”，把租税叫做“捐献”，把一个城市的驻屯军叫做它的“保卫军”，而监狱叫做“居室”。所以梭伦把取消债务叫做“解除负担”，似乎他是第一个采用这种手法的人吧。
梭伦的法令规定现有的债务必须豁免，并且禁止以后任何人放债时，以债户的人身作为抵押，此外国家赎回因负债而被卖到外邦为奴隶的人。因而正如梭伦所骄矜地夸耀的，正是他从被抵押的土地上“拔除了到处都竖立着的债权碑”。
这时发生了一件他生平最可恼的事情。当他正准备废除债务之时，他曾对有些最亲信的朋友谈过这项改革。可是，他的朋友马上就利用这个机密，在梭伦的法令颁布之前，先从富人那里借来巨额金钱，买了大量的土地。在法令公布之后，他们便享用这些财产，并拒绝还债。这件事使梭伦大受责难；仿佛他不是随别人一起受了骗，而是这一欺骗事件的参与者。但是这种责难 马上被众所周知的他也有五塔伦的损失而渐渐消除了。因为他曾借出了这笔钱，而他首先遵照法律取消了这笔债务。
可是一开始，他没有得到任何一方的欢喜。富人们被激怒了，因为他剥夺了他们的债权低押；穷人们更是恼火，因为他没有按照他们的愿望重分土地，也没有象吕库古那样，使一切人在生活方式上都平等和一律。但不久，他们就感到他的措施的好处，因而获利的人们举行了一次公共祭礼，并在祭礼上指定梭伦制定新律，对他不加任何限制，把一切权力都交在他的手上： 公民大会、法庭以及各种会议。他可以为这一切规定财产资格，规定人数和开会日期；他可以按自己的意思维持或取消现有制度。
为防止土地过份集中，梭伦又颁法规定了个人占有土地之最高份额。
这样，既打击了贵族的力量，又使广大平民避免了沦为奴隶的枷锁，并且使小农的经济地位趋于稳定，从而为社会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为保证有足够的农产品供应以满足居民需要，梭伦规定禁止任何农产品出口。这不仅降低了粮价，使人民生活有所改善，而且也为工商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由于国内水源不足，没有经常供水的河流、湖泊或大的泉井，大部分居民都是用人工掘的水井。为此，梭伦制定了一项法律，规定在一希比孔（约为740米）距离之内，如有一公共水井，就可以利用，如距离超过这个限度，人们便要自行设法取水、打井。但若在自己土地上掘下十奥尔古亚 （约185米）深之后得不到水，便可每天在邻人井内取两次水，灌满一个容一克萨库斯的水罐。
梭伦看到四方经常有人为了生活而跑到阿提卡来，以致这个城邦有人满之患，因此他制订了一项法律，把公民们的注意力引向工艺：规定如果一个人没有叫他儿子学会一种行业，他便不能强迫儿子赡养他。并且让元老议会检查每个人的谋生之道，要惩罚没有行业的人。同时梭伦对外奖励有技术的手工业者移居雅典，并优先授以公民权。
这样，雅典的手工业和商业很快地发展起来。雅典成了地中海地区的经济中心。
雅典当时实行的是德拉古法律，十分的严酷，差不多所有违法行为都适用于一种惩罚，那就是死刑。甚至于那些被定为犯了懒惰罪的人都要处死，而盗窃水果、蔬菜的罪犯，竟与渎神犯和杀人犯所受处罚相同。因而后来德马德斯说，德拉古的法律不是用墨水写成的，而是用血写成的。为了缓和矛盾，梭伦在万民的欢呼声中宣布废除了除有关杀人罪以外的所有条文。
梭伦考虑到长期以来贵族享有特权，欺压平民和奴隶，平民和奴隶逆来顺受，缺乏自我保护能力，甚至没有应有的自我保护意识，于是梭伦规定每一个公民有为每一个受害者提出申诉的权利，如果一个人遭到了袭击，受了伤害，那么任何一个有这种能力和意愿的人，都有权把罪犯告发，对他提出起诉。这样，他就使同为一个集体成员的公民，习于每个人都能关怀和同情 他人所受的损失和伤害。据传，有一个与他相关的故事，同这项法律正相符合。故事说，有一个人问梭伦，你在哪一个城邦最好？他答复说：“就是那一种城邦，其中并未曾受害的人也和受害的人一样，致力于惩罚罪犯”。
梭伦还制订了一种奇特的令人惊诧莫名的法律，规定一个人如果在国内出现党派分裂时，如果不参加任何一方，就要剥夺他的选举权。这是梭伦为了调动公民参政积极性，确保政治决策的相对民主化，而绞尽脑汁想出的法令，同时，也在于避免人们只热衷于自己的工商业活动，考虑自己切身的经济利益，而不愿意关心国家的政治活动，从而鼓励人们投身于国家政治生活 中，勇于维护正义，而不是袖手旁观，超然于国事之外。
