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冯庸，我和许多乡党一样，对这位当年与张学良一时瑜亮的青年才俊，存有太多的待解之问。他为何离开老父冯麟阁经营多年的根据地北镇？他为何变现巨额家产孜孜于国民教育？他为何淡泊名利却终老台湾？于冯庸本人，实践我行我素，畅达我心我口；于辽沈人民，福泽故乡桑梓，惠及图存御侮；于其学生，皆对他有高山仰之、景行行止之念；于其朋辈也多执手依依、终生挚交。 |
当天空变黑时，星星就会绽放光彩。所有的抗争逆行者，都是那满天星斗，照亮着人类文明的始终。——比尔德
他以航空报国，曾与张学良一起创办东北空军，任东北航空军少将司令;
他以教育兴国，倾其家产创办冯庸大学，为国家培养人才;
他以统一爱国，曾积极策划和推动了震惊中外的“东北易帜”;
他以抗敌救国，在“中东路事件”、热河抗战、“一·二八”淞沪抗战中，亲率冯庸大学义勇军开上前线，对敌作战。
冯庸于1981年2月逝世，埋骨台北县汐止。2013年9月，沈阳龙泉古园与将军的外甥张文琦先生、著名辽海文化学者初国卿先生将冯庸墓于台湾迁归沈阳，飘零65载，将军叶落归根。在古园的绿树丛中，朝向辽西台安、北镇方向并列着张学良的衣冠冢和冯庸墓，那方山水分别是他们两人的童年生活之地。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大侠冯庸，其人生履历，以1927年至1933年创办冯庸大学为重要标志，可用大学前传、大学后传来概括。
“大学前传”的33年，包括7年军旅生涯和6年大学校长身份，是冯庸人生事业的巅峰。
具体来说，十九岁入北京中央陆军第二讲武堂学习,翌年以优异成绩毕业。自此踏入军界。二十二岁东北军始创空军,受张学良之命任上校参赞。勤学飞行，技术娴熟。二十三岁任东北航空处参赞，孙中山亲函奉天宁武先生,批准冯庸加入国民党。二十五岁被任命为东北航参谋长，随后代替张学良出任东北航空少将司令。二十六岁奉父命辞谢军职,专心经营奉天大冶工厂、大治工科学校，赞助在大连举办的中国第一次赛会制足球赛“冯庸杯”赛事。1927年冯庸二十七岁，捐出全部家产创办冯庸大学。二十八岁 “中东路事件”发生后,亲率冯庸大学歼俄义勇军北上抗敌,驾机深入敌阵侦查，并与守军梁忠甲将军换帖。三十二岁淞沪抗战爆发,亲率冯庸大学抗日义勇军开赴浏阳河前线驻防,并参加战地宣传和救护工作。三十三岁热河保卫战爆发,冯庸率冯大义勇军参加朱庆澜为总司令的东北抗日联军,任第七路军总指挥。1933年这一年,因财力问题,冯庸大学难以为继,遂和东北大学合并。
不同于张学良的人生止于1936年36岁，此后的60余年淡出了中国政治舞台。“大学后”的48年，冯庸依然奋战在抗战救国的第一线，做出自己的贡献。1935年:应陈诚三次邀请,进陈诚幕府参加抗战。任军事委员会长武汉行辕中将研究委员、中将研究委员长。后又任第三战区前敌总司令部中将高级参谋、第三战区昆山戒严司令、长兴宜兴戒严司令、第七战区副司令长官部第三处中将处长。1944年因常德会战有功,被授予陆海空军甲种一等奖章,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议。1948年11月沈阳解放前夕,携家眷去台湾。1981年(八十一岁) ：2月5日上午8时,溘然长逝，享年81岁。
"人生许多事，就像这船后的波纹，只有过后才觉得美。”——余光中
冯庸诗曰：“闾山苍苍，渤海茫茫，死后不再梦辽东。”
不梦辽东之时，应是魂归故乡之日。归了故乡，方可与之朝夕相处，此觉此身不再是客。
