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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钢铁厂(红军最强战力军的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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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3-11-26 0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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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钢铁厂(红军最强战力军的军长)


1948年10月15日拂晓,一夜未眠的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在自己的指挥中心收到从锦州方向传来的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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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锦州

程子华捏了捏眉心提神,长长地吐了一口气:主力成功拿下锦州,自己这边塔山的压力大约也可以松一松了。

果然,傍晚时分收到塔山前线电文:经过6天6夜的血战,蒋援军未有突破塔山阵地一兵一卒。现方向锦州大局,塔山之敌援也已退去。

程子华不禁喜形于色,既为胜利高兴,也为自己手下将士在塔山阻击战的英勇表现而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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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这位在军旅中摸爬滚打的老将还不知道,不久的将来自己就要因为“能力问题”离开这群可爱又勇敢的部下。

塔山大捷,领导却被紧急调离是为何缘故?四野4个兵团司令,唯有他没有被授衔?这其中的原因,看完程子华其人复杂且精彩的人生就能完全揭开其中的奥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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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暴先驱,引领孤军长征

查阅历史的时候,发现程子华很有意思的一个称号“兵暴先驱”。这是怎么回事呢?

在20世纪20—3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的在国发展不断被国民党反动派以武力镇压,中共迫切需求自己拥有自己的革命部队对抗国民党反动派,武装起义和兵暴就是最好的手段。

所以,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接连爆发,或成功或失败的背后都为革命保留了军队的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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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子华自身经历过广州起义的整个过程,也参加过海陆丰保卫战,因此革命斗争经验非常的丰富,包括经历过失败也更能让他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

1929年夏,程子华孤身在军阀岳维峻部队潜伏下来,他在部队中通过丰富的交际手段和笼络心思,秘密团结党外人士。

鉴于岳维峻不是蒋介石嫡系,蒋介石早就对其有吞并之心,所以部队中反蒋情绪种子本身就存在,程子华做的就是不断滋养这个种子等待其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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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子华

1929年程子华所在部奉命进攻前往打击大冶一带红军,程子华认为时机已到,采用“里应外合”的方式发动兵暴,清除内部反动军官,对队伍进行整风明纪。

这使得一场针对红军的进攻消失无形的同时还成功打造了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

党中央高度赞誉了程子华此次行动,称其为“模范兵暴第一声”,程子华也借此荣获尔等红星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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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冶兵暴旧址

在反围剿斗争中几经磨砺之后,中央看中他的军事指挥能力,派遣他前往鄂豫皖根据地开展工作。

周恩来在他将行之前专门谈话叮嘱:“出路在外面,红军主力已经决定要战略转移,赢得发展时间”。

等程子华抵达鄂豫皖时,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主力已经撤走,留下来的是新组建的红二十五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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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情况十分危急,外有蒋匪四方围堵,红二十五军部队减员严重,战略物资也因敌军包围圈缩小而日渐短缺。

程子华到任红二十五军军长,牢记临行之前周恩来的指导,他认为:

同年12月16日,程子华、徐海东等人带领红二十五军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开始长征,这便是“小长征”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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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长征之途不足万里,未历雪山草地,可后面的国民党主力军队衔尾追击,凶险程度丝毫不让红军三大主力的征程。

期间,军政委吴焕先不幸牺牲,军长徐海东(程子华接任政委后徐海东重执军长位)左眼被子弹灌入险些丧命。

可即便如此,红二十五军不断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于1935年初抵达陕南另辟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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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长征途中建立一块稳定的根据地,这在整个红军中尚属首例。

不仅如此,红二十五军从长征一开始的兵员不足三千,到1935年9月到达陕北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兵员数量基本上整整翻了一倍。

就此红五军成为四支主力红军长征兵力唯一不减反增的部队

因此毛泽东高度赞誉了红二十五军领导班子,认为“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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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冀中,创造人民战争的汪洋

程子华是1939年1月到任冀中军区政治委员兼党委书记的,而就在1937年7月,冀中地区遭遇了数十年不遇的大洪灾。

同时日寇还不断四处决堤河水,以此来扩大水灾影响打击抗日根据地军民。

整个冀中地区成为一片汪洋大海,再加上日寇袭掠,奸商哄抬物价,人民的生活物资出现了严重的短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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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子华察觉到了这一情况,率先组织了冀中地区的合作社组织形式。

具体措施包括但不限于抢救牲畜运往灾情较小的区域;去冀南购买粮食棉花纺纱织布生产自救;同时吸取苏区当时物资封锁的经验教训强调根据地和敌区之间的经济交流和物资流通。

这样切实且开明的经济政策很快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冀中经济建设稳步向前发展。

这其中还有个有趣的小故事,军区本打算从冀中地区调走几个团到未受灾的兄弟军区度过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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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结果兄弟军区的人来冀中一看,不走了,说:“你这弄得比我们那儿还红火,不如我们来你们这儿度过一下灾荒”。结果还真就带了几个团在冀中呆了下来。

到1940年,合作社组织在冀中地区就已经遍地开花:村社2529个,县联社19个,共吸纳社员985725人,筹集股金1380454元。

大大盘活了敌封锁根据地的经济发展,为其他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提供了积极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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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中合作社流通券

