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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治水，治黄、淮、运固然是重中之重，但泱泱中华，决不是仅仅治理黄、淮、运就能万事大吉。
康熙心思全国，除了竭力使无定的黄、淮趋于“永定”之外，还努力使浑河这样的“无定河”变为相对的“永定河”。
浑河，发源于山西太行山，上游叫桑乾河，北京一段叫卢沟河，河不大却湍急而多带泥沙，淤塞严重，类似黄河，所以人称“小黄河”,下游经常改道迁徙，故又被称作“无定河”,它既威胁着北京的对外交通，又给沿河各县带来严重灾难。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二月庚午日，康熙便谕大学士等:
从此开始了整治浑河的工程建设。
康熙令于成龙（小于成龙，字振甲）在六月雨水之前完成挑浚与筑堤任务，以保证田亩得耕，百姓生计得遂”。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于成龙修筑河堤，开辟河道，引导浑河从天津西沽入海。这项工程共疏浚河道一百四十五里，筑南北堤一百八十里。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二月壬子日（15日），康熙又谕直隶巡抚李光地等：
八月，李光地疏言：
十月，康熙阅视卢沟桥以南河工，谕王新命等说：
在阅视北蔡村、夏庄村、南蔡村三处时又谕王新命说：
在阅视南格驿、曹家务、郭家务等处时，又谕王新命等说：“此旧河口，著修一长钉头坝堵塞之，若留此口，水得灌入，则河即为其所夺矣。旧河近堤汕塌者，著加帮增筑。”
在郭家务村南大堤时，康熙以豹尾枪（用豹尾装饰的枪，为天子侍卫所执）立表于冰上，亲用仪器测验，发现“此处河内淤垫，较堤外略高，是以冰冻直至堤边，以此观之，下流出口之处，其淤高必甚于此，如此壅滞，安能畅流，此等堤工，卑矮可虞。若不预行修筑，明春水发，难以堵御，必自冬下埽，加帮增高，不可取近堤之土，若取土成沟，水流沟内，有伤堤根。”
在冰窖地方，康熙还告谕直隶巡抚李光地等:
他让李光地等估算挑浚之费，以便迅速付诸实施。他又阅视张家庄北格驿、石佛寺及庄户村、求贤庄等处，对修治工程都作了切实而详密的指导，纠正了王新命等的偏误之处。
三十九年(1700年)正月，康熙阅视李光地等所修河务，他说,“修筑方略，皆朕亲行指授”，“及至阅看，工程甚易，并无难处，因朕指示周详，河工诸臣方悟而大悦”。
他不断激励李光地、王新命等，让他们克服畏缩情绪，只须尽心修理。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三月，王新命以修理永定河绘图呈览，康熙一看便知是“意度为之”，使王新命的怠情一下子就被揭穿。
九月，康熙再问王新命治河事，王新命依然没有全遵康熙旨令，这使康熙颇为不快。十月癸酉，康熙亲自巡视永定河堤岸，对堤岸的缺漏之处再次作了具体指示。
譬如他说:
在葛家坞永定河南岸，查看桩木时发现“俱短小不如式”。
马上召来王新命等训谕说:
又谕巡抚李光地曰:
“永定河工程及物料，尔等不时稽查，其桩木合式者收贮，用于葛家坞之西，其短小不如式者，交李国亮用于葛家坞之东、芦苇务收贮于干燥之地，毋致朽烂，有看守不谨者，即令赔偿，其河工未完处，仍交王新命等修筑，令保三年，尔所查工程物料需用钱粮，奏请时毋致浮冒，河工效力人员内诸色混杂，尔亦务确查题参”。
对每一细节都有交代，以求把事儿落到实处。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十一月辛卯，康熙发现修理永定河河工员外郎赫硕滋“人甚轻浮”,为推诿责任竞上疏题参王新命与工部侍郎白硕色，说王新命、白硕色贻误河工，事实上当时已是严冬，土已冻结，须待春暖后方可兴工。
康熙当即识破了赫硕滋的阴谋,同时也重申要王新命、白硕色务必于春雨来前修竣的命令。
康熙四十年(1701年)正月，康熙阅视永定河至清凉寺决口，谕李光地：
在柳岔口新筑堤上，康熙对李光地说:
后康熙又谕大学士等说：“莽牛河之水著引入永定河。”
四月，康熙巡视永定河，并谕示李光地等说：
在阅新修石堤时，重申：
在结束这次阅视时他总结说：
对治河诸臣提出了殷殷的期望。
五月，李光地上疏说：
康熙曾力图把一些治河措施先在治浑河上试行，然后再应用到黄、淮工程上去。
譬如四十一年(1702年)五月，康熙说：
康熙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竭力想寻求切实可行又经济的办法。
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九月，康熙又说：
康熙在永定河上的治理之法显然是颇有成效的。到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时，永定河仍“堤岸坚固,并无泛滥”，沿河“泥村水乡,捕鱼虾而度生者，今起为高屋新宇，种谷黍而有食矣。”
治河的成效延续多年，给广大民众带来了很大的福利。
总观康熙治河，功盖前世。
首先是他树立了正确的、积极的战略思想，不但要求制止水患，而且要变害为利，既安定漕运，又保证民生。康熙把治水当作立国之本，在戎马偬倥之际，仍心系河务，战事稍闲即亲自阅视，在国家统一之后，更亲自指挥，具体指导，直至成效大显。
为了确保治河有方，康熙矢志钻研治河古籍；南巡阅河过程中，曾亲登堤岸，以水平仪测量水位，显得十分内行。
他总结的“治河上策，惟以深浚河身为要”是切合治理黄、淮的专家之言。
他还形成了一整套的治河方略，如少设减水坝，多设滚水坝，以便达到“水长，听其缓漫而保堤工；水小，资其涵蓄以济运道”的目的。
如康熙认为治水不仅在避害，同时亦可兴利，明朝山东微山湖一带将水蓄在山中，涝则蓄为水库，旱则泄作灌溉的作法就颇为成功，值得借鉴。
康熙认为治理水患必须根据实际情况，以定对策，因为“河道实难尽知”，只有“知者言之，不知者不轻言”，才是科学的态度。
立足于此，康熙并不固执己见，有些做法都先试点，可行则推广，不可行则不惮改。因而，康熙在治河中尝到了成功的甘甜，也对治河的成功越来越充满信心。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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