冯庸的人生瞬间，可概括为生命的短暂辉煌与宁静恒远。在冯庸由富家子弟而青年英豪，由毁家兴学而投身抗战，由波澜余生到死后哀荣，其跌宕传奇，蜚声民国，颇多值得铭记的瞬间。 "
从乱世毁家兴办国民高等教育，"欲强中国需强教育"，学校人才辈出，利国利民，冯庸是一位英雄；从大学事业未竟，冯庸是一位悲剧英雄；从大学精神永存，个人祸福云淡风轻，东北大学绵延至今，冯庸精神不死，国家最终走向复兴之路，冯庸是一位可名留历史的英雄！”
关于冯庸，我和许多乡党一样，对这位当年与张学良一时瑜亮的青年才俊，存有太多的待解之问。他为何离开老父冯麟阁经营多年的根据地北镇？他为何变现巨额家产孜孜于国民教育？他为何淡泊名利却终老台湾？
于冯庸本人，实践我行我素，畅达我心我口；于辽沈人民，福泽故乡桑梓，惠及图存御侮；于其学生，皆对他有高山仰之、景行行止之念；于其朋辈也多执手依依、终生挚交。
张学良与冯庸同年出生,张学良生于1901年6月3日,冯庸比他晚了4个多月，但两人名号同为"汉卿"。其中的原因是，两人在少年时期，经历了同样的成长过程。一起读书时,先后师从奉天一带有名的举人、名儒雀骏声、杨景镇、白永贞等人,特别受先后做过冯德麟、张作霖两位老师总参赞的北镇进士李维桢的教育、影响较深。李维桢以睿智的眼光看到,东北的未来就在这些少年身上。他倾其所有,把人品、学识尽心地传授给他们。李维桢还给两个人取了“汉卿”的号,以示救国,光复中华。
顺境也好,逆境也罢，人生就是一场对种种困难无尽无休的攻坚,一场以寡敌众的战斗。在这时而风平浪静时而折戟沉沙的浩瀚大海中,理想是罗盘针，热情是疾风。天才与英杰，多是另辟蹊径孤独前行。
在辽宁省档案馆《冯庸生平事略》中记载:冯庸“幼时天资颖敏,三惯龄笃学,经史孕其公忠，家风发其桓桓"。 1929年第8卷第375期《北洋画报》刊载文章称“冯麟阁都统之公子冯庸,本名英,以谦逊故易今名。人以其短小精悍素有大志,咸目之为‘小拿破仑'"。
1929年中东路件发生，他时年29岁,不怕牺牲,誓死保卫祖国,组建“冯庸大学歼俄义勇军",奔赴抗俄第一线。每当有人提及中东路事件事，冯庸微笑着说: "我当时并非不知不如敌人,惟为鼓励士气,我有不计生死之决心。”其“中华热血好男儿气概溢于言表"。
九一八事变后,他将爱国热情化为救国行动,带领学生曾先后两次组建抗日义勇军，参加淞沪抗战和热河保卫战。他成为青年学生武装抗战的先驱，在唤起民众觉醒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方面发挥了榜样作用。
冯庸出身农民,他了解农民,懂得农民的需要。他身处中产阶级中,熟悉中产阶层的生活方式。他清楚旧时知识分子应走的道路和担负的社会责任,他将对社会深刻的认识和爱国思想成功地运用到冯庸大学办学方针上,特别是他亲身教育出一批优秀的大学生身上。
“欲振东北、必振实业,振教育;教育兴,则民智开,民智开,人才出,东北则有希望矣。"
几十年后,人们才悟道,历史原来也可以如此暧味，真相也可以扑朔迷离，但历史是公正的,那就是冯庸与张学良被巨变的时代激发着，被美好的未来诱惑着,各自建立、管理着奉天最具规模的两所大学。
据1905年《朴茨茅斯和约》规定,日本取代沙俄成为了中国东北地区的最大受益者。日本在东亚推进奴化教育,摧毁由近代工商业发展而刚刚出现的近代教育。
在东北存亡之际,一些爱国志土呼吁: “欲振东北、必振实业,振教育;教育兴,则民智开,民智开,人才出,东北则有希望矣。"
马用奔腾显示自己的优劣，人用行为表现自己的美丑，无论是张学良还是冯庸，他们参与教育，不是因为他们简单地认识到了育人的重要，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们自身存在的文化品格被时代激发出来,而又情不自禁地以一个文化人的心境和身份投身其中。