梭伦对婚姻的认识，也有着可贵之处，他强调婚姻应建立在男女双方以性爱为基础上，双方都应以生儿育女为人生的天伦之乐。因而他坚决禁止买卖式的婚姻存在，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是文明的一个飞跃。同时他还禁止赔嫁妆奁，新娘则只许带三套换洗衣裳和一些不值钱的家具，此外不许带别的东西。
梭伦所受到更高的评价是因为他制订了关于遗嘱的法律。在他之前，没有人可以立遗嘱，死者的全部财产必须留给自己的家庭。但是梭伦却允许没有儿女的人可以把其财产留与自己所属意的人。但在另一方面，梭伦禁止无限制的、任何方式的赠与。他所允许的，只限于那些不在疾病、药物或监禁的影响之下，不在受迫无奈之下，或不在妻子劝诱之下所作的赠与，即他强调立遗嘱的个人自愿主动性是重要的。梭伦想的十分精当：一个人被劝诱而做了不对的事，并不比被强迫做了不对的事为好。他把欺骗与强迫，满足与苦恼，放在了同一范畴，相信两者同样足可以败坏一个人的理性的。
雅典议会大厦
元老议会通过了梭伦所订的法律，而且他的法律有效期定为100年，写在“阿克宋”上，并安置在可以转动的长方形的框子里，以警戒公民。
梭伦颁发的法律条文实行以后，社会安定了，习俗风气也渐渐好转了。
那个时期的雅典，社会激烈变动，当时的雅典，尽管奴隶制度业已建立，但是尚保留有氏族制度的残余影响。在很大程度上，雅典仍是一个氏族贵族专政的国家。
贵族是统治阶级，其地位来自于出身，其财富来自于土地，其权力则来自于氏族。在政治上，氏族贵族利用其传统势力而身居要职，控制了各级政府机关。广大的农民、手工业者、商人被剥夺了政治权利，而激起不满情绪，尤其是新兴的奴隶主们对此更是愤愤不平。梭伦便对此进行了调整。
为了使一切官职都和以往一样掌握在富人手里，而同时又能使一般公民能参加一些以往他们所不能参加的政府其余的无关紧要部门，梭伦推行了一种新办法，即以公民拥有的财产为标准来授予公民的相应的政治权力。
梭伦对于公民的财产进行了一次调查和分等级。他把每年收入达五百斗（液量和干量）的人列为第一级，叫做五百斗级；第二级是年收入有三百斗的或能养一匹马的人，叫做骑士级，因为他们交付了一个骑士的税；每年收入达二百斗的是第三级，叫耦牲级；其余所有的人都是第四级，叫泰特。根据梭伦的规定：五百斗级和骑士级的人可以担任包括执政官在内的最高官职，而耦牲级则只能担任一些低级的官职；第四级泰特，则不能担任任何官职，只有作为公民大会的成员或作为陪审员来参加国政。其中泰特的最后一种权利，在最初似乎是无足轻重的，但到后来却被证明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绝大多数的争执都要在最后经过这些陪审员来解决。即使梭伦规定的交由高级官吏判决的案件，只要任何人提出要求，也准许他向人民法庭上诉。而且， 他所订的法律是有些微妙的含糊不明，是为了提高人民法庭的权力。
在建立军队时，梭伦规定也要按这一标准来进行，即以氏族与财产原则为基础：五百斗级与骑士级可以充当骑兵，耦牲级则能当重装步兵，而泰特就只能作轻装步兵。
这样，因为选任国家公职人员的资格以“门第和财富”而变成了以单一的财富为资格，这便打破了氏族贵族们依靠特权垄断官职的原来局面，而为非贵族出身的新兴的富有奴隶主开辟了取得政治权力的途径。
梭伦的这一项改革措施，一个伟人曾评价道：这样，在制度中便加入了一个全新的因素——私有财产。国家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是按照他们的财产的多寡来规定的，于是随着有产阶级日益得到势力，旧的血缘系属团体就日益的遭到排斥，氏族制度便遭到了新的失败。这一措施实施后，公民享受到了民主权利，得到了满足，而新兴的奴隶主也越来越多的获取了政治权利，也很满足了。
作为改革的先驱，梭伦本人曾自豪地说——
我给了一般公民以恰好足够的权力。
也不使他们失掉尊严，也不给他们太多；
即使那些既有势力而又豪富的人们，
我也设法不使他们受到伤害。
我手执一个有力的盾牌，
站在两个阶级的前面，
不允许他们任何一方不公平地占着优势。