除开经济上的建设,程子华在军事理论指导上也有产出。大家看平原的抗日影视作品,经常就会看到“地道战”的斗争方式,而“地道战”正是程子华大力推广宣传开的。

平原的抗日在先天环境上就比丘陵山地地区艰难。因为平整的原野,日寇把交通要口、重要城镇一占,抗日军民很难开展活动同时遭遇敌军的机械化部队游击运动困难。

于是,最开始的多动口串联各家的“地道战”雏形在蠡县三区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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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子华非常重视这一新型斗争形势,亲自带领亲随前往考察。经过认真的调研指出:

地道战是一种积极的斗争形式,它符合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 》中“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核心理念。

同时认真的做了一份调研报告分析了地道战在反扫荡等抗日活动中转劣反优的重要作用。

就这样,地道战的抗争形式在华北平原上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家家户户村落之间形成了一片严密的地道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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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中地道战

在后来1942年残酷的“五一大扫荡”中,灵活趋避大大减少了根据地军民的损失同时又沉重的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就像1944年八路军总部转批了程子华的《冀中平原上的民兵斗争》说到的:

华北平原地下纵横交错的地道就是阻遏日军侵略的时代长城,连华北敌派遣作战主任也不得不承认在程子华的带领运作下日军已经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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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43年8月,程子华迁任中共晋察冀分局副书记兼晋察冀军区副政委,配合聂荣臻开拓根据地的发展。

可聂荣臻转眼就去延安赴会“七大”,程子华就身兼军区司令、政委等职两年多,一边在晋察冀推广冀中的合作社经验大力提速经济,一方面又要指挥前线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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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就是这样,晋察冀根据地对外粉碎了日军三个月的大扫荡;于内到1945年夏,根据地面积扩大到四十万平方公里,人口增至两千五百多万,军队编制翻了一倍多。

从四十一个小团发展到一百个团,兵员数量更是从五万四千人剧烈膨胀到三十二万余人。

所以,当了两年甩手掌柜的聂荣臻从延安回来,一看乐坏了。忍不住拍着程子华的肩膀说:“没想到你程子华不但打仗行,这搞经济建设更是顶尖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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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

另辟战场,提速地方经济发展

没想到聂荣臻的赞誉一语成真,就在程子华率部下从东北一路打到两湖,挥戈直下广西,一路扫荡蒋匪残敌之时。一纸电令将他调离了军队,更广阔的舞台在等待着他。

毛泽东及党中央远见地洞察到:在全国解放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建国后百废待新的经济恢复和建设就成了今后工作的核心内容。

乱世之中,百战将军易找,政经人才可难寻。程子华因长期兼任部队的党政经一把手和有在根据地组织经济建设的丰富经验,第一时间进入了党中央求才的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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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子华

说到底,还是程子华个人能力太过于出众,文武双全的人才当然要在新时代新战场上发光发热。

于是时隔22年,程子华以山西首任省委书记、省主席的身份重回老家。

程子华到任后,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稳定了山西的地方局势和经济复苏。

一方面,强硬镇压境内反革命武装,为经济发展奠定稳定的外部条件;另一方面,稳定市场物价,促进私营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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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他大力恢复发展山西地方优势产业,如煤矿开采、钟表仪器制作等。

不到一年的时间,程子华行之有效的工作,就为山西的经济复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后来的领导班子开了个好头。

程子华更重要的经济建设成就,在西南三线的建设上,他的名字至今都深深扎根在他曾经履迹的西南人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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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时任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的程子华奉周恩来总理命令,以60岁高龄率中央联合调查处成员赴大西南三线建设现场,勘定工厂建设方向。

而这其中,攀枝花的建设是整个西南三线建设的核心内容。连毛主席当时都说:“攀枝花建设不起来,我睡不着觉”,可见其紧迫程度和重要性。

程子华到点西南后,全程参与实地调研,足迹踏遍大西南的川泽峻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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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西昌专区的10多个县和矿区进行了详细的走访调查之后,结合西昌曾有爆发大地震的不稳定地质因素,否决了西昌钢铁厂的选择。

同时他还决定在西昌建设大型军民两用机场、卫星发射基地等大型工程。

落脚到攀枝花钢铁厂的建设规划上,程子华更是事无巨细亲力亲为。为解决攀钢和铁路建设所需要的木柴,亲自溯雅砻江而上,到原始森林中进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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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子华(右)和吕正操西昌视察

在当时条件落后的情况下大胆提出借雅砻江顺流而下的水势运送木材,大大节省了运输开支。

正是因为有了调研组详尽的考察材料,西南三线的经济建设才能大踏步地向前推进。

1965年攀钢完成前期筹备工作,1966年正式开工,四年出铁,六年成钢……种种瞩目的建设成就,是程子华的前期调研和工厂工程师的加班加点攻克难题相辅相成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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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程子华(右一)陪同邓小平(左三)视察攀枝花

程子华在晚年的时候曾经由衷地慨叹道:

没错,这位长征时期战功卓绝的红军军长,解放战争时期统御万军的兵团司令,也是建国后深入地方的发展领路人。他实现了自己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理想。

虽然他由于脱离部队过早,其功勋未能在建国授衔上予以表彰,但他为新中国建立的付出,为新中国新时代腾飞所做出的努力,将永远被后人铭记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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