因家庭出身和社会影响所致,冯庸很早就从戎,历升官阶,但他志不在此。他与社会民众接触颇多,深感民众生活艰苦。当直奉爆发第一次战争时,身在其中的冯庸对内战殃民有深深的痛惜之心。随着年龄的增长,对此感受越来越深。
1925年11月,张作霖的得力将领郭松龄与冯玉祥通谋反奉。郭松龄在滦州起兵,杀害了姜登选,发表反奉宣言,并率七万大军攻占山海关,夺取缓中、兴城,冲破连山防线,占领锦州,奉军全部退到辽河东岸据守。在昌黎的冯庸受命驾机到滦县探询,归来即刻接到命令:能飞的飞机全部飞到锦州。可能是由于风大天冷,三十多架飞机于一夜间几乎皆有损伤,只有8架飞回助战。飞机到前线巨流河上空进行侦察、撒传单，郭军的官佐和士兵们得知张学良就在对面,纷纷投降。在这期间,张作霖曾令张学良指挥冯庸飞机轰炸郭的部队,但冯庸不忍屠杀同胞,乃留书挂印辞官赴大连。
1926年,冯庸父亲冯德麟病故后,冯庸对自己的命运有了转折性思考,重新确定理想的风向标。他退出军界(仍保留军衔),开始兴办学校。
冯庸这种举动也离不开张学良的影响。张学良在父亲去世掌握东北军政大权后,把父亲的遗产拿出大部分想办一所大学。正处于困难之中的东北大学听到这个消息后,主动找到张学良,请少帅把钱捐给东北大字,好好扩充一下。张学良当机立断把钱捐给了东北大学,并亲自担任了校长,使东北大学一举成为全国资金最为宽绰的高校。
冯庸曾这样剖析原委: “我个人19岁的时候就出去做事,在军队里服务,彼时抱着一种直线的思想,打算做一个爱国的军人,把从前军阀官僚的恶习气统统打倒。不过到了1922年战争的时候(直奉大战),我受了一个很大的打击,就是有许多生死相依的青年同学,都因为战争而牺牲了,他们的壮志不但没有做到半点,而且早早就把性命丧掉,实在可惜之至。我因为受了这种重大的打击,知道战争的确是残酷的,也实在是以乱亡国家的,所以我就改了一种方针。”
在冯庸看来,偌大一个中国,内忧外患,国势渐衰,主要原因是工业落后,要想改造这个混乱的社会,要发展民族工业,培养大量的工业人才,走工业教国、教育救国的道路。他深深地感受到肩上的重负,特别是在家乡研究国内局势使他的思想进一步深化: "洞烛国家制胜之先机在于兵器,而制造兵器必须振兴工业,要想振兴工业必先基于教育,当为当务之急。”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的《尽心章句上》（第九）
在冯庸临终的前一年,即1980年的1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多思人生意义及大错处: (一)不当用已名作校名,急于求名; (二)名实不符知识缺欠; (三)凌源处置无计划无步骤,向耻甚。冯庸并在自己性格上查找了原因,“凡事严急多后悔,愚忠愚信亦难堪。愤事皆因少容忍,心宁静处即平安"。
我们对任何历史人物都不能求全责备,也绝没有“高大全”式的人物,。纵观冯庸的一生,他做的事情并不多,但每一件事情干得都义无反顾、轰轰烈烈,他在东北乃至全国办的一些大事,对整个中国历史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回顾这些大事，无一不是为了祖国的统一与强盛。
