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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银昕｜北京报道
责编：陈惟杉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18年第25期）
“罗兰贝格是一家德国公司，我们对东欧地区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的观察很深刻，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同样展现了很强的变革力量，于是我们较早就进入了中国。”罗兰贝格大中华区CEO、大中华区执行合伙人戴璞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罗兰贝格于1984年正式进入中国，在上海设立办事处。
罗兰贝格大中华区CEO 戴璞
与咨询行业的其他跨国公司，如1986年进入中国的麦肯锡、1993年进入中国的贝恩和埃森哲等一样，罗兰贝格是中国改革开放较早的受益者。从早年间主要服务于政府部门和大型工业企业，到如今在华拥有汽车、能源和环境、数据分析技术以及零售等多条业务线，迄今为止，罗兰贝格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34年。“罗兰贝格十分受益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中国市场，罗兰贝格在全球会是一家怎样的公司。”戴璞说。
1993年，戴璞开始了他在中国的征程，彼时他还没有加入罗兰贝格的中国团队，而是服务于一家法国电力集团（EDF）；2001年，戴璞进入罗兰贝格；2007年，他开始积极关注罗兰贝格在大中华区的业务；2015年起他成为亚洲区联席总裁常驻上海。能源专业背景的戴璞与以能源为主要业务条线之一的罗兰贝格十分契合。
“咨询行业在中国是十分小众的领域，我们刚进入中国时，中国的初创企业没有使用咨询服务的习惯，直到现在也是如此，我们最早的客户是政府部门的大型工业企业。”戴璞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介绍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尚未形成市场经济格局，主导经济命脉的仍是政府与大型工业企业，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占据很强的指导地位，对本地市场的保护力度很强。“于是罗兰贝格就帮助政府部门对经济发展进行数字分析和预期规划，并服务了一些国有工业企业。”
让罗兰贝格感到惊喜的是，中国经济很快实现了跨越式发展，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对外开放的领域随之不断增多。世纪之交时，电子工业和计算机技术在以中关村为核心的区域内迅速发展，来自基层和民间的私营企业力量开始壮大，这为罗兰贝格提供了新的目标市场。“随后我们发现了来自私营企业的力量，他们其实是中国经济活力的重要贡献者，活跃的私营经济使罗兰贝格对中国市场更加乐观。”戴璞说。
2009年后，智能手机开始在中国流行起来，中国成为移动互联网的先发国家，近年来开启的创业热潮也多围绕“泛互联网圈”，这使出身于德国的罗兰贝格再度搭上了“顺风车”。
“我们的德国基因再度确保我们在新一轮经济热潮中取得成功。”戴璞说，德国经济活力的重要支撑正是大量优秀的中小企业，他们在汽车制造、能源和环境等领域能为市场提供非常高附加值的产品。他笑言，这也是德国在多年对华贸易中能保持顺差的原因。“罗兰贝格在海外积累了丰富的服务中小企业的经验，在中国的创业热潮中，我们能服务到很多群体。”
戴璞介绍，罗兰贝格已建立起一套生态系统，帮助罗兰贝格找到初创企业，尤其是拥有新兴技术的初创企业，并将其与目前行业中的巨头连接，以期初创企业的技术用于行业巨头的商业模式中。“以零售业为例，如果一家数据分析领域的初创公司找到我们，我们会将他们介绍给我们服务的零售业巨头，讨论‘新零售’背景下将数据分析技术用于改善零售效率和业绩的可能。”
除了关注中国日益活跃的私营企业，罗兰贝格也在国家战略中嗅到了机遇。
2016年4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对外发布，在德国鲁尔工业区针对旧工业转型积累了丰富经验的罗兰贝格成为积极参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外资企业之一。
鲁尔工业区的改造特点是将旧有厂房和基础设施保留，赋予它们新的功能并跟上经济发展的新潮流。罗兰贝格全球CEO常博逸曾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鲁尔工业区的改造经验用在同样面临转型困惑的中国东北地区会非常有效。
2015年12月16日，国务院批复设立哈尔滨新区，这是国家批准设立的第16个，也是东北地区第二个国家级新区，同时是全国唯一的以对俄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新区。哈尔滨新区被定义为“中俄全面合作重要承载区、东北地区新的经济增长极、老工业基地转型发展示范区和特色国际文化旅游聚集区”，罗兰贝格与中科院地理所、同济大学城市规划院等单位一同被聘为咨询团队。