当然事情并不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因为以梭伦的贵族出身及其中庸温和的处世哲学，使他不可能完全站在广大下层平民一方，来满足平民特别是贫穷农民的要求。他的改革是旨在摧毁旧贵族的势力与氏族制度残余的。他所制订的以财产为资格来享有政治权利的制度，也仅以富豪政治代替了贵族政治，并没有实现农民重分土地的要求，也没有肃清氏族制的残余，血缘氏族部落的组织依然存在。广大的下层公民仍排斥在国家权力之外。但这在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下，仍是一个进步。
梭伦扩大了民主权利。在他改革之前，议事会是国家权力的中枢机关，贵族们凭这个机关控制了国家的立法、行政与司法大权。而梭伦则恢复了公民大会，并使其成为最高权力机关，各级公民都有权参加，它可以决定战争、媾和等国家大事，并进行选举。
后来，梭伦看到一般人民由于摆脱了债务而浮动和大胆起来，他又感到忧虑，为维护安定的秩序，他新设立了一个政府机关——四百人会议。由四个部族选出，每一部族一百人，除泰特以外的任何公民都可以当选。四百人会议颇类似于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在人民讨论公共事务之前，由他们先行讨论；不经过这种事先的讨论，任何一件事情都不得提交公民大会审议。梭伦还使四百人会议成为国家的一般监督者与法律的维护机构。他想，在城邦有了这么两个会议后，便如同船在大海中下了两个锚，一般就不会受到巨浪的震撼，而民众也会大大地安静下来。
通过梭伦的改革措施，旧氏族贵族对政权的垄断被打破，这便为古雅典共和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开辟了道路。
传说阿那卡西斯曾讥讽刚刚着手编订法律的梭伦，“想用写成的法律条文来制止公民的不义行为和贪婪；而这种法律好像蜘蛛网一般，只能缠住那些落在网里的弱者与不幸者，一旦遇到富豪与权贵，就会被扯得粉碎。”而梭伦则以为，人们，所有的人们都会意识到，破坏协定对任何人，包括对破坏者也不利，因而都会遵守相互间的协定的。后来的实践结果证明阿那卡西 斯的话是有预见性，而梭伦的想法未免有些天真，不切实际。
梭伦的法律颁布实行后，便每天都有不少人去找他，称赞或是指责那些法律，或建议加上或删除某种条文。为摆脱窘境，并且逃避公民们对他的吹毛求疵和非难，他便借口出国考察而离开了雅典。他希望雅典人会在他离开的期间，自己习惯那些法律。
在他出国考察期间，据说发生了一次著名的会晤：克洛索斯邀请他去萨提斯访问。这位国王用世人所认为昂贵、豪华的宝石、彩衣，把自己穿戴起来，以图扮成一个尊严而华丽之极的超人。同时克洛索斯让人引导梭伦观看他的宝库等豪华设备。然后问梭伦天下是否还有比他更幸福的人。梭伦道，他知道有他的本国人特洛斯，一个诚实勇敢的人。克洛索斯再一次问：除了 特洛斯呢？梭伦又说有，兄弟友爱、孝顺母亲的克勒奥比斯和比托也是。于是克洛索斯大怒，而梭伦冷静地说：“吕底亚王啊！因为人生的变化无常，所以不允许我们为了目前的好境而骄矜，或称羡他人的在以后还要发生变化的幸运……正如一个竞技员尚在比赛中，便宣告他是胜利者，而给他戴上荣冠一样，这是不可靠和不足以凭借的判断”，然后梭伦便扬长而去了。
不久，克洛索斯在战场被居鲁士打得大败，失掉了国家，自己被捉，被判处火刑。这样克洛索斯才明白了，于是他大叫了三声“啊，梭伦！”居鲁士为此而奇怪，便问他。他便把当初的话语向居鲁士说了。居鲁士释放了克洛索斯，并使他受尊荣直至老死。这样，梭伦又多了一种声名，说他以一言而救了一个国王，并教育了另一个国王。
在梭伦回到雅典的时候，他发现虽然国家仍遵循新的法律，可是所有的人都盼望发生一次革命，要求一种不同的政治制度。雅典的人民也又分成几派，陷入激烈的内部斗争中。于是梭伦四处奔走，企图使他们趋于和解。当他发现领导山区人民的庇西斯特拉图，有建立僭主统冶的企图，又极力地劝导他放弃。
但在最后，梭伦的努力失败了，庇西斯特拉图还是攻占了卫城而建立了僭主统治。但是他却敬重梭伦，而给予梭伦以很高的荣誉，并且把梭伦新制定的法律也都保留了下来，并且自己率先遵守。
关注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