1926年改名为冯庸的冯英,开始准备冯庸大学的筹建工作。很多人对冯庸说: “工科学校,用款很多,并且又是大学,个人维持,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先生既有这样的热心,不如募捐,庶几众擎易举，比较容易点。”冯庸耐心听取了大家的意见,也深知办这样一所学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为筹措办学经费,冯庸向张作霖、吴俊升、张景惠、张作相等人请求经济上的援助,他们均有所表示:为纪念冯德麟而办学我们支持,但当谈到细节,校名为冯庸大学时,则啧有烦言,认为是冯庸的动机不纯,借办学之机提高声望、培植亲信,以图东山再起,因而采取敷衍态度。
在当时,募捐是私立学校筹措经费的主要办法之一。募捐不仅要求捐赠者具有良好的人际关系,而且也需要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大环境。成功募捐有很大的偶然性。有人深懂其要领,轻而易举就可募得;有的人则是时运不佳,屡屡碰壁,不得不放弃。冯庸就属于后者。
办学经费筹措不顺,丝毫未能动摇冯庸办学的热情,却使冯庸建校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主动地放弃了募捐,决意破釜沉舟,毁家纾难,变卖家产筹措资金, 自己全部担负起建学校的费用。
冯庸说: “我并不是富于教育经验的。因为社会的混乱,欲以挽狂澜于既倒,所以破产兴学,以改造社会,造就新中国的青年。自己担负虽重,但是佳果未卜,若到社会去募捐，倘若成绩微渺,我怎样对得起社会呢?终究不如彻底的牺牲,功罪咸归一人,心中尚觉安适”。
“心中尚觉安适”是传统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内在要求。冯德麟作为奉系军阀早期将领,二十多年间,累积了殷实的家产，可算东北首富。冯家最大家产在通辽县,有土地十万余亩,约占全县耕地总面积的80%,在沈阳、锦州、北镇等地还有矿产、商铺、药厂4处等等。1926年秋,冯庸义无反顾,开始逃离了人们的视野,别无他顾专心致志,一件件地清理着家产。
在清理家产过程中,冯庸决定将部分财产归还一些佃农。他规定了散财的“三凡”办法:凡属有据可查,过去被冯家霸占来的房地产，一律无条件归还原主;凡是以低价巧取豪夺而来的财产,听凭原业主意见,要钱的,按实值补价,要产业的,以原价赎回;凡与冯家居住地中小学毗邻的房产,全部捐献给学校。
冯庸召集欠债的人,当众焚烧债券。再召集典押土地的人,又当众归还地契,销毁借据。于是欢声载道,老幼称颂。冯庸再将北镇县大南门里“冯号”养马用地及房屋数千间赠与隔邻的北镇县立中学,其面积与该校大体相当,校长那敬端接受了捐助,并表示要建凉亭一座于该校园内,命名“冯庸亭”以资纪念。此举当年曾经轰动一时,人们对冯庸的义举不绝口。
冯庸又召集家人宣布,将冯家全部财产310万元银元捐作冯庸大学的校产,其中不动产和经营项目“综计每年可以收入的款额在二十万元以上,按校内常年经费预算额将及十五万。余额蓄积,俾作将来扩充的用项" 。另外,张学良、吴泰勋等人,在建校时也都捐赠了一些钱。
冯庸决定在通辽设校产监理处,掌管学校财务。将奉天大治厂、沈阳小东门里同义和丝房、丰盛粮油栈、盘锦一带的苇塘、海城一带的滑石矿、通辽的十几万亩土地全部交给校产管理委员会,其收益也交由校产监理处统一管理，并制订了包括农、牧、林、副等行业在内的产业10年发展规划。
1927年春, 冯庸大学破土动工, “昼夜加工,经之营之”,仅用四个多月的时间,即建成一座布局独特的大学校园。荒凉的旷野上出现一片雄伟壮观的新建筑,一个别具风格的现代化楼群,此地“居然气象万千了"。