2017年，在第一届大连（旅顺）氢能源研讨会上，旅顺口区政府与罗兰贝格达成合作意向，由其主导大连旅顺氢能源产业规划制定。大连将提供优惠政策在旅顺打造东北首个氢能小镇，大力扶持氢能产业做大做强，将大连打造成氢能产业全领域、全国领先的研发制造基地，推动东北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2018年4月，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在主旨演讲中表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习近平主席提出，今年，我们将相当幅度降低汽车进口关税，同时降低部分其他产品进口关税，努力增加人民群众需求比较集中的特色优势产品进口，加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定》进程。
戴璞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今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发表主旨演讲时，他就在台下聆听，作为一家主要业务条线中包含汽车产业的外资企业，罗兰贝格对习主席的讲话非常关注。4月17日，国家发改委网站发布消息称，汽车行业将分类型实行过渡期开放：2018年取消专用车、新能源汽车外资股比限制；2020年取消商用车外资股比限制；2022年取消乘用车外资股比限制，同时取消合资企业不超过两家的限制。通过5年过渡期，汽车行业将全部取消限制。这一变化引发了罗兰贝格对外资企业在华业务新的联想。
戴璞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如果中国汽车企业想要实现超越，成为国际巨头，就不会拒绝与外资企业合资。如果外资企业可以占股超过50%，并且没有最多只能两家企业合资的限制，外资在中国汽车市场其实大有作为。“这两三个月以来发生的事情很有标志性意义，是中国市场的重要信号。”
改革开放即将进入第5个10年，随着外资企业在华业务发展条线不断增多，程度不断加深，罗兰贝格对“继续扩大开放”有无具体预期？是否遇到实际的困难需要在实践中解决？
对此，戴璞回答说：“没有任何经济体在早晨还是欠发达国家，到了下午就成为发达经济体。我们只要看到中国的进步是持续的，就没有理由悲观。”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与东欧国家相同，中国在进行市场经济改制过程中有比较强大的政府引导以及对本地市场的保护措施，一些领域不允许外资进入，另外一些领域虽然法律上允许外资进入，但在实操层面仍然不可能与本地公司合资或者收购本地企业。但他认为，这些问题一定会在继续扩大开放的政策下逐步得到解决。
在戴璞看来，中国虽然仍是发展中国家，但在国际事务中已经显现出一定的领导作用，“承担大国责任是近年来中国在各项国际事务中的突出表现，比如派维和部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在区域问题上扮演维护和平局面的角色，以及在WTO中发挥作用。”他认为，中国一再表示自己是WTO规则的遵守者，并且将一直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分工体系，同时也根据自身需要提出一些诉求，希望规则有所改变，这都说明中国已经开始承担大国的责任。“要承担领袖责任，前提是坚实且稳定的经济发展，这也是罗兰贝格坚定看好中国市场的原因。”
高铁、网购、支付宝和共享单车被称为中国的“新四大发明”，其中高铁是国家重点支持项目，离不开巨头企业的鼎力支持，而网购、支付宝和共享单车则几乎完全发端于私营经济。戴璞将当下中国经济的增长点也分成两类：以高铁、5G等为代表的需要顶尖技术支撑以参与全球竞争的项目，需要较强的政府引导；以共享单车、互联网经济，以及人工智能、数据分析等为主的以需求驱动的项目，“其对顶尖技术的需求没那么大，是比较开放和自由的。”他认为，这两部分构成了中国经济活力的两个来源，目前都十分强劲，而后者是戴璞更为看重的。
戴璞认为，西方国家在基础技术和核心技术上并不弱于中国，但远没有形成像中国如此庞大的消费需求。以共享单车为例，自行车已经诞生了上百年，全球定位系统也有了50年以上的历史，但任何国家都没有将这些技术与消费者对方便快捷地使用自行车的强大需求结合得像在中国这么好，“利用已经存在的技术与强大需求相结合，正是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活力。”
据了解，目前中国已是除德国和法国外，罗兰贝格最大的市场，大中华区营收目前已经占到全球营收的10%，并且在未来一定会成为罗兰贝格的重心。“我们看重中国并不单因为经济数字的高速增长，而是因为这里每天都在发生新鲜事，给我们新的机遇。所有外资企业都应该睁大眼睛看看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如果国际巨头想继续成为巨头，那他们就必须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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