冯庸大学创办过程,正是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时期，也是中国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型的时期,冯庸办学不是凭一时热情的轻率之举，而是准确地捕捉到了时代的发展方向,以个人而为国家的奉献。
“真正的教育是用一棵树去摇动另一棵树，用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用一个灵魂去唤醒另一个灵魂。”——雅斯贝尔斯
1927年末，冯庸以期神会而铸成冯庸大学之真精神,亲自参与创作校歌，在简短的校歌中,精神是其所要张扬的主旋律。冯庸的国文造诣极深,他亲自或组织创作了《冯庸大学校歌》、《教育主义歌》 、《冯南同学歌》、 《义勇军歌》、《新青年歌》(奋斗歌》等十种,歌词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慷慨激昂,感情并茂。 冯庸大学精神与其他大学精神有所不同,这一点,可从余家菊作词,金律声作曲的《冯庸大学校歌》中窥见一斑。冯庸大学校歌：
兴安岭南辽水东，英灵瑞气钟，秦人冯庸誓救国,大学化春风。壮矣哉，无畏精神！主义使命重。气贯天日万丈虹,八德八正勿钦崇!数育均等，责在藐躬，谨记学行实践，救国以工,富贵等鸿毛,名利如蓬蒿！拯济孤寒,责系五曹,吁嗟乎!国事日非!国权日削,经济列强操，吸饮吾民膏,鱼肉我而笑中刀!爱国青年忧心忍,冯庸主义定狂涛，冯庸同志挽怒涛，日月高主义齐高，大学旄金马凤毛，正义放光毫，强国福民赖贤豪。
此校歌运用了词旨隽永的标准文言文,由描写东北的地理与人文起笔，在国难来临之时,表现冯庸大学誓死救国,以及冯大教育方针的择定，本着八德八正宗旨,以爱国主义为主旋律,针对经济列强操,吸饮吾民膏,鱼肉我而笑中刀!号召青年定狂滔,寄希望于青年强国福民。校歌充分表现了冯庸大学的爱国精神，以及义愤填膺的报国情感和救国强国的豪情壮志。
冯庸抱着救国目的,以全副精力贯注于学校,晨兴夜寐。冯庸大学学生雷加说: "冯庸他本人也住在校内,亲自主持校政。依我说他是我见到的事必躬亲的最合格的一位校长。”
冯庸既是冯庸大学的校长,更是冯庸大学的学生。学生们上课,他旁听,几年下来,他等于念了一个大学。
作为校长,冯庸经常以自己的行动，影响教职员工和学生。凡校务要事冯庸必亲自处理。他每日早起晚睡,经常穿一身工人服装与学生们一起到工厂做工。 冯庸勤于思考、善于发明创造。 他发现很多球类运动对于身体不能起到全面平衡发展的作用,如篮球不能用脚,足球不能用手,网球、棒球仅能使臂部做更多运动,排球活动范围狭小等等,加之这些球类规则繁多过严,束缚太多,便身体得不到全面的充分的自由发挥。冯庸就以足球、篮球运动为基础、取之所长,避之所短,发萌了冯庸球(自由球)。此球特点是灵活、迅猛强悍、动作自由,既可增进短跑速度,又能统习腾越躲闪，求得同学们在游戏中全面提高学生身体素质。
冯庸教育主义的两大基石,一为教育的机会均等,一为工业救国。这也是他实现救国救民的两大措施,即冯庸所谈的教养。要救国,就要大办教育,实践教育机会的均等,人人受教育,开发民智,才能富国强兵。
他说: “盖教育之旨,在教人做人。社会多一失学之人,即社会多昧于做人的人;国家多一失教之夫,即国家增一短于爱国之民,其种祸之深,非浅智所能测也。”"国家基础,系于民众,民众德智,成于教育。”要兴办教育，就要“开发其富力”, “活泼其财源”,于是自然要兴办实业, “以工业救国”,是救国方法之一。工业救国不是个人的发财致富,而是一种“服务于国家之行”。冯庸不只是说说而已,他倾注全部资财兴办冯庸大学,他有言有行,从中可以窥见冯庸拳拳爱国之心。 资助条件差的学生,帮助他们挺过难关
"战阵有列矣而勇为本。”——左丘明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为做大事而散尽家财的奇人”，冯庸坚信发展工业可以救国，而发展工业基础在于教育。“教育救国”成为冯庸的理想，为此他变卖家产，创办冯庸大学，其不但为东北地区第一所私立大学，也是中国第一所结合军事教育的西式大学。冯庸的军事教育思想，是他在军人生涯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是对冯庸大学建校前和学校存续期间军事教育工作的总结和概括。这一思想的产生,是近代中国军阀混战、乱象横生,中国民族屡遭侵略、民族危亡的历史时期的必然产物。
1928年，冯庸发表了《我之所以实施军事教育者》一文,提出了军事教育观点和见解,标志着其静教育思想进一步发展,成为指导培养学生成为高素质综合人才的理论基础。 冯庸说:“本校教育以发扬国光、改造社会为使命。一方躬求德体智三育之实践,一方实施军事教育。以期养成德贞学纯、忠勇壮烈之青年,从事于救国工作。不仅注重操行、严格考试、强迫运动,且使学生生活纯为纪律化,以符军事教育之真精神。"
忠勇为战争取胜之本,这一思想为冯庸所接受。冯庸说：“我中华古代,尚武任侠，勇武壮烈之民族性,降至今日，几已丧失无余。所余者,怯懦畏缩、敷衍柔媚之劣性而已,唾面自干，苟且偷生,俯首帖耳,屈服于淫威强暴之下而不敢反抗者,皆此劣性之表现也。强权之敢于施其暴行,蹂蹦屠戳者,实国民之怯懦畏缩有以召之。杀我同胞,侵我国权,人民之宴安自若也。占我土地,据我名城,人民之嬉笑自若也。举国上下,为惧怕强权之心理所笼罩。一纸通牒，国人即心悸神昏帖然就范矣。此种屈服于暴力,而不敢反抗之奴隶性格,实足以亡国而有余。唯有实施军事教育,以养成其勇武壮烈之精神，俾能正义所在。"
随着冯庸大学名气日盛，所遵循的冯庸教育主义锋芒直指日本帝国主义，引起日军强烈不满，将之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1931年9月19日清晨6点30分，沈阳城沦陷，整个城市顿时陷入空前的劫难中。21日下午4点，冯庸大学和东北大学及东北大学工厂，均被日军占领，日本兵在学校内进行全面搜查，捣毁了校舍、实习工厂、办公设施等，将教室、宿舍的箱柜洗劫一空。日本兵还蛮横地强令学生们当天全部离校，不准再上课。
9月22日上午11时，日军将冯庸大学校长冯庸逮捕监禁。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威迫被关押的冯庸出任东北领袖，组织满洲独立，并正式提出两项条件：一是永远脱离国民政府，宣布独立国；二是承认日本在满蒙一切已得权利。本庄繁还承诺，在军力上由日方充分帮助，财政由满铁株式会社接济，让冯庸替代张学良主持东北政局。
冯庸大义凛然，断然拒绝：“因此若杀我，我亦死得光明磊落”，“死耳，誓不为卖国贼”。日本人认为冯庸还有利用价值，所以暂时未对冯庸下毒手。冯庸通过来探望他的老师给学校传递了一张纸条：“冯大师生速到北平。”学生们开始准备前往北平。
很多人开始为解救冯庸积极地活动。最后在冯庸大学日籍教授冈部平太帮助下，10月3日日军释放了冯庸。几经磨难，28日，冯庸回到北平主持流亡中的冯庸大学校务，筹备冯庸大学复校工作。
1931年，鲁迅先生写下了著名的檄文《“友邦惊诧”论》，痛斥国民党当局的卖国行径，同时，又义愤填膺地声讨日本帝国主义摧残东北大学和冯庸大学的暴行：
“只要略有知觉的人就都知道：这回学生的请愿，是因为日本占据了辽吉，南京政府束手无策，单会去哀求国联，而国联却正和日本是一伙。日本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了辽吉，炮轰机关，……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捕禁官吏，枪毙人民……报上不是说过，东北大学逃散，冯庸大学逃散，日本兵看见学生模样的就枪毙吗？ ——《“友邦惊诧”论》（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1932年10月1日，冯庸大学师生在北平西直门崇元观五号的前陆军大学校舍复校，张学良参加了开学典礼。1933年6月，冯家私产基本耗尽，冯庸大学再也没有恢复学校的力量了。经张学良同意，冯庸将学校并入东北大学。此事在《国立东北大学廿四周年纪念册》有如下记载：“1933年6月，冯庸大学结束，并入本校，所占原陆军大学校址，由军委会拨本校校舍。”冯庸大学绝大部分学生报考了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少数学生转到浙江大学和河南大学。还有的回东北加入中共地下组织继续抗日，有的青年投考军校，报效国家。
重建冯庸大学是冯庸一生的心愿，但遗憾的是这个心愿直到老人去世也没有能够完成。
1945年8月9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训令，“政治委员会"委员冯庸为本行营辽宁省区视导团主任，兼敌伪物资统一接收委员会监察处长。对于这一时期的工作，冯庸自己总结道: “余备员政委,忽忽二年,拾遗补阙,未敢惕玩, 自知弩钝,未尝自惜,期于政治纪纲社会人心有所挽济于万一,危言危行,事与愿违，开罪贪鄙，屡遭辱诟，然自审无愧怍行为, 自检尚公正纯洁,斯时斯世,只求心安不求人恕。
在沈阳工作之余,冯庸仍没有忘记冯庸大学,他有意地等划恢复冯庸大学的经费，率其下属崔子衡、苏莲肪来到原籍北镇县了解其产业情况，并将在北镇所有的土地、商号、同生药店等无偿收回,重新翻修同生药房6间门市房。同时，将在沈阳的沈河区一德街5段、6段、和平区中华大路18号等处房产收回。但最后算下总账,这些财产不敷办学所需,恢复学校愿望无法实现。
从此,冯庸再也不存在任何幻想。1947年5月15日于沈阳，冯庸赋诗一首:"爱花，花已残。惜春，春又去。柳萧萧，漫天飞絮。发半霜,负世誉,韶光空逝满眼非,千万虑。怨重重，恨也重重，进退都无据。为谁呕心血?为谁日夜忧？只求心安，不求人恕！愿以纯洁修，愿以公正励！公正，纯洁，泛爱，创造，才是人生趣。 ”
冯庸生于晚清末年，成长于民国时期，晚年病逝于台湾。一生亲历并参与了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处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旧中国积贫积弱、民不聊生、内忧外患等这一大时代背景之下，冯庸的一生同整个民族一样亦充满了坎坷与传奇。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无论是其亲身参与对日作战还是创办爱国大学，冯庸都是有功于抗战，有功于民族的，以爱国为指南，视名誉重生命，可为冯庸的又一写照。
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 滕文公下》
冯庸大学学生雷加在写给冯庸的女儿冯娜妮的信中说: “我在冯庸大学得到最多的是爱国主义教育,它是一座大规模的救国思想的摇篮。"
冯庸大学之所以培养了一大批勇于为国家献身的青年,就是首先从爱国主义教育入手的。始终充满着爱国主义激情,始终保持着对中华民族坚贞不渝的忠诚，可以说是一条人生主线,或者说是精神动力,贯穿冯庸一生,这种信念至死都沒有一丝改变。冯庸正是以这种大义支配自己的一生，才能做出惊天动地的事情。
冯庸有四次面临生死考验的经历：
第一次是中东路事件后,冯大组织义勇军上战场。他仍是抱着一死的态度和学生们一起上前线。当在车站欢送时,有的学生家长要见冯校长时,由于不便出面,他递出一个条子,表明自己的态度: “冯大学生有一个不生还,我就死在战场。”冯庸大学歼俄义勇军到达海拉尔战场时，冯庸对冯大义勇军作动员时说: “苏俄已经打到我们眼前来了!我们北上的目的就是要和这些俄国人一拼,现在机会已经来临,我们要有大丈夫一去不生还的勇气和决心,即刻出发,冲过扎赉诺尔,冲进满洲里，和英勇的也防军共同杀敌立功。"
第二次是两次驾机去苏联领土侦查,被苏军发现后,在密集的炮火和敌机围追下,英勇机智地与其周旋,加之地面冯大学生配合以猛烈的炮火冯庸还击围追的敌机，打得敌机狼狈逃窜。这件事一时成为脍炙人口的美谈。多年后当记者问及当年在中东路作战中驾机作战的往事时，他始则微笑不语，继则云:"我当时并非不知不如敌人,唯为鼓励士气,我有不计生死之决心。”好一个中华热血男儿!在面临生死与道义抉择时刻,舍生死而取道义,谁不为之肃然起敬!谁不由衷爱戴!
第三次是“九一八”事变后被日军所俘,他将生死置之度外，抱着死之心,不屈从于日本人的卖国要求。面对日本人诱其为“东北王”的劝说，他义正词严地拒绝: “死耳，誓不为卖国贼。”
第四次在东北易职前后曾三次驾机飞往南京，据推断,冯庸三次往返南京的使命应是担任张学良的特使，商议处理东北易帜之事。1930年，飞机失事，冯庸受伤，侥幸生还。
冯庸在遗嘱中写道："生于变乱，鲁钝无成，民德日颓，隐患无穷。当兹伦常崩解之世，能得埋于母坟阶下，吾心安矣。”
这是冯庸在1971年70岁之时，所立遗嘱的开头，没有华丽多彩的辞藻，没有戎马征战的回忆，有的只是一个老人临终前最简朴的嘱托，而通过这样一份遗嘱，人们也可以了解到一个曾经无限风光的老人晚年生活的点点滴滴。
在冯庸的遗嘱当中写到：“余曾尽忠国家，以廉勤公正为矢;亦曾尽孝民族，以明耻施教为的。”这两句话，前一句是说冯庸的从军经历，而第二句则是讲述自己创办冯庸大学。在冯庸看来，这两段人生经历，是自己为国家、为民族尽忠尽孝的重要事情，也是自己人生中最为辉煌的事情。如今，冯庸大学已经成为历史名词，冯庸唯以这些身边的学生来怀念自己无法忘却的冯庸大学。
冯庸在遗嘱中还写到：“自‘九一八’迄今，我中华民族忍受无数巨创，忍受无限难堪，希望有血气的后人能够报仇雪耻。中国同胞受屠杀于日本，文物毁失，此等耻痛。刻骨铭心，祈祷国人不要忘记。”
作为历史的亲历者甚至是缔造者，冯庸对国家、对民族、对和平、对统一的那份特殊感情，是不足为外人道的。
冯庸大学犹如一道暗夜彩虹，在天空中留下一抹绚丽的弧线,那份精彩、那份美丽令莘莘学子痴想迷恋，令故乡后人回味无穷，令诸多教书育人者心生永远的遗憾。但是，深邃的星空因流星的终闪更显生机，浩瀚的大海因浪花的粉碎更显活力，美丽的昙花因瞬间的绽放更显美丽，这些短暂的辉煌使得人类生命的历程更显得弥足珍贵。
如是冯庸宁静恒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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